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邦:小說是對生活的再理解
《范豆子》寫了足足一個月,很多時候寫不下去,不知道范豆子的結局是什么。我很少這樣,一般是想好了開頭和結尾才創作的,這次卻陷入了盲區。岳父去世后,岳母一直和我們生活,后來她患有腰椎管狹窄,嚴重的時候就躺在床上,每天需要翻身,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解決。我起初找了一個護理工,護理工覺得太辛苦不干,于是我就接著找。岳母厭煩這個世界,好幾次想到死,她不想拖累我們。我就鼓勵她活下來享受生活,讓她留戀這個世界。那時候我就開始構思這個小說,但是找不到好的切入口。到了后期,我愛人動員我把岳母送進養老院,我不同意,岳母也不反對,但她心里得離開了我們就等于進入了監獄。后來,孩子面臨高考,我們實在沒有時間照顧好岳母,就把她送進了養老院。我幾乎每天都去看她,以至于養老院的人都以為我是岳母的兒子。沒多久,岳母去世了。我很愧疚,覺得如果不送她去養老院,她還會活著。我一直感覺岳母是不想活了,因為她覺得養老院不是她的家,或者說,她是不想拖累我們。
我不想重復自己,更想寫一種別樣的生活。生活的內容太豐富了,我就想寫一個范豆子這樣的人,一個生活在底層的郵政工人。我家附近有一個郵政所,我經常去那里取稿費或者郵寄東西。后來,與他們也比較熟悉了,就經常聊天。他們知道我是個作家,就開玩笑地說,你也寫寫我們。于是,我就把范豆子的職業設定成郵政員,關于他和母親的感情,我就移花接木把岳母寫了進去。
這十年來,都市題材小說發展到以故事講述為主。小說的寫作風格和走向趨同,有現代含義的作品越來越少,故事性強和寫實風格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如今,很多作家都在轉行,都趨向于寫故事。這個局面是怎樣造成的?最大一個牽制點便是市場,是這個市場杠桿起了關鍵的作用。出書,包括出刊物,都得考慮市場因素。我的寫作風格就很寫實,《范豆子》就是如此,關照社會,寫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可我真不是為了迎合市場,或許是市場和我應對了。
前幾年,我曾經去英國倫敦西斯敏中文圖書館講課,席間和當地的華人文學朋友聊天,他們談到現在國內的都市小說題材重復,手法相同,故事不新鮮,人物不迷人。一位參加過文學評獎的評委也對我發出感慨,即便是獲獎的小說也有題材相撞、故事雷同的現象。怎么就造成了這種尷尬局面呢?怎么寫著寫著就都朝一條路上走呢?讀者看完小說,覺得在什么地方看過;或者看完了以后說,還不如我看到的生活精彩。過去說,寫小說一定要有生活,現在則是一定要有精彩的生活,比讀者看到的生活更震撼。我是寫小說的,知道做到震撼很難,做到比讀者看到的更精彩也不易。其實寫都市小說表面上是在講故事,實際上故事只不過是載體和平臺,它內里隱含的東西很多,提供的多元化信息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維、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導向、新的觀點都要包含其中,只是作家把觀點和意旨全都糅在了故事層面上。一個文友說,作家在寫都市題材小說上比什么?比你有沒有一種啟發人、啟發社會的觀點。你沒有觀點,你的小說就沒有社會影響力。在這部《范豆子》中,我塑造了一個對親情執著的人。他不自私,甚至犧牲自己的愛情。我接觸過這一類人,我一個朋友為了照顧年邁多病的母親,每天騎著自行車往返十幾里地,后來,妻子覺得自己太吃虧了,要和他離婚。他很痛苦,因為他從內心喜歡妻子。可在妻子和母親之間,他選擇了母親。他妻子再婚的時候,他痛不欲生,與我說起來淚流滿面。我不希望“范豆子”也這樣孤獨,我給了他希望。著名作家蔣子龍說過,一個作家關鍵要有想象力。小說創作就是這樣,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浮想聯翩,這樣,讀者才會有跟你享受的可能,才有一種歡娛感。想象力不是走怪誕的路,是對生活的再理解,是對本來就很復雜神奇的生活的再現。
之所以寫《范豆子》這么困難,我是想寫得精彩一些。故事好構思,人物游走于故事就得出新意。我熟悉岳母這樣的老人,但我不熟悉“范豆子”這樣的基層人物。我只有盡可能地接近這樣的人物,寫出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小說寫得更加精彩,更加富有陌生化和新鮮感,更加有文化韻味,更加有精粹的地域情懷。“范豆子”對生活對親情的這種執著就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構思,其中蘊含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倫理,所以,我選擇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