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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新世紀以來，回憶錄文學成為美國文學最重要的文類之一，與美國文化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為前提、互為建構和互為闡釋的互文關系。美國回憶錄文學的繁盛與當代公共領域的主旨和功能的擴大及話語形式的變化密切相關，也與“后9·11”時代美國社會文化的變化息息相關。本文結合回憶錄的繁榮與公共領域演變之間的關系，分析“后9·11”回憶錄文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探討作為“自我技術”的“后9·11”回憶錄文學的重要類別及主要特征。

關鍵詞 回憶錄 “后9·11” 生命權力 生命政治

在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傳記（life writing）一直以其強有力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傳統的傳記包括他傳（biography）、自傳（autobiography）、回憶錄（memoir）、日記（journal）、游記（travel writing）等。美國是傳記文學大國，美國價值體系中對個人主義的推崇是傳記文學在美國一枝獨秀的重要原因。一如其他的文學創作，美國傳記文學也受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文化積淀的影響，與美國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美國傳記文學與美國文化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為前提、互為建構和互為闡釋的互文關系。

新世紀以來，在經歷了新批評、后現代主義等“反傳記”批評的沖擊之后，傳記文學反而日益興盛，口述史、群體傳記先后出現，更加豐富了傳記文學的內容。而媒介的發展又使得傳記超越文字的形式，與影視、互聯網及自媒體結緣，呈現出多模態的發展態勢，回憶錄文學也由此成為美國文學最重要的文類。當代著名傳記評論家托馬斯·庫瑟甚至聲稱，“這是一個回憶錄的時代”。另一著名評論家本·雅戈達也曾在2009年時指出回憶錄已經成為主流形式，甚至超過了小說，成為出版量最大、閱讀量最多的體裁。雅戈達引用了圖書銷售的數據，指出“從2004至2008年，《個人回憶錄》《童年回憶錄》和《父母回憶錄》等類別的總銷量增長了400%以上”。1940年，每出版三本小說就有一本傳記出版；到1990年，這一比例翻了一番，每出版三本小說的同時大約有兩本傳記出版。新世紀以來，回憶錄消費的爆炸性增長、真人秀電視的迅速崛起及網絡各種自我敘述資源的繁榮，與“9·11”之后的美國社會文化發生的變化密切相關。“后9·11”已不僅是時間軸的概念，它還指一個文化階段及生存方式，即“9·11”發生之后美國文化語境中人們的生存方式。回憶錄為何會受到如此歡迎而成為最重要的一種文學創作形式？“9·11”之后的美國回憶錄文學有哪些特征？又如何在與美國社會文化的交互中，體現互為前提、互為建構和互為闡釋的互文關系？本文結合回憶錄的繁榮與公共領域演變之間的關系，分析“后9·11”回憶錄文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探討作為“自我技術”的“9·11”回憶錄文學的重要類別及主要特征。

本·雅戈達，圖片源自Yandex

一

回憶錄的繁榮與公共領域的演變

回憶錄在主題及觀點上沒有任何禁區，允許多元化的聲音、立場、風格、觀點和主題的存在，是一種開放、平等的文體，任何人的回憶錄都可能成為暢銷書。此外，回憶錄還能滿足讀者的獵奇心，因為回憶錄的作者和故事一樣重要，沒有作者就沒有故事。正如約翰·埃金所指出的，作者身份與其自傳故事是相關聯的；回憶錄中的自我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也成為他人的“傳記和自傳”。讀者喜歡故事，而真實故事在21世紀似乎更有吸引力。回憶錄滿足了這種對敘事和現實的渴求，為作家的生活經歷提供了一個窗口。文學評論家及回憶錄作家南希·米勒認為記錄或書寫自己的故事，既涉及個人層面，也有其官方或者公共的一面。她指出，“居于心靈深處的東西，也是展示在世界公共空間的東西”。不可否認，回憶錄有其局限性，但回憶錄作家的目的是盡可能真實地回憶過去，并對可核實的事實和事件準確無誤地進行記錄，敘述者立場的單一性和獨特性又恰恰保證了回憶錄的真實性和權威性，而這種發聲具有一種力量，是一種生命權力。

回憶錄的暢銷并非孤立的文化現象，還與個人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來表達身份及私人和公共領域之間邊界的消解等有關。朱莉·拉克指出，回憶錄讀者的激增反映了“晚期資本主義中自我身份觀念與公共和私人領域角色之間關系的變化”。作家們以相當大的熱情利用這一公共功能，重新以回憶錄來達到新的目的。也就是說，回憶錄是人們進入和參與當代公共領域的一種最有影響力的方式。

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公共領域指的是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簡單來說，就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它有時被描述為“思考人類個體如何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信息和感情的一個隱喻”。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公共領域對民主至關重要。在過去，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政治和公共問題與個人問題之間，一直是嚴格的二元對立關系。然而，在數字世界的后現代及全球化的大眾傳媒時代，這種嚴格的私人與公共的二分法開始瓦解。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生態主義等社會運動創造了一個被一些批評家認為是“瑣碎化、商業化、壯觀化、碎片化”的公共領域。當代公共領域不再是一個理性爭論的連貫空間，而更多是由不同場所和參與群體拼湊或集合而成的。這些“不同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中的每一個人都會產生“自己的交流組織形式”。這也為誰能參與和什么算作參與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一旦所有的群體及其話語權都得到認可，一個豐富的公共領域就會發展起來。因此，新世紀開始出現的回憶錄繁榮與公共領域的多樣化和擴大化緊密相關。

隨著當代公共領域的主旨和功能的擴大，話語形式也自然隨著新的需要而發展。這種形式不再完全是政治性和非個人化的文本，也開始包括非政治性和個人化的文本，私人生活逐漸成為公共討論和辯論的主題。這些促進了回憶錄作為一種主流文體的崛起。南希·米勒指出，“回憶錄是一種時尚的后現代體裁，因為它不愿意界定私人與公共、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克雷格·卡爾霍恩等認為，現在的公共領域具有私人功能，“在這個空間里，人們實際上可以像私人互動一樣被公共互動所改變”。換句話說，個人的社會身份不僅僅局限于私人、家庭領域，也在公共領域中通過互動和關系得到發展。因此，我們可以把回憶錄看作一種話語形式或流派，參與者之間的文化和政治差異可以通過這種話語形式形成和流傳，進而影響社會身份的發展。回憶錄側重于個人的生活故事，在公共領域進行“交易”，因此在公共身份的構建中發揮了作用。

本·雅戈達在提到回憶錄的文化價值時指出，它“不僅延伸到講述故事的方式，而且延伸到提出論點的方式、推銷產品和財產的方式、思想的浮動、行為的正當性、名譽的生成或挽救”。本·雅戈達的精辟描述暗示了回憶錄如何在大眾文化、廣告和營銷等商業領域及歷史和藝術中產生影響。回憶錄可以促使人們采取政治或社會行動，在提出和交流思想和問題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通過回憶錄，人們可以交流觀點和信息，倡導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存在方式。而回憶錄形式的開放性和可塑性可以使作家們實現其社會或公共目標。

巴赫金認為，所有話語都具有內在的對話性和主體間性，具有完全的社會性和公共性，他指出：“詞語是一種雙面行為”，“是說話者與聽話者、講話者與被講話者之間相互關系的產物”。對話式話語既創造了主體，也創造了主體的社會身份。所有自傳體裁的顯著特征是第一人稱的聲音或文本中的“我”。托馬斯·庫瑟總結了自傳文本與主體性之間的關系：“自我（或主體）總是處于被建構的過程中”，“生活敘事會產生一個新的主體”。因此，回憶錄不僅對作家和讀者，而且對社會語境和制度都有著潛在的巨大現實影響力。

回憶錄的對話屬性破壞了統一自我的觀念，并挑戰了通常歸于自傳體文本的單一敘事觀念。西多尼·史密斯和朱莉·沃森指出，“生活敘事越來越多元，包括了將自傳體主體性置于不同的、不和諧的主體立場的形式”。回憶錄中出現的多樣主體立場為多種多樣的獨特敘事提供了空間，并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敘事，這些敘事可以被作家和讀者重新講述和重新解釋。可見，回憶錄本身就是一種行動方式，令人反思的方式，促進文化變革的方式，促進關于種族、宗教、平等和民主等問題的溝通交流的方式。新世紀以來回憶錄的盛行，自然與當代公共領域的主旨和功能的擴大及話語形式的變化密切相關，也與“后9·11”時代美國社會文化的變化息息相關。

二

作為“自我技術”的“后9·11”回憶錄

美國“9·11”恐襲事件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世界。事件發生后，美聯社攝影記者理查·德魯（Richard Drew）拍攝的《墜落中的人》（The Falling Man）成為最有爭議的一張照片，照片攝于2001年9月11日早晨9點41分15秒，照片中大火正在吞噬塔樓的頂部，一個男子從世貿中心大樓上墜下。引發爭議的焦點有：媒體怎么能如此利用一個人最絕望的逃生時刻作為賣點？有人認為理查·德魯不該拍攝此照，有人譴責刊發此照的編輯。而由此照片引發的核心問題是：究竟誰是“墜落中的人”？探尋其身份的意義何在？

著名評論家湯姆·朱諾德在評論該照時指出，“9·11”后的美國蔓延著一種對身份的高度焦慮，美國人迫切想知道的是：那些實施恐怖行為的人，他們是誰？他們的集體身份和個人身份又是什么？在迫切尋找那些死者及失蹤者身份的同時，焦慮的美國人也試圖重新理解和定義“他者”的內涵。這些“他者”，他們究竟是誰？為什么要這么做？還有其他這樣沒被發現的恐怖分子嗎？美國又該如何回應？因此，“9·11”之后，對主體性問題的探尋成為美國社會的關注點。

“9·11”之后，美國各項安保措施進一步加強，如政府對學生簽證的收緊，機場、大街等公共場合各種高審查度的安檢，美軍以反恐為名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等等。但這些反而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無處不在的監視反而促進了真人秀節目的發展，而各種社交媒體也為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向觀眾呈現自己的機會，如臉書、推特時至今日依然是社交媒體的主要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家們突然發現回憶錄這種自我再現的寫作方式成為獲得出版契約、上暢銷書榜單的重要方式，也成為能上“歐普拉脫口秀”（Oprah Winfrey Show）的重要方式。

“9·11”后的美國回憶錄不僅僅是自我再現及自我實現的范式，還成為與個體及國家身份焦慮之間的溝通方式，成為進入公共領域的一種方式，涉及民族、種族、性別、階級、健康及職業等方方面面，展現了“9·11”后美國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21世紀初的前十年，各種創傷性災難頻發，如卡特里娜颶風、波士頓馬拉松爆炸、BP油井泄露，等等，這些都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焦慮感。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回憶錄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福柯在其《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提到了生命權力/生命政治（biopower/biopolitics）的概念，在論及回憶錄作為生命權力及生命政治的作用時，他通過對懺悔錄的分析提出另一個重要概念——“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self）。根據福柯的觀點，“自我技術”指“使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福柯指出，寫作就是“照看自己”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生命書寫就成為表達自我焦慮的方式。

在21世紀的今天，也可見這種“技術”，如那些自助談話、流行雜志、真人秀等，尤其是傳記敘事。通過這種方式，生命書寫成為表達自我焦慮的方式，它為作者和讀者提供一種穩定感，讓讀者及作者有一種“過去永不變”的感覺。這也成為當代美國回憶錄的共有特征：保留過去的同時，又挑戰傳統及推測，一方面是表達焦慮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成為作者及讀者與上述焦慮達成一致的方式。

回到前文提到的那張“墜落中的人”的照片，湯姆·朱諾德在評論該照片的文章結尾中寫道，“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幅照片成為一座沒有標識的墳墓，而這位被埋在其中的人，這個墜落中的人，成為我們看不見的一場戰爭中的無名士兵。……我們對這位‘墜落中的人’的了解也成為我們認識自我的方式”。顯然，每個美國人都知道“墜落中的人”是誰，他正是他們自己，他也代表了墜落中的美國，一個墜入恐懼與絕望的民族。這位無名甚至看不清是誰的“墜落中的人”，象征著恐怖襲擊之后美國身份感的喪失。“我們究竟是誰？”這是“9·11”后美國人不斷質疑自問的問題。

“9·11”之后生命政治技術激增，因此對于主體性及身份的關注也就成為必然。這些“技術”對特殊人群的生存造成很大影響，也給很多人帶來了不便，如申請學校及找工作時需要出示更多的文件，機場安檢更為繁瑣，等等。這些行為并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都導致了監控和管理控制文化的產生。而回憶錄恰恰是這種對國民進行管理的技術。那么，這種長期以來一直被當作娛樂的文學形式如何會成為一種生命政治呢？朱莉·拉克曾指出：“當美國開始重新在國內組織安保，在國外侵略時，對讀者來說的一種應對這些變化的方式就是參與到這些表現形式中去。”利·吉爾莫認為，“回憶錄是一種文體性的自由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一個人的生活能成為他人經歷的說教方式”。而“9·11”之后的回憶錄的確提供了這種說教性的生活模式。

三

“后9·11”回憶錄的主要類別

“后9·11”時代的回憶錄形式多樣，難以分類，更難以窮盡，本文所列的主要類別主要是根據回憶錄作為參與公共領域的一種行動方式來劃分的。第一類是職業作家的回憶錄，作家們在寫作回憶錄的過程中，將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公布與眾，反思他們的生活經驗，并把回憶錄作為一種行動方式，參與到公共辯論及公共問題的行動之中。如瓊·迪迪翁（Joan Didion）在其回憶錄《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2005）中通過反思自己的經歷來面對和應對丈夫猝死的悲痛。約翰·埃德加·維德曼（John Edgar Wideman）和詹姆斯·麥克布萊德（James McBride）兩位非裔美國作家的回憶錄，展現了在種族主義盛行的美國被邊緣化、甚至被壓迫而無法講述自己故事的非裔美國人的經歷。

第二類是作為生命政治自我關注指南的回憶錄，這類回憶錄能作為生活方式的一種引導。如謝麗爾·斯特雷德的《涉足荒野》（Wild：From Lu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2012）是一本作者回憶自己1995年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徒步旅行的回憶錄。22歲時，謝麗爾·斯特雷德認為自己失去了一切，母親去世，婚姻破裂，她吸毒、濫交，幾乎徹底沉淪。于是她做出了一生中最沖動的決定——獨自徒步著名的太平洋屋脊步道，從莫哈韋沙漠出發，穿過加利福尼亞、俄勒岡州，最后到華盛頓州。在這趟身體和靈魂的苦修之旅中，她達成了與自己的和解，與過去的和解，接受了不完美的人生和不完美的自己，她不僅走出了太平洋屋脊步道這條長長的荒野之路，更走出了內心的混沌荒野。這種自然治愈類的回憶錄成為對人們生存方式的生命政治上的指南，告訴讀者生活的正確方式，強調在公眾服務中個體的責任。

第三類是展現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差異的回憶錄。如葛瑞格·摩頓森（Grey Mortenson）的《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2006），該書根據摩頓森的經歷寫成。為了紀念早逝的妹妹，摩頓森于1993年攀登世界第二高峰喬戈里峰。途中發生意外，在巴基斯坦巴爾蒂人的全力營救下死里逃生，從此與這片土地結下了不解情緣。回憶錄描繪摩頓森十多年來辛苦募款、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當地村民互動的過程，他苦心奔走十余年，在當地陸續建設九十余所學校，為34,000兒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勵志感人。該書既是一場令人難忘的冒險經歷，又是關于一個人如何改變世界的激動人心的真實故事，既有代表文明與人道的美國人對抗中亞宗教極端勢力的核心主題，又充滿了孤膽英雄深入虎穴一類的戲劇性要素。主人公的精神人格超越意識形態屏障而征服大眾，乃至成為“感動世界的故事”。這種異國旅行經歷的回憶錄實現了旅行中的自我發現，同時以一種包容的態度探討文化差異，展現多元化的世界和民族。

第四類是作為生命政治管理的商業性回憶錄，也可以說是一種出售主體性的回憶錄。克里斯·加德納（Chris Gardner）的《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iness，2006）是典型的代表作品，該書是美國著名黑人投資專家克里斯·加德納的真實生平寫照，加德納家境貧寒，從小沒有父親，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機會，他加入了美國海軍，也曾經流浪、入獄，但從未放棄自己的理想——當一名股票經紀人，并最終獲得了成功。他用生命詮釋了責任和奮斗及如何去實現夢想，永不放棄夢想，永遠奮力前行。這類回憶錄通過展示職業生涯的成功達到“管理”讀者的目的。紅極一時的杰克·威爾許（Jack Welch）的《贏》（Winning，2005）也屬于這一類作品。在經濟多變的時代，這類回憶錄成為福柯所指的“生命政治”管理（管控）的方式，它既有自我管控作用，又能對個體的態度及行為有所影響。

第五類是“虛假性”或者“欺騙性”回憶錄。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的回憶錄《支離破碎的記憶》（A Million Little Pieces，2003）是這類回憶錄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曾把美國出版界攪得沸沸揚揚。該書描述了詹姆斯·弗雷如何痛心疾首地和吸毒、酗酒進行心靈的搏斗，艱難地度過被監禁的三個月，面對一個親密朋友的自殺，等等。這本散文風格的自傳，得到美國頭號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的賞識，作為她讀書俱樂部的推薦書目，成為亞馬遜網站的最佳暢銷書。但是一個調查網站通過調查認為，弗雷回憶錄中的重要部分，都是人為編造或是添油加醋而成。

“9·11”之后出現了很多虛假性回憶錄，為什么作家要以這種虛假身份把其虛構的生活以一種非虛構文學的方式發行出版？為什么出版商、代理人、書評家及讀者會相信這樣的故事？回憶錄形式的開放性和可塑性可以使作家們實現其社會或公共目標。作家們利用這種體裁將重要的問題公之于眾，反思自己的經歷并登記自己的觀點，塑造和轉變對話，同時利用個人敘事與讀者建立聯系。顯然，弗雷是對回憶錄作用的一種操縱，我們不難看出他這么做的原因：為了讓故事更有戲劇性和吸引力，為了讓他的故事出版，為了賣出更多的書。利·吉爾摩在審視回憶錄的新興流行及其與創傷文化的關系時指出，“已經證明文學市場具有一種塑造力量。雖然目前還不清楚該市場是引領還是跟隨，但市場需求激發了一些營銷行為，比如將作者的第一本書副標題題為‘回憶錄’，而在前幾年，它可能被歸類為小說”。利·吉爾摩指出，市場對回憶錄的需求迫使人們為了銷售而將小說標為回憶錄。

在《閱讀自傳：生活敘事解讀指南》中，西多尼·史密斯和朱莉婭·沃森探討了記憶的目的和記憶在社會中的記錄方式。他們指出，“記憶的政治——哪些被回憶，哪些被遮蔽——是關于過去知識的文化生產的核心，從而也是個人自我知識的條件”。在回憶錄中，記憶很重要。作者把自己的記憶寫在紙上，基本上決定了“哪些被回憶，哪些被遮蔽”。在史密斯和沃森看來，記憶做了類似于個人到全球的超越。這種超越個人而成為全球性和公共性的方式，在讀者和文本之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關系被詹姆斯·弗雷在他的書中利用。書中的自白讓這種超越得以實現，讀者隨后被吸引到這種不可思議的強大關系中。

琳達·安德森指出自傳的成功取決于傳達移情的能力，回憶錄寫作的一部分就是創造共情。通過移情，讀者真實地體驗到作者的情感，這種情感體驗甚至可以比事實更重要。而情感的體驗是要通過故事，故事才是真正決定回憶錄被接受的可信度的因素，故事才是回憶錄的情感驅動力。對讀者來說，一個關于情感的故事要比故事的真實性更重要。詹姆斯·弗雷利用了回憶錄的這些特點，從而使他的小說更有吸引力，并以此顯示出回憶錄的一種力量。

結 語

回憶錄不是通過邏輯論證來說服人，而是通過建構的敘事來說服人，這種敘事依賴于反思和對經驗的解釋。在“9·11”后美國的寫作生活中，公共與私人之間、小說與非小說之間的區別變得朦朧、混亂甚至矛盾。回憶錄作者沒有像小說那樣依靠想象力，而是試圖呈現一個真實的故事（即使結果沒有達到這個理想）。當美國作家把他們自己的生活記錄拿出來分析、消費、出售時，我們能感受到這種充滿焦慮和影響的記錄的復雜性。顯然，美國“后9·11”回憶錄是一種經驗的表征，它為美國人提供了一種存在、相信或行動方式的模式，成為一種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它不僅影響美國公眾的生活，還為美國人創造集體行動的機會，并增加了公共生活的價值。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5期，專題·“9·11”：兩種文學記憶和敘事，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