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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誓》是著名丹麥導演比利·奧古斯特的新作。縱觀這位已在影壇活躍四十余年的導演的創作軌跡，始終對劇作給予充分的重視，并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將影像與文學相互編織、在改編中闡發出從文本到形式的多重光彩。影片改編自丹麥詩人托基爾德·比約維格的同名回憶錄，是對準丹麥文學史上一段重要往事的傾情再作。簡潔的影像方式、有所隱匿的敘事與激動人心、錯綜復雜的故事內核產生了對比，猶如拉緊的兩只手，在重心向兩端起舞的結構中達成了平衡。

丹麥文學史上的重要線索

托基爾德·比約維格這一出版后即引發轟動的作品，講述了他與丹麥國寶級作家凱倫·布里克森之間的故事。凱倫最著名的作品是《走出非洲》和《芭貝特的盛宴》，在她逝世后兩部作品相繼搬上銀幕、并獲奧斯卡獎。

在凱倫與托基爾德的約定里，二人中若有人去世，另一人便要負責將二人的契約告訴世人。而在履行信誓的過程中卻波折不斷，影片的戲劇張力逐步被拉至極限，性別、倫理、藝術……逐漸走向失控的人物處境與相互博弈的角色關系，在此部作品中得到了各種維度的展現。

“我承諾，我將永遠守護你、時刻為你在這里。你可以隨時來找我，甚至在絕望的時候可以朝我的窗戶扔石子。最重要的是，你必須保證永遠信任我，努力成為你命中注定的藝術家。”這個誓言不僅貫穿了整部影片，甚至突破了時空的限制，成為了丹麥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一段歷史的線索。

托基爾德在凱倫的人生情感生活中扮演了最后一段重要的角色。1948年，當凱倫遇到托基爾德時，她已經64歲，正遭受三級梅毒和衰老、焦慮的摧殘。而她與這位30歲詩人的關系盡管激烈與消耗，卻始終是柏拉圖式的存在。

托基爾德被這位年長女性女巫般的魔力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提出的“契約”中，承諾為藝術放棄一切。

然而，這種占有與交換式的關系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負擔與侵噬。《信誓》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悲劇性的、難解的情感故事，同時也是作家在現實生活與藝術創作中互相關聯、統治的寫照，尤其探討了人在實現其作為藝術家的全部潛力方面愿意走多遠的兩難處境。

戲劇性關系：多重存在的博弈

在《信誓》中，故事的核心看似是凱倫與托基爾德的誓言，但是誓言兩端真正角力的人卻并不是他們，而是凱倫與詩人的妻子格蕾特。

影片的開始，托基爾德一無所有，被凱倫選中后，這位年輕詩人和他的妻子就像得到了神明的垂青一樣，眼前只有即將成功的喜悅。但逐漸地，托基爾德被要求脫離原有的生活——主要是他的家庭。凱倫從自己的觀念出發、不斷剝除托基爾德身上的一切外來影響，試圖將他還原至一個純凈自由的狀態。因此，托基爾德更多時候像拔河繩上的紅標，他的每一次轉變都是凱倫和格雷特兩個女人之間、或者說是托基爾德的藝術追求與原有家庭生活之間博弈的反饋。兩位女性人物分別承載了那個轉變的時代中兩種女性的境況與視角，在這場女性主導的舞臺中，情感的權力關系不斷失衡，各個角色的欲望與焦慮也可見一斑。

對于暮年的凱倫來說，她輝煌的文學成就依然不能消除她彼時的病痛、孤獨與焦慮，她需要托基爾德作為自己的精神伴侶和繼承者，因此以自己的觀念雕琢、操控布里克森，不斷地在引導與依賴、鄙夷與欣賞、對峙與合力等復雜狀態之間橫跳，這一過程中，凱倫的自我投射相當顯著。對于格雷特來說，作為圖書管理員，她對文學抱有天然的尊敬；作為妻子，她也自然期待丈夫能夠在這位文學巨星的指引下取得進步與成功。但是，這愈發詭異的信誓讓丈夫逐漸遠離家庭生活，自己也因此失去對原有關系的掌控。

如果說影片前半部分的重心拉扯更趨向于單軌運行的、尚能預期的不祥，那么在影片后半部分，第三位女性角色貝內迪克特的情感闖入則直接引發了一場始料未及的別處的危機，而這一意外本身是由凱倫召喚而來、最終又使得凱倫不安并加以嘲弄，因此為影片帶來了更為復雜與矛盾的構造。最終，貝內迪克特選擇坦白離開、格雷特自殺未遂，凱倫則提出解除信誓，故事似乎發展到無法挽回的境地。尤其當這位年輕的詩人接受解除信誓時，凱倫在訝異與痛苦中拿出了獵槍瞄準了他，而他平靜地上前、俯身吻了她的嘴唇——此時，影片迎來了真正靜妙的高潮，這一幕堪稱對兩人長久以來復雜關系的絕妙注腳。

書寫內外：自我與文化意識

在《信誓》中，有關書寫內外的自我存在也是影片探討的重要主題。丹麥有一個術語叫“Jan t e l oven”，英文是“Jan t es Law”，它描述了這樣一種觀點：我們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不應該因為能做別人不能做的事就認為自己更優越。 《信誓》所呈現的糾結就是我們是否應該為了實現偉大而作出犧牲。

因此，這部描述了丹麥文學史重要片斷的電影以一種真正令人興奮的方式挑戰了我們的文化意識。它同時也探討了創作與創作者自身的關系，即究竟是作品需要作者、還是作者需要作品。創作者對這一答案的找尋貫穿了影片，使得故事具有了一種層層嵌套的元結構，如同雕刻自身的雕塑，作者書寫著作品，而與此同時作品也書寫著作者，被書寫的對象企圖以自身的意識而改寫、統治作者。作者不斷地游走于書寫內外的走向，而自身又同時深陷它們。托基爾德是作品的上帝，同時也付出自己的生活、成為了作品的殉道者。

在激烈的戲劇沖突中，我們看到《信誓》導向了一種寧靜的意外：格雷特自殺未遂后在病房里讀凱倫的書，讀到了她的生命力與痛苦，并認識到不是托基爾德需要凱倫，而是凱倫需要他。這一曾經處于激烈博弈關系中的女性在此刻卻理解了她的“敵人”，仿佛在生死交界地帶，人們如同赤裸的幽魂，只有互相體認，而這一切依然是通過真誠的作品與閱讀實現的，書寫的意義再次被延伸。因而影片的末尾，颶風過后是一片寧靜溫馨的圖景，托基爾德與妻兒在美麗的草坪上嬉戲，這個糾纏復雜的命題終究迎來了暫時的安眠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