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四年前的一天，我打開了嘉樂紙廠的檔案卷宗，李劼人先生的手跡突然出現在了眼前，讓我感到激動和不安。那些信函大多寫于八十年前，但在我翻看它們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那些封存了大半個世紀的信就是寫給我的。確實，在那一刻我已把自己當成了遲到的收信人。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做了這樣一件事：穿越時空而來的舊信通過《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書傳遞到了讀者的手中，將一個時代重新蓋上了歲月的郵戳。

當我再度回憶起那段神奇的寫作之旅時，仍然為其中的因緣際會感到不可思議。作為文學中的李劼人是為人們熟悉的，而作為生活中的李劼人卻鮮為人知，我想李劼人先生能夠在書中清晰地現身，回到了公眾的面前，就源于我在檔案館中那一次不尋常的相遇，而這一次我們有了重新認識李劼人的契機。

　　1914年秋李劼人攝于瀘縣，時22歲。

　　1919年11月，李劼人（二排左三）、王懷仲（二排右三）等赴法前在上海留影。

一“自由著述”：李劼人的黃金十年

說李劼人，首先要說到他的文學，人們認識他主要是通過他的小說作品，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大河三部曲”。但很多人并不太知道《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是在什么情況下寫出來的，在創作的前前后后到底發生了些什么事情，而這些恰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是破解李劼人一生創作的關鍵所在。

李劼人從中學時就喜愛讀小說，“為同學講說，其語言抑揚頓挫，其敘述描繪入神……劼人名聲著于全校，他人莫能企及。”（魏時珍《未料強悍身先死》）中學畢業后，他便給報館寫小說，大受青睞，從此就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但李劼人最旺盛的寫作時期是兩個階段，一個是從法國歸來不久的幾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間，他的不少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就寫于此；一個是1935年到1937年之間，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這兩段加起來大概在十年左右，也就是說，李劼人真正的文學成就主要在這十年之中。

那么，為什么文學給他的時間這么短暫呢？這是因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其他方面。從1925年醞釀創辦的嘉樂紙廠開始，便早已埋下了轉變的種子，而1937年后的抗日戰爭更是直接改變了李劼人的人生軌道；到抗戰結束后，他似乎可以回到寫作上來了，但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動蕩又讓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實際上在1948年初，李劼人還有過一次掙扎，他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天魔舞》，當時正處于大變革時期，內戰形勢烏云密布，但這一次寫作的努力并沒有將他拉回，他很快又被卷入到了工廠的生死存亡中去。到1952年公私合營，李劼人可以得以解脫了，但他又當上了成都市副市長，走入了政界，從此留給他的文學時間已經越來越少。

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書中，比較詳細地講到了兩個關鍵的年份，即1925年和1937年。1925年的時候，李劼人剛從法國回來不久，他當時在《川報》里謀事，因為不滿報紙的紙張質量，便萌生了創辦紙廠的想法。未料李劼人的人緣極好，很快就召集了一群朋友來參與，此事為后來的經商之路埋下了伏筆。李劼人是急公好義之人，在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之際他就是成都的聯絡人，廣聚天下青年才俊，其中不少人成為了中國現代政壇的風云人物，但他在政治上持中立態度，不愿卷入政治風潮，而是把超強的組織能力用在了從商上。但紙廠成立之初的前十多年并不順利，磕磕碰碰，幾欲關門。李劼人當時也處于邊緣狀態，為了生存他辦起了小雅菜館，在學校兼職教書，甚至到盧作孚的民生機械廠謀事。這一過程中，李劼人的寫作呈現出了噴薄的狀態，《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接連而出。但到了1937年，嘉樂紙廠的股東結構發生了變化，新的投資進入，他又被推到了工廠管理的核心地位；而這一次讓正處于黃金寫作期的李劼人突然間放下了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經營中去，從此他想創作一系列“大河小說”的夢想遽然斷流。

實際上，李劼人最想過的日子是“終日躲在家里，不衫不履，寫寫字，看看書，喝喝酒”，他把“自由著述”當成了自己神往的寫作佳境。最關鍵的是李劼人裝了一肚子講不完的故事，“把幾十年來所生活過，所切感過，所體驗過，在我看來意義非常重大，當得起歷史轉折點的這一段社會現象，用幾部有連續性的長篇小說，一段落一段落地反映出來。”但可惜在寫完《大波》之后，他就被迫離開了書桌，走進了繁忙的商業生活。他寫作上的“黃金十年”就這樣匆匆地過去了，導致這樣的原因，一是因為生活的困窘，就在寫《死水微瀾》的過程中，李劼人還在不斷地靠借錢度日，由于家累甚巨，他甚至在工廠中借了上千元來應對拮據的生活；二是戰爭的來臨徹底打亂了創作的節奏，文學的語境已非戰前，國家的存亡放在了首位，焦灼和迷茫漂浮在時代的上空，這也逼迫李劼人要有新的選擇。

說起來這確是李劼人的悲哀，但從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中國文學在1937年是個分水嶺，后面由于社會的動蕩、經濟的崩潰，每一個人都身陷其中，李劼人固然有巨大的文學抱負，恐怕也難有大的作為。也就是說，他確有很多的遺憾，但那些遺憾實際是他無法跨越的大變革時代中個體的渺小和無奈。

李劼人創辦的《風土什志》

二 命運之手：身邊的貴人

在李劼人的一生當中，有幾個關鍵性的人物不能不講。特別是在創辦嘉樂紙廠的27年中，就接連出現了幾位重要的人物，他們的依次出現基本構成了李劼人的命運鏈條，并從暗中推動著他的人生進程。

第一個要說的是舒新城。他與李劼人相識是在1924年，因為辦報李劼人剛好遭遇了牢獄之災，而由于舒新城的原因又讓李劼人進了一次牢房。事情是這樣的，舒新城受聘在成都高師教書，不久就與校花劉舫產生了師生戀，遂引起軒然大波；后來軍警追到了李劼人家中欲將之緝拿歸案，危難之際李劼人將之掩藏，自己卻被抓去抵罪，在獄中還把結婚戒指弄丟。舒新城順利得以逃脫。這一段驚險的經歷讓舒新城感動至極，從此兩人有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后來舒新城到了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所所長，對李劼人的書籍出版傾盡全力相助，《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皆由中華書局推出。在李劼人寫作最盛期中，舒新城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李劼人的后顧之憂，預支稿費、推薦稿件，讓他心無旁騖，專心致志于創作。如果沒有舒新城，李劼人的寫作和出版效率不可能如此順利，不到三年時間就完成三部大作，這對當時在文學界名聲并不大的李劼人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第二個是王懷仲。他是李劼人同一批留法的同學，兩人是同時在上海坐上的遠洋輪船。剛到法國不久，李劼人就大病了一場，王懷仲便讓他去拉蜜爾小城養病，與之結下了一段不同尋常的友誼。1925年在李劼人動念興辦紙廠之時，第一想到的就是王懷仲，因為他在法國學的就是機器造紙，“制造一事則一概委之老王”（李劼人給何魯之的信）。這個被親切地稱為“老王”的王懷仲，實際比李劼人要小七八歲，但就是他的加入，才讓李劼人有了辦廠的底氣，開始尋求辦廠之路。恰好王懷仲又是個有造紙理想的人，做事兢兢業業，如果沒有他，裝備粗陋、技術欠精的嘉樂紙廠撐不到幾年，依當時復雜的情況應該早就關門了，王懷仲是李劼人在工廠經營中的得力助手。

第三個是陳宛溪。在李劼人走上經商的道路中他是最重要的人。陳宛溪是個傳奇，他從五十歲開始創業，親手締造了一個絲綢帝國，成為了當時四川最大的絲綢商。但他很支持李劼人的造紙理想，最先投資了嘉樂紙廠一萬元，又把張富安拉上投資了一萬元，還將一家歇業的堿廠用地皮折價入股，從此奠定了工廠的發展基礎。但奇怪的是，李劼人與陳宛溪素昧平生，只是靠一封推薦信，居然是在第一次見面后就爽快地定下了投資計劃。所以陳宛溪是李劼人最大的貴人，李劼人稱之為“有力量的人”，因為單靠幾個舞筆弄文的窮文人，是不可能折騰這么大的事的。但他們是忘年交，李劼人為陳宛溪的坦蕩和睿智所感動，后來他每每想起這段神奇的經歷，“回思起來，尚覺詫異”。

第四個是孫震。其人是蜀中軍界的大人物，曾在抗戰中任22集團軍總司令，晉升陸軍上將銜，但他素有文化情懷，創辦了成都樹德中學，影響了萬千學子。李劼人與之的交往最開始是因為孫震對貧窮學生的資助，而當時是李劼人在中間牽線，由此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后來李劼人引薦孫震投資嘉樂紙廠，其目的是想靠工廠的利潤來補貼學校，未想到了抗戰時期，紙廠的生意一度非常紅火，孫震再度投下重資，成為了嘉樂紙廠的第一大股東。而在此之前，由于內部股東的糾紛，李劼人在公司的地位岌岌可危，而孫震無形中成為了他最大的靠山，并由此穩固了他長期在董事會的地位。

上面的四個人在不同的階段出現，猶如冥冥中的安排，都深深地影響了李劼人的人生走向，缺少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李劼人的“下一步”都會充滿懸念。當然，也因為他們的出現，才從暗中影響了李劼人在寫作與經商之間的轉換，而這段非凡的歷程也讓李劼人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嘉樂紙廠董事長樓，李劼人曾長期在此辦公。

李劼人所持嘉樂紙廠股票

成都崇德里舊址。嘉樂紙廠曾經在此辦公長達二十年之久，1944年后曾正式作為嘉樂公司總部辦公地

三 蹉跎人生：二十七年經商生涯

李劼人是文人，也是商人，還是政府高級官員，他具有一般的作家所沒有的“復雜性”。在以往的李劼人研究中，更多的是從作品文本中來研究他，但這只是一個維度，顯然不盡全面。我在寫作《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書的過程中，比較多地接觸到了他經商的這個層面，而且我發現這可能是李劼人人生中最豐富、最重要的層面。李劼人集中寫作的時間也就十年左右，從政的時間還不到十年，但他經商的時間長達27年，從青年到壯年都耗在了里面，可以說他的三分之一多的人生時光都跟經商連在了一起。

李劼人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經營一家紙廠，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客觀上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成就。嘉樂紙廠是四川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紙張的生產供應從客觀上支援四川的文化、教育發展，這在抗戰時期尤為突出，這里面有李劼人很大的貢獻；同時，李劼人通過工廠的經營一定程度實現了他文化情懷，如支持辦刊、贊助辦學、救援貧困教授等，而且嘉樂紙廠一直都在做慈善事業，資助孤兒院，有專門的“文化事業補助金”，是個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另外，嘉樂紙廠占地五十余畝，有三臺紙機，這在當時確實算是有一定規模的大企業了，而且還匯集了像孫震、鄧錫侯、田頌堯、董長安等四川軍政界的大佬作為股東，這確非一般企業能夠做到，所以嘉樂紙廠的歷史就是四川民國工商史的一部分，也是研究民國社會史非常好的標本。

李劼人的商界經歷對其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如對社會生活就有了新的觀察角度，對三教九流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接觸和理解。在《天魔舞》一書中，他一開篇就寫到了一個“同益曹達堿廠”，這個廠是虛構的嗎？不是，是實有其廠，而且是當時嘉樂紙廠剛剛入股的一家企業。李劼人為什么會寫到它呢？這里面就有很大一段故事可講，他在戰后為了發展壯大，想把工廠做大，就欲把當時最大的中央紙廠盤下來經營，為此他東奔西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最后還是沒有搞成，于是就轉過來入股投資“同益曹達堿廠”，以補遺憾。也就是說這背后有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如果你不了解，就很難知道李劼人寫這個廠的目的。李劼人的寫作有開闊的氣象，有扎實的生活底蘊，就與他的這段經商生涯是分不開的。李劼人的小說都有“史”的現實元素，有宏大的歷史背景，甚至有真實的歷史人物原型，而嘉樂紙廠本身就是一段波瀾起伏的歷史，這是與他的寫作相輝映的。

再就是經商對他人生的影響。李劼人一生都想過一種自由寫作的生活，但命運好像就偏偏不給他，而他認為自己最不擅長的經商，恰恰讓他折騰了半生。我用一句話來形容過李劼人的這段生活：生路步步緊逼，命運暗中牽引。為什么這樣講呢？這是因為他的為文、經商、從政其實是連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分開，沒有寫文章、辦報的經歷，就沒有創辦紙廠的想法，沒有經營企業的艱難，也就沒有從政的選擇，這里面有深層的生存邏輯。但是，也正因為李劼人在漫長的人生中有如此復雜的經歷，經過了如此蹉跎的歲月，才成就了他作為一個文學大家所具備的豐富性，如果不解其中況味，就很難真正地理解李劼人。

　　1957年，李劼人在菱窠修改《大波》。

　　1957年，李劼人在菱窠修改《大波》。

　　李劼人外孫女李詩華拿著《李劼人往事》在外祖父像前

四 不應被忘記的李劼人

李劼人是地道的成都人，生于成都，死于成都，除了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四年多時間外，他一生幾乎主要生活在成都。李劼人的寫作也是圍繞成都來做的，所以他的文學有濃郁的地域特色，彌漫出一種川西鄉土的氣息。但他并非一個純粹的鄉土作家，他的小說中有中西結合的元素，有宏大的歷史構架和史詩風格，這都是他在新文學中獨樹一幟的。

李劼人的小說有三個源頭，一個是中國舊小說對他的影響。李劼人讀中學時就篤愛小說，凡能搜集到的小說均有滋有味地讀，并在同學間去講書，他的同學魏時珍就回憶：“圍坐者莫不屏息傾聽，令人神往。既搖‘夜自習’鈴后，始怏怏散去，相約次日同時再講再聽。”李劼人一直有讀明清舊小說的嗜好，甚至到了1935年，他還請在上海的舒新城為其“代購舊小說若干”。所以，李劼人小說在人物和細節描寫中常常有舊小說的神韻，應該說這是繼承了傳統文學的精華。

另一個源頭是法國文學。李劼人在法國游學四年多，這也是讓他眼界大開的四年。但由于家中經濟支持有限，必須自己想法賺錢，他常常以翻譯作品為謀生手段，而這對他深入接觸法國文學非常有利。十九世紀的法國是人才輩出、高峰迭起的文學大時代，李劼人翻譯過莫泊桑、福樓拜、羅曼·羅蘭、都德、龔古爾等法國作家的作品，他們都或多或少影響了李劼人后來的創作，甚至有人認為他的《死水微瀾》是借鑒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但真正影響他的是文學新思想，當時的自然主義文學正在法國興起，其倡導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創作理念，正是西方現代文學大潮下的產物，而這被身處法國的李劼人最早感受到了，并將它們帶回了中國。同時李劼人受當時法國的“大河小說”的影響也很深，他的小說就汲取了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左拉《盧貢—馬卡爾家族》的創作模式和全景式的敘事風格，用文學再現歷史。李劼人曾經也有創作十部“聯絡小說”的宏大計劃，想要“當得起歷史轉捩點”的文學重任，無疑這是為中國長篇歷史小說開先河的事情，而這也是郭沫若稱其為“中國的左拉”的原因。

還有一個源頭是四川方言。李劼人游學西洋，自然懂得洋與土的區別，但他在寫作中選擇了最土的方言，讓人感到很奇怪。其實，這顯示了他的語言自覺。李劼人所涉獵的題材都是四川鄉土和歷史題材，他選擇用四川方言來寫作，在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講述上更有獨特的神韻。方言寫作生動、活潑、透徹，讀李劼人的小說，常常為他在四川方言使用上的恰到好處叫絕，可謂有滋有味、精彩絕妙，換成另外的語言就不行。其實，李劼人也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最為鮮活的四川方言，還文學以靈性和自由的土壤，使之不被規范語言侵蝕，這不是狹隘，恰恰是對文學的貢獻。

應該說，這三個源頭構成了李劼人小說的底色，既有對傳統文學的繼承，也有從西方文學的輸入，還有對鄉土語言的喚醒，他的作品所呈現出的現代性在八十年前的中國是少見的，這在他同期的作家中也是絕對出類拔萃的。在經過了半世紀后，人們逐漸發現李劼人留下了真正的文學，不是那種喧囂一時、倏忽而過的東西，而是與世界一流文學接近的好文學，他不應被忘記。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誕辰130年，《李劼人往事：1925-1952》的順利出版，正好成為了最好的紀念。李劼人的外孫女李詩華在看過書后說：“甫一開篇，即被引入百年成都，眾多史實，一一還原，我輩后人，再受震撼”。顯然，這是一部還原歷史之書，同時也是一部致敬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