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入行做出版，沒能趕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井噴期。跨過世紀頭幾年，噴發暫息。我入行，恰好就在那個清冷時點。

世上好些小行當，行外人看著不起眼，行內人看來卻英才蔚起、風云際會。出版就這樣。初進集團那幾年，我的日課之一，就是認數祖宗牌位。除了清末王先謙、葉德輝等湘籍出版家，更多的，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業界攻城略地的“右派軍團”“四騎士”，等等。其時他們多已作古，健在的也已退休，一時風流云散、星辰寥落。關于他們的傳說，卻始終都在。但凡談及湖湘出版的種種榮光，這些人依舊是話題中心。倘與外省同行聊天，你若講不出三五則有關他們的掌故，必遭質疑和鄙棄。

這種同行間的閑聊，談及最多的，是鐘叔河先生。

頭幾年，我和鐘先生同住一個院子，后來我搬去近郊，先生仍舊住在院子里。先生所居的“念樓”，就在集團辦公樓后面宿舍的二十層。照說可以時常不期而遇，其實相見一次很難。先生平素不散步、不串門、不聚餐、不送客，除了偶爾上醫院查體或看病，幾乎不下樓。如想見他，必得跑去念樓。

先生同城交往的圈子小，除了朱健、朱正幾位同輩舊好，便是周實、王平三兩個忘年之友。先生不歡喜他人造訪，假如事先未約妥，貿然跑去念樓，任你將那扇油漆斑駁的門敲爛，門里的保姆也不會把門打開?！疤旄蔁o露水，老來無人情”，先生視這種往來應酬為浪費生命?；蛟S正因世事通達，他才不愿糾纏在虛與委蛇的人情世故中。

頭回見先生，是我剛接手集團的董事長，去做禮節性拜訪。辦公室聯系了好幾次，先生才給了見面時間。乘梯上到二十層，樓道里光線昏暗，很費勁才找到那塊竹刻的小門牌，上面是先生手書的“念樓”二字?！澳睢弊殖耸恰柏ァ钡闹C音，應該還寄寓了先生的情感或者事業上某種心心念念的東西。先生深藏于心，外人也不敢妄加猜度。

保姆將我讓進念樓，領入客廳，說先生馬上就出來。客廳顯得有些窘迫，家什雖不多，但每樣體量都大，若與房間的面積匹配，已屬超大配置。叫雖叫客廳，看得出這里除了會客，還有更混雜的用途?？梢?，會客在先生的生活中，是件頗不受重視的事。東西兩墻擺滿書柜。柜里的書，開本、版本駁雜，且多為舊書，有的已破損，間或幾本新的，都是先生自己或老友新版的著作。書柜頂上，掛著或擺著裝裱過的友人手札、條幅，都是文化界聲名顯赫人物的手跡。媒體做報道，必談先生與上輩、同輩文化名人的交往，大抵與記者在此所見的這些手跡有關?？蛷d的正中，擺著一張英式斯諾克球臺，臺面深綠的絨布已褪色，看上去像一片久無賽事的足球場。球臺的木框有些磨損，可見球臺并不是一種擺設。先生有經常比賽的球友嗎？好像過去是夫人，夫人走后，先生就很少開桿了，偶爾打打，那也是先生自己與自己比。這是先生主要的體育運動，但我猜想，或許更是一種精神運動。一個人屏蔽身外的世界，只把自己當對手，倒是令人生出些絕世劍客的想象?？看?，有一套皮質沙發，款型老，坐著也不舒服。先生不換，可能是刻意為之，他不希望客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閑聊，浪費自己的光陰。

先生從里屋出來，一件白紗T恤，一條寬寬大大的藍布短褲?？齻ネΠ蔚纳眢w，幾乎把門洞塞滿。

未等我開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長沙話搶先開腔：“不要來唦！咯熱的天。”雖是客套，卻也是心里話，表明他對這種禮節性拜訪的不在意。先生在沙發上坐下，問我要不要開空調。季節還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熱，屋里只有一臺老式風扇，躲在房角靜靜地左右搖頭。我說不用。我知道上了年歲的人，天再熱，也不可驟冷受涼。

那年先生七十六歲，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樣子。說話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帶胸腔共鳴，聽著中氣十足。似乎覺出了氣氛的些許拘束，先生旋即轉移了話題。我感覺，先生對某件事不屑或不悅，便會制造一點尷尬讓你感知，然后話題一轉，將談話變得輕松融洽。去見先生前，有同事告訴我：先生賊精，見人人話，見鬼鬼話，全無老學究式的古板乖張。我倒覺得，先生的精明圓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讓人有感即止，不會把人做絕，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說到周作人，繼之是胡蘭成、林語堂、張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實擁躉，早年便與之通信。這也是先生掛在嘴上的榮光。先生的文字，倒未必受到了多大的影響，但文化的旨趣甚至處事的態度，卻頗受熏染。后來先生主持編輯了周作人的多種文集，每一種，從編輯體例、入選篇目到前言后記，都見出對周作人的獨到見解。我沒有附和先生的觀點，便說現代散文，周氏兄弟各自開啟了一個源頭，且各自高聳成峰，至今無人企及。對這兩座高峰，各人可有偏好，但若就文學史的意義言，拿兩兄弟的文章彼此否定，則顯偏狹和短見，古典散文現代化，這兩條路或許永遠并行不悖。先生聽完，并未贊同或反駁，眼睛卻為之一亮，余下的談話，明顯少了先前的生分。

話匣一開，先生不是一般地健談。他能將圣賢經典、稗官野史和民間掌故糅作一團，廟堂江湖、學界文壇的舊事新聞如數家珍。初聽覺得信馬由韁、隨性散漫，回頭一品，卻句句都扣在話題上。尤其先生的記憶力和思想敏銳度，幾勝青年。這一功夫，我只有在長先生幾歲，自詡為湘西老刁民的黃永玉先生身上見到過。大概人活到相當年歲，文化做到相當功夫，都會具有某種生命的超越性。俗話說樹老成精人老成怪，先生躲藏在念樓里，似乎已將自己修成一個精怪。

先生自稱少時頑劣，讀書隨性雜濫，能在兄弟輩中勝出，全憑幾分靈性。高中未畢業，便跑去《新湖南報》當了編輯和記者?！拔淖挚刻?，文章靠練”，記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間先生的文章得到了嚴格訓練。

1957年因言獲罪，被劃右派。那幾年，先生的確對新聞乃至政體談了些意見。嚴格地說，那不是什么思考嚴謹的政治洞見，只是書中讀到的一些常識。先生覺得當時的許多做法，違背了新聞和政治的某些常識通則，需要修改矯正。以先生當時的學識和見識，還認識不到所有常識和通則，都只就某種社會制度和文化秩序而言，任何旨在破壞一種舊體制和舊文化的體系性革命，所有常識通則都將被擊碎。

如果不上升到反社會反主義的政治高度，僅就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意識而言，先生的確算得上一個右派，我甚至認為，先生整個的人生態度，都是右傾的。在一個正常秩序的時代，左、中、右三類人維持了社會的基本平衡，左派是社會的激變力量，右派是社會的錨定力量，左派要維新，右派要守常。先生卻在一個變動不羈的時代里，始終干著守常的事。當然，歷史上常有以左派的動機復古，以右派的動機變革的案例，但究其基本人生態度，左派終究是左派，右派終究是右派。先生是一個本色的右派。因為本色，所以不可以教訓，到了“文革”那種萬馬齊喑的年代，先生仍忍不住發表了“污蔑攻擊”的言論，最終被判刑勞改十年。

說到當年的右派，曾有兩個生動的比喻：六月蚊蟲遭扇打，吃了嘴的虧；飛蛾撲火自燒身，上了火的當。就先生來說，前一句是合適的，先生也曾坦言：自己好以言逞強；后一句則未必恰當，至少先生成為右派，說不上是受騙上當。右傾的人生態度，加上隨性頑劣的個性，先生不當右派，誰當？

先生平反出獄，被胡真作為“右派軍團”的戰將招至旗下，安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編輯。（胡真其時為出版局局長，對新時期湖南出版而言，這是一位總架構師和操盤手）?？纯聪壬岬倪x題對象：曾國藩、周作人、清末旅外作者群……以當時人們的認知，哪個不帶右傾色彩？后來許多人說，這些選題顯示了先生的政治敏感和職業勇氣，其實只要先生當編輯，不論未來的政治與文化走向往右往左，他愿提出的總會是這些。在當時，這類選題都有些犯忌。先生的過人處，不在于有膽識提出這些選題，而在于有辦法將這些選題做成。他不僅沒有因此獲咎，反而掙得了很多榮譽。有個恰好相反的例子：先生手上有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舊書，他拿出來讓好友朱正出版，朱因此受了嚴厲處分，多少有點責怪先生。先生聽了一點不負疚，說朱受處分是因為操作不當，如果是他運作，不僅不會受處罰，而且會賺很多錢。他說自己會把這部書做內部參考資料出，先收錢再發購書票，最后憑書票領書。定價50元一本，根本不需要賣得吆喝喧天，社會影響不大，經濟效益不小。先生的操作方法的確雞賊，說得朱正只得自認操作不當。先生與政治，就像一對貓鼠冤家，斗得越久，老鼠變得越古靈精怪，到后來，先生的確有了一種游戲心態。和朱正這種“砍倒樹了捉八哥”的刻板學者相比，先生算得上是個云淡風輕、拿得起放得下的老江湖。

1988年先生提前退休，原因是在社內一次公開競聘中落選。當時先生已調至岳麓社任總編輯。因為社長和總編輯都是正職，工作上兩個職務總有些磕磕碰碰。先生的落選，固然與選題取舍、社務管理有關，但根本的原因，應該還是先生職業眼界高，加上性情耿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梢娤壬乃^精明，并未真正用到日常為人處世的細節上。以先生當時的地位和影響，他當然可以執拗地為落選討說法，不退不讓斗爭到底，也可以讓上面重新安排領導崗位，但先生選擇了提前退休。這其中自然有不與為伍的傲世心態，更重要的，還是先生人生抉擇的大精明，即屏蔽社里的是是非非和社會上的紛紛擾擾，躲進念樓，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編輯和寫作，以退為進，以舍為取。當先生完全退守念樓，反而成了一個高居云端、可望而不可即的出版傳奇。

右派后來變成了許多人的一件人生華服。似乎當年能被劃為右派的，都是政治上有大見解、文化上有大建樹、人格上有大節操的人。右派中這樣的人當然有，但絕非人皆如此。當然作為一種人生補償，人家經受了那么殘酷的打擊甚至迫害，回頭作為一種人生資本未嘗不可，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一種時代公正。只是鐘先生沒有裹著這件華服安享晚年，他以每日不輟的編輯和寫作，開啟了人生最篤實而華彩的時段。先生少時的頑劣秉性，悉數被熔鑄到事業中。先生的“頑”，表現為對事業目標的執著堅守，三十余年如一日，領著社里的年輕人，編輯“走向世界叢書”，編輯周作人先生的文集；先生的“劣”，表現為不從流俗，不循定評，將自己對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以及對中國近現代對外交流史的思想率直表達，使他的那些敘論和散文，成為考據有獨徑、立論有獨見，文字老樹精靈、思想超拔飛揚的文化精品。先生的文章乃至人生，由頑劣而至于精怪。

這三十余年，先生雖“閉關”在念樓中，聲名卻日漸隆盛，影響卻日漸深遠。在當代中國出版界，先生應該是極少數走出了行業圈子的人。出版是名山事業，一輩子青燈黃卷地冷坐，也許能換來后世的些許聲名，但也大多囿于讀書界，如先生這般能走出文化人圈子，被當世奉為公共人物的，實在鳳毛麟角。有一回汪涵見到我，請我幫忙找套書，竟是先生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初編。社里沒找到，最后逼著一位藏書家割了愛。汪涵得書，感激不已，說鐘先生是他最崇拜的文化元老。叢書100本出齊，汪涵策劃將先生的故事做主題，在其節目中為叢書做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推廣。汪涵主持的是娛樂節目，我擔心鐘先生在非知識界受眾中缺少影響，汪涵卻信心滿滿：先生已是跨界偶像，小朋友們十分崇拜這種文化活化石！節目的收視率果然高，證明了汪涵的眼光和判斷。除了各類媒體的報道，出版界也接二連三推出了《眾說鐘叔河》《鐘叔河書信集》等圖書，助推先生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標記的公共文化話題。

作為一代文化偶像，先生的影響，一方面來自其編輯和寫作，另一方面來自他與前輩和同輩文化名人的交往。先生編輯的多種圖書中，影響最大的是“走向世界叢書”。在改革開放大門欲啟未啟的那一刻，先生將鴉片戰爭之后半個世紀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文字記錄編輯整理，將那段悲摧時光中國人忍辱負重走向世界的堅韌毅力、坎坷心路展示出來，為當時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種豐沛原真的精神參照，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外交史、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素材。這個工程浩繁的史料集成項目，耗費了先生半輩子的心血。尤其是親自撰寫的二十余篇敘論，凝聚了先生的思想、學問和才情，是中國當代既研究有據、又立論高蹈，既憂國憂民、又趁才縱情，既專注精深、又天馬行空的史論。先生素倡短文，所著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而這些敘論卻洋洋灑灑，都是非盡意而不收筆的大塊文章。與清際作者的文字一并，今古互鑒，堪稱雙絕。

在與前輩名流的交往中，先生是位有心之人。所謂有心，一是真誠討教之心，二是終生銘記之心，三是名師高徒之心。先生與周作人、錢鐘書夫婦等的交往過從，對先生的編輯與寫作形成重大影響，同時也對其聲名形成了重大影響。先生不斷講述這些故事，展示這些信札，讓人明確感受到先生交集之高倫、取法之高蹈，所謂學問有源、師從有脈。公允地說，先生對世道人心見識通達，在如何運用人生資源上絕不迂腐。先生雖看不上編撰故事去做名人秀，但也不愿把真實的過從交往故作矜持遮遮掩掩。一個文化人，要想走出圈子，除了卓越的學術或藝術建樹，重大事件在不在場，著名人物入沒入眼是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要有故事可講，并能把故事講得精彩動聽。讀讀黃永玉先生寫沈（從文）老，余秋雨先生寫巴（金）老、黃（佐臨）老的文章，我們便能理解鐘先生的這種“有心”之舉。當然，由此也可以見識鐘先生古靈精怪的另一面。

“走向世界叢書”初編出版后，重大的社會影響與清冷的市場反應形成了反差，擬定出版的另外六十多本是否續出，出版社基于經濟利益的考量有些猶豫。鐘先生告訴我，另一家出版社愿出，問集團是否允許轉讓選題。事后有同事說，這是先生欲擒故縱，意在以此催逼叢書的出版。不管先生是否用心使計，我覺得這套書必須按策劃如數完成。當即找來岳麓社社長，令其加快推進叢書編輯出版，并承諾撥付專項經費。集團每年掙十多億利潤，如果因為經費使叢書殘缺不全，甚至被人搶走，我覺得不僅是自己的失職，也是湖南出版的恥辱。有了“不差錢”的底氣，先生領著曾德明、楊文輝等年輕編輯，于2017年將叢書100本全部付梓，先生平生最大的一樁心事，終于如愿以償。

我知道“走向世界叢書”早，大約是在叢書剛剛立項的時候。鐘先生有一個交誼甚篤的朋友，名叫朱健，當年是“七月詩派”成員，后來被打了“胡風分子”，復出后在瀟湘電影制片廠工作。我認識朱健先生在先，鐘先生的好些故事，是從朱先生嘴里聽來的。比如有一回在舊書店，鐘先生看中了一本民國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但書已被人搶先得手，那人正在掏錢付款。先生靈機一動，說書是家中孩子偷出來的，專程跑來贖回。書店老板和付款人一聽，覺得既是書主不舍，只好讓先生把書“贖”了回去。叢書編輯的信息，也是從朱先生處得知的。但真正找來叢書閱讀，卻晚了好些年。

一年在青島，偕友拜謁康有為先生故居，得知變法敗后亡命，他曾經游歷海外三十余國，我便心生好奇與向往，于是找了他的《歐洲十一國游記》來?？涤袨樵疚恼鹿P走龍蛇、勢若江河，辯史鞭辟入里，狀物栩栩如生，加上感時憂國的那一腔義憤，讀來自然上癮。之后我又將叢書初編中的大部分讀了。由此我理解了鐘先生編輯叢書的深意：中國如何走向未來，取決于中國如何走向世界！我領悟到，一個現代人，如不了解世界的來路與現狀，便永遠活在古時的夜郎國里。從此我將海外游歷當作重要的人生課程，不僅帶著身體，而且帶著靈魂上路，先后游歷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并仿康有為，將所歷所思記錄下來，后來編輯成了一本散文集《滿世界》。

因為我的游歷和記游與叢書相關，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提議請先生作篇序言。我拿了書稿去念樓，心中頗忐忑，不知先生是否看得上。先生若不入眼，雖不會直挺挺說文章不行，但一定會找一個得體的理由婉拒。先生愛惜羽毛，在圈里早有口碑。我戰戰兢兢說明來意，先生果然悵然一嘆：“唉！你早幾個月來，這事都好辦！給你寫篇序也是應該的，但現在不行了，因為我已宣告年事已高，不再為人作序！”隨后起身找來一本雜志，果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自此不再為人作序”的宣示。于情于理，我不能強求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食言，于是收回了請求。

大約過了半月，辦公室主任小賀樂顛顛跑來，雙手遞過一張紙，其上有蠅頭小楷所書的一段文字，竟是先生為《滿世界》所寫的“感題”。先生沒破“不再為人作序”的規矩，卻還是為我的新書站了臺。這便是先生的精怪處。先生做事，大到政治操守、文化理想，小到待人接物，規矩是不肯破的，但是他總能想出一個辦法，既不自毀規矩，又能把事做周圓了，讓方方面面于情于理都過得去。

感題用毛筆正楷寫就，且評價遠超期待。先生說：“比康圣人游十一國時的眼界要高，是現代人在觀察現代世界，思考現代中國了”；說“文字洗練干凈，的確很好”！我滿懷感激跑去念樓致謝，先生說：“看過書稿，感受就是四個字，的確很好！如果不寫幾句話對不住，不是對不住人，而是對不住文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這般年紀，能寫出這樣一手文章，真沒想到！”

又過了三四天，記得那天下大雪，先生再差人送來一張紙，是改過的“感題”。所改之處不多，且都是增刪兩三字，文氣卻更為順暢了。其后先生又改了兩次，也都是一兩個字。一篇三百字的短文，先生竟前后改了四稿，這事令我感慨萬端！先生對文字的講究，確已入魔成癖！應該有一個月的時間，先生都在為這短短的三百字推敲琢磨。我知道先生睡眠不好，常常子夜醒來便不再入睡。想象先生有二三十個夜晚，躺在床上為這三百字思來想去，心中十分歉疚。

先生素倡短文，所輯國學選本，都是寥寥數語、字不過百十字的短章。自己所撰散文，亦多一事一記，即起即收，文字如斧斫刀刻，絕無丁點拖泥帶水。我讀文章，凡遇好文字，必先吟誦數遍，然后動筆逐字修改。既是好文章，當然可以刪削更改的地方不多，但偶有一處，于作文便是大收獲。讀文章不如改文章，改文章如同你自己寫了一遍，且是用遠高于自己水平的標準來寫，其心得當然也高于平常的隨性寫作。我讀鐘先生的文章，亦時常試圖動手刪改，卻每每不能遂愿。好些次，搜腸刮肚更動一個詞，比較來比較去，到頭還是改回先生的原樣。以前只道是先生的文章渾然天成，“感題”之后才明白，除卻過人天賦，先生的文字是焐在心里慢慢磨出來的。這似乎與先生的趁才隨性相左，然而世上的大師或大家，哪位又不是多晶面的矛盾體，哪位不折射出赤橙黃綠的多彩光輝？我揣摩，所謂的大家，大就大在能將彼此矛盾的人性因素和人格側面，渾然天成地聚為一體，他們無須執白棄黑、得一舍二，也不會捉襟見肘，真正是他們個性的尺度、人格的空間遠大于尋常人。

年初，先生為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編了一本國學讀本，題名《學其短》。所選篇目均為百十字短文。每篇所配點評，文字雖精短，卻足見先生性情的特立與文字的老辣。插畫由著名畫家蔡皋先生精心創制，畫文相配，可謂絕世雙璧。但此書以兒童作為目標讀者，定位卻不精準，若要品出該書的精妙，須有相當年齡，因而我覺得是一本難得的青年國學讀本。因為疫情，不敢造訪念樓，便給先生寫了一封書信，建議再版時，在定位上做些調整。我同時要求集團把這本書發給編輯，人手一冊，作為文章和文字的研習范本。先生回信致謝，不是因為頒令發書，而是因為我對定位的建議和對該書價值的認同。

因為一再請求，兩三個月前，省委同意我卸任在集團的所有職務。移交前的最后一項工作，便是去念樓看望先生，并落實先生文集的出版。先生聽說我可以從經營管理事務中解脫了，由衷高興。先生說：“像你這樣的董事長，盡管日后很難找，但再搞下去，對你個人損失太大，其實這也是文學界的損失。”先生以己作喻，說自己真正有價值的人生，是退休后的這三十多年。

從第一次登念樓，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了。我和先生，由同事變成了朋友、文友。作為一個晚輩，先生認可我，或許不是因為我和同事把集團做成了中國出版業的龍頭，做進了世界出版的第一方陣，至少主要不是。先生更在意的，應該還是文章，尤其是文字。作為一位出生在湖湘的讀書人，先生當然不會忽視我的商業成就，因為求其事功，是湖湘讀書人共同的追求。然而先生畢竟是讀書人，以文章揚名立萬，自然在茲念茲。據此推論，先生取名念樓時，無論還有什么具體寄寓，但其心心念念的，必定還是學問和文章。

先生依舊健談，思維活躍一如往常；先生依舊健朗，身板挺拔一如往常。先生雖已年屆九旬，然而氣色與精神，的確不讓花甲。我問先生是否常打斯諾克，先生說偶爾打打。他信奉人的健康主要靠精神運動。俗話說人活一口氣，那是指精神要完足飽滿。

臨別，先生送我一本《編輯鐘叔河》。書是香港出的，由著名電視人彭小蓮策劃和主撰。這位素具文化反叛精神的湘女，將自己生命的最后時光，交給了這本書，交給了鐘先生。如果不是身患不治之癥，她應該會用鏡頭來記錄這位她所敬仰的文化前輩，后來只能用文字，應是有些遺憾的。通過這部“紙上紀錄片”，她塑造了一位跨時代、跨世紀的文化斗士，她強調了個人與時代沖突中命運的自主性，個性與潮流沖突中選擇的自主性，她將自己的文化情愫與姿態，較多地敷色給了先生，讀來有點高大全的陌生感。彭小蓮一直在用鏡頭和筆追記她童年經歷的那個時代，而先生卻已經從那個時代走出來了。她或許很難理解，一個左右逢源而又操守自持，一個萬欲皆具而又無所不輕，一個意在有趣而又終有所用的文化精怪，比一位執劍荷戟的文化斗士，于當世于未來，應該更有意義和價值。

回首近世湖湘的文化大家，王船山、魏源、陶澍、曾國藩、王闿運等，雖都是義理與事功兼求、學問與世事皆通的人物，然鐘先生與之相比，依然顯得超邁與靈異。先生的學問與文章，說到底不是做出來，而是活出來的。先生的人生軌跡，幾乎與他人截然顛倒：人家發蒙苦讀，他卻縱情玩耍；人家積極上進，他卻消極右傾；人家委曲求全，他卻自投囚牢；人家謀取權位，他卻退守書齋；人家安享晚年，他卻奮發編著……先生以其前半生，嘗遍、悟透了人生的苦樂悲欣，僅用半輩子，走完了遠比他人一生更加坎坷漫長的人生旅程。余下的半生，他便躲在念樓里編輯和著述，確乎避世很遠，卻又入世很深……

先生是不可模仿的。因其逆行的人生，他已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意外和例外。

先生起身送我，立在門邊顯得蒼勁而偉岸，仿佛一棵老樹。在天山、長白山、阿爾卑斯山和熱帶雨林中，我見過那種歷經風摧雷劈、樹干滿是疤痕，卻依舊挺拔遒勁、生意倔強的老樹。當地人會在樹上掛滿紅色的布條，隔三岔五供奉跪拜。在他們的心中，老樹已修成精怪，變作一種不可思議、不可褻瀆的靈異之物。眼前的先生，不就是這樣一棵老樹，一棵歷難不死、成精成怪的文化老樹嗎？

【作者簡介：龔曙光，湖南澧縣人，作家，文學評論家，出版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第十二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天涯》等期刊發表文學作品逾100萬字。著有散文集《日子瘋長》《滿世界》等。曾獲韜奮獎、中國出版政府獎、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進個人等榮譽?！?/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