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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參的詩與人生:男兒稱意得如此 駿馬長鳴北風起
    來源:光明日報 | 徐佳  2021年11月05日08:42

    湖北荊州岑參紀念館內岑參雕像 資料圖片

    宋版岑參詩集

    不同于南朝宮體詩歌的靡靡之音,唐詩從誕生的那一刻便充滿了雄渾的陽剛之氣,這在唐代大量涌現的邊塞詩中體現尤甚。從軍邊塞,馳騁沙場,建功立業,報效國家,是很多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寫下“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的岑參,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那些膾炙人口的詩篇,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邊塞詩的絕唱,也為大唐盛世留下珍貴的速寫。

    在岑參35歲之前,安西、北庭對他來說只是兩個遙遠荒涼的極邊之地。他的眼里只有長安和洛陽。這兩座偉大帝都才是他的理想國,只有在那里他才有機會恢復祖先的榮耀。

    岑參的遠祖是東漢開國名將岑彭,追隨光武帝劉秀蕩平天下,官拜征南大將軍,爵封舞陰侯,位列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當然,這只是縹緲不可尋的遙遠祖先。真正讓岑氏家族興旺起來的,是他的曾祖父岑文本。

    岑文本入唐之后,屢上諫言,深受唐太宗信任,稱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安排他參贊軍機、掌管機要,累遷中書令,相當于宰相之職,最后隨駕征討高句麗,累死途中,陪葬昭陵。《舊唐書》對岑文本的評價是八個字,“文傾江海,忠貫雪霜”。

    隨后,他的侄子岑長倩將岑氏家族的權勢推向巔峰。岑長倩由岑文本撫養成人,踏入仕途后,逐漸升遷為兵部侍郎,在征討反對武則天的李唐諸王的戰爭中立功。天授元年,武則天改唐為周,岑長倩擔任右相,進封鄧國公,次年,又被授予輔國大將軍的稱號。在武周朝廷的排序上,僅次于武則天的侄子、左相、魏王武承嗣。后因反對冊立武承嗣為太子而得罪了武則天,在酷吏來俊臣的親自操刀下,岑長倩成了謀反作亂的亂臣賊子,被當眾斬首,他的五個兒子也一并被羅織誅殺,就連岑家祖墳也被挖掘。

    岑氏家族遭遇了滅頂之災。等到20年之后,李旦即位,或許是感念岑長倩的恩德,將長倩的侄子陜州刺史岑羲召回,再度出任宰相,成就了岑家“一門三相”的榮耀。可惜,這只是回光返照。不久之后,岑羲就重蹈叔父的覆轍,被卷入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政治斗爭,被李隆基的士兵斬首于皇宮之中。

    岑家隨即被再度抄家,許多族人被流放。

    岑參寫了一篇《感舊賦》,描述了當時的場景:“當是時也,逼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隳宗破族。云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云,泣盡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齒之野,或竄于文身之俗。”

    這一年是713年,大唐開元元年,帝國的偉大盛世拉開了帷幕。岑氏家族的榮耀,卻已然謝幕。

    5年之后,岑參出生了。

    他出生的地方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仙州,位于今天的河南葉縣,根據《元和郡縣志》的記載,葉縣在開元三年改名仙州,原因在于東漢一個名叫王橋的人在這里做縣令,后得道成仙,經常駕著兩只野雁飛往洛陽朝見天子。唐朝皇帝自稱是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普遍對道教格外尊崇,因此取了“仙州”這樣充滿道教色彩的名字。當時岑參的父親岑植正在仙州做官,算是岑氏家族的劫后余生,然而沒過幾年,岑植便亡故了,岑參及兩個兄弟與母親相依為命,漂泊了很多地方。

    開元十七年(729年)的夏天,岑參跟著母親輾轉到達嵩山,在山的南麓,找到祖先遺留下的一處草堂,過上了隱居讀書的生活。

    唐代的隱士與前代有所不同。其一,隱居之地不同,前代隱士往往隱于山野鄉村,比如諸葛亮躬耕隆中,陶淵明棲身柴桑,多非名山大川,南北朝時隱逸之士往往居于廬山,也是遠離朝廷之地,而唐朝隱士多居于終南山、嵩山,原因很簡單,終南山靠近西京長安,嵩山毗鄰東都洛陽;其二,前代隱士往往不接世事,泛舟江湖,唐代隱士卻常常出入于權貴之門,上至帝后公主,下至刺史縣令,多是傾心接納,甚至參與機要之事,等到岑參隱居嵩山的時代,嵩山已經超越終南山,成為唐代隱士趨之若鶩之地,這主要是因為高宗、武后兩位“圣人”更喜歡洛陽的緣故,他們常常住在洛陽宮中,一住便是大半年。達官貴人紛紛從長安來到洛陽,在嵩山建造了大量的別墅,在此避暑,宴飲,狩獵,游玩,嵩山的隱士們也得此地利,出入權貴之門更為便利,踏上終南捷徑也更為方便。“終南捷徑”這個詞也是唐朝隱士發明的。

    大詩人王維也在嵩山隱居過,寫下了大量詩篇,如《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

    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

    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

    岑參選擇在嵩山安家,究竟是生活所迫,還是也想踏上終南捷徑,抑或真的試圖修道,已不可考。從他這一階段留下的詩作來看,他表達的更多是修道的想法。他甚至還發誓自己要堅定道心,“況本無宦情,誓將依道風”(《自潘陵尖還少室居止,秋夕憑眺》)。

    不過,這時的少年岑參,已經初現豪邁之氣,比如“秋風萬里動,日暮黃云高。”(《鞏北秋興寄崔明允》)

    古詩是含蓄的,人類的心境和情緒是復雜的。或許,岑參的心中既有孤獨寂寥又有清高自賞,還有自命不凡的期許。在山中歲月里,他發奮讀書練習寫文章,與山里面的士人、僧侶結交,詩中也偶然吐露心緒。比如在一首長詩的末尾,他寫下:“尚平今何在,此意誰與論?佇立云去盡,蒼蒼月開園。”(《緱山西峰草堂作》)一個少年能夠感受到這種極致孤獨,進而體悟到人類與自然的交融與迷離,是難能可貴的。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岑參二十歲,終于走出嵩山,奔著不遠處的洛陽城走去,只為“獻書闕下”。

    獻書闕下,顧名思義,就是把自己的文章著作獻給皇帝,這是唐代士人常有的行徑。如果隱居是博取聲名的“文火”,需要長達數年的積累,那么獻書則是冒險一擊的“武火”,需要孤注一擲的果敢。

    開風氣之先者,竟是則天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的春天,武則天下令“鑄銅為匭”,匭就是箱子,從此開啟了唐朝的投匭制度。四個大銅箱立于帝都,分別被命名為“延恩”“招諫”“伸冤”“通玄”,其中那個名叫“延恩”的銅箱,專門供“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資治通鑒》)。對于投匭之人,沒有身份限制,即使是布衣,也可徑赴長安,寫書投之,也被稱為“獻書闕下”。

    這就是大唐,從來不諱言求官。對于士人而言,“學而優則仕”是孔夫子留下的光榮傳統。人類的所有才華都是不應該被淹沒的。做官是士人合理的欲望,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終究是要靠做官,才能不負平生所學。

    中唐時期,韓愈曾勸說一位窮困潦倒的朋友獻書闕下:“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贈唐衢》)他把朋友比作老虎和牛,這兩種動物都是善于搏斗的。

    “獻書闕下”就是一場搏斗。

    岑參為什么選擇了出山搏斗?

    他似乎沒有在詩作和文章中坦白自己的心跡,只是在《感舊賦》中開頭追憶道:“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于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

    開篇四個字“參,相門子”,或許就是他為何選擇出山搏斗的答案吧。“一門三相”的家族榮耀歷史,讓他背負了天然的心理壓力。他從5歲便開始讀書,讀了整整15年,在輾轉漂泊的旅途中,在寂寥幽深的高山中,忍受了常人難以忍耐的孤獨。岑參從鐘鳴鼎食的宰相之家,墜入罪臣親屬之家,是從山峰之巔墜落到深淵。從某種意義上講,幼年和少年的岑參并不是為自己而活的,他的身上背負著復興家族的艱巨使命。

    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早在南北朝《顏氏家訓》里便已被要求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為人生目的。岑參當然也不例外。一個生氣勃勃的少年人,隱居在深山老林里,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他的骨子里還是想要掙脫這個牢籠。

    搏斗,除了自身的條件之外,還需要把握時機,爭取一擊而中。

    岑參選擇的時機,正是自己已到大唐的“二十成丁之年”,而這一年的史書記載,“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唐玄宗恰好在這一年的春天來到東都洛陽——這也是玄宗最后一次來到洛陽,兩年之后才啟程回到長安。

    岑參對自己的“獻書闕下”充滿期待,“云霄坐致,青紫俯拾”,青紫為公卿綬帶的顏色,向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立馬就會被拜為公卿。當年他的曾祖父岑文本就是向太宗皇帝呈上自己的著作受到重用的,自己肯定也能夠重現歷史。

    可惜,現實狠狠打了岑參一記耳光,他的獻書,如泥牛入海,一去無蹤。從20歲到30歲,岑參經歷了“十載干明王”的奔走歲月,往來于長安、洛陽之間,可以說是,獻書沒有用,考試考不上,干謁沒人理,窮困又潦倒。

    唯一讓岑參感到充實的是,在從20歲到30歲的歲月里,他游覽了不少大好河山,北游河朔,東行大梁,結交豪杰,狂歌痛飲,交結了不少肝膽相照的朋友。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王昌齡。

    王昌齡是唐代詩人中的“七絕圣手”,所作《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千載以來傳布于兒童之口。王昌齡也被聞一多先生稱為盛唐詩壇“個性最為顯著”的兩個作家之一,曾經西出玉門萬里之遙,也曾貶謫嶺南山海之遠;曾在京城做過清要之官,也曾在地方做過州佐之吏,特別是叱咤文壇,與李白、孟浩然等大詩人都是莫逆之交,可謂是閱歷豐富、見聞廣博。他比岑參年長20歲,卻與之成為忘年之交。

    岑參日后的出塞,或許就是在與王昌齡的交往中埋下了種子。王昌齡身上的軍旅氣質和詩中的大漠風光,讓其動容,讓其從身邊蠅營狗茍的環境中超脫出來,帶給他一片別樣的星空。

    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齡要離開長安,赴任江寧丞,臨行之際,寫詩給岑參留別,其中寫道“為君嘯一曲,且莫彈箜篌。徒見枯者艷,誰言直如鉤。岑家雙瓊樹,騰光難為儔。”(《留別岑參兄弟》)在詩中,他為岑參的懷才不遇鳴不平。岑參也寫了一首長詩為其壯行,開頭幾句就頗有漢魏氣度,“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澤國從一官,滄波幾千里。群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送王大昌齡赴江寧》)不得不說,在那個年代,寫這樣的句子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由此也足見其與王昌齡的情誼深厚。

    天寶三載(744年),大唐帝國東北部的一個軍官得到了范陽節度使的職位。他的名字叫安祿山。

    同樣在這一年,岑參終于考中進士,被授予了人生中第一個官職——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右內率府負責東宮儀仗和警衛,兵曹參軍主要做的就是寫材料、管檔案的工作,是一個從八品下的小官。

    岑參讀書15年,奔波10年,在而立之年得到了這個官職,心情是復雜的。一方面,自己終于“擺脫”了布衣之身,有了一個“岑參軍”的官位;另一方面,這顯然不是他喜歡的崗位。他寫了一首《初授官題高冠草堂》,其中并無“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欣喜之情,反而感嘆“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

    5年之后,岑參辭職了。這一年,他已經31歲了,卻毅然辭去了得之不易的朝廷命官的職位,踏上了遠去的征途。

    去哪里呢?一路向西,去安西。安西都護府,是大唐管轄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

    最初,他之所以要不遠萬里前往安西,是不甘于老死于案牘,要投筆從戎,博取功名。

    這一點,從他在奔赴安西的路途上匆匆寫下的詩作,便可看出:“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銀山磧西館》)“功業須及時,立身有行藏。”(《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花門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這既是岑參的個人選擇,也是盛唐的時代精神。

    不同于南朝宮體詩歌的靡靡之音,唐詩從誕生的那一刻便充滿了雄渾的陽剛之氣。早在初唐,作為初唐四杰之一的楊炯,就振聾發聵地喊出了“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魏征主動請纓,“請纓系南粵,憑軾下東蕃”;張說送友遠行,“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張九齡甚至還寫詩勉勵去安西的朋友以封侯為志向,“封侯自有處,征馬去啴啴”。

    在沙場建功立業,博取封侯,是很多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即使一向被視為文弱書生的杜甫,也認同“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的觀點。這也是唐代連接漢代的一個精神鏈條。漢唐,之所以能夠并稱,絕不是偶然。大唐直追兩漢,詩人們紛紛以從軍塞外為幸,以博取功名為志,豪爽坦白!

    岑參放棄了長安安穩的生活,歷盡艱辛,從軍塞外。這一路的艱辛,也保留在他的詩作里了。比如在大沙漠里面對狂風奔走十天,“十日過沙磧,終朝風不休。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一天到晚都在面對沙漠,“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日沒賀延磧作》)。以至于在大風中,他滿眼流淚,“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銀山磧西館》)。只有在沙漠里真正行走過的人,才能理解這種眼睛不斷流淚的痛苦。

    其實,岑參的那首著名的《逢入京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雙袖龍鐘淚不干”,未必是思念家鄉而流淌,而是終日面對風沙造成的。

    岑參從長安出發,一路途徑經鳳翔、隴州、秦州、渭州、臨州、金城、涼州、甘州、肅州、瓜州、伊州、西州、焉耆,最終抵達安西都護府治所所在地龜茲。到達安西之后,他出任安西節度判官,也是大將高仙芝的幕府掌書記。這是岑參一生遇到的大唐兩位名將中的第一位。

    比起岑參的不得志,高仙芝的前半生是“開掛”的人生。他是高句麗人,但卻從小追隨父親生活在安西,由于父親有軍功,他也被授予“游擊將軍”的官銜,進入軍隊。很快,因為相貌俊美、善于騎射,20歲就當上了真正的將軍,又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路青云直上,成為安西都護府的“二把手”——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立下了俘虜小勃律王的奇功。

    岑參卻沒有專門為高仙芝寫過詩。流傳下來的岑詩里,只有一首《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算是寫給同事兼呈上司高仙芝的。這首長詩里雖然盛贊了高仙芝及其安西軍隊的軍容,隨后卻筆鋒一轉,寫下:“曾到交河城,風土斷人腸。寒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赤亭多飄風,鼓怒不可當。有時無人行,沙石亂飄揚。夜靜天蕭條,鬼哭夾道傍。地上多髑髏,皆是古戰場。”

    這種完全不同的情緒,混雜在同一首詩中,很是不尋常。原來,這首詩描寫的正是石國之戰的場景。

    石國,西域古國,昭武九姓之一。高仙芝認為石國國王“無蕃臣禮”,討伐石國,卻在石國國王已經投降情況下,還把他抓到長安砍頭。這就是犯了“殺降”的大忌了。

    按照古人的理解,“禍莫大于殺已降”,古代名將白起、項羽、李廣都有殺降的舉動,結局都不好。古人按照樸素的道德或者迷信角度,都是排斥殺降的。特別是高仙芝作為大唐在西域的長官,更是不應該殺降邀功的。這一點讓西域各國君主也深感不滿。

    而這場戰役觸發的另外一個后果也很快降臨。石國王子逃亡到大食,請求大食出兵。數萬大食軍隊與大唐安西軍隊在怛羅斯城遭遇。兩萬唐軍苦戰五日,只有數千人突圍而出。

    戰后,高仙芝還朝。

    岑參也隨之返回長安,依然是參軍的官銜,只是滿面風霜。

    回到長安之后,岑參與親友相聚。天寶十一年(752年)秋天,他參與了文學史上一次著名的相聚。

    地點在慈恩寺塔——也就是大雁塔。這座塔是高宗皇帝為其母親修建的,是玄奘法師親自督造而成的。

    與岑參一起在大雁塔參加這場聚會的,也是“那些不得意的人們”。他們的名字是:杜甫、高適、薛據、儲光羲。

    杜甫,時年40周歲,還是一身布衣,前一年剛向唐玄宗獻了三大禮賦,3年后他才會得到一個河西縣尉的官職。

    高適,時年48周歲,剛做了3年封丘縣尉,便辭去公職,在長安閑游。這年冬天,他會去涼州投奔一個叫哥舒翰的人,在河西節度使幕府任掌書記。

    薛據,時年約60歲,時任大理司直,從六品上,20年前與王維是同榜進士,王維比他小10歲,已經做到了吏部郎中——吏部僅次于尚書、侍郎的三把手。后來,他會在安史之亂后關進監獄。

    儲光羲,時年46歲,做過幾任縣尉,時任太祝,官名聽起來唬人,實際上是正九品上的品級,做做宮廷神廟的祭祀。他的命運跟薛據一樣,也會在安史之亂后入獄。

    這幾位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愛寫詩。他們為了紀念這次聚會寫下的詩,除了薛據的失傳之外,其他的都流傳了下來。

    不得不說,還是杜甫寫得最好,特別是那句“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簡直就是詩讖,預示著詩人們在即將到來的大變之中的人生命運。岑參在詩中“誓將掛冠去”的“誓言”則是蒼白無力。

    寫下這首《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之后的第二年,他便再次踏上通向遠方的道路。

    目的地比安西還要遙遠,那就是大唐的北庭都護府。

    北庭都護府負責管理大唐天山以北的疆域,治所在庭州,即今天新疆吉木薩爾縣北破城子。如果是今天開車從西安市出發,走定武高速、連霍高速,一刻不停,要開整整30個小時,里程2500公里。

    而在唐朝,騎一匹快馬日夜不停趕路,也要走足足3個月時間。

    岑參這次要投奔的人,是他一生中遇到的大唐名將之二——封常清。岑參這次萬里赴北庭,也是應封常清的征辟。二人在安西都護府便已相識。封常清特意征辟岑參,也是欣賞他的才干。所以,在岑參的心目中,封常清集偶像和伯樂于一身,他為封常清寫了很多詩。比如《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腳,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首》《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時封公兼鴻臚卿》,等等。

    這幾首詩里面,不乏千古流傳的名句。第一首更是岑參詩歌中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邊塞詩的頂級代表作: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20萬裝備精良、久歷戰陣的胡漢大軍拔營而起,直撲防守空虛的洛陽,改變唐朝歷史乃至中國歷史走向的安史之亂爆發。

    恰好此時高仙芝在長安,封常清也正好入朝。于是唐玄宗任命高仙芝擔任副元帥率兵東征,封常清兼任范陽、平盧節度使,負責防守洛陽。當時,戰斗力強悍的安西北庭邊軍尚未到達,高、封二人只好從長安、洛陽臨時募兵作戰,應募的大多是未經訓練的市井子弟。洛陽很快失守,在封常清的提議下,二人率軍退守潼關,這是關中的東大門,只要守住潼關,長安便可無虞。

    可是,唐玄宗卻聽信了宦官邊令誠的讒言,認為二人討賊不力、閉關不出、克扣軍餉,于是派遣宦官誅殺二人。他們招募的士兵紛紛高呼“冤枉”。大唐帝國的兩顆將星就此隕落!

    此后的歷史證明了封常清是正確的。代替二人鎮守潼關的哥舒翰迫于朝廷壓力,開關迎敵,結果唐朝潼關20萬守軍毀于一旦,長安迅速被攻破,從此大唐盛世結束了。

    岑參也終于從北庭回到中原。與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安西北庭的大軍。這時已經是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史書記載:“安西、北庭及拔漢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隴右、安西、西域之兵皆合。”安西、北庭的精銳部隊全部歸來,只有老弱士兵留守西域。

    這支部隊的確沒有辜負大唐朝野的信任,在之后收復長安的戰斗中,“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在平定安史之亂、抵御吐蕃進攻等戰爭中,這支部隊傷亡殆盡,直到30年后在藩鎮混戰的歷史大環境中番號被撤銷,再也沒能重返西域。

    而留在西域的安西北庭殘軍則一直苦撐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安西北庭的最后一處據點龜茲城才被攻破,而這時距離安史之亂爆發已經整整50年,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跡。

    “暮雨旌旗濕未干,胡煙白草日光寒。昨夜將軍連曉戰,蕃軍只見馬空鞍。”(《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首》之六)岑參的這首詩,或許可以送給安西北庭的白發士兵。

    岑參回到中原之后,輾轉被派往四川等地做官。約大歷四年(769年)的秋冬之際,客死成都旅舍。

    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會不會想起雄兵十萬、重歸西域?

    千年之后,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了一批唐代文書,其中有一份驛站馬料出入賬,赫然寫著:“岑判官馬柒匹共食青麥三豆(斗)伍勝(升)付健兒陳金。”大意是,岑判官所用的7匹馬吃了麥子三斗五升,所需費用支付給了士兵陳金。

    而當年安西北庭幕府判官里只有岑參一人姓岑。

    “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衛節度赤驃馬歌》)不知岑參的一生,是否稱意?

    后人應該感激的是,他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邊塞詩的絕唱,也為大唐盛世留下珍貴的速寫!

    (作者:徐佳,系專欄作家,著有散文集《蘇東坡的山藥粥》、長篇小說《煙柳傾塵——柳如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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