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從閱讀海外華人作家黃錦樹和一批生活在新南方區域作家作品、反思傳統“南方”寫作模式的一系列思考出發，楊慶祥老師提出了“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靶履戏綄懽鳌痹谖膶W地理上是指用現代漢語寫作思考的粵港澳大灣區及“南洋”區域。作者在界定“新南方寫作”的概念之后從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四個角度論述了“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同時將其放在世界文學譜系來討論，作者認為新南方寫作的提出還涉及現代漢語寫作的主體和主權問題，其最有意味之處在于超越了單一性民族國家的限制，在不同的民族和區域間進行語言的旅行、流通和增殖。由此作者進一步指出，包括新南方寫作在內的現代漢語寫作，必須不停地在這種民族性/世界性、政治性/文學性、地方性/普遍性等邏輯里反復搏擊，一步步獲得并強化其主體位置。

一

大約是在2018年前后，我開始思考“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觸發我思考的第一個機緣是當時我閱讀到了一些海外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黃錦樹。這一類作品以前都歸置于“華文文學”這個范疇里面來進行認識，研究者往往會夸大其與大陸本土漢語寫作的區別而將其孤懸于大陸漢語寫作的范疇之外。普通的讀者，一方面往往很難閱讀到這些作品，另外一方面，即使偶有閱讀，也會局限于其“風景化”的假面。我對黃錦樹的閱讀經驗顛覆了這些先入之見，我在黃錦樹的作品中讀到的不僅僅是一個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寫作者，用語言的碎片來拼接離散的經驗，并以此解構元敘述——這往往是黃錦樹的研究者們最感興趣之處。在我看來，在黃錦樹這里，元敘述一開始就是被懸置的，或者說，大陸文學語境中的元敘述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一種單一性敘述所導致的迷思，在新文學誕生之初，這一元敘述就根本不存在，這也是黃錦樹重寫魯迅、郁達夫這些現代文學奠基者的目的之所在，他的《傷逝》和《死在南方》表面上看有后現代的游戲之風，但是在內在的質地里，卻是在回應嚴肅而深刻的現代命題，那就是現代漢語與現代個人的共生同構性。在這一點上，黃錦樹無限逼近了魯迅，也無限逼近了現代文學文化的核心密碼。也是由此出發，我斷定黃錦樹這類的寫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光譜中重要的一脈，它不應該孤懸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漢語史）之外，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不需要用“華文文學”這一概念對之進行界定，他本身就內在于中國現代漢語寫作之中——也許黃錦樹并不同意我的觀點——但這沒有關系。歷史將會證明我的判斷，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漢語寫作在歷史的流變中有其各自機緣并形成了各自的表述，這些表述不會指向一元論，而是指向多元論，不是指向整體論，而是指向互文論。因此大可不必為現實的政治視角所限制，而刻意去建構一種文學譜系——他就在我們之中。這么說，并非是為了泯除黃錦樹們的異質性，恰好相反，我一直強調黃錦樹這種寫作的異質性，尤其是在漢語寫作的當下，這種異質性更是難能可貴，如果是在1980年代先鋒探索的語境中，黃的這種寫作并沒有那么突出，倒是放在2000年以后的漢語寫作的版圖中，他的獨特性顯得更加重要。我在這里并不想過多討論黃錦樹的個人寫作問題，而是覺得他構成了一個提示，即在現代漢語寫作的內部，存在著多元的可能性和多樣的版圖，而這種可能性和版圖，需要進行重新命名。

二

第二個引發我思考的機緣是作家蘇童和葛亮的一個對話，這篇對話題名為《文學中的南方》，從行文語氣來看，應該是一次活動的現場發言，經修改作為附錄收錄于葛亮的短篇小說集《浣熊》[1]。該短篇小說集出版于2013年，因此可以推斷該對話應該是在2013年前。雖然我很早就收到了這部短篇集，但遲至2018年左右才關注并認真閱讀這篇對話，引起我主要興趣的，就是關于“南方”的討論。

在這篇對話中，蘇童指出“南方”是一個相對于“北方”的不確定性概念：“一般來說北方它幾乎是一個政權或者是權力的某種隱喻，而相對來說南方意味著明天，意味著野生，意味著叢莽，意味著百姓。”[2]蘇童是從隱喻的角度來談論南北，因此他覺得南北并不能從地理學的角度上去進行嚴格的區分，比如慣常的以黃河、長江或者淮河為界，而更是一種長期形成的文化指涉。在蘇童看來，“北方是什么，南方是什么，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得清楚，但是它確實代表著某種力量，某種對峙”[3]。葛亮對此進行了回應，同樣使用了比喻性的表達，“不妨做一個比喻，如果由我來界定的話，大概會覺得北方是一種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種水的文化，嶺南因為受到海洋性文化取向的影響，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更為包容和多元的結構方式，也因為地理上可能來說是相對偏遠的，它也會游離儒家文化的統攝，表現出來一種所謂的非主流和非規范性的文化內涵”[4]。

總體來說，這篇對話極有創見地勾勒出來了一條歷史和文化的脈絡，在這條脈絡上，南方因為在北方的參照性中產生了其價值和意義。這正是我關心的一個悖論，如果南方代表了某種包容和多元的結構，那么，它就不應該是作為北方的對照物而存在并產生意義，南方不應該是北方的進化論或者離散論意義上的存在，進化論虛構了一個時間上的起點，而離散論虛構了一個空間上的中心，在這樣的認識框架里，南方當然只可能是作為北方（文化或者權力）的一個依附性的結構。蘇童和葛亮將這種依附性用一個很漂亮的修辭來予以解釋“北望”——南方遙望北方，希望得到認可——在這樣的歷史和文化結構里，南方的主體在哪里？它為什么需要被確認？具體到文學寫作的層面，它是要依附于某種主義或者風格嗎？如果南方主動拒絕這種依附性，那就需要一個新的南方的主體。

新的南方的主體建立在地理的區隔和分層之中。這并非是一種以某個中心——正如大多數時候我們所潛意識認為的——為原點向外的擴散，而是一種建立在本土性基礎上的文化自覺。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新南方應該指那些在地緣上更具有不確定和異質性的地理區域，他們與北方或者其他區域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的關系——而不僅僅是“對峙”。在這個意義上，我將傳統意義上的江南，也就是行政區劃中的江浙滬一帶不放入新南方這一范疇，因為高度的資本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江南”這一美學范疇正在逐漸被內卷入資本和權力的一元論敘事，當然，這也是江南美學一個更新的契機，如果它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并能形成反作用的美學。新南方的地理區域主要指中國的海南、廣西、廣東、香港、澳門——后三者在最近有一個新的提法：粵港澳大灣區。同時也輻射到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習慣上指稱為“南洋”的區域——當然其前提是使用現代漢語進行寫作和思考。

三

引發我對新南方寫作思考的第三個動因是一批生活于新南方區域作家的寫作。目前我注意的作家有如下幾位[5]。

林森，出生于海南澄邁，現生活于海南?？谑?，他同時從事詩歌和小說寫作。其長篇小說《關關雎鳩》以海南文化習俗為主要書寫對象，是一部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他的另外兩篇小說《抬木人》和《海里岸上》也有相似的美學取向，《抬木人》我認為是近年漢語寫作中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可惜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他于202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島》書寫海南島人在時代大潮中的抵抗和失敗，在現實和精神的雙重線索中開辟了新的南方空間。

朱山坡，出生于廣西北流，現生活于廣西南寧，朱山坡早期寫詩，后來轉入小說寫作。他的南方特色要到他最近的一部短篇小說集《蛋鎮電影院》里面才集中呈現出來，這些短篇小說圍繞一個叫“蛋鎮”的地方展開書寫，該地位于中越邊界，朱三坡用一種反諷、詼諧的方式將蛋鎮人日常生活中的荒謬感予以揭示。朱山坡這一筆名也具有地域特色，據了解，這是作者本人家鄉的地名，也許作者想借此強調他的地方性身份。

王威廉和陳崇正兩位都是廣東的作家。王威廉出生于青海，大學畢業后留在廣州工作生活至今。在王威廉較早的作品中，比如《聽鹽生長的聲音》，還能看到非常明顯的西北地域的影響，作品冷峻、肅殺。這種完全不同于南方的地域生活經驗或許能夠讓他更敏銳地察覺到南方的特色。從生活的角度看，與其他原生于南方的作家不同，王威廉更像是一個南方的后來者，他最近的一系列作品如《后生命》《草原藍鯨》引入科幻的元素和風格，構建了一種更具有未來感的新南方性。

陳崇正出生于廣東潮州，現在廣州生活。潮汕地區自古以來就遠離中原，其文化自成一體，并以“潮汕巫風”而著稱。雖然歷經現代化的種種改造，這一文化的遺存并沒有完全從當代人的生活中剝離。陳崇正的小說《黑鏡分身術》《念彼觀音力》等圍繞南方小鎮“半步村”展開，建構了一個融傳統與當下為一體的敘事空間。

最近引起我注意的一位青年作家是陳春成，1990年出生于福建屏南縣，現生活于福建泉州。他最早引起我閱讀興趣的是發表在豆瓣上的中篇小說《音樂家》，在2019年的收獲排行榜中我將這篇小說放在了中篇榜的第一名，那一年短篇榜單的第一名我投給了黃錦樹的《遲到的青年》——巧合的是這兩位都生活在（新）南方。陳春成的一部分小說無法納入新南方寫作的范疇，但是他的另外一部分作品如《夜晚的潛水艇》《竹峰寺》等不但在地理上具有南方性，同時在精神脈絡上與世界文學中的“南方”有高度的契合，虛構、想象、對邊界的突破等構成了這些作品的關鍵詞。

還有一位成名更早的作家，也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葛亮。葛亮的寫作一直與南方密不可分，他出生于南京，然后在南京、香港求學，現在生活工作于香港。他的生命軌跡從目前看是一個一直向南的過程。而他的寫作，也同樣具有典型的南方性，《朱雀》《七聲》寫江南，《浣熊》寫香港（嶺南），更有意思的是，葛亮不但不停地書寫南方，同時也試圖勾連南北，有意識地進行南北的對話，比如近年引起廣泛關注的長篇小說《北鳶》。

上述作家不僅僅在生活寫作上與新南方密不可分，同時也主動建構寫作上的新南方意識。上述蘇童與葛亮的對話就是一個例證。除此之外，2018年5月在廣東松山湖舉行的一個文學活動上，我、林森、陳崇正、朱山坡進行了一場題為“在南方寫作”的對話，在這個對話中，新南方寫作已經成為一個關鍵詞。隨后在2018年11月舉行的《花城》筆會上，我和林森、王威廉、陳崇正、陳培浩在南澳小島上就“新南方寫作”做了認真的非公開討論，并計劃在相關雜志舉辦專欄⑥。2019年7月，我受邀參加廣東大灣區文學論壇并作了主題發言，我在這篇發言中提出了一個將大灣區文學與新南方寫作關聯起來討論的建議：“大灣區與更廣義的南方構成了什么關系？是不是可以將大灣區文學納入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新南方寫作’中去？”⑦實際上，批評界對“南方”的關注由來已久，比如張燕玲，她不僅自己的寫作頗有南方特色，同時也對黃錦樹、葛亮等新南方作家情有獨鐘。

四

經過上述的鋪墊陳述之后，我對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大致作如下界定。第一，地理性。這里的地理性指的是新南方寫作的地理范圍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地理特色。我將新南方寫作的地理范圍界定為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進而言之，因為這些地區本來就有豐富多元的文化遺存和文化族群，比如嶺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閩南文化、馬來文化等，現代漢語寫作與這些文化和族群相結合，由此產生了多樣性的脈絡。第二，海洋性。這一點與地理性密切相關。在上述地區，與中國內陸地緣結構不一樣，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大部分地區都與海洋接壤。福建、臺灣、香港與東海，廣東、香港、澳門、海南及東南亞諸國與南海。沿著這兩條漫長的海岸線向外延展，則是廣袤無邊的太平洋。海與洋在此結合，內陸的視線由此導向一個廣闊的縱深。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海洋書寫——關于海洋的書寫和具有海洋性的書寫都是缺席的。一個形象的說法是，即使有關于海洋的書寫，也基本是“海岸書寫”，即站在陸地上遠眺海洋，而從未真正進入海洋的腹地。對此有種種的解釋[8]，無論如何，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中國經典的古代漢語書寫和現代漢語的書寫中，以海洋性為顯著標志的作品幾乎闕失。在現代漢語寫作中，書寫的一大重心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平原客》等，即使在近些年流行的“城市文學”書寫中，依然不過是“人與土地”關系的變種，不過是從“農村土地”轉移到了“城市土地”，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文學幾乎是一種“土地文學”，即使有對湖泊、河流的書寫，如《北方的河》《大淖紀事》等，這些江河湖泊也在陸地之內。這一基于土地的敘事幾乎必然是“現實主義”或“新寫實主義式”的。因此，“新南方寫作”的海洋性指的就是這樣一種擺脫“陸地”限制的一種敘事，海洋不僅僅構成對象、背景（如林森的《島》、葛亮的《浣熊》），同時也構成一種美學風格（如黃錦樹的《雨》）和想象空間（如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與泛現實主義相區別，新南方寫作在總體氣質上更帶有泛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色彩。第三，臨界性。這里的臨界性有幾方面的所指，首先是地理的臨界，尤其是陸地與海洋的臨界，這一點前面已有論述，不再贅言。其次是文化上的臨界，新南方的一大特點是文化的雜糅性，因此新南方寫作也就要處理不同的文化生態，這些文化生態最具體形象的臨界點就是方言，因此，對多樣的南方方言語系的使用構成了新南方寫作的一大特質，如何處理好這些方言與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標準通用漢語語系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個挑戰。最后是美學風格的臨界，這里的臨界不僅僅是指總體氣質上泛現實寫作與現代主義寫作的臨界；同時也指在具體的文本中呈現多種類型的風格并能形成相對完整的有機性，比如王威廉的作品就有諸多科幻的元素；而陳春成的一些作品則帶有玄幻色彩。第四，經典性。從文學史的經典譜系來看，現代漢語關于內陸的書寫已經具有相對完整的經典性，關于江南的書寫也具有了較為鮮明的經典性，前者如柳青、路遙、莫言等，后者如汪曾祺、王安憶等。但是就新南方的廣大區域來說，現代漢語書寫的經典性還相對缺失。比如，吳語小說前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近有金宇澄的《繁花》，但是在粵語區，卻一直沒有特別經典的粵語小說[9]。新南方寫作的一種重要向度就是要通過持續有效的書寫來建構經典性，目前的創作還不足以證明這一經典性已經完全建構起來，而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對這一經典性的召喚和塑形。

五

放在世界文學譜系來討論的話，新南方寫作的提出還涉及現代漢語寫作的主體和主權問題。上文提到的內陸書寫和江南書寫的經典性如果從世界文學的視野來看，基本上也屬于“短經典”。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世界文學共和國”里，現代漢語寫作所占的份額還比較少，其象征資本的積累還比較薄弱，也就是說，在“世界文學”的流通、閱讀和買賣市場上，現代漢語寫作還不是“通用貨幣”，也沒有獲得可以與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語種寫作相匹敵的賦值。造成這種情況有復雜的歷史和文化原因，卡薩諾瓦論述過這一“世界文學空間”產生的過程：

第一階段是形成的初期階段……這是本尼迪克·安德森稱作的“通俗語言革命的時代”：產生于15及16世紀，見證了文人圈中拉丁語壟斷性使用階段向通俗語言在知識分子中廣泛使用的階段，隨后又見證了各類其他文學對抗古代輝煌文學的年代。第二階段是文學版圖擴大階段，這一階段對應的是本尼迪克·安德森所描述的“詞典學革命”（或者“語史學革命”）階段：這一階段始于18世紀末，運行于整個19世紀，這個時代還見證了歐洲民族主義的產生，按照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說法，新民族主義的產生和民族語言的“創造”和“再創造”緊密相連。所謂“平民”文學在那個時期被用來服務于民族理念，并賦8予它所缺失的象征依據。最后，去殖民化階段開啟了文學世界最新階段，標志著世界競爭中出現了一直被排除在文學概念本身之外的主角們。[10]

關鍵在于，這一過程并非是“自由”“平等”地展開，同時也是一個象征資本和語言貨幣重新分配，并產生了不平等結構的過程：

因此不必將始于歐洲16世紀的文學地圖設想為文學信仰或者文學觀念簡單地逐步延伸的產物。借用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話，這一地圖是文學空間“不平等結構”的描摹，也就是說，是不同民族文學空間之間文學資源的不平等分布。在相互的較量過程中，它們逐步建立了不同的等級及依附關系，這些關系隨著時光不斷演變，但還是形成了一個持久的結構。[11]

現代漢語寫作誕生于“世界文學空間”形成的第二階段，它在一開始就陷于不平等結構的負端，現代漢語寫作對“翻譯”的嚴重依賴即是這方面的一個最直接的明證。只有從第三階段開始，現代漢語寫作才借助“解/去殖民”的歷史勢能努力打破這種不公正的世界文學格局。在這一過程中，歌德對“世界文學”的理想期待變成了卡薩諾瓦典型的“二重確認”方法論：“所以當人們嘗試形容一個作家時，必須要將其定位兩次：一次是根據他所處的民族文學空間在世界文學空間中所處的地位來定；另一次是根據他在世界文學空間本身中的地位來定?！盵12]

因此，包括新南方寫作在內的現代漢語寫作，必須不停地在這種民族性/世界性、政治性/文學性、地方性/普遍性等邏輯里反復搏擊，一步步獲得并強化其主體位置。實際上，從現代漢語寫作的起源開始，這種努力就一直沒有中斷過，竹內好認為魯迅寫作和思想中最核心的要義在于“回心”——即有抵抗的轉向——恰好是這種主體性努力的生動實踐。而在新南方寫作這里，因為現代漢語寫作版圖的擴大，它不僅僅面對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和區域間進行語言的旅行、流通和增殖，因此，它的主權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單一性民族國家的限制，在這個意義上，政治（主權）無法抵達的地方，漢語的主權卻可以預先書寫和確認。我認為這是新南方寫作最有意味之處。

六

2019年，黃錦樹在位于中國最南端的雜志《天涯》（2019年第5期）發表了短篇小說《遲到的青年》，這篇小說融諜戰、魔幻、偵探等元素于一體，其核心主旨，卻契合我在上文提到的在世界（文學）空間里尋找并建構主體性自我的問題。只不過黃錦樹以懸置的方式凸顯了這一尋找建構的高難度。在歷史關節點的不斷“遲到”導致了青年的流浪和離散，但是也正如此，他得以在世界（文學）空間里汲取不同的養分，最后，這個會講馬來語、粵語、閩南語的南方青年又開始了漫無方向的浪跡——而他最開始的目的，是要去趕一趟開往“中國的慢船”。這個青年雖然遲到了，但卻因遲到而豐富，他雖然沒有去成向往的中國，卻以東方的形象加入到對世界（文學）地圖的繪制。

與這篇小說互文的是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13]，小說以奇崛的故事開始，為了尋找博爾赫斯丟在海洋里的一枚銀幣，一艘獲得巨額資助的潛艇“阿萊夫”號開始了在海底十年如一日的考察。1998年“阿萊夫”號穿過一個海底珊瑚群時，因為船員錯誤的判斷，潛艇被卡在了兩座礁石中間，就在即將船毀人亡之際，一艘陌生的藍色潛水艇向礁石發射了兩枚魚雷，成功解救了“阿萊夫”號然后消失于遠?！S著小說的敘述，我們才慢慢知道，這艘神秘的藍色潛水艇原來來自一位中國少年，這位少年在中國南方的一座小城里生活，每到夜晚，他就啟動其超凡的想象力，化身為艇長，駕駛著一艘完全屬于他自己意念中的潛水艇漫游于全世界的海洋，在一次無意的相遇中，他拯救了以博爾赫斯小說命名的“阿萊夫”號——我們不禁會產生這樣一種疑問，這同時也是在試圖拯救世界文學嗎？

這兩篇小說都具有強烈的象征色彩和寓言氣息。出發與行走不僅是個人的生命故事，也不可避免地被投射為在世界（文學）空間里的雙重確認。這是現代漢語的宿命嗎？不管我們如何命名——自認或者他認，也不管這一命名是“新南方寫作”還是其他各種風格的寫作，也許關鍵問題還是不停出發，因為

——“時間開始了！”[14]

注釋

[1]葛亮：《浣熊》，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3][4]蘇童、葛亮：《文學中的南方》，載《浣熊》，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5]我在這里主要討論的是以小說創作為主的作家，實際上，新南方寫作里面還有一些詩人也值得關注和討論。

[6]記得當天討論完畢我立即打電話給《青年文學》的主編張菁女士，商量開設相關專欄的事宜，張菁表示很感興趣，該計劃后來因各種原因擱置。其時陳培浩已經在一篇評論陳崇正小說的文章末尾使用了“新南方寫作”這個說法，他的界定主要以地理為依據。參見陳培浩：《新南方寫作的可能性——評陳崇正的小說之旅》，《文藝報》，2018年11月9日。

[7]該主題發言以《在大灣區有沒有出現粵語經典文學和未來文學的可能》為題發表于鳳凰新聞網。

[8]作家張煒認為：“從世界文學的版圖來看，中國的海洋文學可能是最不發達的之一……中國文學的海洋意識是比較欠缺的。整體來看，中國文學作為農耕文化的載體，它所呈現的還是一種封閉的性格?！睆垷樀慕忉尨砹艘环N基本的認識論。見張煒《文學：八個關鍵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9]1950年代歐陽山的《三家巷》是以廣州為書寫背景的，當時被稱之為“南中國的大觀園”。但是嚴格來說，《三家巷》是非南方的，不過是以風土習俗的方式呈現當時統一的意識形態，這方面的另外一個典型例子是電影《劉三姐》，同樣是以風景的方式傳遞意識形態的內容。

[10][11][12]［法］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文學共和國》，羅國祥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49-50、92、43頁。

[13]陳春成：《夜晚的潛水艇》，上海三聯書店，2020。

[14]黃錦樹的《遲到的青年》有這樣一句話：“‘時間開始了’，風一般的回聲沙沙地說。”而在1950年代，七月派著名詩人胡風曾經寫下政治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這一詩歌被視作1950年代意識形態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