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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川音樂學院、中共成都市溫江區委宣傳部、四川文化藝術學院聯合出品的原創歌劇《王光祈》10月7日在成都首演。該劇以我國杰出的革命先驅、愛國主義社會活動家、杰出音樂學家王光祈追求理想、謀求救國道路的一生為主線，從王光祈創立少年中國學會、組建工讀互助團始，追溯到留學德國，經歷學會的分裂、愛情的失敗以及極度的拮據和艱難的選擇，呈現了一位社會活動家成長為我國民族音樂學先驅的過程。該劇由劉立云、左芝蘭編劇，孫洪斌作曲，向琛子配器，朱其元指揮，劉毅擔任總導演，邊文彤擔任舞美、服裝設計。劇目的演出旨在展示四川音樂學院舞臺藝術創作優秀成果，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傳頌光榮歷史、傳承紅色基因、堅守初心本色。

——編 者

塑造照亮那個時代的人物形象

□汪守德

四川音樂學院等單位的歌劇《王光祈》在成都上演，意味著革命歷史題材的戲劇創作又添了新的重要成果。人們也許并不熟知王光祈這個人物，這位誕生于四川溫江的革命先驅，有著特殊的人生經歷、理想追求和音樂貢獻，是東西方民族音樂比較學的第一人，也是今天應當大書特書和永遠銘記的。創作者們選擇用歌劇這一藝術形式來表現和贊頌他，顯然是個明智恰當之選，使廣大觀眾在追憶這個富有特點的革命人物的同時，欣賞到一場難得的、高質量的視聽盛宴。

這是一部篇幅不長卻精湛動人的歌劇藝術佳作。其以王光祈追求理想、謀求救國道路的主要事件來構劇，由四幕和序幕、幕間曲和終曲等組成了布局講究、章法嚴謹的結構，使觀眾漸次看到了1918年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前后，王光祈以及魏時珍、李劼人、周太玄、若膺等幾個志趣相投的少年探索求進的身影；看到了為了實現懷揣的遠大理想，所進行的滿腔熱忱的工讀互助的社會實踐；看到了留學海外時遭遇的困頓與分歧，以及去國懷鄉中所飽含的對祖國的深厚情感；看到了王光祈向西方介紹中國并試圖以音樂改造國民的嘗試，以及發出決絕抗戰的堅定心聲；看到了他直至在高度倦態中不幸病逝時，仍夢回故鄉并以仁愛之心澆灌他所深情摯愛的故土。這樣的敘事完整地再現了一個革命者、愛國者、音樂家的人生歷程，將一位社會活動家成長為我國民族音樂學先驅的人物，形象鮮明、血肉豐富、激情飽滿地立于今天的舞臺之上。

劇作主題立意深、藝術手法精、文學質量高，堪稱發人深思、意味雋永、可圈可點。首先是將人物始終置于大的歷史背景或環境之下，以精心構筑的戲劇性場面和高度凝煉、含義豐贍的對話與唱段，揭示王光祈及其同伴在面對侵吞中國的利益的“巴黎和會”而備受苦難、欺凌、宰割的時局，面對女高師學生李晟依舊受到封建家庭壓制，被兄嫂逼婚而無望自殺的悲慘結局，在李大釗、蔡元培等的引導與啟發下，發出“溯敦厚之風，懷改革之志”，“在壓迫、剝削、呻吟、痛苦之下的不能忍”的呼聲。這些都是主人公緊貼時代所表達的“以滿腔的熱血，洗污濁之乾坤”的強烈愿望與決心，也使劇作洋溢著濃郁的時代氛圍，體現出了厚重深沉的思想分量。

其次是以寫實性的手法表現革命之路上遭遇的種種艱難與困惑，這也是劇作富于獨特價值之所在。一批熱情高漲的青年組建工讀互助團種菜辦廠、織布縫衣、支持國貨、傳播主義，雖然備感神圣、信心百倍，卻日漸處于朝不保夕，難以為繼的境地，這種帶有空想性質的社會實踐因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彷徨無依、分崩離析，以學會的分裂而告終。滿懷希望到德國留學的王光祈，本以為同仁們可以奮發進取，卻發現許多人以發揚國粹為名，沉迷于麻雀游戲而玩物喪志，于是憤而指責他們“留歐十年，一無所學，倒是中國麻雀遍布歐洲！長此以往，我老大中國，何日革新？我少年中國，何時實現？”然而他的批評非但于事無補，甚至遭到了包括他的好友在內的人們的質疑、誤解與排斥。但他不改自己的初衷，并從德方“欲培養德人之性情，需誦讀中國之古詩”，當西方“還在野蠻時代，中國歌曲已如此美麗”中，找到了文化自信，進而通過實踐、奮斗、堅忍、儉樸的寶貴探索精神，推動把祖國音樂介紹到西方，又“作那開門的人，讓歐美現代的風，喚醒古老的青春”，并用“國樂的精神，來改變國民”，“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吾萬千人民，熱血沸騰，使少年之中國，燦然涌現”，從而由一位社會活動家成長為我國民族音樂學先驅。

再次是劇作在以王光祈的革命經歷為敘事主線的同時，又加進了人物之間至為動人的情感線，即多次表現其與妻子次玙及母親的心靈交流，使該劇因之而顯得富于溫情和詩意。母親在其牧牛時唱的兒歌：“天上的雁兒排成隊，地上的小孩拍手追。”這幼年的歌聲與歡樂如清澈的溪水從其心中流過，所代表和抒發的是一種故國情思。次玙唱給王光祈聽的：“小花綴在田埂上，就像夢想在開放，星星在夜里閃亮，神圣的生活就在前方。”這愛人間幾乎是執手相訴的鄉間美好，傳遞的是相互間深切的思念之情及對未來充滿的向往。而次玙所吟誦的“萬里風云思猛士，一樓煙雨讀離騷”，則在兒女情長之上又表達出磅礴闊大、昂揚奮發的胸襟和氣度。

歌劇《王光祈》在視聽上極具藝術魅力，其基于人物的經歷和特點，以傳統民族歌劇的方法為載體，又融進了西洋歌劇的表現方式。即作曲家采用中國五聲調式與西洋大小調相結合的創作手法，融入中國本土音樂元素，特別是四川溫江地區的音樂以及曲藝傳統元素。在配器上也是以雙管編制的西洋管弦樂為基調，與中國傳統特色民族樂器相結合，形成了劇作清新明快、自然流暢的音樂風格。并以詠嘆調、宣敘調為主基調，以獨唱、重唱、輪唱、合唱等多種演唱形式，推動劇情的發展，塑造王光祈作為川人的率直、真誠、樂觀、深情的典型性格特征，凸顯其身為一位五四青年所具有的富于理想、正義在胸、堅韌不拔的時代精神。演員的演唱大多音色純正、輝煌大氣，既嘹亮激越，又委婉細膩，有極強的沖擊力，充分顯示出四川音樂學院專業水準和雄厚實力。

歌劇《王光祈》的舞美設計也非常有特點，其視覺形象的建立，是從尋找主人公的生平和經歷中獲得的靈感，即以書籍作為主體性的元素在舞臺上構成這種頗具張力的書架空間，寓意著書作為主人公的生命所屬，進而作為其能量燃燒直至生命盡頭的根本。整個背景的調子是趨向晦暗的，以及醒目而傾斜的、給人不穩定感的線條，似可視為時代與時局氛圍和特征的隱喻與象征。而書架空間可作靈活多樣的變化和組合，以適應劇中地點的轉換和人物居所的變化，這一切又都無不與書這個意象緊密相聯，表明主人公在不斷追求與攀登中，為家國與至親奉獻最真誠熾熱的心與血，并以此照亮了人物曾經走過的那個時代和世界。

在追求理想的路上

□游暐之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無數有識之士試圖通過各種理論和實踐，尋找到一條救國之路——變法者有之、共和者有之、口誅筆伐者有之……唯有王光祈，當他留學德國之后，決定用音樂救中國：“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中國音樂之業。”王光祈的理想無疑是“理想化”的，但也正是這樣的理想，成就了他在中外音樂學研究方面巨大的成就。

由四川音樂學院演出的歌劇《王光祈》，內容上以王光祈從四川來到北京之后以及出國留學至逝世階段的生平經歷創作。每一幕反映一個具體的事件，第一幕是五四運動，第二幕是“工讀互助團”，第三幕是求學德國，第四幕是客死異鄉。幕與幕之間有一定的戲劇邏輯關聯，但是也相對獨立。雖然宏觀上看起來是一幕戲一個事件，但是每個事件都有前因后果，為了表述清楚，自然也需要在敘述事件方面著墨較多；或許是從歷史真實的角度考慮，劇中王光祈的多段唱詞都是直接引用其著作中的文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主題合唱《昆侖之巔》；同時，為了體現時代特征，在一些合唱、重唱的段落，唱詞的寫作也有意無意向著半文半白靠攏；但是劇中有些以抒情為主的唱詞，又屬于比較現代詩歌化的寫作。這種語言風格雜糅的特點，對于歌劇音樂的寫作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音樂創作上，該劇采用五聲調式民族元素與西洋大小調式相結合的創作手法，以獨唱、重唱、輪唱、合唱多種形式展現。整體風格節奏清晰，流暢明快，具有較強的可聽性。在人物音樂主題的確立上，基本采用五聲音階，同時以回旋跳進為主要發展手法，動態圍繞“羽”“角”二音展開，凸顯民族特征。在王光祈的多段詠嘆調中，結尾樂句大多采用純四度向上跳進，并以西方功能和聲體系支撐，努力刻畫王光祈這一核心人物昂揚奮進的精神面貌，比如《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為什么我選擇了音樂》都很能體現這些創作特點。

宣敘調的寫作一直是中國歌劇創作的難點，由于《王光祈》劇本中有比較大的篇幅是在敘述事件、交代劇情，因此，音樂寫作當中宣敘調和詠嘆敘事兼具的詠敘調的占比就會較大。劇中，王光祈的《那就從改造國樂開始》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首。嚴格來說，這是一首詠敘調，唱詞寫作文白相夾，表現形式說唱兼具，臺詞部分是四川話，作曲家遵循西南方言的語調特征，將說與唱比較自然地結合在一起，發展出完整的旋律線條，既完成了敘述功能，又具有比較悅耳的聆聽感受。王光祈與妻子、母親的隔空對唱、重唱也給人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這些唱段意境深遠，旋律動人，為作品平添了一抹溫婉的情愫。主題合唱《昆侖之巔》在劇的首尾形成呼應，詞曲相和，莊嚴宏大，聞之振奮。該劇對于合唱的處理有著多元化的形式體現，《昆侖之巔》是交響大合唱的形式，其他段落的合唱則根據劇情的需要，設置了男女齊唱、雙聲部、三聲部、混聲四聲部等形式。在《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中，合唱以小快板的突然切入，為作品前半段壓抑平緩的音樂風格注入活力，增強了音樂的靈動感和戲劇性的效果。

王光祈是一位典型的知識分子，在他短暫的生命歷程中，書籍是他最忠實的伴侶。該劇舞美設計邊文彤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確定了舞臺具有現代構成感的書架空間。每一級臺階、每一幅縱橫交錯的景片都是書架的意向，密密叢叢的書籍不僅代表王光祈的博覽群書，也代表他在學術上豐厚的著述，王光祈的人生追求全部體現在這浩瀚的書海當中。這樣的舞臺設計，除了在視覺上具有了一種當代空間藝術的獨特體驗，同時也將人物的精神世界外化并投射，形成這部作品在二度呈現方面契合人物身份的審美意向。

20世紀初的服裝已經屬于現代風格。如何將現代生活化的服飾變為具有舞臺藝術表現的樣式，該劇也有比較突破性的探索。特別是通過對材料、色彩和肌理進行設計，達到解讀或寓意戲劇和人物身份的作用。比如劇中的群演，有合唱、有舞蹈，有些場面是戲劇當中，大多數場面則屬于氛圍性質，結合戲劇表現的需要，群演在形成集中舞臺調度的時候，灰黑色彩相間的服裝會形成一種海浪翻滾的意向，預示著歷史的洪流滾滾向前。劇中王光祈母親的服裝尤其獨特，樣式上雖然只是一件普通的旗袍，但是卻進行了左右兩半黑白色彩的拼接。劇中，王光祈的母親是已經過世的人物，她的每次出現，都是王光祈的內心想象，黑白色的拼接，隱含著王光祈與母親陰陽相隔的涵義，可以說，用服飾來表現戲劇，在王光祈母親身上得到了突出體現。

當然，從藝術角度來看，這樣一部新作必然會有諸多需要打磨提升之處，比如在結構戲劇的時候，如何做到取舍有度、詳略有據，更加突出王光祈在音樂學理論構建方面的建樹；在文本的寫作上，如何盡力突破人物經歷事件的束縛，強化戲劇矛盾沖突，增強戲劇表現的張力；如何讓唱詞的語言風格進一步統一；在舞臺表演調度上，如何讓舞蹈更有機地融于戲劇；如何營造出令人信服的舞臺表演現實時空與心理時空等等。希望歌劇《王光祈》更上層樓，更希望通過這部作品，讓更多的人記住當年那個執著追求理想的王光祈。

心系“少中” 培根鑄魂

□胡 薇

隨著序曲《昆侖之巔》的樂聲，我國近現代杰出的音樂學家、音樂史學家王光祈先生寫在《東西樂制之研究》“自序”中的熱切愿望“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直接呈現在了觀眾的面前。可以說，作為序曲的交響大合唱《昆侖之巔》，不僅為歌劇《王光祈》奠定了厚重的整體基調，同時也是全劇將合唱作為劇情發展重要動力來源的開端。隨后，全劇的推進圍繞著“少年中國”、“工讀互助”、“去國懷鄉”、“昆侖之巔”的演進與變化，徐徐鋪展著一幅20世紀初中國波云詭譎的社會現實圖景，勾勒出前輩先賢在亂世中踟躕前行、苦苦探尋救國之道的浮沉與掙扎。

對于一部以真實的歷史人物為創作素材的歌劇作品來說，若想塑造人物豐滿的舞臺形象，創作上無疑會受到多種制約。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創作者如何立足真實來進行合理剪裁選擇與藝術塑造。尤其是作為核心人物的王光祈，不僅是我國近現代音樂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還是“五四”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近代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雖英年早逝，人生卻頗多亮色。比如，他曾參與創立“少年中國學會”、組建“工讀互助團”；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學、攻讀音樂學；撰寫和翻譯國防、外交、政治、音樂、戲劇、美術等多種著作為國人學習的參考等。因此，如何平衡他一生中與時代風云緊密相連的諸多重大事件、如何選取其處于人生抉擇階段的關鍵節點，并非易事。只有抓住人物身處社會巨大變革之際不斷求索和轉向的根本原因，才能更好地表現和揭示出其專業轉向的本質內涵——所有外在選擇的變化，都出于內在始終不變的愛國之心使然。他所有的選擇與行動的根源和動力，正是為了實現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才毅然轉向致力于能夠“引導民眾思想向上”、“拯救中國”的音樂事業。由此，全劇的創作就鎖定在了對于王光祈重要的人生節點的切入和展開，同時運用現實空間與情感空間的對比或呼應，透過其探求救國真諦的曲折歷程來展現他對理想矢志不渝的追尋，重現了他在亂世中以“音樂救國”的心靈軌跡及其為倡導音樂教化、塑造國民素質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藝術化地表現了他從社會活動家轉變并成長為音樂學家和翻譯家的必然，揭示出他獻身美育教育的根本原因與動力。而且，全劇的敘事核心與思想內涵對于音樂教育重要性的揭示，在新時代以來美育教育的價值、必要性與迫切性愈發被國家所重視并不斷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予以激勵和扶持的當下，可謂是恰逢其時，尤具時代意義。

全劇在真實歷史人物素材的基礎上，以音樂為橋梁，在創作中注重對于史實的組織與編排，并不斷以今人的視角回眸上世紀的歷史現場，在結合中西歌劇的表達方式、多元化的戲劇結構和多種舞臺手段的同時突出川西民間音樂元素，在獨唱、重唱、輪唱、合唱等多種形式的表達中，多元化地表現了王光祈懷揣以音樂之力喚醒民眾進而實現民族文化復興的理想，演繹王光祈憂國憂民、為實現中國與西方的思想文化順暢連接而甘愿成為國人“開門人”的多舛卻執著堅定的人生故事，為觀眾刻畫出這位心懷家國的漂泊者的心靈軌跡，重現了其對中國音樂及翻譯等方面的不朽貢獻。全劇的前半段，著力于表現王光祈在創建少年中國學會、組織工讀互助團等方面的探索和貢獻；后半段，則是集中于他的音樂研究與翻譯事業。整體上力圖在寫實白描的同時虛實相間，運用詩意抒情的心靈外化來渲染和烘托王光祈的家國情懷。比如，在結尾表現王光祈先生因筆耕不輟而勞累成疾、不幸病逝德國的段落，先是以書籍的忽然傾覆表現了他昏倒在大學圖書館的事實，隨后便轉為夢回故鄉的抒情對唱。因為王光祈音樂思想的核心是“音樂救國”，他的音樂論著烙印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所以主創在此段落把音樂表達的重點落在情感和靈魂的歸屬上，也有助于揭示并呼應他內心所充盈著的對祖國的熾熱深情。其實，這也正是激勵著他不斷思考、書寫以及不斷翻譯以便對國人有所助益的不竭動力。

全劇的主創力圖通過人物的行動與情感的相生、相悖來完成舞臺藝術形象的塑造，舞臺呈現上也緊緊圍繞著人物內心的決絕與執著、放下與放不下來做戲：決絕是毅然離家追尋理想，執著的則是家國大義；放下的是個人的榮辱得失，放不下的還是對家國親人的思念。由此，隨著悠揚的樂聲，那些曾經為了理想而負笈海外譜寫春秋的前輩先賢們，逐漸掙脫了冰冷的史冊，讓當下的觀眾可感可觸；而他們的精神與形象，也終將伴隨著歷史，烙印在后人的生命中一代代地傳遞下去。不過，作為一部原創新劇，歌劇《王光祈》還有著一定的提升空間，還可再加打磨、精益求精。比如，對于全劇的結構可以進行調整，從而讓情節的設置更為有效、合理；主要人物的自主性，還可強化；可以針對一些重點段落和場面的表達加以豐富。

如今，歌劇《王光祈》的主創團隊以音樂為載體，寓教于樂，通過歌劇的藝術形式來描摹、塑造革命先驅的人物形象與內在精神，為營造歷史現場的沉浸感提供了有效的助力；而且，歌劇的創演也是一次契機，讓參演的專業院校師生在藝術實踐中磨煉自身技藝的同時，也能夠更好地領悟和繼承前人的精神遺產，并通過自身的演出使觀演雙方的精神滋養得到共通和實現。尤其在當下，發展新時代的美育教育來立德樹人、培根鑄魂，早已是社會發展和民族振興的需要，音樂教育與戲劇教育的有機融合也擁有了更為廣闊的應用前景與發展空間。

位卑未敢忘憂國

□尹文錢

在我國近代史特別是近代音樂史上，四川溫江人王光祈是一個不可繞開的人物。他最早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提出了以樂制區分世界各地區音樂為三大體系的理論；他首開對中國歷代樂律史料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以論文《中國古代之歌劇》獲得德國波恩大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擁有西方榮譽的中國音樂學家。王光祈作為我國近現代音樂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是在我國音樂學領域中“立下了第一塊豐碑的人物”。然而，王光祈在改學音樂學之前，卻是一位非凡的社會活動家。

四川音樂學院的新創歌劇《王光祈》以王光祈追求愛國理想、謀求救國道路的一生為主線展開敘事，從他與李大釗、魏時珍、李劼人、周太玄等人創立少年中國學會、組建工讀互助團，經歷學會的分裂、愛情的失敗后留學德國，并在其生活極度的拮據中艱難選擇音樂學的生命軌跡中寫實與寫意，以時間為順序建構四幕樂章，塑造了他勇于實踐、大膽探索，從一位社會活動家成長為我國民族音樂學先驅的舞臺形象。

從該劇的敘事呈現看，愛國精神的眷顧與人文境界的延綿貫穿始終，突出表現了王光祈作為一個學人的理想擔當。編劇寫實性地敘寫了王光祈身上銘刻著忠誠的、無限熱忱的赤子情懷，特別是在那個國家積貧積弱的年代，他的愛國情結既難能可貴又純粹無比。從將目光聚焦于少年中國學會到具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工讀互助團幻滅，經歷了種種失敗而勇敢地從失敗陰影中走出來的王光祈，為了尋路，他遠涉重洋留學德國研習政治經濟學。在一眾或公派或自費留學德國的留學生中，王光祈算不上最起眼的一個，但他無疑是最刻苦勤奮的一個。懷揣救國理想的王光祈，在德國社會環境的熏染下，切身感受到改良社會的艱辛與不易。在發現從政治入手進行社會改革無望之后，王光祈轉而求之于從事學術活動，特別是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高度發達的音樂藝術，讓他開始燭照對比我國古代昌盛的樂教史，促使他“少年中國”的理想進而轉變為“音樂救國”，并以其堅韌的意志不負韶華，為音樂事業鞠躬盡瘁，功垂不朽。

用音樂去描寫音樂家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歌劇《王光祈》進行了傾情的嘗試。作曲家用切合時代語境的音樂話語體系，一方面尊重歷史嚴肅事件的真實性，同時注意增加人物內心活動的藝術性，在用音樂講中國人的故事同時，也把中國人的故事用音樂講給了時代。劇中，《昆侖之巔》的宏偉壯美，《去國辭》的輾轉思量，《等著我啊，等著我》的悲情嘆惋，對王光祈愛國志士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支撐。

為了契合王光祈所處的時代特點，劇作唱詞采用文白相間以白為主的呈現方式，通過宣敘調、詠嘆調、講白等，配合獨唱、重唱、合唱等表現方式，推動了劇情的發展。同時，作為一部民族歌劇，除了唱詞，作曲家還勠力嘗試民族音樂語言的充分運用。劇中，作曲家采用了中西合璧的作曲技法，在劇作四幕近30首的音樂創作中以漢民族五聲調式為基礎，交替采用了西洋大小調，以民族化的創作思維來結構全劇，凸顯了劇作的民族特色。

就該劇的舞美設計而言，全劇主要以梯臺與書架變化結構，包括服裝在內，都展示了舞美領會劇作內涵，獨具匠心駕馭舞臺的創造性思維。寬廣的舞臺階梯時或隱喻王光祈蜿蜒曲折的民主求索道路，時或表現王光祈音樂學術金字塔般的燦爛輝光。而書架的配合極為貼合王光祈所處的黯淡年代，因為該劇的發生發展緊緊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這場偉大的啟蒙運動，其首先在于思想的啟蒙性質，而核心在于人的思想解放。不管這些書架是象征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抑或是表現覺悟的民主革命者和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在王光祈英年早逝的時候，轟然垮塌的書籍作為注腳給人們留下了值得嚴肅深思的內在主題：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歲月，中華民族遭遇到慘痛的劫難。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偉大夢想，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各種力量前仆后繼，多種方案輪番試驗，卻總是以失敗而告終。洞察歷史，我們從王光祈的身邊看到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一大批時代的有志青年，位卑未敢忘憂國，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便承擔了真正的歷史重任，而歷史業已證明：誰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誰就是歷史真正的最終選擇。

總之，在我國音樂文化產業飛速發展的有利背景下，在成都為打造“國際音樂之都”而付出諸多努力的過程中，《王光祈》作為一部有著濃郁巴蜀文化標識的劇作，它的成功首演，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