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新世紀以來，“多民族文學”的理論建構可謂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界最重要的動向。毫無疑問，相對于早先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多民族文學”的提倡為我們認識少數(shù)民族文學打開了新的局面。然而，在眾聲喧嘩的理論研討中，個案研究相對較少，這給多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帶來了很多問題。不過，近年來“多民族文學”研究中這種“理論討論多，具體個案少”的狀態(tài)得以改善，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理論下放，更多針對多民族文學具體個案的研究風生水起，成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中新的趨勢。

在多民族文學的個案研究中，“對讀”是一種重要的方法，也在近年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運用。所謂“對讀”，即一種來回比對、往復參照的文本閱讀方式。在對多民族文學的閱讀、討論和研究之中，通過對照來自多個民族的文學文本，我們可以在這些“文本集群”中發(fā)現(xiàn)它們彼此之間的相同和相異之處，從而發(fā)現(xiàn)蘊含在多民族文學文本中的互文性和對話性。通過這種對讀，蘊含在多民族文學作品深層的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也被勾勒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對讀不僅是一種基于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原理的文本解碼方法，也是多民族文學的打開方式。

在具體的實踐層面，對讀首先是把多民族文學的文本放置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討論。換言之，就是不再刻意區(qū)分作者的民族身份，或者一個作品的民族屬性，而是注重內(nèi)容、題材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集群”。以劉大先的論文《生活史、文化寓言與身份流動——新世紀以來蒙古題材歷史書寫的轉折》為例，該文以“蒙古題材歷史書寫”為討論對象，著重分析了蒙古族作家海倫納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青色蒙古》、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用蒙古文創(chuàng)作的《滿巴扎倉》，以及生活在內(nèi)蒙古的漢族作家肖亦農(nóng)的《穹廬》。他以這三部長篇小說的討論為核心，延伸到其他地區(qū)多民族作家作品。該文以跨學科的歷史和文化視野見長，兼顧民族自我與他者的雙重視野，對蒙古題材歷史書寫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王泉的專著《中國當代文學的西藏書寫》對于多民族文學的處理也值得借鑒，他沒有刻意強調作家的民族身份，而是將藏族、漢族等作家的西藏題材的寫作一并進行討論。在多民族文學的彼此互鑒中，西藏書寫的文學想象被完整地呈現(xiàn)出來。兩位學者的研究是對讀方法的一個良好示范，通過對同一主題或題材的來自多民族作家的文本進行分析，說明民族題材的文學具有跨文化性，可以在跨民族的視野中得到闡釋和閱讀。

其次，對讀還需要考慮“地域性”對文本的影響。生活在同一地域環(huán)境中的多民族作家，往往會在空間文化生態(tài)的影響下形成彼此影響的日常連結，從而產(chǎn)生相似主題的作品。這也說明多民族文學的基礎其實是基于共同生活的土地。丁帆主編的《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包含從1900年到2017年百余年的西部文學，涉及多個文體，涵蓋的多民族作家有400多位。“西部”一直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關鍵詞，也涉及文學界對西部地區(qū)的文學想象。該書將漢族文學與少數(shù)民族并置，可以說起到了互為鏡像的對話作用。劉大先的論文《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文學歷史敘事的方式及其問題——以藏彝走廊作家為中心的討論》，同樣也是基于地理空間和地緣關系的多民族文學研究。劉大先以藏彝走廊為基礎，以重述歷史為核心主題，研究了西南地區(qū)尤其是云南楚雄和昭通的彝族與四川康巴藏族的小說和詩歌。在民族學的領域，費孝通先生曾把民族走廊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晚近的人類學中，人類學家王銘銘也把西南視為“文化復合性”的典范。劉大先的論文將多民族的文學文本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可謂是一個整合性的研究，并且能與相關民族理論進行對話，可謂是多民族文學對讀方法的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對讀方法尤其關注多民族文學產(chǎn)生的歷史基礎。多民族文學的對讀既是基于平行文本的比較，又有多民族共同經(jīng)驗和交流歷史作為比較的前提。華裔學者史書美曾有《關系的比較學》一文，她認為現(xiàn)今的比較文學需要一種更為狹義的有歷史關系作為前提的比較。的確，當平行研究過于泛濫之時，我們需要一種更為嚴格的“可比性”的限定。多民族文學的對讀不是簡單隨意地拿來幾個不同民族的文本進行平行分析，而是要奠定在共同歷史和文學/文化關系的基礎之上。扎拉嘎先生曾提出“文學平行本質”的比較文學理論，這是基于他多年的清代蒙漢文學關系研究。的確，蒙古族和漢族有著長期的歷史交往，形成了非常緊密的文學/文化關系。筆者曾撰寫《多民族文學中的文化交往與文化間對話——以新時期以來的“蒙古歷史敘事”為例》對此進行闡發(fā)。在當代蒙古歷史敘事中，蒙古族和漢族兩種敘事傳統(tǒng)互相產(chǎn)生跨族際的影響，在基于多元史觀的基礎上產(chǎn)生多樣的文化表述，又歸于建基在弟兄民族始源神話上的“共同體感覺”。通過對讀，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內(nèi)置在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學關系之中的結構性裝置，其實是多個民族之間長時段的交流交往交融的跨民族連結。

相對于早先較為封閉和內(nèi)卷化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多民族文學用更開闊的視野拓展了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路徑。在多民族的相互比較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各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這也要求我們對多民族文學的閱讀必須是打破了單一的民族局限，將不同民族的作家連接起來，從而建立總體性的“中國文學”的視域，而“對讀”正是重建我們的閱讀倫理和文學想象的重要方式。從文本并置到地域影響再到歷史關系，多民族文學的“對讀”其實是一種“連結”：將各個文本和各個作家之間的文學關系系聯(lián)起來，從而完成共同體文學的“內(nèi)部的構造”。

毋庸置疑，中國文學是在歷史的層累中形成的，各個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復雜的文學/文化關系。通過對讀的方法，在多民族文本的并置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文學關系的多重網(wǎng)絡，也可以發(fā)現(xiàn)多重的互文性和對話性。多民族文學的理論建構已經(jīng)提倡多年，現(xiàn)在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用更多的更細致的個案研究去補充和豐富“多民族文學”的內(nèi)涵。通過“對讀”，一種結構性的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被勾勒出來。而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對于加強跨民族聯(lián)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