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涌（1919—2015），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魯迅研究專家。廣東南海人，原名楊熹中，又名楊思仲。1938年奔赴延安，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次年轉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深造。1944年任《解放日報》記者，后任文藝副刊副主編。20世紀40年代，參與編輯“中國人民文藝叢書”。20世紀50年代，先后任《人民文學》《文藝報》編輯。1954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現代文學組組長、研究員。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下放農村。1961年秋，任教于甘肅師范大學（今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系，講授“魯迅研究”“茅盾研究”“曹禺研究”“列寧論托爾斯泰”等課程。粉碎“四人幫”后不久，陳涌被調回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藝組組長，《文藝理論與批評》主編、名譽主編，《文藝報》主編，曾當選為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第四屆理事會理事，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會長。陳涌在文藝理論與批評、魯迅研究等方面發表了百余篇重要文章，先后出版了《文學評論集》（1953）、《文學評論二集》（1956）、《魯迅論》（1984）、《陳涌文學論集》（1984）、《在新時期面前》（1993）、《隴上學人文存·陳涌卷》（2015）等著作。陳涌的著作曾先后獲得《人民日報》文學評論獎、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優秀論文獎等多種獎項。

作為起步于延安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陳涌的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從一開始就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在他早期的評論文章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延安精神的影響。他的評論創作和理論探索始終貫穿著一條革命現實主義的路線，在總結革命文學已有成就和經驗、探尋現實主義文學健康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方面，他總能自覺堅守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所有的理論性著述中，我們都能直接或間接地看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

馬列主義：共產黨人的“終身課題”與“根本信仰”

1942年，陳涌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形象和思想》的文章，對藝術形象和思想傾向性的論述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周揚曾經告訴他說，毛主席稱贊他的觀點，認為寫這篇文章的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對于陳涌來說，學習貫徹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和俄蘇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可以說是他在延安時期最重要的收獲。那時的陳涌對西方文學尤其是對俄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文學非常入迷。不論是迦爾洵的小說《紅花》，還是安特列夫這種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家，只要其作品深刻地表現了現實生活，陳涌都會愛不釋手。延安的實事求是精神，更是讓他堅信“一切東西都敵不過真實”。這為他畢生堅持現實主義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延安時期的學習，提升了陳涌的革命和治學熱情。他在一篇懷念周立波的文章中說，周立波像一個平靜的學者，在“名著選讀”課程中，他講高爾基，講托爾斯泰，講梅里美……周立波對作品的分析不但細致入微、條理清晰，而且娓娓動聽，再加上他本人舉止文雅、風度翩翩，很快便在同學中贏得了很高的贊譽。在這篇文章中，陳涌還說到了周揚和何其芳：周揚“講藝術論，講新文學史運動，每星期從城里騎馬來學校給我們講一兩次，有時是光著腳穿草鞋的。他總是雄辯，有一種吸引人甚至懾服人的邏輯力量”；何其芳講課很有特色，他上寫作實習課，每次課都要評論學生的作業，那詩人般的熱情和深厚的文學修養給陳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后，陳涌在一系列文藝理論探索和思潮論爭過程中表現活躍。作為“共和國的評論家”，他在1953年和1956年先后出版了兩部文學評論文集，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不少文章至今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眾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中期，文藝界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形式主義、庸俗社會主義、機械唯物論等消極傾向，壓抑了社會主義文藝的蓬勃生機，這對剛剛步入文壇的青年危害尤甚。1956年，陳涌在《關于文藝特征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呼吁文藝尊重特殊規律，建議青年人深入到火熱的生活中去，提倡書寫真實、重視形象思維。這些切中文壇時弊的談論，無疑是對庸俗社會學的一種抗爭，對青年作家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在陳涌看來，“要發展革命文藝，首先要有一支堅強的革命文藝隊伍，而堅強的革命文藝隊伍的首要問題，是思想建設問題”。要解決好思想建設問題，自然離不開理論研究，這或許就是懷揣文藝理想的陳涌極為注重理論研究的原因。

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種種復雜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左”傾思潮在某些領域悄然滋長并蔓延開來。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情況是，“機械反映論”高視闊步，“機械目的論”風行一時。據文論家涂途回憶，在當時的文學藝術領域中，“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被簡單化、片面化和庸俗化。當時的某些文藝理論與批評文章，無視精神勞動的復雜性和獨特性，把文藝創作等同于按圖索驥的“工藝性操作”，文藝作品這一貴在獨創的“精神個體性”形式，被單純當作現實社會的“傳聲筒”。陳涌痛感這一錯誤傾向對年輕的社會主義文藝產生了消極影響。他立即著手撰寫文章，大聲疾呼文藝的“真實性”和“藝術性”，試圖給逐漸發熱的錯誤文藝思潮潑一瓢冷水。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這股文藝思潮后來愈演愈烈。這種不良傾向讓陳涌深感焦慮。他在《為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而斗爭的魯迅》一文中說，文學藝術不同于其他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藝術真實性”，“沒有藝術真實性，便沒有了藝術生命。藝術的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都是不能離開藝術的真實性而存在的”。“把藝術的真實性和藝術的教育作用分裂開來，其結果是藝術的政治教育作用，變成了在藝術的真實性之外附加上去的。這不但損害了藝術的真實性，而且這樣的做法，即使在政治教育的觀點看，也不能不是拙劣的。”（《陳涌紀念文集》）陳涌這一堅持真理的正義行動，竟然被一些宗派主義思想嚴重的人所利用，成為將他打成“右派”的重要罪狀之一。

多年以后，陳涌念念不忘延安時期陳云同志強調政治學習的一次演講。陳云說，學習政治不僅對作品有好處，對作家為人處世也有好處，政治可以使人“放開眼界，放大胸懷”，可以使人“去一些小氣，少一些感傷”。“做文藝工作的同志，應該照實際辦事，說老實話，聽老實話，這對于同志、對于黨、對于整個新文藝運動，都是有好處的，都是必要的。”陳涌在95歲高齡接受訪談時指出：馬克思主義學習，“沒有畢業，只有畢生”，無論我們干什么工作，都要“像陳云同志強調的那樣學習馬列主義，這是對我們思想影響最大的終身課題，更是我們共產黨人所奉行的根本信仰”。

辯證統一：歷史唯物主義與復雜文藝問題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人民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從此，當代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走向全面開放。在各行各業逐步取得一系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西方現當代形形色色的文藝思想也如潮水般涌入，泥沙俱下。為此，陳涌旗幟鮮明地提出“建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張，并為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論內涵付出了大量心血與汗水。誠如劉文斌教授所說，陳涌憑借他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對中外文藝發展史的深刻了解，對文藝與政治、藝術與生活、藝術的主體與客體、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現實主義與反映論、文藝中的人性與階級性、藝術創作中的理性與非理性、歷史唯物主義與文藝學方法論等重大理論難題，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見解，為建設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出了杰出貢獻。（劉文斌：《中國新時期文藝理論家研究》）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部分人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片面理解，社會上出現了“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腦體倒掛”等不正常現象，拜金主義甚囂塵上。這類現象在文藝理論領域尤為嚴重。不少“新潮”觀點認為，文學理論中的“黨性”“階級性”“人民性”“意識形態性”等概念都只涉及文藝“外部規律”，真正的文學研究要探索“內部規律”“回到文學自身”，文學研究必須“向內轉”。與此同時，要求指導思想“多元化”，提出馬列主義“過時論”，認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只是“戰時的文藝政策”等言論大行其道。有人甚至要求對既有文論體系“實行整體性的推倒重建”！面對種種氣勢洶洶地貶損馬克思主義的“新潮理論”，陳涌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文藝上的指導作用，也和它在中國的整個政治生活、思想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一樣，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沒有馬克思主義便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的文藝。”（陳涌：《在新時期面前》）

在陳涌看來，馬克思主義文論是以迄今最先進的哲學為理論基礎的科學。“那種將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關于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社會生活、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美學原則說成是‘外部規律’，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實踐上也會帶來有害后果。”“它正是為那種對藝術創造拋棄思想要求的文藝批評提供理論根據。”“如果一定要問歷史唯物主義所闡明的普遍規律對文藝來說是外部規律還是內部規律，那只能說，這是最深刻、最普遍的內部規律。”陳涌還結合魯迅研究的經驗，有力駁斥了“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他說：“在魯迅創作和活動的最后十年，突出地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在一個天才作家身上的意義和作用，突出地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無限的生命力。”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忠誠衛士，陳涌以一種舍我其誰的使命擔當，數十年如一日堅守當代文藝的前沿陣地。面對形形色色的理論現象和文化思潮，他堅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才能解決一切復雜文藝問題”。陳涌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共產黨強加于人的教條，在文藝研究過程中，我們的理論家與批評家之所以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并不是因為要“遵命”即按照執政黨的意愿進行創作與批評，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被歷史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真理，而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被排斥，被丑化，被邊緣化”的現象，陳涌深感痛惜。為此，他提倡重讀經典文本，力圖弄清楚“馬克思主義本來是怎么說的，而現在那些批判馬克思主義的人又是怎么說的，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通過精讀經典真正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并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中國文藝的具體實踐之中。總之，必須以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立場，努力學習和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內涵。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內涵呢？陳涌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就是要“總結實踐經驗”，既要總結本國實踐經驗，也要總結世界文學經驗，特別是要總結世界社會主義文學的經驗。他反對“把主要希望建立在學習西方現代文論上邊”，但他同時強調“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反對學習西方現代文論，過去曾經采取簡單的排斥的態度，并不妥當”。他以弗洛伊德為例，評價說：“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是非常荒謬的，他的問題正在于把事情的部分、片段作了無限的夸大，如果不是這樣無限主觀的夸大，而是實事求是地在一定的范圍內應用，那么他的學說是有可取之處的。他的潛意識的學說，他的‘夢是一種受壓抑愿望經過改裝的達成’的學說，豐富和加深了我們對人的心理世界的理解，從而也擴大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知識領域。”（陳涌：《在新時期面前》）

誠如陳涌所言，西方現代文論就其總體而言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亦不乏某些可資借鑒的“真理的顆粒”。這就需要對這些文論思想給予具體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正如劉文斌所指出的，陳涌關于西方文論的研究與批評，如他對潛意識、直覺以及意識流、荒誕派等的議論，“今天看來似乎很平常，算不了什么，但在它們提出的當時，卻需要具有理論家的勇氣。特別是這些論斷出自一位老一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筆下，在當時的文壇上，曾經起到過振聾發聵、指點迷津的作用”。（劉文斌：《中國新時期文藝理論家研究》）

陳涌作為一位從延安時代成長起來的老一輩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盡管生前著述發表數量并不算太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體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應有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擔當，特別是其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解決復雜文藝問題的方法，對當下文藝理論與批評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作用和啟示意義。

“小河情懷”：淡泊名利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戰士

眾所周知，一個作家的筆名往往是其志向或情懷的寄托。陳涌同志原名楊熹中，他給自己取“陳涌”這么個筆名究竟有何寓意，曾經有不少人問過這個問題，但筆者在為人淡泊、為文嚴謹的陳涌著述中，始終沒有找到確切答案。不僅如此，我們還注意到，即便是和陳涌共事多年的朋友，在談論“陳涌”這個筆名時，也往往語焉不詳，似乎也未能找到可靠的書面出處。根據一些懷念陳涌的文章看，“陳涌”這個筆名的來由，比較流行的說法至少有如下兩種：一種說法是，陳涌出生于廣東南海的一個叫“陳涌”的村子，南海方言中“涌”是“小河”的意思。陳涌感恩故鄉故土，故以村名為筆名。另一種說法是，“陳”為其母姓，“涌”在南海方言中是“小河”的意思，“陳涌”即“依偎家鄉的小河”。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陳涌想以此寄托其“不忘初心”“不失根本”的志向，我們傾向于這么理解陳涌筆名的深刻含義。因為陳涌終其一生，謙虛謹慎，淡泊名利，任憑時代風云變幻，始終堅守清流本色，這種“小河情懷”或可作為陳涌精神品格的寫照。

《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社的一位退休編審回憶說，1986年雜志社請時年67歲的陳涌重出江湖，因為他是眾人眼里的“一棵大樹”。而人們發現，經過二十多年摸爬滾打，陳涌實際上始終把自己當成“一棵野草”。“無論是政治品質、理論操守、工作作風，還是生活細節上，都是如此。為了辦好我們這本刊物，他任勞任怨，不計報酬，不圖虛名；為了帶好我們這一批后學，他嘔心瀝血，不辭勞苦，不厭其煩。”魯迅說過：“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魯迅這種“甘做腐草”的精神，在陳涌身上有著突出表現。

據李文瑞回憶，陳涌在甘肅師范大學（今西北師范大學）工作了17年，大家親身感受到“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青年教師尊敬愛戴的良師益友，他忠于職守，公私分明，堅持原則，處事沉著嚴謹，耐心細致，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為人謙虛隨和，以心換心，不唱高調，不擺架子，不耍花腔，因而贏得大家一致好評”。在一次為青年教師講授治學經驗和方法的專題報告會上，陳涌提出，做學問要像農民種田一樣，經常做到“水土保持”。所謂“水土保持”，一是要對既有知識不斷思考，溫故而知新；二是要“有的放矢”，將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在此過程中，要做到幾個“統一”：馬克思主義者與文藝理論家的統一；戰士與學者的統一；做人與作文的統一；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戰斗性與科學性的統一；現實與歷史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批評與鑒賞的統一。這幾個“統一”是陳涌對治學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后來被文藝界稱為“陳涌風范”。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陳涌風范”的建立，與其萬涓成水、奔流不息的“小河情懷”分不開。陳涌有句擲地有聲的名言：馬克思主義學習，“沒有畢業，只有畢生”！即使在生病或受傷期間，他也從沒有一天停止過學習。即便下放改造，他也總能見縫插針地閱讀和思考。甘肅的朋友至今還記得他燒鍋爐時勤奮讀書的身影。一位友人在回憶陳涌的文章中說：“每次去他蟄居的小屋造訪，他都在苦讀，床上扣滿了翻開的書，從古希臘到馬克思，從陳老蓮水滸葉子到提香、拉斐爾的作品影印件，他談起建筑雕刻藝術來，更是如數家珍。”

陳涌身為高級知識分子和副部級干部，按國家規定應該享受比較高的待遇，但他不管是到機關上班還是到市內參加學術活動，從不向單位要車。他常常提著陳舊的小書包，乘坐地鐵或擠公共汽車。有一次，他在擠公共汽車時摔壞了胳膊，同事勸他要車，他卻說坐公交能更好地體驗普通百姓的生活。陳涌生活十分簡樸，從不講究吃穿，頗有些“惡衣惡食詩更好，非佛非仙人出奇”的名士風范。1979年，陳涌剛到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工作時，門衛誤以為他走錯了，拒其入內。出示工作證后，他又被誤認為是鍋爐工。還有一次，陳涌在上海出差時問路，對方指完路走開后，又特意回來向他做了許多額外交代。原來，好心的指路人生怕這位看上去“目不識丁”的老漢再次迷路。陳涌對這類誤解從來不以為意，反倒以自己被視為普通勞動者而驕傲。

在陳涌深情懷念周立波同志的文章《我的悼念》中，他講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1951年，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獲斯大林文學獎。當有人抱來一大捆人民幣的獎金時，周立波好像犯了什么錯誤似的，表現得心慌意亂、不知所措。人們很快聽說，周立波把獎金捐獻給作協的托兒所了。陳涌感嘆說，這就是周立波，多么單純，多么淳樸！那些有點貢獻就想搞特權的人，怎么能與這樣的人相提并論呢？在陳涌眼里，他的這位周老師“始終是一個忠于革命文學事業的作家，他絕沒有把自己在文學上的成就和社會聲譽當做謀私利的資本，他沒有受到過所謂‘學而優則仕’一類思想的沾染，甘愿和普通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這就使他始終保持著飽滿的創作熱情和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陳涌紀念文集》）陳涌這樣評價周立波可謂恰如其分。其實，用這段話來評論陳涌本人，也同樣恰如其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首席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