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似乎對“破圈”的概念越來越熟悉，以至于我們進行的直接是“我們如何破圈”的方法討論，而天然地默認了這一討論的基本前提：我們需要破圈。當我們將這一問題推廣于當下青年文學與時代生活時，似乎還是可以回到問題的起點，即我們何必破圈？破圈在什么樣的意義上成為一個問題？當然，進入這一話題，同時可以注意的是，是否存在可以被定義的“青年文學”？當我們試圖將一個問題運用于劃定范圍的“青年文學”時，本身也是在自我設圈，這又構成對“破圈”渴望的吊詭性反諷。本文希望可以在這兩重意義上討論破圈的意義，并以此關切“青年文學”的旨歸。

2020年真正稱得上破圈的話題當屬脫口秀大會，李雪琴、楊笠、王建國、王勉等人因為各自具有標識性的表現引起廣泛討論，頻繁沖上熱搜，在真正意義上突破電視娛樂圈，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這種關注程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難能可貴，我們也可以在這樣的意義上理解包括文學在內的各個領域對“破圈”關注度和影響力的期待，正如饒翔對此話題的憂思，當下青年文學創作出現一種圈子化傾向，在某種程度上使青年文學無法在青年群體中產生更大的影響，難以成為一種有效的、活躍的文化力量。這或許是對為什么需要破圈的最好回答，卻也是回到文學最古老最本質的使命，即文學自身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影響力。亙古不變的影響社會與他人的訴求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與學者，也使得一代又一代作家與學者深陷泥潭。面對新時代“破圈”的誘惑，這種鼓舞與焦慮進一步加深。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或許也可以從成功“破圈”的脫口秀大會中汲取一點經驗或教訓，以便更好地觀察我們的青年文學與時代生活。

三季脫口秀大會其實一直備受網友關注，比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當代青年的都市生活太過緊張壓抑，大家自覺擔當“打工人”的角色，疲于奔命，內心累積了太多敢怒不敢言的委屈與不平。脫口秀大會正是提供觀眾不費體力腦力直接享受語言刺激的機會。這種刺激不僅以輕松搞笑的方式呈現，同時帶著對他人的冒犯。這些“他人”可能是父母、老師、伴侶、同事、領導，是我們平時不得不因為各種原因去忍耐的對象。因為無法和這些“他人”做到真正的割裂，這種短暫而碎片式的“過嘴癮”成為情緒宣泄的出口，而在這一過程中，也與未曾謀面的演員和其他觀眾形成了精神性的共鳴，得到一種“我不是一個人”的慰藉。當然，這種“有人替我說出真相”的心理補償機制并非脫口秀大會獨有，但百無禁忌的冒犯卻成為這個節目特有的品質。在此基礎上，它也提供了迎合觀眾心理補償需求之外的更多東西，提供了冒犯之后可能發生的場景與狀態的極致想象。

破圈最成功的當屬李雪琴，她在脫口秀大會中更多以“喪”的姿態得到大家的喜愛，這種喪因為她北大畢業、留學紐約最后回到家鄉鐵嶺成為網紅的經歷顯得真實而自然，但進一步思考，我們欣賞的真的是她的喪嗎？要在自己圈層尋找和表達喪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可以說當下都市生活中的大部分青年的日常對話都很喪，即便存在正能量，存在事業的追求和生活的夢想，大家也都樂于在社交媒體和私下社交中呈現一種喪的氣質，這并非是心理疾病或矯揉造作，而恰恰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讓自己放松也讓他人放松的自然呈現。既然喪如此普遍，為什么大家那么喜歡李雪琴的喪？歸根結底，或許在于她不僅把喪變成了一種可以在電視上大方講出來的心聲，同時以這種對喪的公開大膽的表達收獲了成功。觀眾并不需要她提供喪，而是需要她提供即使喪也可以帶來成功這種事實，需要她提供喪和表達喪也可以光明正大走上人生巔峰的想象。另一個破圈影響力較大的是楊笠，她因為多次表達對男性的嘲諷和不滿收獲大波粉絲，也遭受了相當嚴重的網絡暴力，楊笠在很大程度上賺取了近些年時常引起輿論火熱討論的女權話題的紅利，尤其是在這一話題動輒遭遇全網圍剿和污名化的當下。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事實上并不愿意公開討論這類話題，擔心引起無謂的爭執，也擔心影響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乃至遭遇“他人”的污名化與誤解，這便使得楊笠成為雙重意義上的“代言人”，既因說出真相和心聲受追捧，又承受因為這種“說出”遭受的歧視與網絡暴力。觀眾喜歡和愿意支持的，是發聲以及因為發聲付出代價后依然站在舞臺上的人。

李雪琴和楊笠其實都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使得“破圈”更有現實意義，這其實和文學創作有異曲同工之妙，文學作品也正是以不同的故事和表達向讀者提供想象與想象實踐后的多重可能。如果確實存在“青年文學”的定義，我更愿意在這樣的層次上將其理解為新鮮的、特別的、有活力的，為青年提供多元想象與實踐空間并以此撫慰人心的文學創作。近年來的“青年文學”作品，似乎越來越傾向于對個體內心與精神的關切，越來越熱衷于表達難以言說的憂愁與困境，是否提供了更多空間或許還難以確定，但在討好受眾方面和脫口秀表演顯然已經南轅北轍。一旦進入這樣的比較維度，異曲同工的東西和南轅北轍的東西便都有了不可忽視的意義。

作為整個節目的發起人，早已功成名就的李誕也要時不時來“賣情懷”，談談行業理想。場上的選手似乎也試圖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比如對時事進行批評、諷刺，比如時常強調喜劇的內核是悲劇，時常對很多問題“上價值”，但整個節目的投票標準，整個群體、圈層一直在傳達的觀念一直是“好笑是第一原則”，這也使得各個演員不遺余力地搞笑逗趣。這種工具理性導向下的表演很多時候也加強了社會公眾對很多問題的刻板印象，他們試圖打破的甚至會被強調性建構，比如對性別觀念、社會階層、夫妻相處、同事關系等等，他們更多傾向于逗你一笑，而對由此導致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刻意回避，這種態度在很多時候使得真正觸碰大眾敏感神經的重要問題被表面玩笑悄然消解。而在個人的精神層面，節目也傳導了一種輕松隨意的價值觀念，如已經被調侃成某種意義上的“真理”的“人間不值得”，如節目經常邀請的嘉賓大張偉。他多次表示一旦自己要進入低潮的心理和生活狀態便會立馬想點開心的事，聽歡快的音樂，也不去考慮日常生活中的壓力危機，這也是當下流行的“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大張偉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當然是歷經了無數的艱難困苦才有今日地位，他的心態、生活方式是自己生活經驗的積累后的主動選擇，但他面向的是更為年輕和易受影響的受眾，這種只關注淺層次的單純快樂而不愿意陷入深層思考的生活態度使得所謂的悲劇內核只能是天方夜譚，也使得觀眾逐漸習慣甚至依賴這樣的娛樂和生活方式，甚至不愿意提及或考量其他可能。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一個娛樂節目具有多深層次的問題討論，承擔多重大的社會責任，但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種討好大眾的方式導向和前述的想象實踐空間共同構成了“破圈”的重要質素，也就是說，當我們試圖將這種經驗運用于文學或其他領域時，我們正在接近一種危險卻有用的工具。它的有用在于提醒試圖在“青年文學”創作中效仿它的我們，當下青年真正關心和需要什么，正在面臨怎樣的問題與危機。它的危險在于我們往往忽視了包藏其中的禍心，李雪琴和楊笠安慰了疲于奔命的都市青年，何嘗不是在取悅當下流行的資本邏輯與價值觀念？李誕和大張偉傳達了輕松自在的生活方式，何嘗不是在將深層次的美學與精神內核拒之門外？色彩飽和度越來越高的電視熒屏捕捉著都市青年的快樂瞬間，何嘗不是在將思考與自省悄然掩埋？“破圈”成為一種值得追求的文化生產方式，根本原因正在于能廣泛吸引不同圈層目光與注意力的東西越來越雷同，當代青年逐漸趨于同質化的生活里是同質化的煩惱與同質化的喜悅，于是紓解這些煩惱與分享這些喜悅的方式與路徑也逐漸同質化，交匯于敏感識別出了這一特征的脫口秀大會。當然，作為終極關懷始終是“人”的文學領域來說，這種撫慰人心的捷徑并非壞事，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破圈”之后是什么？是“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還是更為單一純粹的同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還是基本的省察與審美能力的缺失？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才是我們是否需要“破圈”的終極答案。

文學寫作始終是關乎人類靈魂的事業，撫慰的溫情與思考的深沉從來不是截然對立的，我們也應該關注到李雪琴式的喪和吳京式的戰狼，都是青年文化；一肚子苦水吐槽996卻不敢正面剛的和站在法院外寒風中一整天支持弦子的，也都是青年文化。復雜變化的，多元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才是青年文化的精髓，也是這樣的青年文化才能形塑有價值的“青年文學”。所以“青年文學”對“破圈”的追求不應該是急功近利試圖收割關注度與影響力的，而恰恰是要考慮吸納其與文學異曲同工之處而規避其南轅北轍之法，考慮到百年以來“青年”作為先鋒與希望所擔負的使命。“破圈”要“破”的正是多元與復雜的被禁錮，是悲傷與深沉的被掩埋。如果非要給“如何破圈”一種回應，我的答案是：放下傲慢和姿態，各司其職，更要保持警惕。只有找到并不斷鞏固自己的核心優勢，才能形成真正可以“破圈”的質素，才能以包容的心態與各個圈層互相映照。至于異曲同工的想象實踐與南轅北轍的方法道路如何更好協調，孔子早就教育我們，“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后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