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1942年至1949年先后在國立師范學院、北平民國大學、蘭州大學等校任教。新中國成立后，一直任華中師范學院（后改名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1979年至1989年擔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1981年，被評為全國首位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張舜徽論著遍及四部，字數逾千萬言。其中有《說文》研究的總結性著作《說文解字約注》、漢代經學研究系列《鄭學叢著》、闡明先秦哲學史重要命題的《周秦道論發微》、概述清代學術發展脈絡的《清儒學記》《清人文集別錄》、歷史文獻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中國文獻學》，以及以嶄新體例撰寫的《中華人民通史》。

張舜徽日記手稿

1986 年3 月，博士生答辯后師生合影（中排右三為張舜徽先生，前排右一為本文作者）。作者供圖

張舜徽先生畢生治學遍及四部，著述宏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始終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繼承前人經世致用的傳統，希望自己的學術成果能夠為社會服務，為國家的文化事業作出貢獻。這種思想在他青少年時就已逐步形成，日后不斷加深。

左右采獲 自學成才

先生出生于書香世家，家富藏書。在父親的指導下，張舜徽自幼在家中自修文史，走自學成才之路。到十多歲時，他在古代經典、歷代文辭方面已經打下良好基礎。張之洞《書目答問》中“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一段話，給他很大啟發。他體會到做學問應循序漸進，不可躐等，不可急躁，否則便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為在文字、聲韻、訓詁之學上打好基礎，他專程前往長沙，師從孫文星先生研習聲韻學。

父親去世后，張舜徽的求學之路失去了最堅定的支持者。困難之際，姑父余嘉錫自北京來信，召喚張舜徽北游。1930年，先生來到北京，住在姑父家。兩年中，他每天自朝達暮在北海圖書館讀書，日有定程，晚上則與姑父及表兄余遜討論學術。余先生是20世紀研究《四庫全書總目》成就最大的學者，其時在輔仁大學任教，交游甚廣。因他的介紹，張先生認識了不少當時在京的學者，如陳寅恪、張爾田、陳垣、黎錦熙、楊樹達、高步瀛、吳承仕、錢玄同、沈兼士等先生。每逢星期天，張舜徽便分赴各學者家中拜訪，論學質疑，左右采獲，受益非常大。他后來回憶，這是一生讀書進展最速的時期。這段求學經歷，堅定了他治學走博通之路的決心。

1932年，先生回到湖南，開始擔任長沙市幾所中學的文史教師。他對教學工作極負責任，學業之外還關心學生的品德和思想素養的提升。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艱難環境下，學校遷入湘西大山之中。他注重涵養學生的氣質，時常說：“‘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青年宜胸次曠闊，而不局局一隅。”又舉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則焉耳矣”之語加以發揮，激勵學生們深愛祖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他還偶爾吟詠，寫下“登昆侖之巔兮望中原，土地何遼遠”的詩句，表達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熾熱之情。

教學余暇，先生治學甚勤，除繼續鉆研小學，又進而研究經學，鍥而不舍；繼而由經入史，精讀前四史后又通讀《資治通鑒》正續編，繼而發愿趁年輕校讀二十四史。隨著學問的精進，他在湖南學界聲名鵲起，接連收到好幾所大學的聘請。1942年秋，先生應錢基博、馬宗霍二位前輩學者之邀，來到位于湖南安化縣藍田鎮的國立師范學院任教。在大學，他的教學極為用心，對學生的品格教育，力主“開拓胸襟，發越志趣”。他在一次題為“文法學院學生應有之努力”的講演中，有不少振聾發聵之論，結束的一段話是：“觀古今頂天立地、建不朽之業于萬世者，大抵以泰山為筆，東海為池，大地為紙，事業為文章。今日文法學院學生，必以此自期待，方不失為有體有用之學。”他叮嚀學生們，這樣崇高的目標雖不容易達到，但“不可無此胸襟”。他酣暢淋漓的講演，使全場數百人肅然傾聽。他對學生們強調“有體有用之學”，自己當然是身體力行的。

從先生殘存的1940年代的《壯議軒日記》可見，他在課余時間里不是埋頭讀書，就是在寫作心得體會。數年之中，他以“攻書如克名城”的精神，不僅認真讀完了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還校讀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和宋元明清的大量文集。在猛進不懈的讀書過程中，先生牢記姑父余嘉錫的教誨，對讀書做學問的“博”和“雜”有清晰的認識。他主張“博”而不贊同“雜”，其理由是：“治學有宗旨、有歸宿，凡所應知之理無不究覽，是之謂博；無宗旨、無歸宿，遇書輒看，記問酖多，是之謂雜。學不博則陋，學太雜則苦。譬之出處必先有廬舍園池，而后周游天下以窮耳目之勝，晚歲歸來始有室家之安。茍自少而無鄉井之托，終身蕩游于外，見聞固已周矣，投老竟無所歸，此雜之害也。由博返約，其成功易；泛濫無歸，未見有能成功者。”這段“博”“雜”之辨，表明了先生的治學趨向是博通中有宗旨，瀏覽中知要點，與一些自許為“雜家”的人大異其趣。他自信地說：“吾之治學自為家法，亦即善取不如善棄之意也。”

如何做到“治學有宗旨、有歸宿”？先生時常提到“經史有用之書”“經史根原之地”，他是要在這些書上多下功夫，多出成果。他從前人的宏論中，一步步地找到自己的著力之處。當讀到清人陸世儀《思辨錄》中的“續經”之議后，先生服其見識卓越，聯想到眼下，認為有三件事可做：“今日所宜從事者有三焉，修通史一也，纂詩史二也，續修《通鑒》《通考》而汰其不切于今日者三也。”后來，他讀到馬一浮的《復性書院簡章》，對馬一浮的編纂計劃大為欣賞，進而提到了自己的編纂設想：“余舊有志撰集《經子粹語》《史傳簡編》二書，以為振民育德之助。”可見匯集經傳諸子中的精華，編纂貫通古今的史書是他早就確定的學術目標。他還征引秦朝焚書“非《秦紀》皆燒之”的史實，說明清人龔自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的論斷值得后人珍視。

從這些計劃，看得出他從治學初期就懷著遠大的抱負，追求的是有體有用之學，希望自己的學術成果發揮“振民育德”的作用，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種思想的形成，有抗日戰爭的時代因素，也與他深受近代湖湘學派的影響有莫大關系。

吐故納新 更上層樓

新中國成立后，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了更上一層樓的新契機。他早在1944年就獲聘教授，1947年還擔任過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資歷夠深的了。但他感到往日的知識體系已經跟不上形勢發展，經主動聯系，1950年，他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用一年的時間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研究院采取研討式的學習方法，有艾思奇講的社會發展史、胡繩講的唯物辯證法、郭大力講的帝國主義論等課程，教員講后大家討論，這使先生大開眼界。在學習半年之后的一次思想總結中，他談到過去受儒家思想影響，一切主張“中和”，不要太激烈，初次聽到“階級斗爭”四字，心里便非常害怕，以為中國幾千年提倡仁愛，還免不了禍亂，而馬克思主義從階級斗爭說起，人類爭奪相殺何有已時，因之心懷隱憂。“等到學了社會發展史以后，知道人類自有階級以來，便有剝削者爬上了統治地位，由奴隸社會至封建社會以至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形態上起了變化，不過是另一種剝削制度代替了原有的剝削制度而已。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根本推翻一切剝削人的制度而不使之復活，但是原有的統治階級不經過使用暴力來推倒它，它不會自愿離開歷史舞臺的，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暴力就是從一個舊社會孕育出一個新社會的接生婆。’這便是階級斗爭的原理。”

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后，先生馬上將其運用到史學研究中。1951年，他在《新建設》上發表《關于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材料問題》一文，引用《墨子》中的材料，提供周代人殉制度的實證，參與到學術界熱門話題的爭鳴之中。當時部分學者把殉葬制度存在與否作為判定奴隸社會的依據，先生認為不妥，他說：“決定整個社會面貌的是經濟基礎，而不是上層建筑，何況‘殉葬’是上層建筑里極小的制度呢？”他的結論是：“殉葬制度的存在，是一件事；奴隸社會的起訖，又是一件事。固然可以說‘奴隸社會有殉葬制度’,但絕不可以說‘有殉葬制度的存在，便是奴隸社會’。”

在這次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古代社會的嘗試后，先生在隨后若干年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索。1957年，先生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撰寫了一部《中國封建社會之分析》，書稿分6冊，內容依次為統治階級樹立威勢的基礎、統治階級欺騙人民的方法、統治階級的生活享受、受壓迫人民的痛苦、封建社會的教育、封建社會的文獻。每冊又各分細目，如“統治階級樹立威勢的基礎”下，有階級與階層、居高以馭下、憑借權力霸占土地、利用宗法鞏固政權四部分。此書稿雖未出版（現存于湖南圖書館），但匯錄了先生對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基本認識。

1955年到1963年，是先生著述的高產期，他接連出版了《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中國史論文集》《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清人文集別錄》等7部專著，有不少成果采用了新觀點。如《中國史論文集》中的《從漢字發生、發展、變化的史實，說明今日實行字形簡化的必要與可能》《論勞動人民表現周謠諺中的憎和愛》《論兩宋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和英勇事跡》諸篇，僅從篇目就可知他是多么自覺地采用新觀點分析歷史問題和解答現實語言現象了。

年過五十之后，先生開始著手《說文解字》的系統整理工作，這是他自青年時代就立志要做的一件事。對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字學著作《說文解字》，宋代以來學者尤其是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民國時期，丁福保組織人力匯編成《說文解字詁林》。先生感到《詁林》只有羅列而沒有論斷，使讀者無所適從，發愿循雙聲之理，作一部簡約易學的注本。當時，社會上政治運動不斷，缺乏安靜的學術環境，工作條件極為艱苦，然而，他深信疾風驟雨不會久長，中華文化不會中斷，因而不憂不懼，住在破舊浴室中照常進行研究。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證說數文，這樣日積月累，從1961年到1971年，先生寫禿了50多支毛筆，終于完成了300萬字的《說文解字約注》，這是他一生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

《說文解字約注》在注解《說文》的同時，還用唯物主義觀點，以古文字證說遠古史跡。在稍早撰寫的《廣文字蒙求》的理論說明中，他征引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從猿到人”一章的論述，認為語言是從勞動當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文字也是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自然也反映了勞動和社會生活。因此，他對《說文解字》中9000多個漢字的解說，都滲透了社會生活的觀點，尤其是一些關鍵字的解說是獨具匠心的。如“人”“民”二字，他在對甲骨文、金文以來的字形變化以及讀音加以分析后指出：“人之所以異于其他動物者，以其能直立耳。有生之初，人與獸固無異也，榛榛狉狉，亦伏地而爬行耳。其后經歷勞動，攫取食物，前兩足變而伸長以成為手，漸能直立步行，而后有人之形。其后逐步進化，日臻文明，人與獸乃截然區分。此無他，人能勞動以編為直立，而他物不能耳。”張舜徽先生的這類解說，強調“人”“民”取義于直立，抓住了人與動物在形體上的最大區別，明顯受到恩格斯關于“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這一認識的啟發。這在古文字解說上是別開生面的，在繼承前人成果基礎上這樣大量充滿探索性的解說，使《約注》成為20世紀《說文》研究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壯心未已 夙愿得償

進入新時期，先生已年屆古稀，思想卻沒有絲毫松勁。在1981年70周歲時，他撰寫《自強不息 壯心未已》一文，以清人唐甄的事跡激勵自己。唐甄70歲時說：“我發雖變，我心不變；我齒雖墮，我心不墮。豈惟不變不墮，將反其心于發長齒生之時。人謂老過學時，我謂老正學時。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時也。”先生說，每讀這段話，志氣為之一振，把它作為座右銘提醒自己，“爭取晚年在學術研究方面，努力做些有益的工作”。這不是一時興起的表態，而是發自肺腑的決心，他說到做到了。從1980年到1992年，他幾乎每年都有一部甚至兩部著作出版。而且某部著作選擇在何地出版，也是有講究的，如《說文解字約注》在河南出版，《鄭學叢著》在山東出版，就考慮了許學、鄭學的誕生地這一因素。

他的著作，多數是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像1982年出版的《周秦道論發微》，是對古代道家人君南面之術的探討。這一工作，在1944年至1945年間就已開始。1945年元月，已完成理論部分《道論通說》，當年4月完成史實部分《道論足征記》。其后，又對《管子》的《心術》篇、《白心》篇、《內業》篇分別疏證，并完成《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述義》一卷。1976年，對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甲乙本加以校讀，完成《老子疏證》。1979年，又完成《敘錄》一篇。這樣，當中華書局同意出版該書時，先生就只需稍微整理，再寫一篇前言就可交稿了。又如1983年出版了《史學三書平議》，《史通平議》已于1948年完成初稿，《通志總序平議》《文史通義平議》則在1952年的四五月完成初稿。這反映出他做學問的一個特點：對自己關注的課題孜孜不倦地追求，厚積薄發。

也有一些著作，是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而撰寫的。1979年3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成立，先生被推舉為會長。學會除了出版研究會集刊，還急需文獻學理論專著，加之他牽頭的歷史文獻學學科成為碩士、博士授權點，理論上的闡發更有迫切性。他從“文獻”二字的原意出發，確定文獻學的研究范圍，著手編纂《中國文獻學》。舉凡有關記錄古代文獻的材料、書籍與其散亡等方面，以及古代文獻的基本情況，歷代校讎學家、清代考證學家、近代學者整理文獻的業績，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等等，此書都一一做出系統介紹和闡發。他又將從前撰寫的《中國校讎學概論》加以充實，作為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編入此書。這樣，一部將近30萬字的《中國文獻學》裒然成帙，于1982年出版，成為符合客觀需要的本子。與此同時，他還廣泛匯集歷代重要的文獻學名篇，編為《文獻學論著輯要》，與《中國文獻學》相輔而行。

當然，讓先生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通史的編纂。1980年，先生擬出編寫大綱，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一屆年會上公布出來，希望得到學會同人的修正和參與。198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尚無一部內容豐富、首尾完整、面向普通大眾的中國通史，而將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全部光輝燦爛的文化介紹給大家，是歷史研究工作者的責任。“我雖年已七十，卻還有余勇可賈，積極想編述一部《中華人民通史》，來彌補這一缺陷。編述此書，以廣大人民為歷史的主人，著重闡述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把過去舊史家輕視少數民族，輕視婦女的思想、積習，糾正過來。打破以歷代王朝為敘述中心的體系，而以嶄新的義例出現。”1982年，他在《中國文獻學》中，把編述通史確立為整理文獻后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1984年，他在大量舊稿整理結束之后，唯恐無力完成通史之作，“忽下決心擠出時間，償此夙愿”。于是日課有程，開始撰述。

為了激勵自己，他摘取范曄《后漢書》中評論班彪“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之語，書為楹帖，懸掛在書房墻壁上，表達出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好在有之前充分的積累，僅用三年多時間，他就分地理、社會、創造、制度、學藝、人物六編，完成了一部100萬字的簡明中國通史。全書以事物為記載中心，將過去史書記載的重點，即歷代蟬聯相貫的次第以及治亂興衰的大事總括為“統治階級的改朝換代”，列入《社會編》，看成歷史上的一種社會現象，借以打破舊的正統觀念。這與以往通史類著作的體例都有所不同，是一個大變化。

通史完成后，先生為夙愿得償而興奮。他在自序中敘述成書經過，感觸良多，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序文以龔自珍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開頭，與40年前立志撰寫通史的認識相呼應。又引申說：“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對本國的地理環境、歷史演變，以及制度文物、創造發明的成就，千百年來的優良傳統，億萬眾中的英杰人物，茫然無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沒有愛國思想，并且不知國之可愛者何在，更談不上關心國家的興亡了。甚至國家被人征服以后，也就觍顏事仇，不以為恥。這樣的民族，便永遠不得翻身。此種事實，在中外歷史上是很多的。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歷史記載，實關系到民族的成敗興衰，必須鼓勵人民學習它，精熟它，以發揮很大的作用。”這段話將歷史記載同國家的治亂興衰聯系起來，是先生完成通史撰述的思想根源。二是先生一再強調，這部書是寫給普通讀者看的，不是寫給專家學者看的。“廣大人民需要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糧，所以本書力求敘事淺明，通俗易懂，使他們在緊張工作和生活中，能夠趁休息時了解一下本國歷史，油然而生愛國之心，以激勵其奮起向上、努力報國之志。”這又表現出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兼顧提高與普及，有著將知識交給人民，適應大眾期望的情懷。

早年，在閱讀周秦至漢魏六朝經傳諸子的過程中，他撮錄精彩的議論之文，分為修己、治人兩大類，有意將其編纂為《經子粹語》。“纂錄既竟，置之案頭以備觀省。或拈出一言以檢束身心，或綜合群語以會通理道，悠然有得，益我良多。”這種選文，自然也可以成為年輕學子進德修業的讀本。到了晚年，此書依然縈繞在他心頭，雖“衰頹日甚”，“猶強起寫定是書”，給后世留下《經傳諸子語選》這部纂輯之作。不出所料，這部書在他去世后經過簡單注釋，已多次印刷，發揮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先生一生筆耕不輟，給后世留下了1000多萬字的學術著作。而在著述之外，他也給學術界留下了寶貴的啟示。他追求有體有用的學問，心中總是裝著國家和人民，從來不把學問作為孤芳自賞的技藝，而是希望以自己的成果報效社會，服務大眾。這正是他一生刻苦治學的動力。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始終不曾動搖。在晚年的一次演講中，他強調：“必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統率一切，然后研究文學、哲學，不致放濫無歸。”這一夫子自道，是他畢生心血的總結。

（作者：周國林，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