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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浪漫主義運動先驅，斯塔爾夫人（1766-1817）是與歌德、席勒齊名的歐洲文化名人。著名文藝理論家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分冊《流亡文學》中，以近半篇幅探討她的文學創作及文藝思想（超過夏多布里昂、貢斯當等人總和），一方面說明這位批評家的“偏愛”（bias），另一方面也說明斯塔爾夫人當時在文壇的地位及影響力。就文學創作而言，斯塔爾夫人的聲望主要憑借兩部長篇《德爾菲娜》（Delphine，1802）和《科琳娜》（Corinnne，1807）——尤其是后者。照她同時代文學批評家圣伯夫（Sainte-Beuve）的看法：“《科琳娜》作為一部浪漫主義文學史開篇之作，堪稱是一座不朽的豐碑。”

當然，任何一種新生事物，總不乏批評和反對意見。本書最為人詬病之處，在于它的“感傷性”（sentimentality）——明顯受到英國斯特恩《項狄傳》及法國盧梭《新愛洛綺絲》的影響——及“軟弱性”（女藝術家最終選擇殉情以成就愛情理想，這一結局令無數讀者唏噓不已）。但事實上，正如勃蘭兌斯所說，這樣的指責顯然忽略了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自《科琳娜》問世以后，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樣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而此前既沒有喬治·艾略特、薩克雷、狄更斯，也沒有喬治·桑、司各特、特羅洛普。當時歐洲文壇最負盛名的小說是《少年維特之煩惱》——如果“將《科琳娜》與歌德的這部作品相提并論，然后再批評其感傷性”，便不難發現上述說法“不攻自破”：論及“催淚”效果，少年維特之殉情遠過于斯塔爾夫人筆下女藝術家服毒自殺。

正如歌德《意大利游記》令人耳目一新，《科琳娜》的最大特色在于它不僅以意大利為背景，更以之為重要題材：作者以亨利·詹姆斯式的現實主義手法詳細描摹了羅馬的藝術繪畫、大教堂和紀念碑——在旅游指南系列叢書以及“文化名城剪影”之類電視節目尚未問世的時代，地處南歐的意大利對于當時歐洲大部分地區來說都充滿神秘的浪漫主義色彩，因此本書也引發了意大利的“旅游熱”。

小說一開始描摹的是女主科琳娜赴羅馬參加頒獎典禮的場景。她是意大利一位享有盛名的藝術家——“一個僅憑自身天賦和才能聞名于世的女性”，其成就在歐洲獲得廣泛認可（并將登臺領受“桂冠詩人”榮譽稱號）。她在此地邂逅到訪的英國貴族奧斯瓦爾德·內維爾勛爵及其同伴戴費依伯爵。奧斯瓦爾德遭遇喪親之痛（他始終認為父親之死與他本人難脫干系，并為此感到強烈自責），在友人勸說下來到羅馬“散心”。奧斯瓦爾德目睹科琳娜在眾人簇擁之下被抬往主神廟——雖然如此拋頭露面，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出風頭，和他理想的婦女形象幾不相符——但他卻很快被吸引，并產生了強烈的愛意。二人訂婚后，奧斯瓦爾德奉命開拔印度前線，不得不忍痛與科琳娜分手。

返回英國后，奧斯瓦爾德偶遇科琳娜同父異母的姐妹露西爾，后者同樣光彩照人，但性情溫婉，相比于才華橫溢但特立獨行的科琳娜更符合英國貴族家庭審美標準。在親友撮合下，優柔寡斷的奧斯瓦爾德與露西爾訂立婚約。科琳娜聞訊趕至英國，退還訂婚戒指，決意自此忘情，將全部身心投入對永恒藝術的追求。不久，由于受人誣告，奧斯瓦爾德以叛國罪被捕，并判處死刑。科琳娜想方設法營救不成，最終選擇在行刑日吞服毒藥，在奧斯瓦爾德被槍殺之前死在他的面前。

“科琳娜，”正如法國文學評論家安德烈·謝尼埃（André Chénier，1762-1794）所說，“雖然還是德爾菲娜的模樣，但已經更完美、更獨立、懂得讓自己的才能全然流露，更加為才華和愛情所激發。”表面來看，小說主題仍是上流社會的愛情——科琳娜對奧斯瓦爾德的摯愛最終演變為一種以放棄其藝術生涯為代價的自我犧牲，也是浪漫小說常見的“母題”（motif）：傳統女性相較于男性承擔較低的社會責任，因此社會習俗要求她在婚戀以及生育過程中作出犧牲。然而正如小說中人物遭遇所揭示的，這種偏見（bias）無疑會剝奪極具才賦的女性在愛情中追求幸福的權利。科琳娜這位浪漫的女主，實際上像斯塔爾夫人一樣，是“一個被社會誤解并遭受迫害之人”。換言之，小說中的科琳娜，很大程度上即是現實中斯塔爾夫人的化身。

年輕時代，遵從母親意愿，斯塔爾夫人嫁給一位年紀大她許多的貴族。由于志趣不投，二人婚姻生活并不幸福。離異之后，斯塔爾夫人與貢斯當（1767-1830）公開同居，后嫁給一位年紀小她許多的瑞士軍官，上流社會輿論一片嘩然。同時，由于她在《論讓-雅克·盧梭的性格和著作的書信》（1788）以及《論文學與社會建制的關系》（簡稱《論文學》，1800）等作品中鼓吹民主共和思想，令法蘭西共和國第一執政拿破侖（后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大為不滿。這位大人物下令：斯塔爾夫人不得從事任何“與政治相關話題”的寫作，否則將遭到嚴懲——這一禁令意味著，今后即便寫小說，她也只能寫“非政治”小說。

但斯塔爾夫人對此禁令置若罔聞。1802年，她在國外發表書信體小說《德爾菲娜》，在法國國內乃至歐洲范圍迅速引起轟動。小說的創作背景是此前一年拿破侖和教皇庇護七世達成的宗教“和解”（Concordat），其中條款變相剝奪了婦女的離婚權。斯塔爾夫人以此為切入點，不僅揭露出革命旗號下婦女慘遭壓迫的社會現實，更對離婚的合法性及實際操作層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反思。借小說人物之口，斯塔爾夫人抨擊法國當時的婚姻制度就是“我不能保證你們幸福，但我至少可以使你們的不幸持續下去”。而她則倡導“離婚自由”：“不幸的婚姻不準離異，會使人一輩子處于絕望悲慘的境地”——尤其對處于弱勢的女性而言：“沒有什么比強制行為的代價更沉重，而當愉悅本身變成義務時，這種愉悅就成為負擔。離婚是互敬、互助、互愛之源泉，是誠實之火的永恒食糧。”直至本書結尾，斯塔爾夫人念茲在茲、反復呼吁的仍是以下常識：“人性尚存不完美之處，這才使離婚成為必要。”在她看來，法國統治階級對此視若無睹，不僅是偏見作祟，更是對人性的踐踏。

《德爾菲娜》被政府主導下的評論界判定為“一本離經叛道”之書，在書中作者“長篇累牘地為離婚進行辯護”。與此同時，評論界尖銳指出，這也是“一本極不合時宜”之書，作者選擇“在法國重新建立天主教婚姻秩序時出版該書”，可謂別有用心。盡管以貴族婚戀這一尋常主題為包裝，但本書關注的仍是敏感的宗教和政治問題，事實上也觸犯了拿破侖為包括斯塔爾夫人在內的法國文人劃定的“紅線”。尤其是本書宣揚的自由觀——“必須尋找內心自由，它是幸福的保證；而外部自由是由別人賜予的”——在拿破侖看來，這一“思想傾向極其危險”，因為她試圖“教育人民去思考他們從未想過的問題——或許他們已經忘記了如何去思考”。拿破侖下令將斯塔爾夫人流放，待她悔過自新后方能重返巴黎。

斯塔爾夫人顯然并未接受“教訓”。時隔數年，《科琳娜》的出版再次激怒拿破侖。當時這位法國皇帝正與歐洲一半的國家交戰，然而在萬機之暇，他對流放中的斯塔爾夫人一舉一動仍極為關注：要求警務大臣薩瓦里（1774-1833）逐日上報其最新動態，尤其是其居所科佩（Coppet）城堡中歐洲政要及法國名流來往的具體信息。拿破侖原本希望斯塔爾夫人在“幡然悔悟”后能在作品中對法國、尤其是對法國皇帝本人大唱贊歌，結果卻大失所望。借助書中人物之口，斯塔爾夫人將法國人的淺薄自私等“國民劣根性”暴露無遺——就法國大革命而言，斯塔爾夫人認為其正確軌道應該將法國導向君主立憲制，但由于法國民眾的“狂熱”，導致大革命由激進走向“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背離了它的初衷。

的確，在這部“女性羅曼史”的面紗之下，書中相當篇幅都在暗諷當下時政——其歷史背景是當年法俄主導簽訂的《泰爾西特和約》（1807）——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被迫接受歐洲疆域的變更，并同意參加針對英國的“大陸封鎖”。在斯塔爾夫人看來，這是拿破侖被權力欲望蒙蔽，走向自殺性滅亡的第一步。作為“啟蒙運動之女”，她是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思想的繼承者，信仰進步、自由和文明，推崇英國政制。她強烈反對一切形式的專制政體，更不能忍受統治者對思想的奴役，因此對拿破侖效仿歐洲君主實行的專制統治給予猛烈抨擊。對于斯塔爾夫人的冷嘲熱諷，拿破侖怒不可遏。他親自操觚，在報刊發表書評，批駁書中對法國的“丑化”，隨后再次宣布延長驅逐令——相當于永久流放（斯塔爾夫人在拿破侖退位后才重返巴黎）。

與之前的《德爾菲娜》相比，《科琳娜》明顯更具社會現實意義。假如說前者關注的僅僅是貴族婦女“婚姻幸福”與否的個人遭遇——“在人生所有的不幸中，我設想不出可以與一個女人受到不相配的婚姻威脅的痛苦相比的不幸”，后者則延展至“個性自由”及社會批判——“女人過這種拋頭露面的生活……社會怎么能寬恕她懷有才情這個罪過”。小說中優秀的女性代表（科琳娜）淪為怯懦無能的男性（奧斯瓦爾德）的犧牲品，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斯塔爾夫人在《論文學》一書中闡明的“悖論”：“一名婦女一旦嶄露頭角，顯示出杰出才能，那么公眾就普遍對她抱有成見……因為名聲和婦女的命運相矛盾。”像書中保守的英國貴族所擔心的那樣，在正人君子眼里，“把自己的精神和身體都展現給公眾的女人既魅力四射又深陷危險，她會冒犯、刺激那個在隱秘處等待她的唯一的浪漫情人，并且也許會因此失去他。”這也是科琳娜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

當然，本書的意義并不單單在于提出兩性平等的問題，而是如美國文學批評家埃倫·莫爾斯（Ellen Moers）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奠基之作《文學婦女：偉大的作家》（Literary Women：The Great Writers，1977）一書中評論這部影響深遠的作品時所說：《科琳娜》“是一部向一切偏見宣戰的作品，斯塔爾夫人在這里所揭示的社會偏見事實上遠遠超出了婦女問題的范圍”。照莫爾斯的看法，《科琳娜》可以稱作一部探討“歐洲民族偏見的著作”：奧斯瓦爾德代表英國；他的旅伴戴費依伯爵代表法國。英國人對家庭的熱愛本來值得稱道，但由此也造成他們的偏見——認為婦女才智的獨立發展和家庭美德互不相容，其結果是“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女性（perfect woman）典范，從而導致維多利亞時代“虛偽道德”泛濫成災。

奧斯瓦爾德的同伴戴費依伯爵是懷有偏見的法國人的典型。他竭力勸說好友斷絕和科琳娜來往，因為根據他的判斷，這樣一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女子無法見容于上流社會，必定會招致質疑和非議。這位伯爵最大的特點是“愛慕虛榮”——據說也是法國人的共同特點：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受“別人會怎么說/看”這一顧慮所支配。對此，科琳娜反詰道：“難道我們活著就是為了看別人說我們些什么？難道總要以別人的想法和感覺作為我們自己的行動指針？如果是這樣，那我們為什么每個人都有一個靈魂？造物主干脆可以省掉這不必要的工夫了。”

此外，斯塔爾夫人也試圖糾正英法兩國對于德國的偏見。英法自恃為歐洲軍事和文化強國，視別國為文化荒漠，也無視德國作為浪漫主義策源地在歐洲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她日后在《論德國》（1813）中全方位彰顯了德意志文化魅力，以此祛除法國人的盲目自大。歌德對此贊賞有加，認為斯塔爾夫人的寫作“增加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溝通——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琳娜》被視為“斯塔爾夫人最好的一部小說”。斯塔爾夫人本人也被譽為“自伏爾泰和盧梭時代以來，法國涌現出的最偉大的作家……是集男性優秀理解力和女性優雅感知力于一身的完美之人”，并由此躋身“古往今來人類最偉大的作家行列”（拜倫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