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世紀以來，科幻文學特有的審美的歷史的意義不斷被挖掘。劉慈欣的《三體》（《地球往事》三部曲[1]）以恢弘深邃的想象、深切的人文道德關懷和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將科幻文學推上了一個新高度。目前，研究《三體》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族寓言”、敘事模式、文化內涵、烏托邦等。其他如女性主義視角、科幻文學語體特征等不一而論。但對《三體》的人物形象少有深入探討，這與《三體》中人物形象并不突出有關，人物形象和細節向來是科幻小說受到質疑最多的兩個因素，即使在《三體》中也存在著這樣的爭議。縱觀《三體》塑造的人物形象，與傳統文學批評中的典型人物確有較大的差別。這主要是《三體》中的人物獨特的特征所決定。一方面，與傳統文學人物形象相比，象征性和功能性是《三體》單個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作為科幻小說，《三體》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整體性特征，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后人類[2]想象圖景，以此展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宇宙）關系的另類思考。在后一方面，《三體》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以傳統性別差異所塑造的“后人類”，性別作為后人類想象和烏托邦構建中一個重要前提，在《三體》中具有深刻的寓意。因此，討論《三體》中的性別意識及其象征寓意，對發掘《三體》后人類想象及其美學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一、女性與人物的象征性、功能性

科幻小說致力于“一種基本哲學觀的呈現”[3]，在人物塑造上的觀察尺度，為其在后人類想象方面提供了天然優勢。正如劉慈欣自己所說，科幻小說所致力于塑造的是“種族形象”和“世界形象”。[4]基于反思現代性的立場，《三體》最突出的特征是通過人物形象的象征性最終呈現出后人類想象的視野。在一部以“硬科幻”著稱的科幻小說中，人類的未來必然與高科技神話密不可分。而性別是高科技神話中一個重要話題，像唐娜·哈維娜所描繪的那樣：“性、性征和繁殖是高科技神話體系中的主要角色，構建起我們對個人和社會可能性的諸多想象”。[5]但與唐娜·哈維娜所持有的“賽博”女性主義相反，劉慈欣在后人類想象的高科技世界里，放大了傳統社會性別差異，在《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中創造了各自的烏托邦，民主、人性的“女性化”世界和集權、殘酷的“星艦文明”，這不僅體現了劉慈欣明確的性別意識，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作者進行后人類想象的一個重要參照體系。

在女性主義理論中，“社會性別”（gender）中的“女性”和“女性氣質”（Femininity）往往意味著“更寬容，有同情心，無私，熱愛和平，道德高尚”，這一形象的根本品質是“母性”。[6]與大多數具有女性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相比——這些作品中的女性大多仍在男性思維規定的文化制度和現代性話語中謀求解放——《三體》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反其道而行之，極力從女性經驗出發，將“女性氣質”發揮到了極致，以女性特質創造了一個民主、自由、平等、高度發達的后人類世界。因此，與前兩部中的女性相比，第三部《死神永生》的主人公程心更具有爭議。程心身上所具有的“母性”，不僅將她與葉文潔、莊顏在本質上區別開來，而且表明了作者有意識的從“女性經驗”的想象出發去構建烏托邦的意圖。

作為《三體》第一部的主人公，葉文潔是全書至關重要的靈魂人物，她開啟了《三體》的歷史邏輯。葉文潔經歷了最瘋狂的文革時代，在目睹父親慘死、母親冷漠和無人懺悔的歷史荒謬后領悟到：“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就像他們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大地。”[7]只有借助更高級的文明才能解決，這一邏輯隱含著葉文潔的另一個認知，科技發展更高級的文明必然擁有更高的社會道德。其次，葉文潔提出了宇宙社會學的兩條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張，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以及兩個重要概念：“猜疑鏈和技術爆炸”。[8]這啟發了第二部主人公羅輯發現宇宙“黑暗森林”法則，構成了后兩部的主要情節。科幻小說人物的一個最大的特征是“符號化”，劉慈欣曾坦言，“描寫對象并不是在人物身上”[9]。因此，在葉文潔身上，除了女性的表面特征，很難看到更多的性別隱喻，這與《死神永生》中著大量筆墨刻畫的程心和“女性化”世界形成了鮮明對比。葉文潔象征著知識分子精英對人類道德的懷疑和絕望，同時也作為功能性人物展開了《三體》的情節內容。與“女性化”的后人類相比，葉文潔身上體現出來的更多是與傳統“女性特質”相背離的東西，如她為了堅定信念將三體文明引入地球，不惜謀殺丈夫和上級，對人類的背叛導致女兒楊冬的自殺（另一個原因是對科學的絕望）。

如果說葉文潔更多地具有知識分子的象征性，那么《黑暗森林》中的女性人物——莊顏則更像一個符號，她的存在幾乎完全是為了完成對羅輯的英雄主義敘述。構成《黑暗森林》的主線是人類面臨三體入侵，利用三體人思維透明的特征制定和實施的“面壁計劃”，羅輯作為“面壁者”之一，同時也是自己的“破壁者”。最終，羅輯沿著葉文潔的宇宙社會學公理發現了“黑暗森林”法則。末日大戰人類失敗后，羅輯在人類和三體文明之間成功建立了威懾，人類進入威懾紀元。《黑暗森林》是一種非典型的英雄主義敘述模式，或“冷酷的英雄主義”[10]，“零道德”宇宙社會下的英雄主義。羅輯憑一己之力改變了歷史，此后漫長的半個世紀里作為執劍人守護人類，是一個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在這個敘述中，莊顏的出現是羅輯成為英雄的關鍵。對人類缺乏愛的羅輯沒有拯救人類的責任心，成為面壁者之后，他利用面壁者的權利要求PDC[11]為他尋找理想的女性，莊顏就是這樣的一個女性，擁有不俗的藝術品位，單純、柔美、包容、沒有欲望。這是一個從男性視角塑造的完美女性，誠如找到莊顏的史強所言：“每類男人的夢中情人大體上是相同的”[12]。觸動羅輯使他承擔起面壁者責任的是莊顏的無辜和脆弱，在莊顏和孩子離開后，羅輯找出了宇宙中的“黑暗森林”法則。莊顏是一個傳統“父權制”與東方文化混合下的完美幻象，除去羅輯所代表的英雄主義敘事，很難找到她存在的意義。

這種指向在典型的女性主義批評中，顯然會受到“大男子主義中心”的非難。但在《三體》中，人物的功能性和象征性并不直接指向性別，葉文潔和莊顏雖然是女性，卻并不具有性別意義。而且，在《死神永生》中，葉文潔的命題和羅輯的英雄主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甚至推翻。程心這一形象的塑造，才真正具有“后人類”想象的性別意味。雖然作者曾在訪談中談到，程心原本設計是一個男性，人物性別并不在考慮范疇，只是一個“符號式人物”[13]，但《死神永生》客觀呈現出來的卻是一個充滿性別張力的文本。作為“人性”和“道德”的象征，愛和責任感是程心的主要特征，但是，比愛和責任感更為本質的是“母性”，“母性和責任不一樣，前者是本能，無法擺脫。”[14]如果將這樣的設定置換在男性身上，對讀者來說是難以信服的。恰恰因為程心是女性，一個完全按照傳統社會性別差異來塑造的女性，并且導致了地球文明的毀滅，才使得對程心的爭議擴展到性別層面。

戴錦華認為，現代女性仍然處于“花木蘭式處境”，一個自由解放的女性，必須化妝成一個男人才能進入男性主導的社會規范，而女性在邏輯之外，“我們需要一個不同于現代邏輯，不同于男性邏輯、父權邏輯、資本邏輯的現實”。[15]如果女性經驗的力量代表的是不同于男性邏輯的另一種邏輯，那么，以這種不同于男性邏輯指向的“消耗性的、占有的、征服的”的另一種邏輯，即女性邏輯構建文化制度和現代性話語，又將呈現出怎樣的場景？《三體》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想象圖景。

二、“黑暗森林”法則[16]與烏托邦

幾乎所有的科幻小說都致力于構建烏托邦，“它最終也只能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視野之間進行創作”[17]，《三體》也不例外，科幻小說的特性使它天然與烏托邦相關，烏托邦是科幻小說對現實進行反映和思索的有效形式。《三體》中烏托邦形式的出現有著理論前提：人類整體文明遭遇危機時怎么辦？《三體》在情節發展中構建了一系列不連續的反面烏托邦，其中性別是作者借用的一個強有力的構建前提。

如前所述，如果以女性邏輯構建文化制度和現代性話語，將呈現出怎樣的場景？《三體》構建的“女性化”地球文明烏托邦或許能夠提供某些想象。《黑暗森林》中，人類經過兩個世紀發展后進入高科技時代，在太空建立了龐大的星際艦隊，地球人類經歷了“大低谷”慘烈后，發展出高度的科技文明和道德文明。這個世界里優雅的男性代替了公元男性，“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18]作為“大低谷紀念碑”成為了人類的共識。然而，在末日危機中，三體人的一個探測器“水滴”摧毀了龐大的星際艦隊，脆弱的人類崩潰。在人類存亡的緊要關頭，羅輯利用“黑暗森林”法則與三體人建立了威懾平衡。《死神永生》中，威懾紀元的人類進一步發展出一個完全“女性化”的地球文明，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已不存在了。這個世界與公元時期的男性，羅輯和維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死神永生》中大量的情節沖突和描述語言都表明，作者刻意將維德和羅輯先后置于程心的對立面來強化這種對比。“女性化”人類有著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對人權和民主的高度重視，甚至俘虜了遙遠的三體文明，使他們“看到了生命和文明更深層的意義，體驗到了以前從未察覺到的自然和人性之美”[19]。人類和三體的平和相處，催生了人類對范宇宙人權體系的創導。但是，這是一個建立在宇宙“黑暗森林”法則下的烏托邦，“一方面，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民主和人權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卻籠罩在一個獨裁者的陰影下。”[20]“女性化”世界決不會選擇公元男性成為執劍人，他們往往意味著暴力、殘酷、野蠻。執劍人交接儀式后，這個社會立即以世界滅絕罪起訴了羅輯，理由是他發出的坐標使一顆恒心毀滅。程心，如圣母般的女性，必然成為“女性化”地球文明的選擇，最終程心微弱的威懾度導致威懾失敗，三體人發起進攻。為了突出程心與生俱來的“母性”，作者為她設定了一個只有母愛的童年，程心長大后終于感到了父愛的缺失，于是媽媽給她找了一個爸爸。“母性”是連接母親和程心的紐帶，作為男性的父親只是“母愛”的延伸，這一敘述中男性作為“他者”附屬于女性邏輯，正如傳統社會下女性作為“他者”附屬于“父權制”那樣。可以說，“女性化”世界是作者從傳統性別差異出發構建的“女性邏輯”，并將這種邏輯隱喻為“人性”和“道德”。

與地球文明相對應，末日戰爭中逃離太陽系的星艦文明構建了另一個烏托邦，作為一個封閉空間，星艦比地球更像一個“孤島”。富有意味的是，在這條敘述線中，章北海，《黑暗森林》中與羅輯同為英雄主義式的人物，成為了新文明的創造者，與末日之戰后“女性化”的地球文明形成了具有性別意味的對比。章北海深信人類面對三體文明時必敗，因此在末日之戰前劫持“自然選擇”號叛逃，在危機面前，章北海與程心同樣被賦予“上帝”的角色，然而，章北海的選擇是殘酷的，為推進恒星際飛船開發不惜暗殺對手，末日戰爭后為了人類文明的延續，決定犧牲良心和人性，謀殺其他星艦上的生命以延續人類。與此同時，太陽系的另一端，末日之戰逃出的兩艘戰艦發生了同樣的事件。“新的文明在誕生，新的道德也在形成。”[21]人類在進入太空那一刻，就變成了“非人”，新的文明建立起新的道德。《死神永生》中，地球和三體的威懾平衡建立后，幸存的“青銅時代”號受到地球文明的誘捕，大部分成員因反人類罪和謀殺罪受到了法律制裁，“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集權只需五分鐘”、“當時有另外的道德底線”。[22]

“女性化”的地球文明和傳統男性主導的“星艦文明”，作為人性和生存的象征，性別對比或許并非作者有意為之，但性別既然已經作為一個烏托邦所存在，文本就可能會脫離作者的創作意圖呈現出獨立的意義。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認為“我們在本質上無法想象烏托邦本身”，這是由于“某種我們不管怎樣都受制于其中的體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封閉的結果”。[23]因此，與構建烏托邦相比，反面烏托邦往往具有更深的批判力度。《三體》建構的兩個具有性別對比的反面烏托邦，正是從否定之否定的反烏托邦敘事中達到了反思人類的目的。《三體》詳細地創造了“女性化”地球文明與“星艦文明”，又將它們一一顛覆。威懾失敗后，三體對地球發動攻擊，人類被迫移到澳大利亞，懸在“女性化”地球文明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落下，宣告了“女性化”民主神話的破滅；人類進入掩體紀元，在太陽系的另一面建起龐大的掩體，以躲避未知文明的打擊。作者又一次將程心置于沖突中心，與她相對的是像羅輯一樣擁有男性氣質的維德。程心阻止了光速飛船的研究，最終使得太陽系人類失去了唯一生存的機會（光速飛船可以逃離二維化打擊，同時可以制造黑域[24]發出宇宙安全聲明），導致太陽系在二向箔的打擊下跌落到二維世界徹底毀滅。另一時空里，幸存的“藍色空間”號和隨后追擊它的“萬有引力”號保留了“新人類”的文明種子。

作者在此似乎表達了他一貫的主張，當人類整體文明受到威脅時，“把人類用一種超越道德底線的方法組織起來，用犧牲部分的代價來保留整體”[25]。但劉慈欣在《三體》中有意回避單一的世界觀，作為道德和人性的象征，程心和她的助理，“女性化”地球文明時代的另一位女性艾AA，成為太陽系人類唯二的幸存者。程心與“萬有引力”號的物理學家天一帆相遇，在三體人創造出的647號小宇宙中過上了傳統的田園生活，這是一個真正的“烏托邦孤島”，獨立于大宇宙時空之外的田園時代，一個可以躲避宇宙“黑暗森林”狀態的烏托邦。程心最終決定回歸大宇宙，歸還大宇宙流逝到小宇宙的物質，重啟大宇宙的田園時代，一個高維度、只能用數學來描述的終極烏托邦。然而，程心又一次在小宇宙中留下了五公斤的生態球，“但愿大宇宙能夠忽略這個誤差”[26]，隱含其中是大宇宙將因為五公斤的誤差永遠死去。

“零道德”宇宙和“黑暗森林”法則始終是《三體》烏托邦構建的一個重要理論前提，宇宙文明公理和“黑暗森林”法則是否經得起理論驗證，這對于一部文學作品并不重要，“科幻作者提出一個理論設定，首先考察它是否具有文學上的美感和震撼力”[27]。三體文明的“零道德”世界可看作宇宙“黑暗森林”法則的烏托邦映射。即便如此，面對各種烏托邦形式，劉慈欣有意保持距離，與他在其他場合中明確表態的立場相比，《三體》中作者的立場是模糊的，有論者因此認為他的小說“充滿了復雜的‘復調’意味”[28]。其實這種含糊本身就是立場，體現了作者的質疑。作為一部科幻小說，用“復調式”烏托邦來闡釋這一立場更為切近，“這個更為‘復調式的’烏托邦則包含了全部可能的烏托邦選擇之間的斗爭，對于這些眾多的烏托邦選擇，它故意地沒有去進行總結。”[29]作者的聲音形成了多重矛盾而又融為一體的交響樂。無論是女性所代表的人性、道德、愛，還是男性所代表的生存、零道德，地球文明和星艦文明作為人類烏托邦的兩種形式，作者更傾向于敘述每一種烏托邦以及包含在它們之內的所有矛盾和斗爭。《三體》中塑造的不同烏托邦，宇宙“黑暗森林”狀態和“零道德”三體文明、“女性化”地球文明、男性力量主導的“星艦文明”、小宇宙田園時代（包括黑域中的文明形式），每一種可能烏托邦和彼此之間呈現出來的人性、道德的矛盾狀態，劉慈欣有意隱藏了作者的聲音。甚至是大宇宙田園時代的終極烏托邦，也只給出了喜憂參半的留白。

三、性別寓言與后人類想象

烏托邦是科幻小說發揮批判性和預言性功能的載體，“人類社會一切已有的問題，在后人類或新人類的時代既有可能以從前難以想象的方式得到解決，也有可能延續下去甚至越發嚴重。”[30]那么，為什么是性別，而不是階級或者種族成為《三體》進行后人類想象的寓言載體。考察當代女性主義與“后人類”理論之間的天然一致性，或許能夠有所啟發。在后現代女性主義視野中，追求社會性別化身份的平等和價值，往往會陷入一種困境，即“建構這種身份的文化制度和現代性話語，卻是女性主義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一直致力于瓦解和挑戰的”，“女性主義其實在被理性啟蒙運動所排斥時開始，一直都是后現代的立場”。[31]基于這一困境，女性主義在傳統性別反思方面與“后人類”對人類的反思確有相通之處。劉慈欣坦言，他“不想把科幻作為批判現實的工具”[32]；但是，正如有論者指出：“‘后記’（《死神永生》后記——筆者注）里批判的‘社會現實’，不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體的某個統治者，而是人類自己。”[33]劉慈欣批判的是現代性話語中的“人”以及由此生成的人類道德體系，他關注的是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關系，試圖描繪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人”。因此，性別反差才會成為他想象的一個角度。

性別以及性別意識并不是《三體》的題中之義，只有將其作為反思人類的寓言或隱喻來解讀才具有意義。劉慈欣并不關心個體人物的建構，也無意從性別視角進行現代化反思和文化建構，因此，更進一步來看，《三體》的性別意識是作為一種寓言進行“后人類”想象的方法，通過寓言的方式，為宇宙“黑暗森林”法則下人類面臨的生存與道德難題，提供了一種比喻，以此來探討“人類”在更大尺度上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從傳統社會性別差異出發構建的兩個極端的烏托邦——“女性化”地球文明和男性主導的“星艦文明”，將性別作為擬換性的想象框架，來反思人性與道德。“女性化”地球文明作為一個準“后人類”社會，作者對其中的政治制度、準則及個人關系作了歷史假使，這種假設與作者所處的現實社群形成對照。對“女性化”人類在危機面前體現出的脆弱本質，作者毫不留情給予了批判，作為民主、道德、人性的化身，作者認為程心的選擇是自私的，她的所作所為是為了良心而犧牲整個人類；相反，章北海、羅輯、維德這樣的公元男性被塑造為真正的英雄，為了人類能夠犧牲自我，包括人性和良心。因此，太陽系人類在程心的主導下走向了毀滅；星艦文明卻在“黑暗森林”法則下將人類文明播種到整個銀河系。這是《三體》的整體傾向。但是劉慈欣有意避免單一世界觀，一方面，在太陽系遭遇打擊之時，又為人類保留了“人性”和“道德”的火種；另一方面，突出羅輯們猶如盜火者的悲壯時，并未美化星艦文明誕生時伴隨的集權、零道德、非人的黑暗。如果說《黑暗森林》是一個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敘事文本，那么劉慈欣在《死神永生》中對此顯然有所消解。《死神永生》中，作者站到了一個更高的文明尺度上來關照人類文明，人性與生存之爭已不再重要，而是放棄人類中心主義，從小宇宙的田園生活中走出來，成為宇宙的一部分。

福柯認為“人”是16世紀以來歐洲文化的產物，“是其中的一個近期構思”[34]。換言之，就是啟蒙時代的產物，我們至今為止的“人類”概念主要來自啟蒙現代性話語，它規定了何為道德和人性。如果我們認同福柯對“人”的見解，那么《三體》要挑戰的正是此意義上的“人類”概念。這種挑戰必定要面臨著種種啟蒙話語的詰難，比如“黑暗森林”對立的文明叢林法則，馬基雅維利式的英雄主義，以及用“女性化”來隱喻人性、道德的男性偏見，等等。但是，如前所述，《三體》只是去展現，而不是評判，在批判“女性化”世界的同時處處流露出對人性光輝一面的凸顯，否則程心和小宇宙中的生態球就不會生存下來。《三體》比一般科幻小說走的更遠的即在于此，它通過傳統性別所含有的文化隱喻，對人類該走向何處進行了思考。女性所隱喻的道德、人性，其本質是人文主義，與男性所隱喻的生存、“零道德”、反人文主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隱含其中的是，后人類也絕不應簡單對應啟蒙現代性話語中的“人”或“非人”。從性別角度而言，未來性別也絕不應是傳統意義上的性別，正如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這一目標將是某種煥然一新的話語、知識、參照框架及政治投入的激增與擴散……這些性別將已是（will have been）未來視野之中的性別，而不是現在或過去的性別。”[35]

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關系，是《三體》后人類想象中的一個重要線索。這一點在第一部中已充分體現。促使葉文潔思考人類道德自覺的是她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地球三體組織降臨派領袖之所以走向毀滅人類的道路，源自他目睹人對其他物種的掠殺。《三體》始于葉文潔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絕望，終于程心對人與宇宙關系的重新思考，人既不是自然和其他物種的主宰，也不是自然和宇宙的中心，不能躲在如黑域般的小宇宙中回歸田園時代。人只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中的人。《三體》并不致力于從形式上進行后人類想象，這是其他科幻文學和電影中常見的方式，如人工智能和基因改造，劉慈欣也創作過類似的小說，《天使時代》和《魔鬼積木》探討基因改造對人類存在形式的意義。《三體》是從文化層面上質疑啟蒙神話構建的“人”，越過形式直達人的本質，將后人類想象或構建引入了文學領域。后人類想象并不像烏托邦構建那樣具體化，它更像是一種思維方式，“思考關于我們是誰，我們的政治體制應該是什么樣子，我們與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我們的共同參照系的基本單元應該是什么，從而引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36]。宇宙是否能重回田園時代，人類是否能從“人類”自身走向宇宙中的“人”，建立超越人類認知范疇的“后人類”應該是怎樣的，作者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也許大宇宙永遠不會重啟，而那一縷漂浮的發出微弱光芒的生態球，將作為“人”和人性的象征永恒存在，猶如“萬物的靈長”對“后人類”最后的抵抗。

或許這并不重要。在這個過程中，作者試圖進行后人類想象本身就具有反思啟蒙話語的意義，這是《三體》作為科幻文學所能觸及到的更大尺度上的文化反思，直面“后人類”語境和實踐，直面人“從動物走向上帝”之后的處境。就性別層面而言，至少，《三體》中的性別寓言和后人類想象在反烏托邦的層面上提供了一種反面性別文化啟示：無論是化身“花木蘭”，還是回歸“女性經驗”，都不足以成為未來性別的參照。“未來的女性將會淘汰自身，或者使自己成為某種全然非人性（inhuman）或難以察覺（imperceptible）的生成過程之目標，而不會使自己依賴于現存的女性形式。”[37]

余論

如果注意到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別書寫，其實一直都有這樣一個傳統，那就是將“男性化”視為女性解放的象征，從秋瑾到“娜拉”、“革命女性”，以及延安和十七年、文革愈來愈“男性化”的去性別化女性。如果以同樣的視角來審視新時期以來文學中的性別書寫，那么也不應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許多作家和批評家致力于改變當代女性的“花木蘭”境遇，重新回到女性經驗，以至于越來越將女性幽閉在性別的“私人化”空間。與此同時，一種更加多元化的性別意識逐漸成為共識，那就是女性解放應打破性別的二元對立，打破啟蒙以來現代性話語中“人”的男性面孔，尋求女性的主體性位置。在此意義上，《三體》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反面例證，從傳統性別差異出發塑造反面烏托邦，在否定之否定中打破性別二元對立的神話。作者以此將對啟蒙現代性話語中“人”的批判與傳統社會性別的批判連接起來，這是《三體》中應該被重視的一個啟示。

注釋：

[1]《地球往事》三部曲包括《三體》、《三體II黑暗森林》、《三體III死神永生》，以下簡稱《三體》。

[2]“后人類”作為一個概念并沒有系統的理論，其中牽涉到一系列文化和技術領域，包括納米技術、人工智能、認知科學以及其他學科。“后人類”更像一個相對于傳統“人類”提出的命題，不同的后人類想象/建構對“人類”固有的認識提出了不同的挑戰；如“賽博格”女性主義對傳統社會性別的挑戰、人工智能和電子信息對人類存在形式的挑戰等。“后人類”往往具有后現代性、后人文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等特征。

[3]（英）羅伯茨（Roberts，A.）：《科幻小說史》[M]，馬小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9頁。

[4][25]劉慈欣：《劉慈欣談科幻》[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第50頁、第37頁。

[5]（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陳靜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58頁。

[6][31]（美）克拉馬雷、（澳）斯鵬德主編：《路特里奇國際婦女百科全書（精選本·上卷）》[M]，“國際婦女百科全書”課題組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46頁、第403頁。

[7]劉慈欣：《三體I》[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70頁。

[8][12][18] [21]劉慈欣：《三體II》[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5-6頁、第136頁、第309頁、第420頁。

[9][27]《劉慈欣訪談：道德的盡頭就是科幻的開始》[N]，《南方都市報》2008年9月1日。

[10]劉珍珍：《后現代主義視野下的劉慈欣科幻小說研究》[D]，復旦大學，2009年。

[11]行星防御理事會簡稱，《三體II》虛構的國際組織。

[13]《專訪劉慈欣：總要有人預想末日》，廣東衛視“佳訪” 節目，轉引自https://v.qq.com/x/cover/9tm3e6bkp d6fqrh/ x01530yhmvk.html.

[14][19][20][22][26]劉慈欣：《三體III》[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年，第111頁、第103-104頁、第100頁、第85,86頁、第513頁。

[15]戴錦華、午荷：《化解花木蘭式文化困境》[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月14日。

[16]“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于林間，輕輕撥開擋路的樹枝，竭力不讓腳步發出一點兒聲音，連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須小心，因為林中到處都有與他一樣潛行的獵人。如果他發現了別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獵人，不管是天使還是魔鬼，不管是嬌嫩的嬰兒還是步履蹣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還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開槍消滅之。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恒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劉慈欣：《三體II》[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446-447 頁。

[17]（加）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M]，丁素萍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68頁。

[23][29]（美）詹姆遜（Jameson，F.）《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M]，吳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381頁、第542頁。

[24]《三體》中一種低光速區域，又叫“光幕”，可以發出宇宙安全聲明，躲開“黑暗森林”打擊。

[28]路遙：《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經典化趨勢》[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9期，第189頁。

[30]李廣益：《后人類時代晨曦中的思考》[J]，《長江文藝評論》2017年第2期，第28頁。

[32]《專訪劉慈欣：我對用科幻隱喻反映現實不感興趣》，搜狐讀書頻道2011年7月20日，轉引自http:// 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33]陳頎：《文明沖突與文化自覺——<三體>的科幻與現實》，轉引自李廣益編：《中國科幻文學再出發》[C]，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9頁。

[34]（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修訂本）[M]，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第392頁。

[35][37]（澳）伊麗莎白·格羅茲：《時間的旅行——女性主義，自然，權利》[M]，胡繼華、何磊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45頁、第349頁。

[36]（意）羅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類》[M]，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