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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童年”并非指涉當下現實的單向度中國童年生活圖景，而是立足于民族、時代、環境等要素，并攜帶著中華文化豐富信息，鮮明印記的全方位、整體性、復合性童年文化存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童年”理應成為原創兒童文學未來發展所倚重的豐饒精神資源。

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童年書寫應該承繼中國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傳統，以中外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為參照，調動一切文學手段，通過塑造新世紀“中國式童年”典型形象，把握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空間地域、不同文化氛圍中國童年的命運。

“中國式童年”現實語境與審美內涵

“中國式童年”概念的提出與西方“新童年社會學”之“社會建構論”不無關系。在埃里森·詹姆士、艾倫·普勞特、克里斯·詹克斯等西方童年“社會建構論”學者看來，童年和兒童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社會、政治、歷史和道德等所共同塑造。在此背景下，童年不僅表現出文化多樣性，同時也內含著民族差異性。換句話說，不同地域背景下的童年之所以形態各異，就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文化都在建構屬于自己的童年，不存在普遍性、永恒性童年。上述童年“社會建構論”觀念盡管存在著否認童年本質的相對主義局限，但其意義就在于打破了“兒童——成人”二元對立思維局限，還原了兒童生活的現實，使童年的真實性與多樣性得以表達。與此同時，“童年建構論”還力求在恢復兒童主體性基礎上，重構兒童與成人、童年與成年的關系，重建童年的社會地位。

以此為參照，“中國式童年”概念既源自于中國當代社會變革與文化轉型所衍生出的復雜多樣的童年生存狀況，也與中國孩子斑駁、蒼涼的歷史存在與豐沛、昂揚的未來趨向息息相關。這一點，可從“中國式童年”空間與時間兩個不同緯度來理解。

首先，空間維度顯示了童年的伸展性和廣延性。它所體現的是童年的地域文化形態、特征。按照“社會建構論”的說法，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為特殊的地域生活背景、地緣歷史文化、地區社會生態，其童年形態會烙有鮮明的民族文化印痕。在此基礎上，當童年的空間存在感訴諸于文學、藝術作品時，它所呈現、反思并建構的是“童年形態與外部世界的內在關系”。這一文體面貌在世界兒童文學史上早有佐證。如馬克·吐溫在少年小說《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中，借小主人公天真活潑、率性磊落、真誠勇敢、樂觀自信的生命形態映襯了19世紀上半葉美國上流社會虛偽庸俗、刻板陳腐、冷酷自私的灰暗現實；金斯萊在童話《水孩子》里，通過孤兒湯姆的不幸遭遇和艱辛游歷，折射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宗教信仰與時代精神異體同構、相反相成的社會狀況；蓋達爾在兒童小說《鐵木爾和他的隊伍》中，以少先隊員鐵木爾和伙伴們支援前線紅軍的行動，呈現了戰爭年代童年與成年的復雜關聯……此可謂童年空間意義之于兒童文學的典型表達。如果考慮到兒童文學中童年空間存在的具體性，其審美形態則大體呈示出鄉土童年、城市童年、邊緣童年三種不同樣貌。

這其中，鄉土童年是指以鄉村為具體生活空間而展開的童年生活現實。對“中國式童年”來說，它不僅涵蓋了約1.6億當代中國農村孩子的生活現實，而且也包括超過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的生存現實；城市童年則是指當下以城市、城鎮為生活空間而綿延開來的童年生活圖景?，F階段“中國式童年”的“城市層面”包括了城市不同階層家庭孩子的生存狀況，其核心則是以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為主體而涵容廣泛的城市童年生態。和上述兩種童年形態毗鄰，邊緣童年是指處于不斷流動、變遷中的童年生活境遇?，F階段，超過3500萬中國城鄉流動兒童構成了“中國式童年”中邊緣童年的主體。上述童年狀況構成了現階段“中國式童年”的空間內涵。

與空間維度不同，時間維度是指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時代生活賦予童年不同的形貌特征和文化內涵，它顯示了童年的順序性和階段性，體現著童年的認知心理特點和精神文化形態。這一點訴諸于文學、藝術作品，其所體示、反思、建構的是“童年生命形態自我追尋、自我確認、自我超越”的審美圖景。其具體表現形式大體可分為歷史童年、現實童年和未來（想象）童年三種不同樣態。如果單就時間意義而言，歷史童年可以理解為“理應珍惜的過去”；現實童年可以理解為“自在、自為的現在”；未來（想象）童年可以理解為“傾力追索的將來”。而具體到“中國式童年”的文學意義，其時間維度童年表達往往通過三種類型的兒童文學創作體示出來：以不同時代生活為原型的童年記憶敘事往往從個體角度呈現出歷史童年的真實面貌，如《吉祥時光》《童年河》《阿蓮》等；立足于現實童年生態和兒童精神發展的文學書寫呼應著現實童年的各種境遇、不同訴求，如《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因為爸爸》《九月的冰河》等；依托幻想展開而指向內在真實的虛擬性童年敘事，則寄寓著對現代文明所遺失的諸多美好價值元素的珍視與追尋，如《大熊的女兒》《水妖喀喀莎》《大漠尋星人》等。上述兒童文學童年建構從不同時間維度恢復了童年真實、生動的現場感、縱深性，一定程度上規避了以往那種將童年和社會生活相剝離，或者將“兒童”與“成人”對立起來的平面化、永恒化審美傾向。

至于說到“中國式童年”的社會根源，則不能忽略其深厚的文化基礎?！爸袊酵辍奔攘⒆阌谠催h流長的中華文化，與民族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集體無意識文化信息、文化原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又植根于中國不同時代社會生活語境，體示其豐饒、鮮活、前瞻、昂揚的多元樣貌，甚而，在未來的延長線上，“中國式童年”還代表著中華民族追求美好生活，不斷尋求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生命態度和童年愿景。

綜上所述，“中國式童年”并非指涉當下現實的單向度中國童年生活圖景，而是立足于民族、時代、環境等要素，并攜帶著中華文化豐富信息、鮮明印記的全方位、整體性、復合性童年文化存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童年”理應成為原創兒童文學未來發展所倚重的豐饒精神資源。

“中國式童年”文學意義與現實路徑

童年是生命的一種存在形式，它既有時間和空間之分，也有個體和群體之別。當它以個體形式呈現時，它可能是生活的一段時光、生命的一段歷程、心靈的一段記憶；當它以群體方式展示時，它又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文化的一種形式、社會的一種結構。童年的豐富內涵決定了童年具有審美層面的雙重屬性：既攜帶著生命初始階段與生俱來的率真自然、清新明媚的現實感；又洋溢著蓬勃熱忱、鮮活開放的生成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童年既是透視民族歷史的一面鏡子，也是映照現實人生的一雙眼睛，還是參照未來世界的一個坐標。作為現實存在，童年寄寓著生命之于現實的期許、對于未來的期望；作為觀念文化，童年又標識著現代文明的自我救贖和社會歷史的不斷反思。童年在自身發展中不斷尋求著自我表達和自我確證；童年也在價值求索中，不斷獲得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

所有這些，也正是童年審美價值的體現。是審美讓童年通過文化賦形脫離了單一的生物意義而成為社會存在、文化建構，是審美經由意義凝結使童年超越了具體的物化形態而由現實存在一躍成為思想資源、審美對象。其意義不僅是生命現象和生命體驗的藝術轉化，更是融合了歷史、現實、想象的“三元合一”的審美創造，是從生活到文學的升騰。

這種創造和升騰既有題材選擇、藝術構思、語言表達等寫作技術層面的因素，更有包括童年觀、價值觀、文學觀等觀念層面的影響。而后者，恰恰是決定“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成敗的核心因素。它超越具體的童年文化形態，以重構記憶、表述現實、創生未來三種書寫方式體示審美內涵，核心無不指向兒童文學現實主義。

作為文學觀念，兒童文學現實主義以其關切并理解童年的現實導向為“中國式童年”文學書寫夯實了基礎。對“中國式童年”而言，現實主義表達除了時間維度上不同時代童年生活現實，以及空間維度上不同區域童年生活景象外，其價值還在于通過“中國式童年”不同層面社會生活的客觀描述，不僅呈現或重述歷史童年的真實樣貌，表達和剖解當代童年的現實命運，而且還引領和守望未來童年的理想情懷，寄寓并闡發表征兒童主體性和成人反思性的童年精神。

作為表達方式，兒童文學現實主義以其觸摸并深入童年的文學話語為“中國式童年"形象塑造樹立了典型。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內容。原創兒童文學現實主義表達不僅要立足當代兒童生存現實、心靈境遇，深入挖掘“中國式童年”內涵，更要基于童年愿望和童年命運塑造有時代特色和文化內涵的典型童年形象。

實際上，如果檢視“五四”以來的原創兒童文學作品，不難發現，現實主義在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中早已根深葉茂。稻草人、少年閏土、羅文應、小英子、張嘎子、王二小、高玉寶、謝慧敏、張莎莎、賈里、賈梅、桑桑、杜小康……上述典型形象不僅豐富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人物畫廊，而且為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提供了生動的形象模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式童年”典型形象既是中國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承繼，又是對這一傳統的發展和超越。

作為審美傾向，兒童文學現實主義以其引領且守望童年的價值定位為“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確定了坐標。現實主義不僅是文學觀念、表達方式，還是一種看待自然、社會、人生的審美態度。對兒童文學表達“中國式童年”這一命題而言，無論鄉村、城市、邊緣等空間維度“中國式童年”現實，還是歷史、現實、未來等時間維度“中國式童年”鏡像，都僅僅是兒童文學現實主義表達所依托的素材、所借重的手段，而惟有其內在的對童年命運的深切關注，對童年愿望的殷切期待，對童年成長的睿智引領和誠摯守望，才是“中國式童年”文學書寫的中軸線，是其方向所指、價值所系、審美所屬。如果缺失了這一“硬核”，不管“中國式童年”構思怎樣奇巧機智，故事多么生動曲折，語言如何瑰麗華美，結構何等精致縝密，其形象塑造都將膚淺虛飾，其情感意蘊都會輕飄寡淡。

因此，立足于全面把握“中國式童年”不同維度內涵和深刻理解兒童文學現實主義精神，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童年書寫應該承繼中國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傳統，以中外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為參照，調動一切文學手段，通過塑造新世紀“中國式童年”典型形象，把握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空間地域、不同文化氛圍的中國童年命運。惟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走入“中國式童年”深處，才會真正解析并表達出中華文化背景下，一代一代中國孩子的情感結構和心靈密碼——中國童年精神。

中國童年精神的審美內涵

童年是一種歷史、文化建構，其現實圖景斑駁蕪雜，其文學想象多姿多彩，其學術話語多元共生?；诖?，原創兒童文學表達“中國式童年”深受中國社會變革和文化語境影響，文體面貌帶有鮮明時代特征、文化印記，豐富而鮮活，生動又前瞻，成為當代童年文化一道瑰麗的風景線。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關涉“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所不容回避的童年“意識形態”，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富含意義的“社會現實”。這一“社會現實”既可能是現實政治生態、社會文化之于童年的真實映照，也可能是決定童年生活內容、影響童年命運外部社會環境的幻想建構。無論哪一種，“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都需要警惕那種脫離社會文化和童年真實的“虛假意識”。這種“虛假意識”會憑借無根想象或媚俗趣味吸引孩子閱讀的目光，帶給他們虛幻的慰藉與滿足，但其內在審美價值的懸置或浮泛，卻最終使之既不能在兒童讀者心底駐留，更無法介入并參與當代童年精神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內在核心價值的確立就至關重要。這些核心價值以童年文化為依托，通過情節、形象、語言、細節等文學結構熔鑄或彌散在兒童文學作品中，小而言之，是原創兒童文學文本內涵的基礎，昭示了審美情感的向度；總而言之，是原創兒童文學社會責任感、文化意識與教育情懷的體現，呈現了題旨意蘊的厚度；大而言之，則與我們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相聯系，是當前“培育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代要求，表達了思想意識的高度。

這么說，不是強調原創兒童文學的普通社會功能，而是昭示其面向未來的審美尺度與價值取向。因為原創兒童文學聚焦“中國式童年”，其所表達、關注、書寫的雖是生命現象的“初始”問題，但顯示的卻是心靈關懷之“終極”意義。具體說來，就是原創兒童文學“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不僅要在內容層面透視歷史童年、貼近現實童年、描繪未來童年；在形式層面注重對多元蕪雜童年現象的細致描摹，注重情節內涵的挖掘與語言趣味的營造；更要在意涵層面直面當下童年的種種缺失、困境、亂象、危機，關切現實中兒童心靈的諸多困惑、迷亂、掙扎、希冀，并以文學的方式予以全面觀照、深度透視、形象啟悟、睿智引領，從而滿足廣大少年兒童情感體驗的訴求、心靈升騰的渴望。這種強調社會責任感、文化使命感、自我存在感的教育情懷、人文精神是五四以來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樹人”觀念的綿延與深化，理應成為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中國式童年”現實表達的價值方向。

“中國式童年”是立足于中華民族歷史記憶、文化傳統和現實生態的觀念存在。它是時間存在與空間存在的結合，是歷史、現實與未來的三元并存、立體交織。其審美化表達既可以通過記憶回溯形式呈現為社會歷史迷離圖景的個體性書寫；也可以經由原生性現實描述展示出當下鮮活童年生活的獨特性觀照；還可以憑借虛擬性想象表征為未來生活愿景的創意性生成。無論哪一種形式，其在當下的原創兒童文學中都不乏適例。

比如，“中國式童年”歷史書寫層面，有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兒童參加紅軍為故事背景的小說《王坪往事》（張品成）、有以汝窯天青瓷瓶的命運為線索書寫中華人間正氣、精魂傳承的小說《天青》（李秋沅）、有以兒童口吻寫戰時老北京生活與普通人抗戰命運的兒童小說《將軍胡同》（史雷）等；“中國式童年”現實書寫層面，有寫都市中產階級孩子成長歷程并融匯教育憂思的跨文體作品《沐陽上學記》（蕭萍）、有寫兒童在家庭危機面前自我救贖的小說《寶塔》（秦文君）、有以農村留守兒童為原型，寫鄉村兒童心靈困惑與精神掙扎的兒童小說《蝙蝠香》（曹文軒）等；“中國式童年”未來表達層面，則有通過寫少年穿越歷史拯救天才而反思人性狹隘、文明之困的科幻小說《拯救天才》（王林柏）、有借民間想象和大地情懷極寫女性之美和人心之善的創意童話《一千朵跳躍的花蕾》（周靜）、有寫單親女孩在現實困境面前無私無畏的幻想小說《大熊的女兒》（麥子）等。

上述原創兒童文學作品，分別呈現了“中國式童年”的歷史境遇、現實生態、虛擬樣貌，其中不同程度蘊涵著作為原創兒童文學審美根蒂的中國童年精神，也就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寄寓在童年意象之上以純真、自由、樂觀、自信、誠摯、勇毅、夢想、超越等詩學范疇為要旨的審美精神。這一中國童年精神就審美內涵與價值構成而言，大體可分以下五個層面：

一、自然、率性的純真精神。純真是指兒童身上所葆有的未經世俗浸染和社會化雕琢的真實、自然的生命狀態。在當代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語境下，純真不僅代表著童年文化中值得珍視的審美特性，而且還以其映照社會弊病與人性缺失的詩性立場成為現代文明的一種烏托邦理想。在此基礎上，“中國式童年”對“純真”的關注與表達除了張揚與守護童年生命本真狀態外，還代表著現代文明對不斷被成人文化所遮蔽的生命天性的緬懷與嘆賞。在兒童小說《浮橋邊的湯木》（彭學軍）中，作者借助男孩湯木對死亡的恐懼和想象，寫出了屬于孩子自然、真實、純潔、率性的心靈脈動。在“不期而遇”的“災變”面前，10歲的湯木憂懼但不悲戚，無助卻也勇毅，他以孩子的方式守護著親情，抵御著死亡的威脅，充分體現了孩子身上一種拙樸而純粹的求真、尋美、向善的力量?？梢?，作為一種感性生命力，純真與功利無關，與世俗無涉，它諦聽內心的聲音，服從“人之初”情感的召喚。它以自然、真實為經，以純潔、率性為緯，構織出童年詩意美好的圖景。

二、磊落、暢達的自由精神。單從現實境遇看，童年處處被規約、時時被限制，可謂人生中最不自由的階段。然而，也恰恰是這樣一個總是迎頭遭遇管束和壓制的生命區間卻常常體現出一種超自然的內在自由。按照加斯東·巴拉什的說法，童年所代表的精神自由主要體現為感受力、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解放。而這三層“解放”的審美依托就是“夢想”表達。夢想一方面為兒童提供了生活中超越現實的方式；另一方面，也為文學提供了精神上超越現實的通道。因此，“書寫夢想”就成為兒童文學“解密成長”的主要范式。在童話《一千朵跳躍的花蕾》（周靜）中，“十二個姨”的不同生命姿態顯示了夢想綻放的不同路徑。這既是自我感受力的恣意揮灑，也是童年想象力的輕靈升騰，還是文學創造力的飽滿綻放。

實際上，所謂兒童文學自由精神，其實質就在于以童年所特有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創造力，在主體與環境之間建立起一種積極的審美關系。這種審美關系既代表著“自然的人化”，也表征著“人的自然化”，二者水乳交融、“天人合一”的關聯正是原創兒童文學孜孜以求的審美境界。

三、堅強、勇毅的樂觀精神。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兒童不僅是生命倫理與親緣關系的紐帶，更是以成人為主導的穩定家庭結構的維護者，是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對兒童來說，那種不滿既定生活秩序的率性表達，那種面對成人規訓不知深淺的魯莽抵抗，那種面對未知世界不假思索的果敢探求，無不體現了未經生活磨礪的孩子身上熠熠閃爍的生活信仰與沖決現實藩籬、超越生活局限的勇氣與力量。這無疑是一種面對困境而堅強、勇毅的樂觀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讓單親女孩老豆在“爸爸變為大熊”的現實困境面前，沒有張皇失措、怨天尤人，而是滿懷信心、舉重若輕、勇敢面對。當此時，無論這個10歲女孩言談舉止如何自我中心、沒心沒肺，依然遮掩不住其內在生命的誠摯、磊落、熱忱、純真，而這也恰恰是這個“大熊的女兒”身上以堅強勇毅為標識熠熠生輝的樂觀精神。

四、別具一格的創造精神。與人生其他階段相比，童年最豐饒的財富是想象力。借助想象力，兒童不僅可隨時自現實的藩籬中脫身而出，盡情感受生命的自由暢達，而且還在與逼仄現實空間與黯淡生活境遇的對峙中迎難而上，以行動贏取成長的快慰與愜意。在散文集《我的秘密花園》（劉保法）中，作家通過“我”對“秘密花園”的體味與眷念，寫出了孩子在生活面前純真、自由、昂揚、樂觀的童年心性和他們善于在生活中發現樂趣、創造驚奇、捕捉美麗、追求超越的精神風貌，而這種看似獨屬個人的“秘密花園”其實已具備了書寫一代童年的典型意義。原因就在于，作家在“我”對“秘密花園”的探尋與構建中寄寓著不同時代兒童生命中別具一格的創造精神。

五、無私無畏的主體精神?！爸袊酵辍蔽膶W實踐致力于兒童感受力與行動力的藝術呈現，不僅體現了中國孩子參與和介入生活的勇氣，而且呈現出他們改變和塑造世界的力量。這無疑是童年主體精神的有力表達。在兒童小說《寶塔》中，秦文君通過塑造富有新時代特征的童年形象，表現了兒童的“生活參與感”與“精神自主性”。故事里，13歲男孩嘉慶在表弟嘉麟遭遇家庭變故、疾病纏身之際沒有袖手旁觀、視若無睹，而是挺身而出、熱忱相助……作為與成人世界比鄰而居、相融共生的人群，孩子們以情感改善、擴容生活，用行動影響、感染成人。這既是童年生命力的自然體現，也閃爍著無私無畏的童年主體精神。

綜上所述，“中國式童年”文學表達以兒童文學現實主義為觀念引領，通過對其不同時空維度審美內涵的呈現，確立了以純真、自由、樂觀、勇毅、自信、超越等詩學范疇為依托的審美價值取向——中國童年精神。立足中華文化悠久傳統和當代社會變革現實語境，這一從“中國式童年”到“中國童年精神”的審美路徑，不僅勾勒出新世紀原創兒童文學的發展脈絡，而且也確立了原創兒童文學面向新時代的價值核心與審美取向。

作者簡介

李學斌，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兒童文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全國師范院校兒童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兒童小說創作和兒童文學研究。已出版《兒童文學與游戲精神》《論兒童文學幽默效應》等多部學術著作，代表性兒童小說有《蔚藍色的夏天》《走出麥地》《驢背上的騎士》等，在《人民日報》《中國出版》等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