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豐子愷曾出任《星島日報》副刊《兒童樂園》主編

豐子愷漫畫《可愛的小扒手》，發(fā)表在1948年5月19日《星島日報》副刊《兒童樂園》。

“豐子愷·教惟以愛”——香港首屆少年兒童藝術(shù)創(chuàng)作賽日前在香港舉辦，活動秉承豐子愷“教惟以愛”的藝術(shù)教育理念，寓美育于“真、善、美”人生觀的塑造。豐子愷雖然沒有在香港長期生活過，然而，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他在香港發(fā)表了不少作品，還曾出任《星島日報》副刊《兒童樂園》主編。綜觀豐子愷這一時期在香港發(fā)表的漫畫與文章，很符合他提出的“一個茯苓糕”的標準：形式美，又有教育作用，能使人精神健康。他在香港撒播下的愛國精神和真善美的種子，在今天的香港兒童筆下傳承，開出了絢麗的花朵。

“我們要以筆代舌，而吶喊‘抗敵救國！’”

20世紀30年代，日本悍然發(fā)動了侵華戰(zhàn)爭，戰(zhàn)爭致使豐子愷家園被毀，全家流徙。由于日寇進犯，他精心建構(gòu)的、承載了無數(shù)美好記憶的家園緣緣堂被炸成了一片瓦礫：“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門灣。我率眷老幼十人，攜行物兩擔，離開故鄉(xiāng)，流徙桐廬。二十三日，石門灣失守。我軍誓死抗戰(zhàn)，失而復得。后來，得而復失，失而復得，以至四進四出。石門灣變成焦土，緣緣堂就做了焦土抗戰(zhàn)的烈士。”他在逃難的過程中，被人勒索要用其畫作交換送他們一家老小上船的資格；更不用說一路上頭頂飛機盤旋，腳下炸彈爆炸的驚恐萬狀了，“在沿途看見萬眾流離的苦況，聽見前線浴血的慘聞”。這時，他憤怒傷感地畫下一組漫畫，一幅是一個鶉衣百結(jié)的老太太，左胳膊下夾著鋪蓋卷兒，右手拉著一個同樣衣著破破爛爛的小孩子，兩人都驚恐地向天空望去，而空中不過是三只蜻蜓而已，題畫詩說明了一切——“飽受飛機驚，怕見蜻蜓影”。原來是難民因為飽受飛機轟炸，在死亡的陰影下，看到蜻蜓都心驚肉跳。另一幅是一個人坐在一座孤礁上，四面環(huán)海、無衣無食，正在這時，見迎面一位艄公駛來了一艘小船，他驚喜地伸出手去……然而，畫面題的卻是“難民之夢”，說明這不過是難民的一場美夢而已。見到蜻蜓杯弓蛇影、心驚膽戰(zhàn)，困于逃難途中一籌莫展、夢想被搭救，不僅是豐子愷自家的親身體驗，更是千千萬萬難民經(jīng)歷的縮影。

香港的《立報》和《大公報》在1938年發(fā)表了豐子愷一系列的抗日文章，在《粥飯與藥石》中豐子愷提到，文藝工作者也應毫不猶豫地投身抗戰(zhàn)事業(yè)：“我們要以筆代舌，而吶喊‘抗敵救國！’我們要以筆當?shù)?，而在文藝陣地上沖鋒殺敵?！痹凇锻鰢溃臼颗c漢奸》中，豐子愷引孟子《魚我所欲也》章痛斥漢奸，說明志士與漢奸的差別，就在于精神生活與物質(zhì)生活之不同。“為什么肯做漢奸？我想多數(shù)是為貪生怕死。倘不貪生，不愿屈節(jié)事敵。倘不怕死，非但不做漢奸，且可做游擊隊員了。”而在《散沙與沙袋》中，豐子愷指出，散沙遇風四散，但倘用袋裝沙，敵人的槍子和炮彈一碰著沙袋，就失卻火力，敵人的炸彈片遇著沙袋，也就不能傷人，沙的抵抗力比鐵還大，比石更強。中國四萬萬人，曾經(jīng)被稱為“一盤散沙”，在抗戰(zhàn)關(guān)頭，大家應該團結(jié)起來成為沙袋共御外侮。他又在《卑怯和自私》中揭露日軍假裝和平、口是心非的行徑，呼吁大眾同仇敵愾：“我們要達到和平，只有借他們的武器來殺他們自己，我們的抗戰(zhàn)就是為此。”

由于豐子愷壯懷激烈、誓死抗爭的精神，有些不理解的庸眾發(fā)表奇談怪論，認為豐子愷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居士，又曾繪制《護生畫集》，如今卻鼓吹流血犧牲，這不是殺生嗎？豐子愷言行不一，因此他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對此，豐子愷義正詞嚴地進行論辯，指出這種論調(diào)是不懂護生之旨及抗戰(zhàn)之意。“護生”是為“護心”，勸說頑童不要踏死螞蟻，并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yǎng)螞蟻，而是怕頑童的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因此對于《護生畫集》，讀者須體會其“理”，不可執(zhí)著其“事”。更須保持頭腦清醒的是：“我們不是侵略戰(zhàn)，是‘抗戰(zhàn)’，為人道而抗戰(zhàn)，為正義而抗戰(zhàn)，為和平而抗戰(zhàn)，我們是以殺止殺，以仁克暴?！必S子愷可謂是非分明而又符合佛理，因為在和平時期，自應秉持仁慈愛念，“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然而在非常時期，“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那是迂闊。正義得以伸張，惡魔得以正法，這才是最大的慈悲。

香港的《大拇指周報》轉(zhuǎn)載了豐子愷的抗日漫畫，認為“畫中不僅可窺見當時的社會面貌，也可見豐先生濃重的民族感情，強烈的愛憎，是與‘古詩新畫’截然不同主題風格的繪畫。”香港之所以歡迎豐子愷的抗日漫畫，是因為香港也曾被日本占據(jù)，香港人因此對豐子愷的抗日漫畫和文章如此心有戚戚焉。

在慨嘆祖國和人民飽受蹂躪之余，豐子愷也表明了必勝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精神。他的另一幅畫“烈日雪人圖”，遠景是富士山，近景則是一個碩大的雪人扛著一面旗子，上面大書fascism（法西斯主義），這個碩大無朋的雪人幾乎占據(jù)了整個畫面，以至于富士山都顯得相形見絀；然而雪人卻一臉愁苦哭喪，原來頭上就是火熱的太陽，它的身體正在從內(nèi)部融化，說明法西斯主義內(nèi)部已經(jīng)開始分崩離析，這幅畫的題名為《一時之雄》。

豐子愷在畫這幅烈日雪人圖時，心中感慨萬千。他受恩師李叔同的鼓勵，1921年負笈日本，曾經(jīng)見識過東瀛社會美好和先進的一面，也在此邂逅了日本畫家竹久夢二的畫作，激發(fā)過自己創(chuàng)作的靈感，使他在繪畫上自成一格。但是萬難預料的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致使中華大地處處焦土，死亡枕藉，記憶中優(yōu)美的大和民族怎么會如此殘忍？而這無盡的黑暗到什么時候才是盡頭？因此，豐子愷憤怒地畫下了這幅烈日雪人圖，而且傲骨錚錚地簽署了自己的真實名字。畫面有三種語言，一種是英語，即雪人扛著的旗子上寫著fascism，說明日軍“大東亞共榮圈”假面下的侵略實質(zhì)，以及與德國法西斯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一種是漢語，即“一時之雄”并下署“子愷畫”，豐子愷繪制這樣的諷刺圖并簽署自己的真名，可見其“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大無畏精神。還有一種是日語わがよたれぞつねならむ，譯成中文大意是“沒有什么是能長久的”，正與這幅諷刺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像雪人兒一樣在烈日之下很快就會融化、不能久長的漫畫相得益彰。這句日語出自《伊呂波歌》（又譯為《以呂波歌》），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和歌，以七五調(diào)格律寫成，內(nèi)容為佛教的無常觀，大意為“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兑羺尾ǜ琛废喈斢谌照Z里的字母歌，學習日語的時候會用到，因為《伊呂波歌》包含了47個假名，語言上來說基本上把日語里的假名都用了一遍（除了當時還沒有的ん)?！兑羺尾ǜ琛坊旧鲜菍W過一段時間日語的人都會接觸到的，又有佛教色彩，因此，法名“嬰行”的豐子愷將其用在這張抗日的漫畫上，以“一切皆不久長”，作為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總結(jié)，可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今歲春來不要看”

抗日戰(zhàn)爭終于取得了勝利，但內(nèi)戰(zhàn)又把人民拖入了痛苦的深淵，山河破碎、炮火連天之際，被蹂躪的人民盼望著勝利的春天，可是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春天什么時候才能到來？1948年豐子愷在《星島日報》發(fā)表一幅漫畫，透過窗戶可見外面已經(jīng)是翠柳垂下萬絲絳、草長鶯飛、山花爛漫，但是屋中的一個文人坐在窗下桌前，卻把頭伏在臂彎中，無心觀看，畫面的題詩曲折地表明了心態(tài)——“年年春到空歡喜 今歲春來不要看”。這個春天是指勝利的春天，正和陸游的“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異曲同工。此畫又與杜甫的《春望》同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贝巴獯汉途懊?，波瀾不驚，好鳥相鳴，嚶嚶成韻；可是“我”孤守室中，苦苦等待黎明，等待戰(zhàn)火平息。自然界的美景和“我”的心理感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比，“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豐子愷的這幅漫畫正是如此，畫面悲喜交集，感人至深。

1948年豐子愷在《星島日報》集中發(fā)表了一系列揭露國民黨軍隊禍害人民，致使家破人亡、逼良為娼的漫畫。1月30日的《爸爸不要去》畫的是一個垂頭喪氣的國民黨大兵無情地拖拽著一個男子，要拉他去做壯丁。男子褲腿上打著補丁，凄慘地回頭望向自己一雙尚在童稚的兒女，女兒跪在地上抱著爸爸的腿，兒子拖著爸爸的衣襟，他們都在號哭“爸爸不要去”。2月6日的《童匪》畫的則是兩個背著刺刀的國民黨大兵一前一后，如臨大敵地押解著兩名犯人。繩索套著犯人的頭，緊緊地捆綁著他們的雙手，前面的士兵雙手緊抓繩索，后面的士兵警惕地斷后以防犯人逃走。然而這兩名被嚴加看管的犯人卻是兩個個頭剛剛超過士兵腰際的八九歲孩童，他們的罪名是“匪”，因此即使是孩子，他們也是“童匪”。還有3月5日的《水漲船高》中，一家老小困在礁石上，羨慕地望著坐在船上的人，等待他們的不外乎困死和餓死。豐子愷沒有高喊口號，可是這些冷峻的畫面，已經(jīng)于無聲處聽驚雷，“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魚肉百姓、草菅人命，對民生造成巨大創(chuàng)傷和苦難的政府何能久乎？

“兒童的崇拜者”

香港直到1941年才有了第一本本土的兒童雜志——《新兒童》，但同年日本占據(jù)香港，兒童文學隨即走入低潮。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于香港成立的兒童文學研究組掀起了華南兒童文學運動的風潮，各大報章先后創(chuàng)辦兒童副刊，《新兒童》也于1946年復刊。香港《華僑日報》在1947年3月1日創(chuàng)立《兒童周刊》，以征文比賽吸引讀者，引領(lǐng)組織“兒童周刊讀者會”，通過多元化的文藝活動，積極地回應祖國內(nèi)地的文藝政策?！缎菎u日報》則在1948年4月9日創(chuàng)辦《兒童樂園》，剛開始《兒童樂園》沒有主編署名，直到第四期改為周刊后，即以“豐子愷題”或“子愷題”的書畫為報頭，主編署名為豐子愷?！缎菎u日報》認為，讓“兒童的崇拜者”豐子愷擔任主編，不但能體現(xiàn)副刊“兒童本位”的宗旨，而且可以“建立讀者對編者的信任”。綜觀而言，《兒童樂園》所發(fā)表的作品大多著重于兒童的游戲情味，寓教于樂，能啟發(fā)兒童心智。

在1948到1949年間，豐子愷在《兒童樂園》發(fā)表了多篇漫畫，這些作品全是“從兒童的視角切入，強調(diào)兒童的游戲性，既貼近兒童的生活，又表現(xiàn)了鮮活的兒童情趣”。和人生漫畫相比，有更多“天真的幻想、對世間濃厚的愛”。

1948年5月19日的《兒童樂園》，在豐子愷所畫的題頭畫中，畫面下方擺放著整整齊齊、清香四溢的香蕉、梨子、糕餅、點心，上方左側(cè)的窗口探出一個小男孩的小腦袋，眼睛下望，口水滴滴答答，意味著《兒童樂園》就是一個令孩子們垂涎三尺的好所在。同一期上還有以《可愛的小扒手》為題的四格漫畫：一、“小菜場上偷蘿卜”：媽媽在買菜，小販叔叔在稱重，但帶著的蹣跚學步的幼兒已經(jīng)從筐里開心地抱起一個大蘿卜。二、“街路上偷大餅”：爸爸媽媽并肩前行，但是媽媽背著的小嬰兒偷偷地抓向爸爸的背包里面香噴噴的大餅。三、“電車站上偷手帕”：電車上叔叔站著正在聚精會神地看報紙，一個穿著娃娃衫的小嬰兒正在拽他褲子口袋里的手帕。四、“老祖母頭上偷金耳挖”：媽媽抱著的小嬰兒，正調(diào)皮地去拔老奶奶頭上戴著的金耳挖。老奶奶為什么把耳挖勺戴在頭上？因為它是一種特殊的簪子——簪珥，又名耳挖簪，一端是耳挖為簪首，另一端則可綰發(fā)髻，佩戴方式是從上至下插在頭發(fā)上，陽光下亮晶晶的，所以小孩子才會伸手去抓。這幅畫還暗含了豐子愷自己的兒童經(jīng)歷，他在《我的一生》中回憶道，自己四歲的時候，父親考中舉人，祖母正是拔下頭上的金耳挖來酬謝報喜人，所以很有可能這個從老祖母頭上“偷”金耳挖的小嬰兒畫的正是豐子愷自己。而香港之所以歡迎豐子愷這些漫畫，在于香港雖然在電車、抽水馬桶等民生方面較早邁入了現(xiàn)代化，但晚清的許多服飾、習俗都留存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香港新舊相交，中西融合的特殊風貌，所以特別中意豐子愷這些看起來中西合璧、熟悉又親切的漫畫。

“一個故事背后藏著一個教訓”

1962年，豐子愷在香港《文匯報》上向香港的讀者宣告了自己要翻譯《源氏物語》的消息。日本名著《源氏物語》完成于11世紀初，在英、德、法等國早已有了膾炙人口的譯本，而在一衣帶水的中國卻尚無譯本。因此，豐子愷這個消息令大家非常振奮。

豐子愷與《源氏物語》淵源深厚，曾為其發(fā)心學習日本古文。當年他在東京的圖書館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語》，因為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來買了一部與謝野晶子的現(xiàn)代語譯本，通讀之后覺得很像中國的《紅樓夢》，人物眾多，情節(jié)曲折，文辭優(yōu)美，內(nèi)蘊豐富，令人不忍釋手。從此，豐子愷專注于日本古文的學習。他起初覺得《源氏物語》中的古文往往沒有主語，字句太簡單，難于理解。后來如倒食甘蔗漸入佳境，慢慢體會到它有類于中國的《論語》《左傳》或《檀弓》之處，有“言簡意繁”之妙。

豐子愷曾經(jīng)翻譯過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說《旅宿》、石川啄木的《石川啄木小說集》、德富蘆花的中篇小說名作《不如歸》，積累了豐富的日譯經(jīng)驗，這些譯本當時在國內(nèi)刊印流傳，大家愛讀愛看。因為豐子愷并不是用怪里怪氣的“翻譯腔”，而是主張先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子里，然后用本國的語言來傳達給本國人，“用一個譬喻來說，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來”。這在翻譯學上被稱為“歸化譯法”，也就是譯者必須像本國作者那樣說話，譯作要變成地道的本國語言。歸化翻譯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增強譯文的可讀性。以《源氏物語》為例，豐子愷采用了中國章回小說的習慣，常以“話說……”“卻說……”“且說……”等語開篇，如第一回《桐壺》、第四回《夕顏》、第六回《末摘花》等都以“話說”二字開頭，第三回《空蟬》“卻說源氏公子當晚在紀伊守家里，輾轉(zhuǎn)不能成眠”，第八回《花宴》中，“且說那個朦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間的迷離春夢，不勝悲嘆，心中懷著無限思量”等等?！对词衔镎Z》的作者紫式部，生于書香世家，父親藤原為時兼擅漢詩與和歌。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紫式部一方面對中國文學有很深的素養(yǎng)，文中大量引用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李夫人》等詩；另一方面熟悉日本和歌，文中有近800首和歌。豐子愷翻譯時不硬搬日文原詩的格律，也不拘泥于詞和句，常用中國古代詩歌的七言兩句或五言四句進行翻譯。比如第五回《紫兒》，有一句和歌，豐子愷將其譯為：“自窺細草芳姿后，游子青衫淚不干?！庇秩绲诙亍吨隳尽分械囊痪?，豐子愷將其譯為五言絕句格式：“群花歷亂開，爛漫多姿色。獨憐常夏花，秀美真無匹?！薄对词衔镎Z》的翻譯更融入了豐子愷的親身體驗，1921年豐子愷在日本求學時曾到各處欣賞紅葉，有一次在江之島，坐在紅葉底下眺望大海，飲正宗酒。“其時天風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紅樹，如錦如繡。三杯之后，我渾忘塵勞，幾疑身在神仙世界了?！?0年來，這甘美的回憶時時閃現(xiàn)在豐子愷的腦海，因此他翻譯第四回《夕顏》中的美景之時，將親見親聞的日本風景和日本人民風韻閑雅的生活筆帶感情地傳神托出——“此時暮色沉沉，夜天澄碧。階前秋草，焜黃欲萎。四壁蟲聲，哀音似訴。滿庭紅葉，幽艷如錦?！笨芍^栩栩如生，躍然紙上。這一幕很像電影中的空鏡頭，雖然畫面中僅有景物沒有人，但鏡頭的內(nèi)核并不空，它似詩中的未盡之言，也似繪畫中的留白，用“夜天”“秋草”“紅葉”的元素意象來傳達流動的東方美，用“澄碧”“焜黃”“滿庭紅”的高對比度沖擊色，給人以色彩的震撼，而“暮色”“欲萎”和“哀音”又傳遞了日式美學的“物哀”。

豐子愷寫給香港小朋友的兒童故事也別具一格，比如《博士見鬼》中，某留洋林博士和同專業(yè)的太太結(jié)婚，情比金堅，沒想到太太突然因傷寒去世，林博士發(fā)誓永遠為太太守節(jié)，但他很快哀悼變淡然，覺得非常寂寞，飲食起居都非常不便。想到太太已經(jīng)死了，對她守信，于她毫無用處，于自己卻實在有礙。何況作為科學家，他根本不相信有鬼，因此清明過后，也就在前太太死后約三個月，他就和大學教育系畢業(yè)的李女士再婚了。因為違誓，心常不安，所以他常常面露愁容，夢中也常囈語嗚咽。李女士問知原委，怕鬼作祟，心常憂懼，故在前太太去世周年之際，兩人請和尚來誦經(jīng)，并虔誠膜拜靈座，不料第二天看到靈座上的紙牌位已經(jīng)反身朝向墻壁。雖然他們恭敬地將牌位正過來，點上香燭，又虔誠地膜拜，但第二天、第三天，每次牌位都反過去，兩人確信有鬼，李女士憂懼過度，寢食不調(diào)，驚嚇成病而死。林博士堂前設(shè)了個紙牌位，發(fā)誓今晚不睡，在兩妻的靈前坐守一夜，倘真有鬼，就請今晚顯靈當面旋牌位。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原來是鄰家打米，使地皮震動，桌子上的紙牌位也隨之震動，又因桌子稍有點兒傾斜，故每一跳動，紙牌位必轉(zhuǎn)變其方向，打米持續(xù)數(shù)小時，地皮震動不止千百次，紙牌位跳了千百次，正好旋轉(zhuǎn)180度，便面向墻壁了。以現(xiàn)在的標準來看，這篇作品似乎很難被視作童話。然而，兒童文學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兒童文學包括嬰幼兒文學、兒童文學和少年文學，所以，這篇包含了科學因素的《博士見鬼》適合少年讀者閱讀，是可以歸類為廣義兒童文學范疇的。另外，豐子愷的這篇童話和外國童話也有類似之處，因為《貝洛童話》《格列佛游記》《敏豪生奇游記》《格林童話》《霍夫曼童話》《王爾德童話》等，其實一開始并不是專為兒童所作，即使公認的童話大師安徒生也在自傳中明確指出：“我把這些童話稱為《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雖然，我的本意是這些童話的對象可以是孩子，也可以是成人。”所以兒童文學中有不少老少皆宜的作品，《博士見鬼》正可作如是觀。當《博士見鬼》后來和其他文章一起結(jié)集成同名著作時，豐子愷在序言中說：“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補作用，能使身體健康。畫與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麗，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數(shù)十年來，我的作畫作文，常以茯苓糕為標準?！必S子愷的《博士見鬼》也是“茯苓糕式”的：“一個故事背后藏著一個教訓?！弊x者閱讀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到科學原理，產(chǎn)生古代迷信和現(xiàn)代科學對撞形成的化學反應之外，孩子讀來妙趣橫生，大人們讀來也回味無窮。

“教惟以愛”

豐子愷在香港提倡大眾藝術(shù)，他在《中國學生周報》第951期《繪畫與文學》中指出：純粹由音表現(xiàn)的“純音樂”，能懂的人很少；在音樂中混入歌詞的“歌曲”，能懂的人就較多。同理，純粹由形狀、色彩表現(xiàn)的所謂“純粹的繪畫”，能懂的人也很少；而在形狀色彩中混入文學的意味的所謂“文學的繪畫”，能懂的人也較多。故為大眾藝術(shù)計，在藝術(shù)中羼入文學的加味，亦是利于普遍傳播的一種方法。

1949年豐子愷52歲之時，他閉門3個月，完成《護生畫集》第三集，在4月赴香港連續(xù)舉辦了3次個人畫展，分別為：4月15至16日在花園道圣約翰禮拜堂；19至20日在思豪酒店；21至22日在九龍培正中學，同時發(fā)表了“青年對于藝術(shù)修養(yǎng)”的演講。豐子愷在香港擔任《兒童樂園》的主編，3次的畫展經(jīng)歷和演講，以及發(fā)表的眾多漫畫和文章，給香港的少年兒童播下了真善美的種子。2020年1月8日，豐子愷國際文化交流協(xié)會與香港道爾頓學校簽署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成立“香港豐子愷兒童藝術(shù)教育中心”。豐子愷的嫡孫豐羽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道爾頓學校的創(chuàng)校董事、校長、家長及社會各界熱愛豐子愷藝術(shù)的人士在道爾頓歡聚一堂，共同參與、見證并開啟了推廣豐子愷藝術(shù)和文化教育之旅。“香港豐子愷兒童藝術(shù)教育中心”除了合作開展不同主題的豐子愷作品展覽之外，還舉辦面向全香港青少年的藝術(shù)講座、研討會、國際繪畫比賽、周末講堂等一系列文化活動，為推動豐子愷藝術(shù)和中國優(yōu)秀文化在香港的繁榮與發(fā)展貢獻力量。

2020年—2021年，香港豐子愷藝術(shù)教育中心主辦了“香港首屆少年兒童藝術(shù)創(chuàng)作賽”，活動秉承豐子愷“教惟以愛”的藝術(shù)教育理念，寓美育于“真、善、美”人生觀的塑造，培養(yǎng)少年兒童高尚的道德情操與藝術(shù)素養(yǎng)。有些獲獎作品便是對豐子愷的致敬之作，并加入了當代的思考。比如“最受歡迎獎”，小作者把豐子愷《爸爸回來了》中的小男孩畫在圖畫里，但是增畫了爸爸、媽媽和妹妹，畫面上的旁白寫道：“我替爸爸上班，爸爸便可以多點時間陪媽媽和妹妹”；有的則傳承了豐子愷對生命的愛護，比如獲得季軍的《愛護動物，你我做到》；有的更推廣到對全人類的關(guān)愛，比如獲得亞軍的《分享分擔，共享資源》。豐子愷在香港撒播下的愛國精神和仁愛的種子開出了絢麗之花。

(作者：張惠，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