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合影

編者按

2021年10月14日，劉慶邦、范小青、寧肯、范穩、關仁山、弋舟、李洱、張楚、付秀瑩、石一楓等兩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簽約作家展開“面向新時代的文學寫作——兩屆十月簽約作家對話”，活動由作家、評論家邱華棟主持。大家回顧了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相伴的美好歲月，同時也真誠表達了對新時代文學創作的感知和思考。

寫作與生活：進得去，還要出得來

2016年，第一屆十月文學月在北京佑圣寺揭幕，劉慶邦作為作家代表發言。五年來，每一屆十月文學月他都如約而至，迄今已經是第六年，劉慶邦正好七十歲。

12年前，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以下簡稱“十月文藝”）出版劉慶邦長篇小說《紅煤》，這是劉慶邦在十月文藝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很喜歡這部作品。導演謝飛曾想把《紅煤》拍成電影，本子都改完了，還是怎么都不滿意，事情拖下來，謝飛也年紀漸長。劉慶邦覺得特別遺憾，如果《紅煤》能拍出來，一定比之前的中篇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好看。

十多年來，劉慶邦從沒放下寫作，無論在哪里都把筆桿子緊緊抓在手里。從那個歲月過來的人，被時代拽著走了太久，以前是一步步挪，后來是小跑，現在看著主場上百米沖刺的年輕人，劉慶邦也沒落下，時不時上去熱熱身。

前幾天，他去看了賈樟柯執導的紀錄片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影片于2020年2月21日在柏林電影節首映。余華在家鄉海鹽縣的海邊給賈樟柯講過一個故事，小時候大海是黃色的，余華在海邊走著走著，興致上來，跳下海游泳，一直游，游到海水變藍。賈樟柯被這個故事深深感染，覺得有愚公移山一般的氣質，于是放棄了原片名《一個村莊的文學》。

影片共分18個章節，通過4代作家馬烽（已故，由其女兒回憶）、賈平凹、余華、梁鴻，來講述1949年以來的中國往事。別的影片一天排好幾場，七八場都有，而這部電影一天只有一場，還經常排在0點放映。劉慶邦問為什么排片這么少，工作人員回答“沒人看啊”，劉慶邦說“我看看”。檢票入場，那么大的電影院，包括劉慶邦自己，只有四個觀眾，空空蕩蕩。他記得，電影一開始，鏡頭對著幾個老農民。“作家們講創作經歷，就是講一個作家的心靈史，通過心靈史映射生活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很有意思，我自己覺得很好。”

劉慶邦覺得影片熱度太低了。但其實今年9月19日電影在國內上映首日，票房突破140萬，現在已達近700萬，遠超出主創團隊預期。對結果，大家并不感到沮喪。

一個作家的基本問題，永遠離不開寫作。劉慶邦在十月文藝出版的第二部長篇是《遍地月光》，記錄文革期間父母子女的命運，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第三部長篇是《黃泥地》，寫鄉村文化消失的故事。第四部長篇是《家長》，描寫一個想立足于城市的農村家庭。今年劉慶邦在十月文藝出版了《堂叔堂》，講述了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除了長篇，還有短篇小說、系列叢書、再版作品等，粗算下來，劉慶邦已經在十月文藝出版了近10本書。

十多年來，市場需求與文化生態一直在變化，嚴肅文學、純文學作品的讀者似乎越來越少，這種情況下，作家如何面對？劉慶邦覺得，干什么都離不開生活，寫作尤是。“我們每個人的寫作不可能離開地面，我們還是要從生活、從感性出發，從實的地方出發，然后才能上升到理念。這是創作的根本規律。”

去年和十月文藝簽約后，范小青開始寫長篇小說。壓力當然有，不能辜負出版社的信任，還是要認真想想，爭取寫得好一點。“其實簽約不簽約，都是寫作的命。成為簽約作家，對作品更有一種責任和追求。”

范小青創作比較勻速，平均兩三年一部長篇小說，但這次好像卡殼了，“我自己也在琢磨是什么原因，肯定不是因為簽約，有時寫東西確實會碰到瓶頸。”

蘇州是范小青的故鄉，出于內心情感與創作需要，她嘗試用非虛構的形式來寫數字化古城保護的題材，沒想到過程相當痛苦。幾十年寫小說，突然轉向非虛構，難免無從下手，重要的是，她發現可挖掘的內容太多了，讓她也犯了難。

作家天生敏感，一點點東西都可以啟發寫作欲望，現在有這么多豐富的素材供選用，“有時候我會覺得是不是自己腦筋不夠用了。”

常說生活是文學的富礦，但是掉進這個富礦以后，如果不爬出來，那還不是文學。范小青的寫作一直關注現實題材，生活中每天新事物層出不窮，“富礦里的金銀財寶，你得把它提上來。你在這個富礦里要判斷選擇，當富礦都是好東西的時候，一方面覺得豐富，一方面又難以取舍。面對的東西越多越困難，以什么樣的角度看待，從哪個方向去寫，怎么恰到好處地提煉，都是技術。”

回顧以前的寫作，范小青甚至有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時候，有時看評論家的分析，自己也會大吃一驚，原來還有這層潛在的意義。在范小青看來，我們的寫作與現在的生活好像也是這樣。生活太復雜，太驚奇，太荒誕，你要進入它，又要能出來，和它保持距離，否則富礦就會變成陷阱，捆住你的手腳。

不論什么情況下，一個作家要保持創作的定力，尊重內心的指引，“感覺多了以后，你往這個方向走兩步覺得合適，往那個方向走兩步覺得也合適，所以現在的寫作，要學會遺忘。內心本真的東西很重要，不能想太多。”范小青說，有了困難，才能成長，“我這個年紀的人可能有點難為情，但是我覺得無所謂，什么時候都要成長。”

張楚還記得以前《十月》雜志編輯宗永平催稿特別有意思，“我正在買菜，他說張楚，我沒有催你小說，你先買菜吧。我就知道他在催我，因為他是特別溫和的人，我能夠感覺到他的不好意思。”張楚的作品幾乎都是中短篇，沒接觸過長篇小說，聽大家說寫長篇結構最重要，他就去研究福克納的結構，研究半天，發現自己寫的時候也用不上，“都說富礦，我感覺我沒啥礦，挺單薄無力的。”

張楚有時候看網絡平臺的視頻，千姿百態，一些奇奇怪怪的視頻能受到百萬點擊和關注，大家真正關心的是什么？這種生活形態的變化，讓張楚感覺世界很魔幻。

如果以后寫長篇，張楚可能會寫自己的母親，把她的少女時期、青年時期、老年生活聯系起來，但是要悄悄的。他曾經寫過一篇散文，收在一本書里，母親知道后找他談話，說這個文章把我寫成什么人？張楚說我寫的不是你，母親說不管怎么樣，以后不準再寫我。

母親是一個讓張楚感覺很驚奇的人，“她對世界充滿熱情與愛，最大的困惑是每天時間都不夠用。”76歲的母親每天早上四點起來練書法，一直練到中午一點半，練完以后做帽子，做了一千多頂帽子，有時候張楚在大街上就會觀察哪個老太太戴的帽子是不是母親做的，“因為她的款式永遠不會變化”。有時候村里有結婚的，四五點鐘母親要坐上三輪車跑到人家扭秧歌，特別高興。“她對每個人都很好，有特別多的朋友，每個人對她都特別真誠。以后寫長篇的話，可能從最基層的生活寫起，從我身邊的普通人寫起。”

寫作與自我：枯竭，也是一種可能

最近，作家邱華棟在十月文藝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哈瓦那波浪》，9個故事，發生在世界各地，唯一相同的是，寫的都是華人的故事。弋舟看了《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也看了《哈瓦那波浪》，一個是電影作品，一個是文學作品，他認為分別解讀了時代不同側面的“新”。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基本還處在前現代文明的理解狀態里，聚焦上一代的精神世界，討論怎么走出鄉土。但是到《哈瓦那波浪》，去太平洋潛水，去澳大利亞抓鱷魚，去肯尼亞山國家公園尋找一個男人，是這樣的態度。以前的心情是要打拼，站穩腳跟，甚至略帶有一種侵略性征服性。現在，則能夠很平和地用審美的、浪漫的態度面對世界，這可能是新時代文學寫作重要的內在變化之一。”

弋舟曾在十月文藝出版長篇小說《我們的踟躕》，獲得當年《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五佳作品之一。弋舟對這部小說一直不夠滿意，出版社也和他認真探討過作品。和十月文藝簽約，弋舟覺得“肯定會有壓力，也是好事。這樣略帶甜蜜的壓力，至少說明還有人期待你”。

與出版社簽約對李洱來說，算不上甜蜜，他有著難言的愧疚。“我其實有些后悔，因為我特別害怕作品完成之前變成商品，你會有那個潛在的意識在，這是要交出去的，要對人家負責，對我形成了巨大壓力。”每個作家特質不同，李洱很羨慕創作力旺盛的人，他自己必須把前面的東西放空，才能慢慢開始著手下一步，李洱說，消耗太久，這是非常糟糕的狀況。

有兩種不同的作家，一種需要不停地寫作，不停地累積，在循環往復的創作勞動中凝結起屬于他個人世界的經驗的內核，像晶體一樣，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另一種作家則需要在大量文本基礎上不斷剔除，不斷蒸餾，大量刪除的部分形成巨大缺陷，巨大的“無”，這個“無”發出聲音，告訴作家最重要的恰恰存在于枯竭的盡頭，李洱的寫作正像是不斷刪除的過程，試圖讓自己尋找的東西水落石出。

不同于李洱，與出版社簽約促使付秀瑩不斷嘗試新的可能。2016年她在十月文藝出版長篇小說《陌上》，2019年又出版《他鄉》，兩部長篇小說讓付秀瑩對寫作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對她有很重要的意義。《他鄉》之后，付秀瑩馬上開始了新的創作。前幾天一位朋友問她，為什么在城市生活這么多年還要寫鄉村？付秀瑩回答，雖然已經離開家鄉，但是靈感的涌動之地還是在你的故土，關于這個故土也還是會一直寫下去。

“我特別想表達，特別有寫作的激情，尤其這幾年。”付秀瑩做了一個試驗，兩個月時間寫十萬字的“魔鬼計劃”，想壓榨一下自己，到底能寫到什么程度？“這種寫作對我來說，過程非常重要，不斷地尋找和發現，發現你意想不到的東西，總有一種審美上的意外。有時候你前面寫的東西到后面都不太記得，也沒關系，還是不斷去寫。”長篇創作間隙，寫一寫短篇小說對她來說也是一種享受。

付秀瑩不覺得寫作是苦差，她笑稱近乎自虐式的快樂能滿足內心深處的需要，似乎除了寫作，沒有別的方式讓她覺得此生值得一過。“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生活當中給你安慰和撫慰的東西，好像人到中年已經不是特別多。讓你感受到生活的價值、感受到意義、感受到你的存在，寫作可能是最讓我能滿足自己的一件事了。”

寫作與時代：內部，暗流涌動

文學要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新時代新在何處？這兩年寧肯對此的感觸漸漸深了起來。2021年7月1日，中國向世界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早在西周時，小康一詞即已出現。《詩經》中《大雅·民勞》記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在這里，小康指生活比較安定。

“過去很多年都在提小康，似乎不知不覺一下子就過渡了，其實這算千年未有之變局，人們的生活變化非常大，我們真的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寧肯說。如何理解小康社會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對老百姓生活與心理的影響，身為作家，需要多一些思考。

寧肯曾在十月文藝出版《沉默之門》《天藏》《北京：城與年》《中關村筆記》等作品，后兩部是非虛構體裁。簽約后，寫作速度放慢了，最近寧肯在寫短篇小說，過去他從來沒接觸過短篇創作，這之前，他寫了幾年非虛構作品，由非虛構的思維模式轉換到寫小說的虛構，并不容易，有困難的摸索，也有過癮的嘗試，為此寧肯還和作家弋舟有過探討，讀他的小說慢慢找感覺。

寧肯將新時代和寫作的關系，還原為生活對寫作本質的影響。

“非虛構文學和生活之間有本質的關聯，可以直接反映現實的變化；虛構文學和新時代的關系、和生活的關系，有時候真的是兩回事。”在寧肯看來，生活顯露出來的東西應該由散文、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等非虛構文體去完成。在生活的表面下還有更多東西，像冰山被遮蔽的部分，隱藏在海面下看不見的地方，小說面對的就是這些。“它與時代生活是折射的關系。生活是生活，小說是小說，小說是一種可能性，還有可能發生什么事情？可能性掩藏在生活下面，小說是寫這個的。”

見證一位作家從青蔥到成熟，是出版社的幸運，被一家出版社信任扶持，也是作家的幸運。對范穩來說，十月文藝始終伴隨著他的文學歲月，“讓我一生都感到很溫暖，有那么多好編輯，好老師一路陪著你，給予鼓勵和期待。”

范穩第一個有分量的中篇小說，于九十年代初刊登在《十月》雜志。當時他還是青年作家，二十出頭，現任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和《十月》雜志主編陳東捷都剛剛從學校畢業。那年他來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火車，晚上九點多才到，顧建平穿了一件破棉襖到車站接他，凍得哆哆嗦嗦。兩人坐公交車到北三環，過眼之處一片農田，在一個小飯館隨便吃了點后住進簡陋的招待所。作品登上《十月》雜志，在當時的云南偏遠小城算得上現象級事件，讓范穩大受鼓舞。

范穩和韓敬群有個三十年之約，那時韓敬群在雜志文藝編輯部，他對范穩說，你給我們寫一個長篇吧。范穩受寵若驚，心想太看得起自己了，怎么敢寫長篇？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下來，范穩已經在十月文藝出版《大地雅歌》《吾血吾土》等幾部長篇小說。第一屆作家簽約時，范穩正受重慶出版集團邀約寫《重慶之眼》，為了踏踏實實寫不趕進度，他沒有簽約。第二屆十月文藝又來相邀，范穩痛快地答應了。

不久前，范穩剛剛完成脫貧攻堅題材的新作《太陽轉身》，這是他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第七部長篇小說，同時也是轉型之作。過去范穩專注于歷史敘事，把民族文化與歷史作為學習和表現對象，藏族、納西族、彝族、哈尼族等。這次他把目光轉向當下、轉向了壯族。

“我知道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我把壯族及其文化當一門新開的課程，確切地說，寫作此書，又為自己的人生補了一課。”范穩在南國邊地上行走時，重溫了上世紀火熱純粹的八十年代，那時這里炮聲正隆，他還是一個大學畢業來到邊疆的年輕人，常去慰問那些從戰場下來的新時期“最可愛的人”。

作為來自云南的作家，范穩一直在建立文學作品的辨識度。過去他寫民族題材、歷史文化題材，自然而然就有天然的獨特性。現在轉向現實題材創作，范穩發現依然要堅持這種辨識度和獨特性。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攻堅過程很有特點，混合著地理、人文、傳統風物等很多駁雜元素。“不是我寫現代生活就把這個辨識度輕易抹去了”，對此范穩很坦誠，“如果抹去，你會發現自己的優勢可能就變成了劣勢，在技巧或者其他方面有比你更嫻熟的人，我要找到自己的特色，所以還是要立足于這片土地提供給你的文化滋養，這樣作品才更有價值。”

在云南，新時代的“新”體現在任何一個村莊都可以開車進去，道路都是柏油路，交通的便捷意味著一個小地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向敞開。過去好多縣，沒有越野車沒法去，到鄉下不知道要走多久顛簸的路，進村只能騎馬。《太陽轉身》之后，范穩已經醞釀了新的選題，他打算明年春節前完成所有的田野調查和資料閱讀工作，春節以后開始干活，爭取在后年初交稿。面對眾多素材，范穩也常常難以取舍，尤其深入田野鄉間，對歷史的發現、文化的發現讓他覺著都值得寫，唯恐錯失什么。“實際上你把這個包袱背得太重，就會化解不了。要發現，同時也要升華，把文化、歷史的東西轉化成文學的東西。”范穩說。

文化一脈相承，從這個角度看新時代，關仁山認為更能看到內部更為細致之處。2017年，關仁山開始創作三卷本長篇小說《雄安雄安》，四年時間在雄安來回跑，今年終于要交稿了。關仁山說，現在雄安新區辦公室都由機器人引領，下一步計劃無人駕駛汽車上線。作為創新城市，雄安就像未來試驗田，關系國家政策的千年大計，“我們都在尋求變革，中國也在尋求變革。表面的新能看見，內部的變化不容易發現。”

將老百姓的日常升騰為成熟的藝術想象，把政治話題轉化為文學話題，都是關仁山在寫作中遇到的難題。“不說給歷史留啥，起碼這個時代的人是怎么活過來的，文學能記錄一些東西，認知一些東西。”關仁山說。

石一楓是十月文藝出版社簽約作家中比較年輕的一位，北京人愛夸人仁義，他覺得十月文藝始終有一股仁義的氣息在，與作家交往重感情。關注現實題材的他這兩年一直在思考作家身份的問題，包括作家和作品關系的問題，“在今天到了新時代，我們是不是對作家身份要有一個新的認識，我有一點感觸，但是也沒想的太清楚。”石一楓說，幾乎每個職業的份內之事都是替自己說話，作家這個職業的份內之事是替別人說話，“我們這個職業也有特殊性，我們得認識到這個職業的特殊性，成天替自己說話就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