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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青年狂想曲》主要記錄了作者司妮達·普拉姆（Snigdha Poonam）2014年至2017年間對印度青年的觀察，聚焦了形形色色的年輕人：靠聳人聽聞的標題黨新聞博取流量、試圖“領導人類、領導火星”的網絡創業者；打雞血的勵志英語培訓師；將保衛印度教民族主義作為人生價值的憤青；北方邦阿拉哈爾巴德大學首位競選學生會主席的女學生……這些年輕人主要集中在經濟更為落后、文化更為保守的北印度，普拉姆走出德里這樣的“一線城市”，將目光置放于中央邦商業中心印多爾（Indore）、賈坎德邦首府蘭契（Ranchi）等“二線城市”和村鎮地區，她所觀察到的人物也便帶有更多底層特色和普遍性。

這些故事的主角無一不掩飾他們的野心，對金錢、權力、威望、榮耀的巨大渴望，他們身上洋溢著生命力。無論夢想看上去多么遙不可及，多么幼稚可笑，字里行間撲面而來的那種充滿躁動、幻想與荷爾蒙，堅信“我必將與命運一決高低”的勃勃生機仍然非常動人，讓人不由自主地感到：這真是一個年輕的國家。

但當這種生機慢慢進入現實的紋理，沉重的一面便開始顯現。印度人口超過半數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的教育、技術、就業能力卻無法滿足他們的抱負，每個月有100萬印度人進入就業市場，其中大概只有0.01%的人能找到穩定工作。同時，印度走的是“先服務業后制造業”的路線，工業體系落后，而像軟件這樣的第三產業僅能吸納少數精英，難以像制造業那樣創造大規模的就業，經濟結構決定了工作崗位的稀缺性。經濟的種種內生問題導致龐大的青壯年人口無法轉化為有效的勞動力，在這種背景下，與其說書中的青年展現出的是年輕的莽撞和活力，不如說是集體挫敗引發的動蕩和狂亂。

印度青年的故事折射出光怪陸離的混亂現實，更與印度社會的傳統痼疾相糾纏，或者可以說，傳統的頑疾在當下以新的形式還魂，當它們與Facebook、Youtube、成功學、寶萊塢銀幕這樣的現代景觀相撞時，迸射出海市蜃樓般的超現實感。這樣的故事在書中比比皆是：

阿胡賈是極端印度教組織“牛民團”成員，這個組織的目標是保護神圣的牛，他同時運營6個Facebook主頁和100個WhatsApp群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千萬不要小看他們的決心，2017年，北方邦有人因為被懷疑在冰箱里私藏了一袋牛肉，遭到印度教暴徒私刑殺害。

潘卡·普拉薩德是一名鄉村“疏通者”，由于印度政府普遍官僚低效，疏通者承擔了基層辦事員的職責，幫助村民同政府部門打交道并兩頭獲利。他無疑是一個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年輕人：第一個購買電腦和數碼相機為村民拍證件照，而后當政府出臺種種農村保障計劃，證件照成為剛需，他便乘機大發其財。毫無疑問，25歲的普拉薩德具有科技前瞻性和敏銳的市場嗅覺，但他身上毫無理想主義者的氣質，而是熱衷于如何讓財富和權勢互相借力，博取更高的籌碼。他在村民和當權者之間樹立屏障，賦予自己某種程度上的官方意味，成為當地炙手可熱的人物。一個更有意味的細節是：他貸款買了一臺小汽車，這輛汽車會讓他在婚戀市場上身價猛漲，未來的女方至少要向他提供60萬盧比的嫁妝。

普拉姆說，“這一代印度人被吊在兩個極端之間”，他們對現實最絕望，但也最具全球視野，抱著最不切實際的幻想，于是在政治上便轉向排他的民粹主義和教派隔離的政權。普拉姆選取2014年這個時間點無疑是具有鄭重考量的。2014年，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多數，莫迪高調當選印度總理，這是印人黨的高光時刻，也意味著印度政治風向的分水嶺。

印度在獨立之初，憲法宣稱印度是一個享有主權的社會主義世俗民主共和國。彼時，領導了反英殖民統治和獨立斗爭的國大黨在政壇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和優勢，尼赫魯將“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上的世俗主義”作為內政方針，國大黨奉行相對世俗化的執政理念，長期把持政壇。但經濟的低效失序、政治的腐敗臃腫、威權主義的滋長慢慢將國大黨拉下神壇。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印人黨逐漸進入政治主流，1996年成為印度議會第一大黨，而其崛起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宣揚關于印度教的煽動性言論來實現的。普拉姆談到自己這一代與當下年輕人的區別：前者充滿希望，認為國家雖然問題頗多，但仍然走在欣欣向榮的道路上，這一點與奈保爾1990年代初游歷印度的感受基本一致；后者則憤世嫉俗，在夢想中掉入瘋狂的漩渦。可以說，印人黨的崛起與這一代年輕人的憤怒相生相伴，相輔相成，而其崛起也標志著尼赫魯政治理想的破產。

但國大黨束手無策的痼疾，印人黨同樣難以觸及根本。正如書中所描繪的現實：所有的政府項目都涉及日常腐敗；新聞提供給受眾的不是調查真相的能力，而是煽動情感；政府無法向年輕人提供工作或幫助他們實現夢想的基礎，卻能讓他們參與到年輕人所知的最消磨時間的事業中，即身份政治。普拉姆的講述從個體的混亂與偏執開始，最終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更加宏大的政治操弄。

印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中寫道，每個人的身份都是多重的，一個人可以是美國公民、擁有非洲血統、基督徒、女權主義者、環保積極分子，所有這些疊加的身份使其與不同的群體擁有聯結。而世界范圍內的暴力事件和政治沖突中隱含著一種詭異的身份劃分標準，即“可以根據某種‘單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標準’來將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類”，例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或民族劃分。單一身份的幻象游走在普拉姆的故事里。無論是族群騷亂還是印巴邊境沖突，殘暴行徑的策劃者都在竭力為無處發泄憤怒和絕望的年輕人塑造一個仿佛可以觸及的敵人，而一旦人的多重屬性被整合簡化成某一單維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類體系，所有人共享的人性便會遭到粗暴的挑戰。

在普拉姆的故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阿拉哈爾巴德大學首位女性學生會主席里沙·辛格。2015年，在辛格戰勝種種阻力險勝后，學生會通知她，他們將邀請約吉·阿迪亞納特（Yogi Adityanath）作為首席嘉賓出席她的就職典禮。阿迪亞納特是印度教僧人出身，以打壓女性權益著名，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偶像。辛格斷然拒絕，為了打消學生會的計劃，辛格不惜絕食抗議，并在沖突中被打斷了胳膊。普拉姆以富于女性共情的筆觸書寫了辛格在一個保守、混亂甚至具有前現代特征的社會中的焦慮和抗爭，她的故事凝聚了多重身份的戲劇化沖突，又意味著某種破土而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