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 哥倫比亞作家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的小說《墜物之聲》通過展示歷史斷裂處他異性的存在，對該國的毒品恐怖主義場景和城市暴力史進行了重構。與此同時，作品在深入宏大歷史裂隙的發(fā)現(xiàn)之旅中，揭示出當代哥倫比亞人在暴力與恐懼之下深陷集體無意識與結構性失憶的困境，并探索個體在與歷史的對話中領悟自身命運與國家歷史的連結，進而重建身份認同的可能。小說帶有新歷史主義的色彩，反映了巴斯克斯將文學視為構建歷史的能動力量的創(chuàng)作理念，其對歷史的講述包含了未來的維度，寄托了作者對哥倫比亞和平前景的深切期望。

關鍵詞 《墜物之聲》 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 哥倫比亞 歷史重構

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

哥倫比亞作家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squez，1973—）2004年以長篇小說《告密者》（Los informantes）成名，七年后，他創(chuàng)作的小說《墜物之聲》（El ruido de las cosas al caer，2011）先后摘得2011年的西班牙豐泉小說獎、2012年的法國羅杰·凱洛依斯獎、2013年度意大利雷佐里獎和2014年度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令他成為“哥倫比亞獲獎最多、在國內外聲望最高的年輕一代作家”。

巴斯克斯致力于對哥倫比亞當代歷史進行個人化的書寫，作品帶有實踐新歷史主義的色彩，考察官方歷史與個體記憶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墜物之聲》作為其代表作，通過法學教授安東尼奧·亞馬拉對參與哥倫比亞早期毒品販運活動的飛行員里卡多·拉維德個人歷史的追溯，重構了該國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初期的毒品恐怖主義（narcoterrorism）場景與城市暴力史，與此同時，安東尼奧本人作為無差別暴力之下成長的年輕一代，直面自己的身份認同困惑，開啟了一段“回到過去為個人處境和國家命運尋求解釋的旅程”。

將史料輔之以想象，令文本呈現(xiàn)紀實與虛構的混雜狀態(tài)，這既體現(xiàn)了巴斯克斯本人的創(chuàng)作旨趣，也反映出21世紀以來部分拉美作家的共性特征。如與巴斯克斯同列2007年“波哥大39”名單的豪爾赫·博爾皮（Jorge Volpi）、圣地亞哥·龍卡略洛（Santiago Roncagliolo）和亞歷杭德羅·桑布拉（Alejandro Zambra）等作家均創(chuàng)作了從個人經歷切入宏大歷史敘事的小說作品。在此我們不妨借用以桑布拉為代表的智利文壇“子輩一代”的概念，將其拓展至一個更為廣泛的拉美作家群體：他們出生于20世紀70、80年代，成名于21世紀，在暴力、政變和獨裁的余波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其作品關注對自身成長影響深遠的當代歷史事件，敘事手法上則側重描繪歷史中的個體體驗，流露出對“宏大敘事”的懷疑與焦慮，以及對日常生活的充分觀照。

作為上述作家群體的代表人物，巴斯克斯的創(chuàng)作理念顯露出新歷史主義的品格：“好的關于過去的小說是怎樣的？是插入官方歷史的篇章，嘗試講述另外的故事——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是嘗試給出一個關于我們的過去的可供選擇的版本，以此拓寬‘我們是誰’的概念。”本文從作家參與國家歷史建構的意圖出發(fā)，考察小說如何挖掘歷史斷裂處的沉默話語，呈現(xiàn)個人化的、多重的歷史聲音，聚焦人物探索歷史真相的曲折過程和心理體驗，討論個體在與歷史的對話中領悟自身命運與國家歷史的連結，從而治愈身份認同焦慮的可能。

一、釋放歷史話語中被壓抑的他者

新歷史主義認為，“任何歷史文本都無法客觀而全面地覆蓋歷史真理，不可避免地受話語虛構性和權力性的編碼”。為了走出這一困境，新歷史主義解構官方歷史的宏大敘事，重視非官方的逸聞軼事或零散插曲，往往以一種邊緣的姿態(tài)對抗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話語。具體來說，就是試圖向游離于正史之外的歷史裂隙聚光，講述大歷史豐碑遮蔽之下的故事，通過對小寫歷史和復數(shù)歷史的書寫拆解、顛覆大寫歷史，將歷史中遭受壓迫與被隱抑的部分加以呈現(xiàn)，并在此基礎之上，“理解這些故事是如何被湮沒的，在當前情況下隱藏和揭示它們的又是什么力量”。

《墜物之聲》對哥倫比亞毒品暴力史的反思與重構，正是通過釋放歷史陰影中被壓迫的他者進行的。首先，作家對“他者”的關注來源于對政治話語的輕蔑和對“歷史的官方版本”的不信任。巴斯克斯曾表示：“現(xiàn)有的歷史充滿空白和謊言，而我的作品是為了照亮歷史中被扭曲和被陰影覆蓋的地方。”暴力充斥的哥倫比亞病態(tài)社會令作家深感失望，這一態(tài)度在小說中時有表露，如安東尼奧與里卡多共同經歷了街頭暗殺后便對電視新聞感到不適，他毫不客氣地指出“我們這個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一貫的裝腔作勢謊話連篇”，“這暴力的參與者是集體的，是大寫的：國家、聯(lián)盟、軍隊、陣線，我們波哥大人對此已然習以為常”（El ruido：45，18）。

在巴斯克斯看來，政治語言是“含混不清”的，而小說恰好能夠對抗這種含混不清，賦予語言探索和理解真相的能力。因此在《墜物之聲》中，作家憑借個人化的敘事將“所謂的客觀歷史”還原成“一個人身上發(fā)生的事情”。恰似重新裝滿一個水分已經蒸發(fā)掉的杯子：“杯子是歷史，而水就是個人經歷。個人經歷隨著時間蒸發(fā)，留下的只有單調的事件、統(tǒng)計學數(shù)字和缺乏人情味的敘述。于是小說家便用人物獨特的命運、獨特的苦難、獨特的勝利與失敗將之重新填滿。”《墜物之聲》以安東尼奧對里卡多生活軌跡的尋訪為線索，編織不同人物的多重聲音，割裂宏大敘事構建的時間與空間的連續(xù)性，用零碎、片段式的拼接還原出主人公里卡多不完整的生平：空戰(zhàn)英雄的孫子，被興趣驅使成為飛行員，20世紀60年代末與美國派往哥倫比亞的“和平隊”（Peace Corps）女志愿者結婚，又在另一志愿者的蠱惑下參與毒品販運繼而在美國被捕，90年代出獄回國，不久死于城市暴力。原本作為“小寫的人”，里卡多會被理所當然地遺留在歷史的陰暗角落，然而作家對這一邊緣人物他異性的釋放卻令其成為祛除迷霧、還原和揭示歷史真相的關鍵，如同“在熟悉的東西中嵌入一個楔子，而隨之出現(xiàn)的裂縫則具有批評意義”。

里卡多晦暗、紛亂的一生與“毒品戰(zhàn)爭”這一大寫歷史相勾連，使得包括安東尼奧在內的旁觀者產生獵奇心理。巴斯克斯索性采用講述“逸聞”（anectode）的方式，通過日常化、生活化的微小表述在宏大敘事中打開缺口，從大歷史的縫隙切入歷史現(xiàn)場。正如格林布拉特與伽勒赫所指出的，新歷史主義者希望通過逸聞發(fā)掘一種“猛烈而秘密的特異性，讓人在歷史的門檻上停頓一下甚至絆倒”。《墜物之聲》的開篇即是一則逸聞：一只雄性河馬在帶領它的伴侶和幼崽從廢棄的那不勒斯莊園出逃兩年后被射殺——莊園曾是毒梟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神話般的領地”，是安東尼奧和他的同齡人年少時向往的樂園，然而“隨著1993年這位首領的故去，莊園便也荒廢了”（El ruido：13、20）。捕獵河馬的人們將河馬的尸體當作戰(zhàn)利品，與之合影并在報章上刊載，這觸發(fā)了安東尼奧對里卡多的回憶，并由此展開關于他個人歷史的搜集與述說。

作為“毒販”的里卡多本該是毒品貿易的受益者，為何卻墮入邊緣的、被壓迫、被排擠的“他者”地位，成為歷史的犧牲品、“側面的受害者”？事實上，對于新歷史主義者而言，這種“逸聞與更大歷史的不巧合正是它吸引人之處”。里卡多在河馬出逃時曾嘆息：“可憐見的，餓死了也沒人理。它們又有什么罪過！”（El ruido：20）小說中雄性河馬被捕殺、其“伴侶和幼崽”下落不明的境遇隱隱指向在邁阿密機場被緝毒警察抓捕，從此妻離子散的里卡多的命運。逸聞作為微小敘事，讓差異和異端自我述說，不僅刺穿傳統(tǒng)歷史宏大敘事的堂皇假面，更讓人清醒地意識到“宏大歷史是如何形成和運作的”。正如巴斯克斯一再強調的，《墜物之聲》并不是傳統(tǒng)的悲劇，而是旨在揭示“人如何被他所不知道的力量損害”，這也是本書區(qū)別于其他“毒品文學”的顯著特點。的確，寡頭政治、毒品卡特爾、準軍事組織的無差別暴力、美國霸權——里卡多“不知道”這些“力量”，他沉默、卑微地為家庭的分崩離析陷入無盡的自責，直至不明不白地死去。顯然，比起多年牢獄、橫死街頭的悲劇命運，主人公淪為權力的犧牲品而不自知的境況在思想層面為讀者帶來了更加猛烈的沖擊，能夠觸發(fā)讀者對歷史更為深刻的反思。原本天真熱情的主人公度過了“一個獨自忍受卻同時成為別人所屬之物的人生——而那些人并沒有在這場人生中經受痛苦”（El ruido：22）——“那些人”究竟是誰？里卡多是什么人的“所屬之物”？他的命運被誰玩弄，他們又憑什么全身而退？在對主人公生活碎片的搜集、拼貼與還原中，巴斯克斯展現(xiàn)了歷史斷裂處他異性的存在，緩緩掀開各方勢力共同織就的“捕殺”里卡多的巨網，讓權力的運作在我們眼前纖毫畢現(xiàn)。

二、在歷史重構中治愈認同焦慮

《墜物之聲》塑造的敘事者安東尼奧承載了作家本人幽深的情感表達。作品中安東尼奧是作家巴斯克斯的同齡人，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是飽受政治暴力與社會暴力困擾的當代哥倫比亞人中的一員。在為里卡多重構個人歷史的曲折過程中，他不僅完成了深入宏大歷史裂隙的發(fā)現(xiàn)之旅，更經歷了復雜的心理體驗，并以此為契機，直面長久以來的身份認同焦慮，當代哥倫比亞人深陷集體無意識與結構性失憶的困境由此得以凸顯。

小說的前半部分，作家通過描寫安東尼奧在歷史面前采取的逃避和漠視態(tài)度，刻畫了當代哥倫比亞人普遍的認同焦慮：作為學校最年輕的法學教授，安東尼奧享受著精英生活，出入臺球室、跟女學生“喝上兩口便上床”（El ruido：17），“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了一個玩世不恭的形象，仿佛超脫于國家的常態(tài)化暴力局面之外。這種“超脫”顯然只是表象，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說：“塑造自己和被文化體制——家庭、宗教、國家政權——塑造無法避免地交織在一起。沒有純粹、無拘無束的主體性時刻……如果還有自由選擇的痕跡，這些選擇也只是在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嚴格劃定的范圍內可能。”盡管安東尼奧“放浪形骸”，卻終究不敢超出權力規(guī)訓的范疇，無處不在的暴力與恐懼隨時對他釋放著微觀的控制力量。正因如此，在與里卡多的交往當中，盡管彼時春風得意的他能夠理直氣壯地用凝視他者的目光探究這個“釋囚”的過往，卻在對方敞開心扉之際倉皇而逃，面對可能被揭示的歷史真相，他唯恐避之不及。

安東尼奧的“自我塑造”頗具典型性。這一人物“代表了為數(shù)眾多的哥倫比亞人，他們不想對發(fā)生在自己國家的悲劇事件作出回應，但奇怪的是，正是這段暴力與罪惡的歷史將他們與國家的總體環(huán)境連結起來”。一方面，權力的規(guī)訓使人們習慣于逃避歷史的真相，刻意遺忘發(fā)生在身邊的暴力與恐怖事件——例如里卡多死后不久，其遇害現(xiàn)場對面咖啡館的店員便聲稱不記得此事；另一方面，矛盾的是，暴力與罪惡帶來的深層印記是難以磨滅的。事實上，長期生活在無差別城市暴力高壓下的哥倫比亞人“總愛詢問，當‘那些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我們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樣”（El ruido：227）——正如安東尼奧對于14歲的印象是司法部長拉臘·博尼利亞遇刺，16歲則是埃斯科瓦爾派人殺死《觀察家報》的社長吉列爾莫·卡諾——不時發(fā)生的罪行令一代人的人生“有了內在的構架，抑或說為它標注了節(jié)點”（El ruido：18）。因此，潛藏內心的恐懼每每意圖掙脫被粉飾的記憶，二者之間的張力滋生了無處不在的焦慮，令人們陷入自我認同與歷史認同的危機。

如何喚起當代哥倫比亞人正視認同焦慮？巴斯克斯采取的方式是將原本的“社會精英”代表——安東尼奧“他者化”。“當一個權威或他者被毀滅，又會有另一個取而代之”——仿佛是對格林布拉特這一論斷的回應，里卡多死后不久，安東尼奧便品嘗到作為他者被人凝視的滋味。與里卡多并肩走在波哥大街頭的那晚，他輕易成為無差別城市暴力的受害者。怕黑、做噩夢、懷疑自己被人監(jiān)視，死里逃生的安東尼奧因“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一系列反應遭人側目，從前崇拜他的學生當眾嘲諷甚至羞辱他，連妻子也對他失去了耐心：“安東尼奧，波哥大不是戰(zhàn)爭中的城市。這里并沒有子彈橫飛。并不是我們大家都會遇到同樣的事。”（El ruido：61）不難發(fā)現(xiàn)，周圍人對待安東尼奧的冷漠與健忘同當初施加在里卡多身上的如出一轍。而正如克里斯蒂娃所指出的，他者并非外在的人或物，社會在將某一群體定義為他者進行排斥時，想要拒斥的不是旁人，正是自身內部的一部分。從這一角度出發(fā)，“他者”里卡多的存在提示著安東尼奧本國不光彩的毒品販運史以及面對美國控制時難以啟齒的挫敗感，而“他者化”的安東尼奧又提示著其他人，時常出現(xiàn)在電視新聞中的恐怖事件很可能真切地發(fā)生在任何一個“什么都沒做過的人”身上，“恐懼是我這一輩的波哥大人最為常見的疾病”（El ruido：55，59）。“他者”的干擾令哥倫比亞人無法心安理得地在集體無意識中沉迷，與此同時，“他者化”的安東尼奧則走出了治愈身份認同焦慮的第一步——“只有當我們成為凝視對象時，自我才得以誕生，因為他人的承認昭示了我們的存在”。哥倫比亞人的不安、焦慮和危機感究竟來自何處？怎樣的歷史、怎樣的恐懼“曾經廣為人知，但是現(xiàn)在已被遺忘”？作為感知自己存在的方式，安東尼奧選擇追問——這同時也是巴斯克斯的追問，正如作家所說：“《墜物之聲》的敘述者是我的同輩人……我以為從根本上講，一切文學都是自傳，而我用十分直接的方式書寫我的憂慮。”

安東尼奧講述里卡多故事的沖動暗含著他本人的“身份企圖”。獵殺河馬事件發(fā)生后，他發(fā)現(xiàn)“將里卡多·拉韋德好好地回憶一番，已經變成了一件緊要之事”（El ruido：15），因此他四處尋訪當事人——從里卡多遇害的目擊者到他最后居所的房東，再到里卡多的女兒瑪雅·弗里茨，試圖用所獲的有限資料填補記憶的空白與斷裂。在此過程中，作家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替代敘事者任意穿行于不同歷史時期，毫不在乎地用“我想”“我猜測”等口吻裁決陳述中模糊的疑點，從而將客觀性的歷史改寫成一種主觀的心理體驗。雖然不同當事人的口述相互抵牾，真相仿佛已然消散，里卡多與美國妻子伊萊恩·弗里茨相識、結婚、生女這一段經歷甚至引入元敘事話語，由安東尼奧明確承認是利用瑪雅搜集的零落資料拼湊而成，然而“通過理解所有聲音如何在各種陌生經歷之中編織”，安東尼奧終于捕捉到了“自己聲音當中神秘的他者性”——那是從前不愿正視的歷史在“強迫”他進行講述，這種講述致力于將“已經熟悉的變陌生，證明我們生活中似乎沒什么問題的那一部分，其實是別的、另外的東西”。

深入宏大歷史縫隙的實踐讓安東尼奧從集體無意識中徹底驚醒，并為他提供了反思權力規(guī)訓的機會，從而阻止自己被完全地吸入上層建筑。在他身上體現(xiàn)的不僅是個人命運，也是深埋在經歷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哥倫比亞人社會與心理性格中的共同的恐懼與渴望。在小說后半段，安東尼奧與同齡人瑪雅的相聚喚起了哥倫比亞年輕一輩——“跟運送大麻的飛機相伴著出生，跟毒品戰(zhàn)爭相伴著出生，后來又經歷了這些事的后果”（El ruido：216）的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與命運共感。安東尼奧和瑪雅彼此印證著對記憶進行了橫向的建構，“某司法部長被殺時我在寫作業(yè)，您在做什么”“某總統(tǒng)候選人遇害那天我做了闌尾炎手術，您呢”——在諸如此類古怪卻又理所當然的對話中，一種“毫無來由、意想不到的休戚相關仿佛一瞬間便將我們連在了一起”（El ruido：235）。在小說的最后，安東尼奧和瑪雅結伴尋訪了他們年少時共同的樂園——埃斯科瓦爾動物園。從前的盛景已變作廢墟，這令安東尼奧意識到，“我們那共同的過去是無處不在的，仿佛氧化物般瞧它不見，卻能當著我們的面將那些車門、車輪、擋泥板、儀表盤與方向盤一一腐蝕殆盡”（El ruido：236）。兩人仿佛是彼此的鏡子，映照出毒品恐怖主義陰影籠罩的過去在各自身上留下的共同印記，正如學者卡洛斯·托斯所說，與瑪雅的交往“使安東尼奧向身份認同邁出了有力的一步，同時與一代人的命運和解”。共同的痛楚與恐懼消弭了如影隨形的孤獨，撫平了長久以來的惶惑和脆弱。焦慮釋放過后，新的身份機制得以出現(xiàn)，成為建構新一代哥倫比亞人歷史認同與身份認同的重要力量。

三、“塑造”哥倫比亞

學者蒙特洛斯提出了“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這一新歷史主義的重要命題將文本泛化，將歷史、文化等當作與文學文本相應的社會性文本對待，使得各文本之間在共識層面展開對話和協(xié)商。文本既象征了生產周圍世界的社會想象和意識形態(tài)結構，同時又是其物質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不是既定完成的，而是一個開放的對話過程；故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來打破歷史的總體化。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共同參與了歷史文化的書寫與建構，文本作為事件，不再是歷史進程的被動反映，而是塑造歷史的能動力量。

將文學視為構建歷史能動力量的創(chuàng)作理念在巴斯克斯的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也使其作品帶有明顯的實踐新歷史主義色彩。他曾指出：“我這一代作家從文學爆炸繼承下來的最重要的遺產，是一個它所塑造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是一代代的拉美作家塑造出來的……我們與那被稱作祖國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如此緊張，滿載了愛與恨，我這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質問它，面對它的問題，揭示它的真相，從而走向光明。”

巴斯克斯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塑造”哥倫比亞的重要方式是模糊私人歷史與公共歷史之間的界限，讓“公眾的”與“私人的”相交，這一特點在《墜物之聲》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如前文所述，小說的兩代主人公里卡多與安東尼奧分別成為毒品恐怖主義的親歷者與國家暴力的見證者；安東尼奧和瑪雅之間關于恐懼的交流使個人變作集體記憶的容器，讓個人的感受與他人、公眾的感受產生了共振。除此之外，里卡多和美國妻子伊萊恩親密關系的建立與破滅則同哥倫比亞與美國之間派遣和平隊、發(fā)動毒品戰(zhàn)爭等重要歷史事件緊密相連。作為20世紀60年代為數(shù)眾多“厭倦了自己的國家，厭倦了越南，厭倦了古巴”，從而被和平隊的宗旨感召“逃離美國”（El ruido：141）的青年之一，伊萊恩躊躇滿志地希望給哥倫比亞“幫上最大的忙”（El ruido：158），卻在現(xiàn)實中屢屢碰壁——她努力學習當?shù)卣Z言，隨即發(fā)現(xiàn)使用頻率最高的會話是“我沒有為中情局工作”“真遺憾，我沒有美元”（El ruido：141）；她的工作記錄一絲不茍，內容卻荒唐可笑，例如和平隊志愿者們就某一議題展開討論，最終達成沒錢完成的共識等等。作家對伊萊恩志愿者經歷的冷漠調侃使當?shù)厝藢推疥牭膽岩膳c戒備躍然紙上，美國自詡的第三世界救助者形象也在不動聲色的反諷中遭遇瓦解和顛覆。

不僅如此，小說還通過主人公的個人視角描述了和平隊志愿者對毒品貿易的深度參與。伊萊恩曾評價道，她身邊的幾個男志愿者“在蓋房子和與當?shù)匚瘑T會的領袖談話時表現(xiàn)得十分厲害，在搞到物美價廉的瓜希拉大麻和薩馬利亞大麻方面也表現(xiàn)得十分厲害”（El ruido：143）。正如小說所述，和平隊志愿者在毒品的種植、加工、販運等一系列流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志愿者代表邁克·巴比里為例——“農民們都是他教出來的。他跟其余懂行的志愿者一起，向農民們傳授技術……他聯(lián)絡著從這兒到麥德林10公頃乃至15公頃的種植區(qū)，一次收割就有400公斤的產出”（El ruido：185）。和平隊志愿者利用毒品產業(yè)實踐其“幫助”哥倫比亞人擺脫貧窮的“志愿”，個中的荒謬之處折射出以全球反毒領袖自居的美國通過進口哥倫比亞毒品令對方經濟陷入從屬地位的真相。小說中，里卡多在邁克的邀請下參與了毒品運輸，他與伊萊恩的婚姻以前者被捕、后者黯然回國宣告終結，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作家對這一時期美哥兩國關系的深層隱喻。

福柯曾經提出被遮蔽的人通過書寫來獲得參與歷史戰(zhàn)斗的可能：“我們從陰影中走出，我們不曾有權利也不曾有光榮，而正是為此我們要發(fā)言，開始講述自己的歷史。”新歷史主義進一步認為，“文學作品的寫作和出版本身構成了一種社會和文化斗爭”。《墜物之聲》所體現(xiàn)的斗爭性正是巴斯克斯文學創(chuàng)作的顯著特點。小說塑造了“墮落”的主人公里卡多，并通過確立講述他個人歷史的邏輯、力量和原則“塑造”了“墮落”的哥倫比亞——一個曾在國內危機與帝國主義干涉雙重壓力之下泥足深陷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對哥倫比亞的塑造不僅著眼于歷史，同時也是指向未來的。正如安東尼奧在講述里卡多故事前鄭重其事的聲明：“這個故事就像童話里警示的那樣，從前曾發(fā)生過，并且還將再度發(fā)生。”（El ruido：15）具有深意的是，就在安東尼奧遭遇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癥的同時，他的女兒出生了。成為父親的主人公對女兒極盡呵護，甚至避免在瑪雅面前泄露女兒的存在，原因是“我的生活已被污染，但那僅僅是我的生活，我的家人尚未遭受侵犯”（El ruido：216）。在此，主人公對女兒未來的希冀與對國家命運的憂慮交織在了一起。

當今的哥倫比亞依然面臨著毒品犯罪、暴力橫行、政治腐敗等重大挑戰(zhàn)，在和平進程中艱難跋涉。巴斯克斯具有小說家和專欄作家的雙重身份，是哥倫比亞當今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曾在該國銷量最高的報紙之一《觀察家報》撰寫專欄多年，并在西班牙《國家報》發(fā)表多篇關于哥倫比亞和平進程的評論文章。作為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巴斯克斯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于《墜物之聲》中表露無遺。誠然，作品無法為困擾哥倫比亞的現(xiàn)實問題提供具體的解決途徑，但正如新歷史主義所堅持認為的，“小說是一個話語事件，它不反映歷史，它就是歷史”。作為歷史變遷的組成部分，小說文本自身即可構成歷史的變化——它將在哥倫比亞的歷史進程中發(fā)揮作用，參與塑造這個國家未來的輪廓。

結 語

《墜物之聲》的標題耐人尋味，令人思索墜物為何物，發(fā)出的又是怎樣的聲音。如若“墜物”代表了歷史中被損害、被隱抑的人們，指向墮落的哥倫比亞，那么其發(fā)出的聲音便是未被言說、未被抵達的歷史。在這一層面上，小說展現(xiàn)了對沉默話語的挖掘和對多重歷史聲音的關注，并將歷史的幽暗曲折與人物的內心情感相連結，讓人物在回溯歷史中獲得自身的認同，正如作家所述，“我無時不在尋求用文學的方式探索祖國的過去困擾我的那些問題，理解我與這過去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對“墜物之聲”的傾聽和重現(xiàn)參與了歷史的建構，并暗含未來的維度，試圖照亮前方依然布滿荊棘、需要當今的哥倫比亞人攜手共往的和平之路。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研究》2021年第5期，“新作評論”專題，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