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方向明，男，浙江慈溪人，中國作協會員，散文、小說、評論散見《人民文學》《十月》《散文選刊》等期刊及多種選本。著有散文集《故鄉書》《西皮散板》，主編《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紀念文集》等。

斯人可嘉

——袁可嘉交游及家世

方向明

袁可嘉與卞之琳

沒想到我會寫卞之琳。對于我說來，卞之琳是寫在書里的。是遙遠的星辰。是銅像。一次在南京吳為山雕塑館，見到一尊銅像，寫著卞先生的名字，立刻聯想到一些看不懂的外國字。那時只知道，他是能將外國字翻成中國字的翻譯家，很了不起。

對卞之琳的親近，自然是因為袁可嘉。讀可嘉先生的文章，曉得卞先生和沈從文、馮至，還有聞一多、朱自清、楊振聲等先生，都是袁可嘉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袁可嘉說“西南聯大對我的影響是重要的，可以說基本上決定了我后來要走的路。我有幸在這里遇見了許多好老師。他特別點出沈從文、馮至、卞之琳的名字，說他們都對我有過許多幫助”。在編袁可嘉紀念集的一年多時間里，還讀到可嘉先生很多文字，給我的直覺是，袁可嘉與卞之琳先生可能是最親近的。

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新校舍的茅屋里，21歲的袁可嘉捧讀用土紙印刷的卞之琳的《十年詩草》，很受震動，驚喜地發現“詩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寫法的”。袁可嘉自述“曾受業于之琳師兩年（一年學翻譯，一年學現代小說藝術），新中國成立后又長期和他共事并在他指導下工作，對他的詩品人品都很敬重”。正是在卞之琳等先生的影響下，西南聯大的青年學生袁可嘉走上了現代主義的新詩之路。研究者發現，袁可嘉的一些作品與卞之琳的作品有著“血緣”聯系。香港大學張曼儀教授早在1984年出版的《新編中國文選》提到《沉鐘》時寫道：“這首詩在構句和命意上受卞之琳的影響，另一首《空》簡直是卞詩《白螺殼》的縮影，而兩首都歸結于對生命的沉思。”

卞之琳之于袁可嘉，是新詩創作和研究的引路人。但他們之間，又遠不止于此。師生之間，處著處著，多了一層超出師生的感情，這是很寶貴的。卞先生與學生袁可嘉之間，就有這么一層關系。袁可嘉的第一份工作是北大西語系助教，擔任大一英語課的教學。1950年夏至1953年底，袁可嘉離開北大，被調到中宣部毛選英譯室，和老師錢鍾書做了幾年的同事。毛選譯校工作結束后，袁可嘉調入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譯，主要是為英文版《中國文學》譯現代詩和短篇小說。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那時國內作家寫的東西在審美上是不大經得起“翻譯”的。袁可嘉在1992年寫的《自傳》里說：“1957年我覺得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不適合我的志趣，主動申請調離，經卞之琳老師引薦，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組擔任助理研究員，正式開始搞英美文學的專業研究和翻譯工作。”短短幾行字，令人產生很多聯想。我不曉得不善言辭的袁可嘉怎么和卞先生商量的；同樣不善交際的卞先生又是找誰說了，動用了怎樣的“關系”？反正，憑我的直覺，茲事體大，袁可嘉寥寥數語，背后的過程已經難以再現了。不過，彼此知己般的情誼，顯然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的師生關系。

我總覺得這一對師生很像。先說卞先生吧，童道明先生曾憶起外國文學研究所幾位前輩，寫過馮至、李健吾后，說到卞之琳。他說，三位都是人好學問也好的老前輩，但那時年輕人對他們的稱呼是不一樣的。我們不管當所長的馮至叫馮所長，而是叫他馮至同志；李健吾是黨外人士，我們叫他李先生，或健吾先生；卞之琳呢，干脆叫他老卞，他是老前輩中最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的。哈哈。

同事中流傳著卞先生的一樁逸事。卞是詩人，也寫散文，20世紀60年代時寫過一篇《漏室銘》投給《北京晚報》，記述他遭遇的居室漏雨之苦，行文詼諧，怨而不怒。《北京晚報》當時發行量極大，卞先生一時間也因此在北京老百姓中間獲得了知名度。一次到醫院看病，醫生見到病歷上的名字，就問：“您就是寫《漏室銘》的吧？”讓卞先生哭笑不得。

卞先生性情溫和、詼諧、謙和，與我所知道的袁可嘉先生很相近。袁先生個子不高、謙遜、平和、低調。《文匯讀書周報》的鄭海瑤寫過一個專訪稿，題為《古典的現代主義者——袁可嘉》。這一提法，同是“九葉”詩人的鄭敏在香港“中國與現代主義”研討會上也說過。不過，在袁可嘉看來，兩人所言意思有所不同。鄭敏說的是袁可嘉早年詩作受了中國古典詩詞影響；而鄭海瑤則是說，袁先生氣度平和，衣著樸素，主張現代與傳統融合。

大概就是性情、氣質和秉性的相近相通，袁可嘉和卞之琳的情誼歷久彌篤。卞先生作古多年后，在袁可嘉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追思會上，說話率直的翻譯家江楓稱，袁可嘉的詩歌譯作，三百年后人們還將記得；他說，袁可嘉是有著至善至美品質的真實的人，我能夠感同身受的，是他的尊師愛友。他對卞之琳先生，執弟子禮堪稱楷模。在江楓看來，弟子對師長最大的恭敬莫過于發揚光大其學術成就。1989年卞先生詩創作60周年之際，袁可嘉撰文《略論卞之琳對新詩藝術的貢獻》。1990年8月4日，“卞之琳學術討論會”在京舉行，會上分發了由袁可嘉一手組織出版的論文集《卞之琳與詩藝術》。從可嘉先生的尊師重道，足見他對傳承的認真不茍。

外文所同事童道明說，卞先生去世前好幾年就不出家門了。熱心的年輕人張曉強不時去看望看望他，回來還告訴我們一個他的發現：“卞先生喜歡吃油炸馬鈴薯片。”“為什么？”“他喜歡聽馬鈴薯片咬碎時發出的響聲。”童道明聽出了卞先生晚年的寂寞，我則聽出了卞先生的有趣。也許童先生說的是對的。

2000年11月24日，另一位年輕人從上海到北京專程探訪卞先生。客人進門時，卞老正在看女足比賽的電視轉播。老人喜歡看足球比賽，對英超聯賽各隊的情況如數家珍。他平時還喜歡聽昆曲和江南絲竹。客人問起老人的身體，女兒青喬說，爸的胃不太好。吃得很少，有時只喝點酸奶。問到12月7日要舉行的卞老文集首發式和作品研討會，不知卞老是否參加？青喬說，這次生病，爸特著急，他很想去會會各位朋友。休息幾天，7日應該沒問題吧。三卷本《卞之琳譯文集》剛出版，大家都在為籌備文集首發和研討，為慶賀先生90周歲壽辰而忙碌著，誰都沒想到，12月2日上午9點15分，卞之琳先生溘然長逝。這時，離他90周歲生日僅差六天。

這時，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袁可嘉興致勃勃地算著時間，為參加恩師90周歲壽辰及研討會，他不顧家人的反對，執意要回一趟北京。他甚至說，就我一個人，我也要去！寒冷的冬天，拖著病體，袁可嘉在大女兒曉敏的陪同下，從紐約飛到北京。可是，到了北京，卻傳來恩師去世的噩耗。文集首發式和作品研討會還是舉行了，只是，慶生變成了追思。12月8日（正是卞老90周歲生日），卞之琳先生的遺體由家人護送到北京八寶山公墓。這位90周歲的老人，身著西裝，安臥鮮花叢中，面容依然清癯安詳。女兒青喬精心包裹好剛剛出版的譯文集，把它和老花鏡等物件放進棺木，還特地備了一本筆記本，兩支筆。“怕他一支不夠用。”在即將合上棺木的最后一刻，卞之琳先生的老學生，79歲的袁可嘉離開后又奔了回來，伏在卞先生的身邊，喃喃低語。卞先生生前最喜歡白玫瑰，袁可嘉將兩朵白玫瑰，輕輕地放在了卞之琳老師的胸前。

8年后，87歲的袁可嘉追隨老師而去：2008年11月8日，袁可嘉在美國的女兒家中安詳離世。

袁可嘉有一首與卞先生名作《斷章》同名的詩：

我是哭著來的，

我將笑著歸去。

我是糊里糊涂地來的，

我將明明白白地歸去。

“九葉詩派”的誕生

“九葉詩派”是如何形成的？“九葉派”的命名又是怎么來的？

謝冕著《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版）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新詩“復興的年代”，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歸來，是這一時期中國詩歌最為動人的風景。而九葉詩人又是眾多“歸來者”當中頗引人矚目的，放著“異彩”的詩群。在這部帶著詩歌激情的文學史著作中，謝冕對于“九葉詩派”做了非常概括的描述，他認為，作為一個詩歌群體，九葉詩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鮮明的現代主義傾向。謝冕不無詩意地寫道：“九葉”在新時期的陽光下伸展著濃郁的春意，作為現代詩的前輩，他們成為“朦朧詩”最有力的支持者。

作為“九葉”之一的袁可嘉，關于九葉詩派的發端，有著十分節制的敘述。他在《袁可嘉自傳》中回憶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詩歌創作，談到了一段重要的史實。“1947年，在上海辦《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的朋友之一，詩人陳敬容寫信和我聯系，約北方青年詩人（如穆旦、杜運燮、鄭敏、馬逢華等）為他們撰文寫稿，這個南北串聯實際上是后來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葉詩派’的肇始。”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九葉詩派”是時隔30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才得名的。袁可嘉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悲欣交集的史實，卻也是那么波瀾不驚。

可是，我們在袁可嘉的文字里，找不到關于20世紀80年代初《九葉集》編輯和出版的細節。這件事是怎么發起的？集子又是怎么命名的？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同為“九葉詩人”的鄭敏先生在2004年10月14日撰寫的悼念詩友王辛笛先生的文章中，談到了《九葉集》編輯出版的緣起。鄭文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細節，以及詩人的筆觸。“那是一個早夏，我接到詩人、書法家曹辛之的短函，說請我去他家參加一個詩人的小聚會。在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所謂20世紀40年代的詩人，曾被熱心的詩人及當時的《詩刊》負責人之一邵燕祥先生重新挖掘出來，作為一批‘出土’詩人，重新出現在《詩刊》上，這不能不說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當時的新詩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新詩再一次匯流、握手，而找回詩歌的更豐富的源頭。”

據鄭敏先生的回憶，那次聚會上，在出版社工作的曹辛之對詩友們說，新中國的詩歌讀者們，大約都沒有機會讀到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新詩；他希望那天到他家的幾位，加上沒到場的，9人各選出十幾首20世紀40年代的舊作，出本合集，獻給今天的詩歌愛好者，以彌補人們對于那個年代詩歌記憶的空白。那么這本合集，應該叫什么呢？鄭敏寫道：“我們帶著那個時期從舊時代走過來的文人普遍存在的自卑心態，否認自己的作品是‘社會主義的花’，那么它們是什么呢？”最年長的王辛笛說，咱們9個人的舊作，就算作陪襯社會主義新詩之花的9片葉子吧！這樣。就誕生了《九葉集》的書名。“我們心甘情愿地從‘花’退到‘葉’的位置上，心中暗暗慶幸，若不是九人中有一位在出版界供職的曹辛之，恐怕連葉子也當不上，只好扼殺于舊日的泥土中了。回顧那些初見曙光的日子，我們還算是幸運的一批。”鄭敏明確地說，“王辛笛是《九葉集》的命名人”，而在命名的過程中“充分證明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成熟”。在鄭敏看來，曹辛之則是發心做這件事的“發起人”。鄭敏先生不無感慨地寫道：“《九葉集》的問世揭開了新時代新‘新詩’的帷幕；然而那些揭開帷幕的手，卻是一些在20世紀40年代拿起詩筆的，布滿歷史皺紋，走向老年的手……”

有人說，如此看來，“九葉詩派”的誕生似乎是一個偶然的歷史現象。鄭敏老人懷念王辛笛先生的這篇文章，題為《必然中的偶然》。我以為，這篇文章最大的價值就在于，老人揭示了一個哲理。曾就讀于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詩人，如此寫道：

——“我們的相逢是很偶然的，但因為我們都出現在中國新詩20世紀40年代的網上，我們的相逢又是必然中的偶然。”

——“《九葉集》的問世是那個時代詩歌創作一個必然中的偶然，因為是時代創作氣候的必然使得這原本不相識的9個詩人在偶然的聚會中留下了新時期詩的軌跡，歷史就是這樣用它的必然將許多的偶然串成項鏈，織成網絡，這就是文化，許多偶然穿成的人們心靈的必然的痕跡。”

“九葉詩派”已被寫入許多文學史教材和著作，穆旦的詩作更是幾乎被推上了中國新詩的巔峰。事實上，九葉詩人創作繁盛期的20世紀40年代，的確沒有這個“派”名，當年他們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團體或同名的中心刊物，只是有著共同的藝術傾向和追求。之所以被稱為“九葉派”，是在《九葉集》出版之后逐漸叫開來的。他們的作品后來被收入《中國現代十大流派詩選》（吳歡章主編）中，正式被人們承認。這個被承認，“九葉”的每一個成員都是不可或缺的，作為“九葉”之一的袁可嘉，在這方面又有著怎樣獨特的貢獻呢？

1981年出版的《九葉集》，并沒有請當時的文壇泰斗作序，也不是最年長的王辛笛寫序。這篇序，是“九葉”成員們“公推”袁可嘉寫的。之所以讓袁先生擔此重任，我以為是袁可嘉在現代派文學（尤其是詩歌）理論方面的造詣和成就決定的。此文堪稱“九葉詩派”的理論宣言，而袁可嘉也因此被稱為“九葉的理論代言人”。

袁可嘉也果然深孚眾望。序文開宗明義說，9個年輕詩人寫出了“憂時傷世”的詩篇，內容上具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藝術上吸收了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手法，在“我國新詩的發展史上構成了有獨特色彩的一章”。他認為，9個作者對詩與現實的關系和詩歌藝術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有相當一致的看法，正因如此，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判斷：“他們在風格上形成了一個流派。”（于他，于整個詩歌界，這么說可能是第一次吧？）袁先生還把他們的詩與其他“派”的詩歌做起了比較，他認為，比起當時的有些詩來，他們的詩是比較蘊藉含蓄的，重視內心的發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現代派來，他們是力求開闊視野，力求接近現實生活，力求忠實于個人的感受，又與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的。在藝術上，袁可嘉指出：使“思想知覺化”是他們努力從西方現代詩里學來的藝術手法，簡明而精到地點出了九葉詩的藝術特點。序文指出了“九葉”共同的傾向，并一一點評了其中八位各自的鮮明個性，“穆旦的凝重和自我搏斗，杜運燮的機智和活潑想象，鄭敏塑像似的沉思默想，辛笛的印象主義風格，杭約赫（曹辛之）包羅萬象的氣勢，陳敬容有時明快有時深沉的抒情，唐祈的清新婉麗的牧歌情調，唐湜一瀉千里的宏大氣派與熱情奔放”，唯獨沒有對自己的詩說上一言半語。此文第一次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九葉”詩歌的特征，成為關于這個詩群的第一篇論文。此后，關于這個詩歌群體的話題，一時成為詩壇的熱點，引起了一股“九葉”熱潮。

《袁可嘉自傳》在回顧“進入新時期”的學術歷程時記述了兩件事。第一件事，經歷過80年代的人們憶起總會津津樂道，那便是由袁可嘉和董衡巽、鄭克魯主持編譯了一套《外國現代派作品選》，1980—1985年間由上海文藝出版社陸續出齊，為新時期中國文學打開了一扇“西窗”。袁可嘉說：“我在卷首撰寫了長篇《前言》，力圖以科學求實的態度對現代派文學做全面的具體的分析，指出它的長處和局限，以及它對我們的意義和我們應采取的態度。”這篇長文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用袁可嘉自己的話說：“在我看來，這篇文字標志著我對現代派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新階段。”

第二件事，則是《九葉集》的出版。《袁可嘉自傳》是這樣記述的：

與此同時，我和在京舊日詩友杜運燮、鄭敏、陳敬容、杭約赫（曹辛之）以及在外地的王辛笛、唐湜、唐祈商定合編《九葉集》，各人自選解放前詩作若干首，公推我作序，交江蘇人民出版社印行。此書1981年問世后，多次重印，深受讀書界歡迎，國內外評論多達70余篇，因有“九葉詩派”之稱，被譽為中國現代十大詩派之一，正式進入了中國現代文學史。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做如是觀：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有著共同藝術傾向和追求的青年詩人們的南北串聯中，袁可嘉是“穿針引線”的人；經過30多年的沉寂和“逃亡”，20世紀80年代初，已不再年輕的詩人們相約出了一本合集，名為《九葉集》，袁可嘉以他在現代派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詣，當仁不讓地成為九葉詩派的理論代言人，這篇《九葉集·序》就是以跨越時空的獨特方式面世的“九葉詩派”的第一篇論文，也為文學史中一個詩歌流派的誕生，發出了第一聲啼哭。

袁可嘉與穆旦

1

將袁可嘉與穆旦聯系在一起的，是1981年出版的《九葉集》。他們已經無法掰開，因為“九葉”。中國新詩的歷史已經這么寫了，即便后來有些史家為了突出穆旦而有意將他與“九葉”拉開距離，但終究分不開了。

我們還知道，穆旦和袁可嘉都出自西南聯大。“九葉”兩撥人，一撥是聯大的，另一撥是在上海辦詩刊的詩友。

聯大一撥，穆旦、杜運燮、鄭敏被稱作“聯大三星”，有人將袁可嘉也拉進來說是“四杰”，有些牽強，因為袁可嘉與前面三位只是“同一空間”而非“同時間”的“同學”。不過，說他們都是聯大先生們的得意門生，應該不會錯。沈從文先生就在一封信中特別點到他所接觸到的年輕人中的穆旦、鄭敏、袁可嘉、李瑛等，認為希望正在這些“活潑青春的心和手”中。《泥土》的年輕人把沈從文看作穆旦、鄭敏、袁可嘉的“后臺”，也沒有錯。

袁可嘉說過：1941年秋天，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跨入了昆明大西門外的西南聯大新校舍。而穆旦1940年8月已從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國軍杜聿明部入緬甸作戰，向西南聯大征求會英文的教師從軍，穆旦志愿參加遠征軍，于是有了一段烈火淬煉的經歷，也為后來的命運埋下了“原罪”。也就是說，袁可嘉在西南聯大即使與穆旦有直接的交集，時間也很短，且是，大一新生與青年助教的關系。

從現在看得到的資料推測，1947、1948年，他們一定有過交集。那時候，袁可嘉已從聯大畢業，成為北大西語系的青年助教，穆旦被生活所迫在天津、沈陽、北京等地輾轉奔波，但他們還是聯系上了，都應約為上海詩友辦的雜志寄過詩稿。這段經歷，《袁可嘉自傳》里寫得明白：

“1947年，在上海辦《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的朋友之一、詩人陳敬容寫信和我聯系，約北方青年詩人（如穆旦、杜運燮、鄭敏、馬逢華等）為他們撰文寫稿，這個南北串聯實際上是后來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葉詩派’的肇始。”

發掘史料真是件有趣的事，有趣在它的不確定。時間的塵埃覆蓋了很多真相。比如，在一本已經發黃的1988年北京“三聯”出版的《論新詩現代化》的小書里，就意外地發現了袁可嘉早在20世紀40年代寫的對于穆旦詩作的評語。那是發表在《新路周刊》1948年一卷17期的一篇“書評”，評的是“南北方才子才女大會串”的“成果”：《中國新詩》一、二集，題為《詩的新方向》。袁可嘉寫下了一段語氣謙遜、實則頗為自信的斷語式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按：指穆旦）是這一代的詩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遠的人才之一；這類預言是否可靠，我并無多大把握，我只是向自己的讀詩經驗負責。”

說這話的時候，袁可嘉只有27歲，正在北大西語系教英語，也只有這樣的時候，袁可嘉敢于從自己的審美出發說出“讀詩經驗”來，以后似乎很少再讀到這類“最”字斷語了，以后恐怕也沒有那樣的語境和心境了。

細讀《論新詩現代化》一書的許多篇什，袁可嘉的詩學闡發，正是以穆旦的詩為主要例證的。

20世紀90年代，文學史家將穆旦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的背景上進行論述，稱他是“四十年代重新萌發的中國現代詩的一面旗幟”（謝冕）；錢理群等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更強化了穆旦在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說他是“‘中國詩歌現代化’歷程中的一個帶有標志性的詩人”。而青年學者袁可嘉提出此類評價的時間，要比錢理群們早半個世紀。

2

袁可嘉和穆旦的性格類型差異較大，這在讀了他們各自的作品，包括袁可嘉的自序和穆旦極少的散文類作品以后，可以得出的印象。但他們都經歷了西南聯大這座熔爐的淬煉，這一點非常重要，雖然一個在聯大前半段，一個在聯大的后半段。

他們都經受了西南聯大校園自由民主風的熏染，一樣接受了西方現代派詩潮的影響，他們在同樣塵土飛揚的公路上顛簸，向著一個共同的所在。

“這在我學習生活中是關鍵的一步。當時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近在身邊，但我舍近就遠，決意去昆明上學。那時吸引我的主要是西南聯大的民主學術氣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當時內地交通異常困難，我作為‘黃魚’（私貨）搭上一輛裝滿黃沙的貨車，身子坐不直，只好躺在沙子上，真是苦不堪言。”（《袁可嘉自傳》）

這是1941年秋，袁可嘉走向他“決意”選擇的西南聯大的情景。

4年前，1938年2月底至4月底，穆旦走向西南聯大的歷程，更帶著穆旦式的決絕和率性。

抗戰爆發，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至長沙，是謂長沙臨時大學。戰火還在逼近，臨時大學繼續南遷。這是穆旦《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一文的敘述：

“1938年2月中旬，長沙臨大分兩批離湘：一批海行者，經廣州香港海防而抵滇；另有同學教授等約三百人，自湘經黔步行而抵昆明，凡三千三百里，費時六十八日。抵滇后，長沙臨時大學易名西南聯合大學，于同年五月，正式在滇上課。”

從更多的史料看，當時長沙臨時大學遷往云南，實際有三路，海行一路，坐船為主；公路坐車一路，年老體弱的教授為主，馮友蘭先生還在途中折了胳膊；而穆旦選擇的第三路，步行三千三百里，歷時68天，史稱“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長征”。遠遠看去，他們似乎是一支軍隊，因為他們個個穿著一色的黃軍裝，戴著黃軍帽，還綁著裹腿。但走近一看，卻又不像軍隊，因為他們既沒有背槍，也沒有佩刀，每人只背了一把油紙傘。不少人還戴著眼鏡，胸前別著鋼筆，年輕而瘦削的臉上透著斯文。師生們一路考察民俗民情，收獲確實不少。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借以多習民情，考察風土，采集標本，鍛煉體魄，務使遷移之舉本身即是教育。”

在這次三千里步行中，有一個細節，很能看出穆旦的個性。

同學杜運燮曾撰文說，在這支隊伍中，有一個原是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學生，有個舉動引起周圍同學的特別注意：他每天從一本小英漢詞典上撕下一頁或幾頁，一邊“行軍”，一邊背單詞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幾頁丟掉。據說，到達目的地昆明時，那本詞典也就所剩無幾了。他就是穆旦，學校里絕大多數同學只知道他叫查良錚。

另一位同學王佐良更進一步指出了穆旦三千里步行的意義：“他是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國內地的真相，這就比我們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學更有現實感。他的詩里有了一點泥土氣，語言也硬朗起來。”

從這類事情，可以看出穆旦和袁可嘉兩人不太一樣的性格。

袁可嘉給人的印象是溫和的。在藍棣之教授眼里，可嘉先生“實在謙和得令人失望”“連保護自己的能力也沒有”“我從未見他發過火，發過牢騷與怨言，在家里也未見他發過脾氣”。

但是，要指出的是，在人生的緊要處，在節骨點的選擇中，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袁可嘉內心的果敢。

就說說袁可嘉的三次“選擇”吧。第一次，17歲從軍。那時，家鄉對岸的乍浦已經淪陷，“與其坐等家鄉淪陷，不如投筆從戎”，文弱的書生竟不顧慈母苦苦勸說，在一個深夜出走金華，參加了國軍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袁可嘉從軍時間僅10個月，因所在部隊節節后退，作風腐敗，他覺得不是可留之地；另在一則材料中他說自己身體條件不好，怕吃苦，還是想繼續讀書，于是在長兄幫助下又回到了學校。第二次，高中畢業后，袁可嘉“舍近就遠”，毫不猶豫選擇了有著民主學術盛名的西南聯大，并在聯大確定了自己的學術道路。第三次，他覺得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合自己的志趣，又一次聽從“內心的召喚”，設法調入社科院外文所，選擇了自己鐘情的西方現代派的研究和譯介，此后無論順境逆境都堅持在這一領域摸爬，獨立而清醒。

袁可嘉內心的“韌勁”和“剛健”，很多時候是被表面的柔和包裹了。

穆旦在人生的抉擇中，似乎更加決絕。他的幾次抉擇，離開大學助教教席志愿參加遠征軍入緬；留學美國不忘學習俄語，毅然回國后以超常的熱情翻譯普希金，以及此前的“三千里步行”，都顯示了穆旦性格中更硬朗、更義無反顧的因子。形容穆旦，常見“苦難”“受難”的詞語。同學兼詩友的王佐良對此異常敏感，在《一個中國詩人》（1946）中，他從穆旦當年由緬甸撤退“從事自殺性的殿后戰”，到對其詩作的解讀，指出在穆旦身上，有一種難得的“受難的品質”。可以說，這注定了穆旦的悲劇性。王家新則稱穆旦是“一個受難的詩人”，不僅在于他的實際遭遇，更在于他對人生價值意義的追尋和堅守，在于他那圣徒般的受難、奉獻和犧牲。

失卻了講臺，失去了寫詩的權利，仍然義無反顧，譯詩不輟，在每日的勞作中，在最底層的生活中，不離不棄，把一生獻給詩歌而不悔。

穆旦，熱情狂放而又小心謹慎，細致敏感而又大義凜然，平民平凡而又秉性高貴，孤獨孤寂而又憤世嫉俗。——“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59歲的生命遽然終止。此時，“文革”已經結束，新時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現，但這位歷經磨難的中國寫作者，已經無從領受了。

袁可嘉是“幸存者”，于是，他要為“殉道者”做一些事情。

1981年7月，《九葉集》出版。袁可嘉撰寫的《九葉集·序》為他們的重新出場提供了話語依據。當時的語境下，袁可嘉先得闡明他們的“立場”：“九位作者作為愛國知識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場，向往民主自由，寫出了一些憂時傷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爭的詩篇。”《九葉集》并未突出穆旦。袁可嘉對于穆旦的評語，也沒有40年代說的那兩個“最”字。“九葉”是按姓氏筆畫排列的，穆旦排在了最后。思想文化界畢竟剛剛解凍，對“九葉派”的闡釋只能在愛國主義和現實主義話語框架內進行。

《九葉集》的扉頁，寫著這樣的獻詞：

在編纂本集時，我們深深懷念當年的戰友、詩人和詩歌翻譯家穆旦（查良錚）同志，在“四人幫”橫行時期，他身心遭受嚴重摧殘，不幸于一九七七年二月逝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謹以此書表示對他的衷心悼念。

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

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

一九八〇年一月?北京

袁可嘉與許芥昱

許芥昱，于中國讀者說來，是陌生的。他是袁可嘉在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同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教授。寫他，是因為他勾連著袁可嘉命運的起伏，關乎一段沉重的歷史。

袁可嘉與許芥昱的交往起于20世紀40年代的西南聯大。《袁可嘉自傳》里說，1941年在重慶讀完高中，他報考了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大。當時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近在身邊，他卻“舍近就遠”，決意去昆明上學。吸引他的，當然主要是聯大的先生們，還有就是聯大校園的民主學術氣氛。聯大校內學生社團很多，袁可嘉和陳明遜、馬逢華、鄒承魯合辦了一個名為《耕耘》的雙周壁報。袁可嘉還參加了系里同學許芥昱主持的英文壁報《回聲》以及西洋戲劇學會的活動。這些同學中，很多后來都在美國發展，比如與袁可嘉“趣味相投”的馬逢華，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教授；比如一起辦《回聲》英文壁報的許芥昱，則是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教授。

許芥昱是比較文學專家，以“世界眼光”看中國，得了解中國文學界的情況，于是來找老同學袁可嘉。可是，他一定想不到，他的到來，會給袁可嘉和他自己帶來什么。關于這個事情，《袁可嘉自傳》是這么記述的：

1973年3月底，老同學、美籍作家許芥昱教授來京訪問，找到了我，他在京住了半年，收集中國當代作家的情況，用英語撰寫《中國文藝界》一書（后在1975年出單行本，辟有專章評述我的工作）。我和他本是熟人，我正需要美國歌謠資料，他也要我提供國內文藝界的情況，因此來往較多，引起公安部門的懷疑。7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來人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和他來往情況并中斷和他的聯系。不久，許被驅逐出境，我被定為犯有“為美國間諜提供情報的反革命罪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公開批判，展覽罪行圖片，在外文所接受監督勞動。這樣，我有四年時間停止業務工作，每天打掃廁所或從事其他勞動。這樁冤案到1979年才獲得正式平反。

袁可嘉的“好日子”其實不止4年。1957年春袁可嘉調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滿以為可以專心做英美文學研究了，不承想“反右運動”來了，小心謹慎的袁可嘉還是因為所謂“右派言論”受到審查。此后二十來年，袁可嘉都不能做什么研究，只能選擇“成分正確”（余光中語）的蘇格蘭農民詩人彭斯的詩做一些翻譯，再就是為“反資批修”需要寫一些批判英美現代派文學的文章。1973年互換文學“情報”的經歷，讓兩個老同學成了“難友”，許芥昱被驅逐出境，袁可嘉則雪上加霜，連寫“批判”文章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1958年以后的20年，《袁可嘉自傳》里的敘述，調子灰暗，著墨簡省。對于聲勢浩大的那場運動，也只是說了“忙于寫交代，做檢討，不是整人，就是挨整，十年間是非顛倒，人妖混淆，簡直像一場沒完沒了的噩夢”這樣的話。只是不太明白，可嘉先生這樣“謙和得令人失望”“連保護自己的能力也沒有”（藍棣之語）的書生，他又怎么“整人”呢？

歷史總算出現了轉機。袁可嘉又可以做學問了。1979年，也就是大學畢業33年后，袁可嘉被提升為副研究員，并兼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講授西方現代派文學，帶碩士研究生。這個時候，曾“連累”老同學的許芥昱教授，將給袁可嘉的學術生涯帶來怎樣的機遇呢？

1980年9月，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許芥昱教授發來邀請函，請袁可嘉前往該校講學半年，為中文系研究生開設“中國新詩”、為比較文學系開設“西方文學在中國”兩門課程。

這是喝洋墨水的袁可嘉第一次走出國門。

這次在美國，袁可嘉一直待了近兩年。袁可嘉后來以愉快的口吻憶及這段經歷。先是在舊金山講“中國新詩”半年，袁可嘉從胡適講到七八十年代的“朦朧詩派”。1981年3月始，在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任帕登基金會訪問教授，主講“中國新詩”3個月。“這是一個美麗的小城，到處鮮花盛開，故有‘花城’之稱。帕登講座在美國學術界頗有聲望，我得到邀請被認為是一種榮譽。”袁可嘉在花城住到1981年7月底。隨后受北卡羅來納州“人文中心”的邀請，擔任中心的客座研究員，做為期9個月的現代派文學研究工作。“在去北卡前，我有一個月空閑時間，和妻子、外甥等訪問了波士頓、華盛頓等城市，參觀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府。在留美兩年期間，我先后訪問過七所大學，參加過多次國際文學會議，結識了一批中外專家、學者和詩人、批評家，進行了國際文化交流，也為自己打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

袁可嘉在美國還遇到了很多文朋詩友。抵達舊金山不久，正趕上愛荷華大學“中國作家周末活動”，受聶華苓女士邀請，袁可嘉與眾多海內外華文作家相遇，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袁可嘉與艾青、王蒙、秦松、陳若曦等名家相會的情景。1980年11月，袁可嘉應邀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問，與在聯大時合辦《耕耘》壁報的同學馬逢華重聚，并見到了詩友楊牧。

袁可嘉這次的學術之旅本來是愉快的，圓滿的。但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982年1月4日，邀請袁可嘉訪美的老友許芥昱教授突遭意外，不幸在舊金山的一場泥石流事故中遇難。泥石流吞沒了他的家。他本來是可以免遭滅頂之災的，為了搶出寶貴的學術資料，他又回屋了……其時，袁可嘉還在北卡“人文中心”做客座研究員。

當我寫到這里，我不知該如何下筆。

人生無常。生死無常。

袁可嘉先生忍著悲痛寫下《悼芥昱》一文，痛悼這位在西南聯大一起學英文、辦壁報的老同學，在“史無前例”的運動中一道蒙受冤屈的老友！

現在讀到這些零星史料，我的心里還隱隱作痛。雖然沒能找到當年那篇悼文，袁可嘉那時的心情，卻是可以想見的。他是一個克制的人，他能忍，可是他的內心一定紛亂的，沉痛的。

許芥昱教授不幸罹難，蕭軍、艾青等從國內發去了唁電。

據現有資料，我們知道，許芥昱教授留下了兩本介紹中國文學的英文書：《二十世紀中國詩選》（1964）和《中國文藝界》（1975），這是最早向西方介紹“九葉詩派”的英文著作。

許芥昱的“特嫌”身份卻一直未得到公開糾正。

過了若干年，1988年8月，袁可嘉在青島療養，某日突遇暴雨。面對滔滔海浪，狂風驟雨，袁可嘉竟“悲從中來”，成詩一首。或許，這也是可嘉先生當年突遇老友罹難時的心境？此詩題為《茫茫》，未曾發表。

雨也茫茫，海也茫茫，

天地玄黃，我將何往？

生也茫茫，死也茫茫，

宇宙洪荒，我將何往？

我將何往？地獄？天堂？

我將何往？火化？水葬？

何處我來，何處我往，

青山綠水，皆我故鄉。

許芥昱先生本來應該是袁可嘉晚年在美國可以傾心交談的摯友之一，可是他卻早早地走了。所幸的是，在美國，還有許多對中國文學有著割不斷情結的華人作家，比如夏志清先生，董鼎山先生（其弟董樂山是袁可嘉在社科院的同事）。夏先生2013年12月在紐約去世，我們編袁可嘉紀念集邀稿的時候，夏先生剛辭世不久。我們還是請到了董先生為紀念集寫來的專文。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寧波，比袁可嘉小一歲，他們年齡相仿，出生地不遠，在文學上興趣相投，晚年相遇也是緣分。鼎山先生1947年赴美留學，就一直在美國，但對于袁可嘉的詩論卻并不陌生。可嘉先生早年提出“新詩現代化”，董深表認同。他說，當年以金斯堡為代表的美國新詩人掀起反對商業化運動，這與袁可嘉的“新詩現代化”理論可謂不謀而合。盡管這些美國詩人反對的是商業化，不是政治化，但“新詩現代化”顯然反對非詩因素對新詩藝術性的腐蝕。董先生還說，金斯堡的出現較袁可嘉晚了至少十年，這也證明可嘉的先見之明。

袁可嘉家世

“1921年9月18日我出生于浙江省余姚縣六塘頭袁家村（現為慈溪市崇壽鎮大袁家村）一個以經商為主的人家。一百二十多年前曾祖名世公自紹興湯灣遷來，祖父賢慶公和父親袁功勛善于經營，比較開明，發家后對地方建設有所貢獻。”

《袁可嘉自傳》是這樣開篇的。信息量很大，用詞穩當，似乎又語焉不詳。圍繞著袁可嘉家世，坊間有許多傳聞，也有很多疑點。

袁可嘉的長兄袁可尚先生，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曾隨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進行社會調查。1990年他快80歲了，時有緊迫感，便搜集材料，就袁氏移民歷史做了些調查，寫成簡要文字（以下稱《家族簡史》）。說到移民第一代，他是這么寫的：

我曾祖父名世公在清代咸同年間（1851—1874）率領他的兩個弟弟名揚、名熙駕帆船，面向余姚北部瀕錢塘灣鹽區（后稱庵東鹽場）運鹽運鹵，以制鹽為業。名世公是長子，是移民的第一代帶頭人，有膽量有能力，帶領十來個人篳路藍縷，衣食住行很艱苦，創業亦非易事，居住在六塘前的茅舍里（俗稱火筒舍，是用稻草、篾片編制而成，受雨腐爛，每兩三年要翻蓋或修鋪）。

移民第一代之艱辛，可見一斑。另有材料說，名世公又名雙喜，遷來那年，雙喜的獨生子賢慶（1858—1934）才5歲。照此算來，其遷移時間應在同治元年（1862）。還說，初來時生活十分艱難，據傳雙喜妻曾討過飯。

可尚先生還考證出袁家紹興舊址及世系。紹興祖籍地，當在安昌門外二十八洞閘后花臺門，舊時有祠堂。相傳舊譜孝堂幃立有“國賦名賢、功可世奕”的聯語，袁氏先人以此為后裔排輩。曾祖名世公有兄弟名揚、名熙；祖父賢慶公，有堂兄弟賢逢、賢忠、賢森、賢岳、賢奎、賢孝、小賢等7人；父輩功亭、功成、功鑒、功勛及堂兄弟功盛、功林、功傳、功先、功潮等18人；移民第四代可字輩，有可仕、可元、可用、可尚等堂兄弟16人。

袁氏發家，當是移民第一、二代共同奠基的。其中的關鍵人物應是名世公獨子賢慶公，即袁可嘉的祖父。《家族簡史》記述祖父賢慶公事跡較為翔實，可摘錄一些：

“移民時我祖父賢慶公僅五歲，幼年聰慧，知識根底比較強，后曾做塾師。他生性憨厚穩重，待人做事周到，善于經營，繼承名世公強勁作風，勤懇經營運輸、制鹽、開設米店、建造房屋，遂使我家經濟日趨發展，至光緒年間已為當地首富。”

這里所言“當地”，應是指袁家落腳的小村莊。要稱富鹽場，成為“鹽區三富”“姚北大戶”，那是移民第三代“功”字輩手里的事情了。

賢慶公是如何富起來的，《家族簡史》說到一些，“經營運輸、制鹽、開設米店”，還在相公殿經營恒大祥綢布店、設郵政代辦所等。但最為核心的卻沒有提到：賢慶公最核心的身份，是鹽場眾多“篷長”之一。

何謂“篷長”？庵東鹽場其時實行“專商專賣制”，政府允許有經濟實力的大商人來場設廒收購，即為“廒商”。清光緒六年（1880），浙西“五屬公廒”在庵東開辦，老板是大名鼎鼎的張靜江。廒商在收鹽范圍內建若干個堆鹽倉庫稱“鹽篷”，并保薦當地有勢力的能人為“篷長”，篷長負責收鹽具體事務，過秤、報數、記賬，錢款也要待日到篷長家中結算。篷長可得到豐厚傭金，還有調動資金搞運輸做買賣的空間，主要運大米、棉織品等生活必需品，順手推銷給鹽民，所以當篷長是鹽區致富的捷徑。

可以說，賢慶公手里，不但立足已穩，而且打開了局面，這在此地地名中，也可看出端倪來。

袁家移民第一、二代經營了大約三四十年，在海涂地壘起高坨基，終于蓋起5間瓦房。時七塘未筑，潮水仍經常光顧，所以坨基填高在150厘米左右。接著以此房為中心，向南及東西兩側蓋有獨立瓦房，分居名世公兄弟。此謂“前三房”。前三房聚居一處，是為強調其同根一源。此地原無地名，坊間俗稱“六塘頭袁家”。后官方以此名村，有大袁家村建制，人民公社時期稱光明生產隊，2000年12月與六塘亭村合并為六塘村，至今未變。

賢慶公5歲移民六塘，76歲仙逝。有4子，即功亭、功成、功鑒、功勛兄弟，此為遷移海鄉第三代。他們繼承賢慶公家業，將袁氏家族經濟和社會地位推向了頂峰。海鄉人津津樂道的是四兄弟的風云傳奇，還有他們帶著悲劇色彩的“謝幕”。

第三代四兄弟在四弟功勛結婚后分家，時在清末民初，俗稱“后四房”。據《家族簡史》及《庵東志》，四兄弟均以經營鹽業為核心，又各有發展；各自經營家業，又相互扶助。歲月滄桑，幾度秋涼。時間到了21世紀，一度沉寂的海鄉六塘袁家，重被提起。歲月彈指剎那，六塘袁氏風華不再。看得見的東西只有老屋。袁家洋樓現在掛有“袁可嘉故居”的牌子，2014年又辟為“袁可嘉文學館”，陳列了袁可嘉先生的事跡和遺物。這幢房子是由袁可嘉的父親袁功勛建造的，時間是袁可嘉十來歲的時候。前陣到訪崇壽，當地人對這幢洋樓的建造人起了異議。于是再查史料，證明小洋樓確是袁功勛的杰作。

這是袁可嘉“結拜兄弟”屠勇的文字：“四房袁功勛住在后面與二房橫三間大瓦房相連接的豎三間大瓦房，互相呈丁字形，門朝東開，前大門對中央空地，中門與二房貫通，后門可到慶德小學。四房在袁可嘉出生后十余年，靠西又新建一座五開間的二層西式樓房，有外走廊連接舊屋，廊外植花草樹木，三面有為地基用土而開掘的河道。新中國成立后先后為鄉公所、棉花加工廠、醫院等用房，現為袁可嘉文學館（又稱故居）。”故居作為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于2011年被列為慈溪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袁功亭確實也建過洋房，但并非二層“洋樓”。據《屠居秀親族紀念集》說，大房袁功亭老房子5間瓦房，后在老房子前面以新式的鋼筋水泥蓋了個5間洋房，是平房。建于1920年，作為大兒子袁可仕的診療所，后又在診所旁設學堂，新中國成立后設為四五村小學，后改為光明小學。2011年也被列為慈溪市文物保護單位，文物部門鑒定文字中寫道：主人袁功亭，原與周邊建筑共同組成庭院，人稱“袁家大院”。

袁家的昌盛，離不開幾代賢妻良母。談到母親，袁可尚在《家族簡史》中寫道：“我母受舊禮教束縛，出嫁后隱名。在百歲冥壽之際，我手足九人均不知母親名字。有說叫施小妹，有說叫施妹金，我想母親是外婆的獨生女，比較寶貴，可能叫妹金。吾母一生辛勤勞累，操持家務，哺育九個兒女，將其一生心血，無私地都給了子女，真是偉大的母恩！”

袁家百余年間，以鹽業為主，經過三代人拼搏，接力開拓，從無到有，從有到小康，從小康到富裕，又在抗日戰爭中敗落下來。這是歷史的必然，也存遺憾。袁可尚如是說。

袁家致富后，重視對子女的培養教育。將子弟輸送到外埠升學深造，寧波、杭州、上海、北京都有他們的足跡。鹽區當時只有袁家有大學生。出大學生早，而且人數多，第四代就有6人，對女孩教育一視同仁。第五代及其以后則更多。

袁家第一個受高等教育的人，是袁功亭的長子袁可仕（約1894—1932），曾就讀于北京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后留校被聘為病理學助教。1919年夏，發起成立艾酉學會，主辦《通俗醫事月刊》出版發行，署名“袁弘毅”，發表《種痘》《沐浴》《小兒的便秘》《中年婦女注意》等文章，1921年1月停刊。后離京返鄉，在家設醫院，為海鄉第一所西醫診所，還培養了兩個醫務人員。《袁可嘉自傳》曾寫道：“還有一位堂兄袁可仕，他是熱帶病醫生，曾在我3歲時為我治療額頭巨創和疝氣，保全了我的小命。”袁可尚在《家族簡史》嘆云：“結核病專家，卻終于患結核病，39歲中年折故。”

袁功成三子袁可志是紡織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女兒琴香，后改名袁棣華，杭州產科學校畢業。

袁功鑒三子袁可忍，黃埔軍校畢業，曾參加抗戰，拒絕跟隨國民黨去臺灣，后在上海從事文化謄印事業。四子袁可達，浙江醫學院畢業，后任蘇州省立醫院眼科主任。長女袁國華，杭州產科學校畢業，婚后開設公濟醫院。

袁功勛育有四子五女，子可尚、可章、可嘉、可忠，女蕨英、愛琴、卓琴、醉琴、軼群。長子袁可尚少小離家讀書，17歲北上南開、清華，后在中國紅十字會擔任英文秘書，新中國成立后在郵電部工作。1957年被錯劃“右派”，1968年遣返原籍監督勞動，1979年獲改正。袁可嘉排行老五，1946年畢業于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小女兒軼群杭州師范學院畢業，后任杭州開元中學高級教師。

可尚子家棟大學畢業后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可章長女家模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后任教于上海教育學院；次女家范畢業于蘭州護校，后任甘肅平涼中醫院護士主任。

袁家讀書種子，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