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0年2月，《人民文學》推出“非虛構”欄目，借助“非虛構”所釋放的動能，一批非虛構作家和作品，跨越不同的媒體，走向前臺，形成了當下文學的重要景觀，同時也出現了梁鴻、李娟、袁凌、蕭相風、熊培云、王磊光、范雨素等代表性作家，黃燈也是其中一個。

借助新媒體的影響力，黃燈的出場，和王磊光、范雨素一樣，更像一場意外，更多時候，她被冠以“網紅”的稱呼，和“爆款”這種描述新媒體傳播力的詞語緊密相連。從公開出版的作品看，黃燈只有《大地上的親人》和《我的二本學生》。在2016年以前，和更多高校從業者一樣，依仗當下的學術體制獲得進入大學的敲門磚博士學位，寫作上的主要目標，則是完成和當代批評相關的各類論文。

盡管從2003年開始就寫作思想隨筆，但黃燈真正進入公眾視野，源自2016年1月27日微信傳播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這篇原名《回饋鄉村，何以可能？》的會議論文，本為參加2015年11月底在重慶大學召開的“熱風學術論壇”而寫，經文學期刊《十月》發表后，通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當代文化研究”公眾號發布，不料獲得了爆炸式傳播，并直接引發了2016年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和王磊光2015年春節期間《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么》，一起構成了“返鄉書寫”的代表性文本，成為近幾年新媒體領域現象級討論作品。這一篇由無數網友賦權的網文，累計閱讀量過千萬，被央視“新聞調查”欄目拍攝成專題節目《家在豐三村》。電視的二次發酵，從傳播路徑而言，一篇普通的學術會議論文，借此完成了從會議交流到文學期刊到新媒體到傳統廣電媒體的融合過程。黃燈由此走向前臺，獲得了諸多關注，并用非虛構的寫作實踐，嘗試了一個學者的另類發聲。在此基礎上，她完成了首部非虛構作品《大地上的親人》，其中的重要章節《打工記》（發表于《作品》雜志2017年第1期）并于2017年2月由理想國出品。

三年后，《我的二本學生》再一次重復了《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傳播路徑：2019年第9期《人民文學》發表主體部分，隨后在《十月》《天涯》《湖南文學》發表其他部分，2020年5月13日，《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學生》一文經由“中華文學選刊雜志”公眾號發布，立即引發媒體關注，人民網、央視新聞網、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新華網、界面、今日頭條都展開了熱烈討論，文章被很多公眾號轉載，其中閱讀量過10萬加的公號有，“虎嗅”“百度學術”“學術志”“真實故事計劃”“南方周末”“智谷趨勢”等。2020年8月，單行本《我的二本學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作品延續了此前的關注熱度，并在當年進入《亞洲周刊》十大好書、搜狐文化十大好書、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中國教育新聞網十大好書、“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等二十多個年度榜單，“二本學生”和“985廢物”“小鎮做題家”“打工人”等熱門詞語，成為描述當代青年狀貌的關鍵詞。也由于黃燈通過寫作，將“二本學生”這個隱匿的群體帶入了公眾視野，她本人“出圈”入選《環球人物》2020年度面孔，和張伯禮、謝軍、楊曉明、陶勇、儲殷、路陽等其他領域的公眾人物列在一起。這種感覺頗為怪異，這意味著黃燈并沒有被置于一個純粹作家的層面被審視，更多時候，在新媒體爆炸的年代，她的發聲總是在不經意處碰觸公眾的神經，甚至一不小心就介入對公共議題的討論。

黃燈的寫作和成長路徑，對讀者和研究者而言，更像一個無法從常理推斷的個案。一方面，她作品并不太多，既不像傳統作家依賴大量期刊或者出版頻頻亮相，也不像網絡作家，依靠頻繁地更新通過占領市場、粘連粉絲獲得認同，她甚至算不上一個產量穩定、豐盛的成熟作家，到目前為止，除掉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幾十篇論文，以及至今都沒有出版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后出站報告，她公開出版的作品只有兩部，僅僅四十多萬字；另一方面，她的非虛構文字，又具有極強的共振現實能力，一經拋出，就能引起讀者廣泛和強烈的共鳴。她的出現，糅合了一個學者以非虛構寫作介入現實的可能，開拓了一條不同的表達路徑，在新媒體的助力下，顯示了文學和現實關聯的力度與可能。本文不過借助她有限的作品，透析其寫作背后的秘密。

反思式的隨筆寫作

《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作為黃燈最為重要的非虛構作品，它們的問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十多年漫長的積累和準備。其中，精神的建設必不可少，而自我反思之后的自我確認是最基礎的精神準備，這從她非虛構寫作以前的隨筆可以看出來。一個繞不開的事實是，從2003年開始，黃燈成為國內先鋒雜志《天涯》的作者，到目前為止，這是她發表作品最多的一個刊物，也是她極為看重的一個刊物。她極為珍視的隨筆《今夜我回到工廠》（2003年第6期）、《對五個日常詞匯的解讀》（2004年第1期）、《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2006年第4期）、《對照童年——一個母親生養孩子的現代性遭遇》（2011年第3期）、《知識界的底線何在》（2012年第2期）、《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2014年第1期）、《一戶農家的歷史底片》（2016年第6期）、《看見那些青年人》（2020年第2期）都發表在這家刊物。這是審視黃燈非虛構寫作的一個原點，也是她表達自我反思的基本陣地。和同齡進入高校工作的學者稍稍不同的是，黃燈1995年大學畢業后，分配進了湖南岳陽一家大型的國有紡織企業，1997年國企改革，黃燈下崗到車間當了一名工人。概而言之，除了出生的鄉村經驗，這四年國企的工作經歷，以及由此所觀照到的工人命運的流轉，構成了她人生經驗中的重要維度，也成為她考研成功后，進入學院生活自我反省的重要參照。黃燈的自我反省始自她武漢大學讀研究生階段，黃燈發表于2014年《天涯》第1期的文章《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對此進行了表述。作為一個出身鄉村教師家庭的孩子，黃燈所走的人生之路和其他改變了出身和命運的農家孩子別無二致：通過讀書、考試，一步步離開湖南汨羅農村，到岳陽，到武漢，到廣州，并最后在中國一線城市安家，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在這四十年來的人生歷程中，她不但一次次改變了自己的居留之所，也一次次實現社會身份的蛻變，從一名鄉村女孩、大學生、工廠女工變成了博士、教授，學院知識分子。黃燈脫農、離鄉、奔向現代大都市完成社會身份上升的每一次進階，都會給她的人生帶來不小的變化，也讓她感知到機會帶來的快樂。不過這一路走來，并非一帆風順，特別是1997年，在一家國有大廠工作剛滿兩年，還在懵懂之中的她被下崗，接著被逼考研。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近乎是處于沒有退路的懸崖邊緣。好在考研的過程非常順利，經過七個月的備考，她接到武漢大學研究生錄取通知書。黃燈知道自己的命運將要徹底改變，從此將徹底離開工廠，并擺脫讓她惶恐的下崗工人身份，可以想象這一刻她人生的雀躍和幸福，這也是她的生命被命運眷顧并照亮的高光時刻。雖然經過生活的波折，畢竟有驚無險，她原本以為告別工廠前途未卜的生活，鍍上名牌大學的光環后，自己從此會一勞永逸獲得精神上的快樂，她沒有想到，與下崗擦肩而過的慶幸和步入名牌大學的欣喜并沒有維持太久，步入學院的象牙塔，并沒有滿足她內心模糊的渴望，她的精神因為和現實的隔膜，陷入了猶疑乃至虛無之中。黃燈發現身邊那些從未離開過學校的研究生，并沒有如她一樣的困惑，他們對學習炮制論文、考博、進入高校、評職稱這樣一種按部就班的成長程式確信不疑。黃燈在這種對比之中，驚覺“自己只是一個運氣很好的闖入者，得以有機會偷窺和洞悉學術界、知識界的一些真實的場景”。在與之前的鄉村和大廠生活無意識對照后，黃燈吃驚地發現“知識界和現實的隔膜、和功利的擁抱已經成為平常的一幕”，這讓她不安，“這種猶疑的心態顯然極大地阻礙了我更快地形成堅定的專業認同，從而一次次驅逐自己的內心向邊緣處游走”。她在研究生的學習中，掌握了一些專業術語，獲得了炮制學術論文的能力，感受到了知識生活因遠離生命的來處和豐富的日常所形成的生命空洞，以及因此而生的虛空。在猶豫和懷疑之中，她確認了一個事實：相比改變命運的學院生活，“離開工廠以后，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種我沒有預料到的強度釘進了我的生命”。帶著這樣的生命撕扯，黃燈到廣州繼續她的學業。裹挾在博士生活的緊張中，她本可以沉湎在理論包裹和知識堆積的學院生活中，但自小失去母親、十三歲外出廣州打工的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訪，卻成為黃燈明確反思的開端，并讓黃燈再次陷入因自我審視而帶來的矛盾和自責中。在《大地上的親人》的序言中，黃燈提到尚處于貧賤之中的十九歲堂弟，尚且知道關心初次來廣州的堂姐，而念到博士的自己卻在潛意識中和他們保持距離，劃清界限。輾轉掙扎在廣州的堂弟交付的親情，榨出的卻是黃燈的羞慚，她不斷追問自己：“如何在知識的規訓中，以個人成功的名義剝離一種本真的感情，并在內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計和權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不動聲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覺，逐漸疏遠身后的親人？”這種深刻的自我反省，讓黃燈再也不回避過往的經歷，并徹底放下重新走進親人生活的顧忌。也許是自我生命姿態的調整，黃燈博士在這期間開始將寫作向學院之外的廣大群體敞開，2003年發表于《天涯》的《今夜我回到工廠》一文中，她把自己完全打開，充分擁抱工廠中的舊日同事，為時代的灰塵落到他們頭上所遭致的命運轉折心生悲憫。在此文中，她記下了暗夜深處，那些時常浮現在腦海中的工廠同事，她以一個親歷者的視角，呈現了紡織廠工人怎樣在生活的底層掙扎，又如何在國企改革的背景下，被決絕拋棄的疲憊和無奈。對工廠和工人的深情回望，讓黃燈明白：“為什么在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依舊固執地保留著對另外一個可能跟我毫無關系的群體的記憶？坦白說，與其說他們被我記住，不如說我需要記住他們， 我需要他們鮮活的臉孔提醒自己永遠記住生命的底色，我需要對他們的回味來時時剖析自己的靈魂，我需要對他們的記憶來修補我今天疲憊的靈魂，從而避免自己在脫離現實苦難的日子里，內心冷漠缺乏激情卻還渾然不知。”這樣的自我反思，堅定了黃燈身在學院卻面朝學院外世界的認知。同一時期發表的《對五個日常詞匯的解讀》一文，再次回到工廠的歲月，書寫“房改”政策給普通工人生活帶來的陣痛，并追問為什么改革的沉重代價，要由最為羸弱的群體去承擔？黃燈還將在宿舍從事裝修工作，平時只能湮沒和藏在廣州暗處“揾食”的農民工，帶到文字的光照之下，把目光轉向現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被卷入他鄉的打工群體，書寫他們在流光溢彩都市中的艱辛、輾轉，暗處的卑微，還有背井離鄉、骨肉分離的孤獨。在黃燈眼中，他們盡管被稱為“盲流”“農民工”，但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他們的存在、痛苦和不知所終的命運，不應在城市的光鮮中失蹤，應該有人用文字記下。這些文章用白描的方式講述工人和農民工群體的生活，并沒有耀眼的地方，但她對這兩個群體所傾注的質樸真情，卻讓人感受到最大的善，感受到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珍視和敬重，顯示出黃燈對底層群體情感上毫無保留的赤誠。通過這一時期的書寫，黃燈再次確認：“我的生命無法與這群人割舍。他們是我的親人。”與她的情感天平日益向學院外更廣大群體傾斜相對，黃燈對學院和學術界的生活日漸厭倦。博士畢業之后，黃燈進入高校任教。在研究生六年的求學階段，單純的學院生活已讓她感受到自身與現實的隔膜，精神抽空的惶恐日漸明晰。進入大學從事教職工作后，年復一年地填表量化、炮制論文、爭取項目，并按部就班地獲得一級級學術職稱，事實上對人的生命感覺構成了一種格式化過程，她內心的掛空感、荒涼感與日俱增，精神的日益逼仄和枯索讓她不安。“盡管學院經驗改變了我的生存和命運，但這種改變的路徑卻同時將我的精神推入了虛空，讓我內心幾乎找不到安寧，并產生一種真實的生命被剝離的痛感。”實際上，這種生命的直覺，與其說來自黃燈內心的猶疑，不如說來自曾經遙不可及的學者生涯，褪去想象的光環后，裸露出的難堪底色對其內心的撞擊。一方面，在對自己的學院生活進行反思后，黃燈明白學院管理機制和表格化人生，已經剝離了人文學者學術和真實生命體驗之間的密切關系，他們的研究更多依賴知識和概念的空轉，不少學術話語已淪為自說自話、喪失血色的“茶杯里的風暴”。置身于和生命缺乏連接的學術氛圍之中，黃燈感受到了一種因喪失現實關懷所致的虛空。梁鴻也曾表達過身在高校的類似感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我自己：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種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這一生活與我的心靈、與我深愛的故鄉、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既然學術的空洞無法安頓生命的渴望，和梁鴻一樣，黃燈從學院出發，在現實的觸動下，堅決地走向與自己血脈相連的故鄉和親人。到2006年，黃燈已將故鄉視為“問題的載體”，開始了她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書寫，并接通了她此后“返鄉書寫”的通道。在《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一文中，黃燈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直擊鄉村生活現場，描述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環境的惡化、人口的離散、固有傳統文化的淪陷和教育的危機，反思單一發展主義所產生的嚴重后果如何侵蝕、肢解著鄉村。這種直抵生活現場生存世相、裹挾現實憂思而又元氣淋漓的寫作，說明黃燈開始嘗試突破學院寫作的理論空轉，越過現成的概念、理論和邏輯去抵達現實的盲區，并通過精神的回返消除個體與現實的隔膜，《大地上的親人》不過是這種轉向的結果。當然，高校和學術界的狀況，也是黃燈逐漸疏離學術和學院生活的重要原因。深處二本院校的鏈條之中，黃燈深深感受到中國高校等級森嚴的現實，在煩瑣細碎的日常生活中，她得以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真相，并因為現實的壓力，不得不卷入各個按部就班的流程中。2012年《知識界的底線何在》一文，真實表達了她對日漸功利化的學術研究、日益變成名利場的高深學院、日漸喪失承擔和責任感的學人的深刻失望。在這篇文章里，黃燈通過高校教師日常發論文、拿課題、參加學術會議，狀寫了高校教師和學者，在現有學術體制下群體的整體頹敗，學術研究蛻變為利益的經營，對真理的追求、對知識的尊崇，已讓位于對利益的敏感和對交易的熱衷，知識階層最樸素的學術堅守，正在麻木或獲得利益的竊喜中喪失。黃燈對此憂心忡忡而又毫無辦法，事實上，只要處于這樣一個場域，她個人的真實生活就無法抽離這種大環境，甚至她自己就是群體中的一員，“如果說官員腐敗的后遺癥主要體現在對民眾信任的強度破壞，那么，知識界的貪婪和冷漠、敗壞和墮落，其后果無異于在一個精神荒蕪的時代，縱容社會的毒瘤在人內心的生長，令更多人失去精神的航標，陷入萬劫不復的虛無。”在意識到知識群體和學院生活無法解除她內心的困惑時，精神上對學院體制的逃逸，變得不可避免。

黃燈持續不斷的自我反思，讓她不可避免地將目光轉向另一個群體——講臺下的二本學生。事實上，這個群體一直是她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更多時候，她只是將與學生的交往，視為一個教師的本職工作，直到和學生的交流日漸增多，交往也更為頻繁后，她才意識到這個普通群體背后的生命真相。2014年《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記錄下了她和學生對視的時刻及由此帶來的思考。在黃燈眼里，講臺下的二本學生是一群被時代掏空變得無所適從的孩子，在嚴整的應試教育體系中，他們經歷了爭取分數和名次這種漫長而刻板的生活，放棄諸多人生樂趣，忍受青春的種種折磨，滿懷對大學的憧憬開始自己新的人生。然而，在黃燈眼中的大學，再也不是凝聚著神圣光芒的象牙塔，功利化已經滲透到學院的每一個環節，不少高校教師早已不把教育當成一項與人的精神成長息息相關的工作，而把它變成了一場工分式的體力勞動。這些本就被應試教育扭曲的孩子，耗費了家庭特別是貧窮家庭的全部心血，卻把青春和未來寄望于喧囂、浮華的高校，而大學并不能給一個卑微的孩子任何依靠和安全。面對這種現實，面對眼前滿懷期待、青春逼人的群體，黃燈悲哀地認識到，“我們給后來者提供的生存和精神空間是如此的逼仄和幽暗”，一種深深的歉疚油然而生，而這或許可以看作《我的二本學生》出場的萌芽。“我思故我在”，笛卡兒的名言，精辟地指出了一個“既成事實”的“我”并不存在，“我”只能在不斷地自我省察中建構起來，更多時候，我們是在慣常的、理所當然的道路上盲目前行，那個“本真”的自我，常常被遺忘和丟失，這樣看來，自我反思非常必要，能讓人“回歸初心，方得始終”，校準自己的人生方向，回歸本真的自我，使個體回到本應屬于自我的人生道路上來。對黃燈而言，也正是從自我生命經驗出發的持續反思，讓她有了更清醒的認知，也使得她的創作獲得了更鮮明的個人質地和心靈底色。更關鍵的是，自我反思并沒有讓黃燈陷入個人的狹窄領地，她將“自我”這個概念，從逼仄的個體世界泥沼中掙脫出來，朝向與她生命血脈相連的農民、工人、二本學生，這些學院之外、處于弱勢地位的廣大人群。換言之，黃燈的自我反思不以展示自我為目的，而是著力于學院外廣闊的社會及人群的生活、精神遭遇，和他們重新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系，并化為學術上的資源，這成為黃燈自我反思的結果。與此相關，自我反思的同時，黃燈也嘗試不再拘泥于學院習得的術語和理論，而是忠實于自我的個體經驗，激活自我感知，試著用生活化的語言清理自身經驗、敘述附近或身邊與自己有情感聯系的人群，以突破學院派表達的條條框框。幾乎與寫作論文同步，博士第一年結束的2003年暑假，黃燈在繁重的學業之外，開始了發自內心的自我表達，寫作了長篇思想隨筆《細節》，以恢復對生活的感受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并期待從學院出發，在剝離理論的基礎上，又依恃自己學術訓練得來的理論功底，運用理性的素養嘗試通過文字表達對現實的看法，這事實上為她以后更大規模的非虛構寫作，做好了精神建設和思維操練的準備。在此期間，她思想隨筆涉及的對象包括故鄉和農民親人、工廠的同事和下崗工人、普通院校的二本學生，可以說，她后來引起廣泛關注的非虛構作品《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大地上的親人》和《我的二本學生》，在這些初始的表達中，都能找到最初的萌芽和影子。而這些堅持以尊重自我體驗、從自我的精神困境入手，把個人困擾擴展為公共議題的運思和寫作方式，也成為黃燈更大體量非虛構寫作的鮮明特征。不可否認的是，黃燈此時的反思，也顯露出了她善于在宏大的時代背景之下觀照大問題的特征。在《知識界的底線何在》一文中，黃燈尖銳地指出中國知識界從整體而言創造力的不足，以及伴隨殘酷的世俗化競爭，所導致的心靈鈍化和文化自信心的瓦解，還揭示出當下知識界放棄精神品格的堅守，長期沉湎于理論的偏好和演繹中，在種種凌空舞蹈的理論氣功幻覺中，放棄對常識的尊重及追問的傾向。在指呈知識界的問題時，黃燈將自身置于處境中的一員，反思他者的同時，實際上也在反思自己。在文中，黃燈把自己作為知識者中的一員突出來，清晰地將自己立身于學院內部的視角呈現出來，凸顯了自己的困擾，毫不掩飾自我的精神危機。顯然，從自我的位置出發，把困擾自己的問題上升到群體的層面透視，構成了她處理的基本方式。黃燈指出，造成知識群體底線塌陷的原因，并不僅僅來自知識者個體的道德滑坡：“體制已悄然成為橫亙在他們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間一座難以逾越的橋梁，在體制的規約下，知識分子作為個體的靈動和生命活力已日漸枯萎。”“當下知識分子的焦慮則映射了在社會的巨變中作為一個群體被徹底邊緣化后，因為無可挽回的歷史命運所帶來的虛無和絕望。”由此看來，黃燈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將問題置于時代的大背景之下，耐心地梳理高校學者和作為其中一員的自己，具體遭遇到了什么，周邊的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以辨識學者個人的生活與時代的進程、社會機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聯。這樣一種特定的心智品質和思維方式，在黃燈此后的非虛構寫作中，呈現為“大問題意識”和“圖景式敘述”。

大問題意識

如何理解“大問題意識”？可以從黃燈兩部出版的非虛構作品《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序言說起。

很多讀者留意到黃燈喜歡在作品的開頭寫作序言。《大地上的親人》自序為“用文字重建與親人的精神聯系”，并提出“如何與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建構一種文化上的關系，不僅僅是熟人社會傳統家庭結構自然人際交往的延伸，更是知識界無法回避的現實難題”。《我的二本學生》的序言為“看見他們”，并提出“多年來，在對學生畢業境況的追蹤中，負載在就業層面的個人命運走向，到底和大學教育呈現出怎樣的關系，是我考察學生成長過程中，追問最多的問題，也是本書竭力呈現的重點之處”。這些直白而稍顯學術的表達，就是本文要談論的包裹在她寫作觀念背后的“大問題意識”。不能否認，這種特點延續了她此前思想隨筆寫作的慣性，帶上了學術思維的特征，更不能否認，提出問題并描述問題，是她非虛構寫作的重要特點，“問題意識”甚至構成了黃燈寫作的隱秘動力和動機。

梳理黃燈的非虛構作品，可以發現，《大地上的親人》緣于堂弟的一次來訪，這次偶然的造訪，激發起她重新建立與親人精神聯系的意愿。本著這樣的意愿，她進入故鄉親人的生活和廣闊的鄉村，“不再將鄉村視為寄寓鄉愁的載體，而是將其作為‘問題的場域’”。在這種明確的“問題意識”指引下，《大地上的親人》三章內容各有側重，并呈現了轉型期中國農村所遭遇的不同問題。

有意思的是，黃燈進入“中國農村”這個巨大的話題，完全從個人經驗入手，她自己既是寫作者，也是被寫者。在第一章“嫁入豐三村”中，她直面丈夫家的境況，站在一個介入者的角度，對三代農民幾十年的命運起伏進行了清晰描摹，揭開了一個普通農民家庭隱秘的傷痛，赤裸地暴露出中國農民近乎宿命式的“貧困代際輪回”問題；第二章“生在鳳形村”和第三章“長在隘口村”，黃燈回到自己出生和長大的地方，站在高處，俯覽故土在地圖上的位置，觀察和思考家鄉的來路和去向。“生在鳳形村”從現代工業對鄉村面貌和環境的極大破壞入手，在村莊“河水臟了，青山禿了”的同時，揭開了伴隨城市發展滋生的毒瘤——毒品、賭博、買碼等在鄉間橫行的真相。自此，一夜暴富的扭曲和瘋狂，強力侵入毫無抵抗力的鄉村，改變著村莊的風習并將其拖進深淵，而教育的徹底邊緣化也加速了農村的凋敝，這樣，環境破壞、社會風氣和教育問題就隨黃燈的講述一一凸顯。“長在隘口村”隱含了黃燈對村莊過往的溫馨記憶，這與當下村莊青年一代迷失于城市化進程裹挾而來的賭博、吸毒等深淵中，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顯現了一個田園牧歌式的村莊，在時代轉型洪流中逐漸坍塌的景象。當然，也許是童年的溫馨記憶起了作用，在對隘口村的書寫中，她的落筆顯然沒有豐三村重，不少地方閃現著點點亮色，深厚的民間文化底蘊、村民對傳統復興的強烈渴望，二舅對集體經濟的懷念，不但減緩和滌蕩了從城市泛濫到鄉村的文明沉渣，也喻示了鄉村振興的其他可能，鄉村內部就包蘊了走向更新的希望和種子，這是黃燈對故土深情回望后，客觀而全新的發現。

黃燈由此寫出了三個普通村莊的個性和氣質：安分的豐三村，躁動的鳳形村，自得的隘口村。在兒媳、女兒、外孫女三種身份的轉換中，作者以學院知識分子的冷靜和熱切，把農村親人的鄉村生活和他們輾轉城市的生活細節、心情、生活期待、隱秘的內心傷痛和簡單的快樂，以及鄉村在城市化發展大潮中所經歷的變遷，乃至沉淪迷失的紛繁世相都一一再現。當然，黃燈對鄉村和親人的講述，并不單純為了呈現個體命運、講述個人故事，而是為了回應她在序言中一開始就提出的命題。換言之，因為背后有“問題意識”的支撐，在她筆下，具體、瑣碎的材料就變成了指向性明確的故事，瑣碎的敘事由此獲得了整體性表達。黃燈也在追問中國村莊的來路、現狀和去向的同時，袒露了內心的困惑和百轉千回的情感糾結。

當然，對村莊問題的呈現并不孤立，在這方面，黃燈有清醒的認知。上文已經提到，三個村莊各有不同的氣質，事實上，不同村莊的親人也各有不同的秉性：豐三村親人忍耐和沉默，鳳形村親人不安分和躁動，隘口村親人活絡和開放。伴隨不同村莊親人的問題也不盡相同：貧困與養老、環境和社會風氣惡化、農村教育的凋零、傳統文化習俗的式微等。自然，因為分布于兩湖的不同地域，對各個村莊親人的影響也完全不同，但在黃燈看來：“從本質而言，豐三村和鳳形村并沒有根本差異，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他們的命運受外部力量的制約，自身無法生長出內在的動力，這是它們最為根本的共同點，也是中國最廣東鄉村的共同點。”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一書里，才會在關注農村親人和不同村莊經驗差異的同時，狀寫出他們在巨大的社會轉型和城鄉變化中，幾乎相同的命運走向：一代一代農民奔著城市而去，奔著更好的生活而去，但大多除了耗去青春和生命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自己的處境，他們離農、去農的奔突讓人傷痕累累，是繼續在“擠不進”的城市“打流”，還是回到“回不去”的農村，是其要面對的共同難題。更重要的是，黃燈在關注農村現代性轉型所面臨的困境時，并不把眼光局限于村莊之內，而是開放地在鄉村之外去追問根由：“鄉村的問題已不可能只在鄉村內部循環，鄉村和城市早已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村莊發燒了，那是因為城市發炎了；村莊呻吟了，那是因為城市疼痛了；村莊病象深重了，那是因為城市病入膏肓了。”在這樣一個更為開放的視角下，黃燈在中國現代性發展大背景下的鄉村書寫，尖銳凸顯了當前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和發展邏輯，與鄉村困境的深刻關聯。

某種程度上，黃燈的“大問題意識”，體現在揭示了蠻橫的城市化發展思路進入鄉村后，對農村帶來的巨大沖擊：工業的進入改變了鄉村的山川風物，惡化了自然環境；城鄉頻繁地交流為毒品、買碼等惡習的侵入提供了便捷；泛濫的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價值觀伴隨社會的流動和新技術的降臨，在農村攻城掠寨，輕易瓦解了鄉村固有的恒定價值觀念；教育的衰敗和功能的遞減，逐漸失去了滋養和凝聚人心的功能……由此也可以發現，黃燈對農村的觀照，更多從精神層面介入，黃燈更注重書寫城市化強勢發展對鄉村的抽血，給鄉村帶來的精神和價值空心化的問題。在黃燈筆下，那一幅幅凝結著問題的鄉村圖景，的確能揭示城市對鄉村的圍剿，讓人對橫行的村莊變成城市“附庸”和“復制品”的發展思路，心生警覺。

確實，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記錄了世界性的城市化進程中，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和農村走向市場化、城鎮化的恓惶面影和凌亂腳步。將零碎、局部的人和事，放在整體中觀照，是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寫作上的基本特征，建構個體和時代、村莊和國家之間的同構關系，是黃燈宏大敘事的具體路徑。黃燈筆下的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盡管只是眾多中國鄉村的三個具象地名，但它們是中國的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村莊和特殊的社會結構孕育的村民命運，是中國農民群體的命運；在這些中國故事的呈現中，其中的時間跨度，橫跨了近三十年的社會的轉型史，其對時間的感知和丈量，是典型的現代性尺度，對鄉村事實的理解，也是現代眼光。毫無疑問，因為多了一份學者的理性和整體性觀照，黃燈的鄉村書寫盡管從具體的村莊和人物命運進入，但卻是真正意義的宏大表達。和眾多現實主義農村、農民題材的文學作品相比，黃燈對鄉村的書寫有更鮮活的現場感，農村不再只是一個題材，而是真正實錄農村和農民的生活。概言之，黃燈把自身生命的經驗、豐富的情感與關懷、有壓迫感的焦慮進行了直接表達，并利用非虛構寫作的便利，把多年學術錘煉、積累的整體性思考直接呈現出來，形成了對農村更宏觀、更切實也更富現代性和思想前沿性的表達，這正是黃燈鄉村書寫的力量所在。

與《大地上的親人》一樣，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同樣是一部有“大問題意識”和時代色彩濃郁的非虛構作品，甚至可以說，這兩部作品是一個小小的連環套，構成了一種內在的呼應。在《大地上的親人》中，黃燈最為揪心的事情是年輕的侄子、外甥、堂弟的命運走向，她經常假設，如果這些外出打工的親人有機會進入大學，是否能夠獲得美好的人生？《我的二本學生》事實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對這個群體的審視，延續了黃燈此前一直關注的農村問題，接通了對年輕人，尤其是農村青年人生去向的思考。十多年的教學生涯，黃燈對課堂下眾多二本學生有直接而深入的了解。學生讓黃燈看見他們學習、家庭、就業的基本情況，也愿意向她傾訴隱秘的私人生活，包括內心的糾結和曲折、成長中的傷痛與不堪。學生的成長總是讓她看到自己的過去，學生的困惑和苦惱，讓作為教師的黃燈心存體恤。伴隨漫長的師生交往，無數的學生進入黃燈的腦海，無數的個體匯成了一個群體性呈現，學生在時代變遷中的整體性命運變遷，成為作者最關注的話題：“短短二十多年，那些起點像我一樣的二本學生，到底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又承擔了多少不為人知的壓力？通過念大學，他們在立足社會的過程中，在就業、深造、定居等具體的人生節點，是否如我一樣，總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過一個個在今天看來無法逾越的暗礁？”這段話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黃燈在寫作《我的二本學生》時的精神動因，她關心的不僅僅是學生的個體命運，她更希望通過自己和學生的對照，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跨度里、在業已發生巨變的社會場域中去考察二本學生的命運變遷。這一創作初衷，充分顯示了黃燈把握和理解書寫對象的整體性眼光和“大問題意識”。

在這種“大問題意識”的指引下，《我的二本學生》在文本的構成上，就不限于去講述學生個人的生活故事。項飆認為，從事“理解的學術”，“不一定要把對方的心理機制像心理分析師一樣寫出來，主要就是位置問題，把他在這個社會的位置講清楚，把他所處的關系、所處的小世界描述清楚”。《我的二本學生》雖然不是學術著作，但其展開的思路卻如項飆所說，是把寫作對象的“社會的位置講清楚”，把寫作對象的社會關系網絡及其“小世界”描述清楚。這本書并不以描述學生開篇，首先進入讀者視野的，是大量二本畢業生聚居地龍洞，由此出發，順帶勾勒了一個城市的變遷史。龍洞是廣州城市發展的一個縮影，這里既有城中村的無序、混亂和野蠻生長的粗糙，也有作為房地產開發新興區域的現代、光鮮、豪華的另類面孔。在黃燈筆下，“龍洞的浮夸、活力、鮮艷，昭示了廣州經濟、文化活色生香的一面。龍洞的背后，站著一個叫廣州的城市，廣州的背后，站著一個古老的中國”。這樣，黃燈就把二本學生置于一個廣闊的時代背景之下，他們的生活軌跡正是與時代發生碰撞、與現實短兵相接留下的足跡，由此，讀者也明白了二本學生在時代中所處的社會位置，學生個人故事的講述與講述故事的年代由此獲得了深刻關聯。接下來，黃燈從大處著眼，小處落筆，用真實而細致的筆觸，對學生的個體生存娓娓道來——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成長、他們求學的經歷、他們的日常學習、他們畢業后在社會上如何立足，以此來復盤學生的來路和去向。當然，黃燈對學生個人生活遭際的呈現，放在他們所處的具體時代狀況之下進行，同時又兼顧了70后、80后、90后三個年齡段學生命運的對照，清晰呈現了時代對個體命運的無形制約。《我的二本學生》讓讀者看到，20世紀90年代的二本學生，由于還處于計劃經濟尾期，他們在校時無須為就業發愁，能以從容的心態投入較多時間進行專業學習，畢業后有國家分配工作兜底，能享受單位提供的諸多福利，大部分學生能順利在社會上立足并過上較為安定的生活。她作為班主任所帶的第一批80后學生（畢業于2010年），入校時早已是市場經濟風起云涌之際，畢業時盡管需要自己找工作，但因為經濟處于上行期，就業機會充足，加上房地產市場還不是那么虛高，趁著改革的紅利，加上自身的努力，大多也能躋身白領和體制之內，獲得不差的生活水準。十年后，她的90后學生一進入學校，就已經感受到了就業的嚴峻形勢，等到畢業時，高漲的房價、昂貴的生活成本，讓他們的就業之路和立足社會的難度增加了很多。可以說，從步入大學校門到進入社會，他們內心深處始終充斥著迷茫與沉重，就業的“下沉”“降維”和未來的不確定，是這一代孩子面對的共同處境。黃燈以超越個體差異的角度，去講述二本學生的故事，打開了一個廣闊而深邃的時空，讓人窺見了短短30年間中國經濟騰飛、社會快速轉型條件下，三代二本學生的命運變遷，并揭示出如下真相：在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資本日益發達的社會，二本學生看似有更多的擇業和人生選擇，但生活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他們的人生似乎要背負更多的無奈、艱難，內心彌漫著更多的掙扎乃至失望。和那些出身“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青年順風順水的人生比較起來，二本學生父母常見的謀生方式，無外乎“務農、養殖、屠宰、流連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點小生意”，他們的出身注定無法從家庭獲得更多支援，成長過程都充滿了心酸，甚至留下難以愈合的創傷。黃燈在書中讓自己的學生“現身說法”，陳述一個個因為平凡而容易被忽視的成長故事。這些真實的痛感蘊含自我生長的力量，構成了全書篇幅最大也最讓人動容的內容。這一個個生動的個人故事，訴說著時代如何具體地落到一個個學生和家庭之上，凸顯出當下市場和資本日益強勁的時代，二本學生所遭遇的體制性、結構性困境，直抵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給二本學生流動造成的困擾這一宏大命題。

既然《我的二本學生》所揭示的問題是結構性的，那么這種結構性問題所影響的就不僅是二本學生。這些年，由于全球化紅利的遞減和互聯網技術為中心所導致的社會分化加劇，疊加疫情和經濟下行，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愈發嚴峻，“985”“211”高校的畢業生同樣遭遇到了此種困境。“985廢物”“小鎮做題家”等網絡熱詞爆紅一時，他們紛紛借助新媒體傳達著內心的吶喊、無奈與掙扎，集中釋放著無法排解的群體焦慮，一次次卷入關于“內卷”的爭論。與此同時，漂在深圳、處境和社會地位更為不妙的“三和大神”“三和青年”也逐漸進入大眾視野，人們看到，在這個高度發達的標桿性都市，還有一群青年如此“喪”且貧困地活著，由此可以看出，當下各個層次的青年群體所遭遇的整體性困境，與全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有更深層的關聯。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中呈現的二本學生的命運走向，正是當下青年生態的一個切面，她對此有明確認知：“隨著時光的推移，以及對學生畢業后境況的跟蹤，我深刻意識到，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因此，可以說，《我的二本學生》，某種程度上寫出了當下出身平凡的廣大青年的基本命運和人生可能，暴露出社會看似無形的階層天花板和結構性困境對年輕人的擠壓，凸顯出高等教育對推進社會公平作用和權重正在萎縮的現實，飛漲的房價、隨經濟下行日漸減少的工作機會，已變成一代年輕人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

長期以來，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就意味著拿到進入體制乃至主流社會的門票，考上大學成為許多人提升階層地位的重要墊腳石，高等教育也成為一條非常重要的階層上升通道和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保障。近些年，中國高等教育日益市場化，逐漸被人為地區分為各種層級，形成了明顯的科層結構。一般來說，居于高校鏈條頂端的是“985”高校，“211”高校盡管實力在“985”之下，但仍然可以高視闊步，緊隨其后的普通一本也能享受一點點風光，處于高校鏈條底部的是職業院校和被視為三本的獨立院校，而二本院校則居于這一鏈條的夾心層，處于一個不尷不尬的地位。這樣一種分層基本能反映不同高校的辦學實力，也成為國家和社會向各類院校投資的基本依據。處在食物鏈頂端的“985”高校當然能獲得最多的投入，而二本院校獲得的經費則要少很多。圍繞這一層級分明的體系，學歷鄙視鏈也由此形成。“985”“211”和一本院校的學生在就業市場占據優勢，一線城市、層次較高的工作機會向他們傾斜。而非一線城市或基層的崗位則多面向二本院校的學生，職業院校的學生一般流向企業生產線的基層崗位。除了就業，低層次院校的學生在進一步深造方面，也會遭遇一定歧視，比如“985”“211”高校的很多熱門專業招收研究生時，不招非211高校的學生已成為“潛規則”。而很多高校在招收新教師時，也對他們的第一學歷有要求，第一學歷非211高校的人員被直接排除在外。中國高等教育層級的區分給二本學生在就業、升學方面所造成的困擾，在《我的二本學生》中，黃燈用學生的親身經歷印證了這點。更重要的是，黃燈發現了中國高校正在形成中的另一個事實：在她的觀察中，進入重點大學的孩子，大都出身大城市、父母社會地位較高或經濟條件較好；而二本學生的原生家庭則大多普通，不少學生來自相對貧困的鄉村或不起眼的中小城鎮。與此相應，出身大城市、家境優渥的學生在大城市有更好、更高層次的就業機會，而家境一般或貧窮的二本學生則流向更基層的工作崗位。這一觀察，實際上揭開了中國高校市場化后，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分層的加劇，高等教育在推動社會公正層面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甚至反而強化了社會分層結構化、穩定化的趨勢。在《我的二本學生》里，因為種種原因，黃燈沒有對這一現象展開深入的探討，不過，她仍然在書中對這一正在形成的現象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就像“序言”中所言：“我想知道，學生背后的社會關系、原生家庭，以及個人實際能力，在就業質量中所占的具體權重。如果其權重越來越被個人實際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對大學教育的審視，將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命題。”

現代社會，人們“用腳投票”的自由加大，可以面向更為開放的生活空間，教育更加多元，人們似乎也有更多選擇。不過，隨著全球化的深度滲透，世界范圍內的教育體系似乎已經分化得更為厲害，教育不再承擔實現社會公正的功能，反而可能加固原有的社會分化，這已演變為一個世界性難題。美國作家J.D.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其副標題干脆擬為“全世界的絕望與焦慮”。萬斯認為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是社會最悲觀的群體，他們在經濟上失去安全感，家庭破碎，精神潰敗，工人子弟深陷泥潭，前景黯淡，多數只能輟學，從事體力勞動，只有少數人可以進入一般的公立大學。他回溯自己作為一個工人家庭出身的“鄉下人”向上流動、改變命運的經歷，在清理人生來路時發現，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的國度，工人階級要獲得較好經濟條件的階層實屬困難。他們的孩子考上常春藤名校并躋身精英群體的機會“少得可憐”，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對工人階級的孩子來說更加“遙不可及”。萬斯也看到，耶魯法學院超95%的學生來自中產階級或更高的家庭，“大多數人可以說非常富有”，他們畢業后大多可以輕松獲得6位數高薪的工作。萬斯平靜的敘述，讓讀者看到美國社會日趨分裂的景象，也揭示了美國教育體制正失去促進社會公平和階層流動的功能，工人階級實質上已大多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更難以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實現向上流動和階層躍升，這樣，高等教育不是弱化而是強化了階層分化的事實。這樣的情形同樣在歐洲社會蔓延。法國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歸故里》一書中，通過追憶自己如何從工人家庭的窮孩子，成為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的人生歷程，思考了社會階層、學習教育、身份認同的建立等一系列問題。迪迪埃的思考，揭開了法國這個成熟階級社會教育的部分真相，他指出，平民階級遭受著教育系統的結構性排斥，在各種體制的強力下，必然遭受歧視和壓迫。他還指出，這種社會的不公是隱形的，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因為平民階級一出生就置身一個看似“井井有條”、理性而成熟的社會制度之下，通過對既有社會規范的學習，通過社會法則帶給自己的拘束感和社會身份的召喚，建立起對自身階級特定地位、身份和社會規則的邊界。這樣，一套看似合理、實則隱含極大不公正的社會規則，就已潛移默化地內化到平民階層的意識中。“我的出身永遠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這是任何思想轉變、社會習得、喬裝打扮，以及謊言與借口都無法抹去的印記。”這種與生俱來的社會身份認同與建構，再加上教育事實上對平民階層的排斥，使他們很難通過教育尋求社會地位的上升，大部分平民階層的孩子最后都主動離開學校，在非常有限的幾個選項中選擇自己的職業。這種選擇看似主動，實質上是在穩固的社會秩序中的被動選擇。只有極少數“不是被普遍賦予的秉性”的孩子，才可能經過個人努力，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迪迪埃通過引用布爾迪厄的話，對現有的社會秩序和教育系統提出了質疑：“如果一個教育體系在它整個運行過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階級的孩子，還有中產階級的孩子（程度較輕），那么這個教育體系的實際功能是什么呢？”迪迪埃對法國學校教育的拷問和對法國工人階級家族命運的思考，與萬斯對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思考，觸碰到了同一個問題，萬斯把這種狀況視為“全世界的絕望與焦慮”，并借此表達“一個美國鄉下人的憤怒和無奈”。某種程度上，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也參與了這一世界性問題的討論，并顯示了這一全球性難題的中國鏡像：“根據我的觀察，在中國大學的層級分布中，不同級別的大學，學生去向會對應不同的城市。頂級大學對應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點大學對應的是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一般大學對應的是中小城市、鄉鎮甚至鄉村。一層層，一級級，像磁鐵吸附著各自的隱秘方陣，干脆利落，并無多少意外發生。”把黃燈的以上觀察與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法國教育機構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也在生產社會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這是現代社會階級再生產的一個重要機制”相對照，可以發現，黃燈的確對世界普遍存在的高校在教育機會、教育過程以及教育結果的失衡問題進行了中國情景的表達。

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C.賴特·米爾斯認為，社會學家應直面時代的大問題，有責任向一般讀者闡明，他們的私人困擾并不只是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和全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密不可分；社會結構若不發生根本性改變，他們的私人境況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可以看到，無論是《大地上的親人》還是《我的二本學生》，黃燈都盡量去面向時代的大問題，從現代化的角度去觀照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和農民的整體命運，從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大背景下去觀照二本學生乃至普通年輕人的成長和人生走向，并且追問到社會結構的層面，這使得黃燈的非虛構寫作，有了寬闊的時代視野，有了自己扎根于現實并深入到具體社會機制的鮮明個性。

圖景式敘述

與“大問題意識”相應，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中運用了“圖景式敘述”方式。這種建立在個體經驗之上的具象化敘述，使得她的文字具有極強的可讀性，保證了新媒體語境下傳播的便捷。

黃燈的非虛構寫作“敘事性”較強。無論是《大地上的親人》，還是《我的二本學生》，都以“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為主。黃燈要么在充分訪談的基礎上，轉述訪談對象的生活經歷；要么讓身邊的親人、課堂下的學生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人生。不過她的敘述跟純粹的故事不一樣，沒有多少細節和具體情境，也沒有多少細致的情節描述，更多是梗概性、敘述性的。因為訪談對象眾多，在有限篇幅內，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有充分細致的陳述，所以作品中的個人經歷和狀態都是輪廓性的。

以《大地上的親人》為例，作品涉及的人數眾多，僅書中占重要篇幅的“打工記”，就記錄下了兩代十多個親人在各地輾轉打工的經歷，這些打工生涯主要讓當事人根據自己的生活歷程粗線條陳述。第一章“嫁入豐三村”，侄子振聲講述自己的打工生活非常有代表性。這部分內容主要以振聲為敘述主體，以純粹的筆錄形式呈現個體經歷。振聲將七歲時父母外出打工淪為留守兒童一直講到自己結婚生子，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里面既有少年時代在農村讀書的生活，也有和奶奶、妹妹的日常，還有在城里念職高的情況，但真正的側重點是職高出來之后到杭州、武漢、哈爾濱、長春、山東、北京、內蒙古、新疆等走遍大半個中國，一路進廠受挫，最后重回父輩的泥瓦匠老路，但依然漂泊不定也只落個溫飽的打工生涯。在這中間，振聲還提到了自己和妻子相識的經過、結婚過程中的彩禮波折和生下孩子后撫養的困難，也訴說了在建筑工地生活的艱辛、條件的惡劣以及對收入不穩又漂泊不定、前景黯淡的憂心。這種生命史圖景敘述內容繁多，卻容納在不到一萬字的篇幅內，以一種概述式的面目呈現，構成了黃燈處理人物的一種基本方式。《我的二本學生》人物故事的講述同樣如此。這部作品出場的人物比《大地上的親人》更多，近百名學生在這里講述自己。以書中關注較多的劉婉麗為例，黃燈在講述她的故事時，主要用了轉述的方式，把多次談話和訪談的內容按照劉婉麗的生活經歷進行了糅合，凝聚成一段能比較完整勾勒她成長歷程的文字，這樣，劉婉麗不同人生階段的處境、精神狀態都能較清晰地傳遞出來。為了更有現場感，劉婉麗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話，在文中干脆用直接引語的方式呈現出來。顯然，無論是對《大地上的親人》中振聲的講述，還是對《我的二本學生》中劉婉麗的講述，黃燈的目標，就是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完整地敘述人物的生命歷程，凸顯人物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換種說法，在黃燈筆下，她不是為了寫人物而寫人物，人物的背后承載了對“大問題意識”的闡釋，這和非虛構作家袁凌構成了鮮明對比。在轉向非虛構文學之前，袁凌以寫特稿出名。他的《寂靜的孩子》《青苔不會消失》在寫作方式上，保留了特稿的諸多手段，有明顯的新聞特寫氣質。其中的很多篇什，作者隱匿起來，只是讓采訪對象在特定的環境中出場，其言行舉止、家庭和社會關系隨著對象的活動一一展開，并在讀者面前一一打開。當然，袁凌如同攝像一般的特寫，并不排斥作者本人，在綿密和精細的敘事中，他作為抵達現場的采訪者會不經意中出場，他的觀感和情緒也會不經意流露出來。《寂靜的孩子》中《學前班的十七歲少年》，記錄了大涼山深處美姑縣一個十七歲才擁有機會入讀學前班的彝族少年覺力，它首先概要性地介紹了大涼山“云端小學”和這一地區教育的基本情況，覺力的家人和家庭狀況由此拉開帷幕。緊接著，作者把筆觸伸進了云端小學覺力所在的課堂，教室的布置、老師的講課、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甚至教室彌漫開來的氣味，這一切都伴隨作者隱匿的眼光、聽覺和嗅覺被捕捉到，給人一種直抵現場的真切感。不過，在細致而平實地敘述了孩子們在學校的生活，相較于彝族地區原生態的日常生活更祥和、文明、現代的同時，作者還是忍不住從“攝像頭”般直擊性的敘事背后走到前臺：“有時候忽然會有一種擔心，一旦這些說著普通話、態度親切、穿著干凈的支教老師離開，這里許諾的一切將不復存在，甚至連同那條去年才修好、把學校和老師帶來的公路。就像對于十七歲的覺力，上學前班并不意味一種新的開始，而僅僅是一段時光。”顯然，袁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某種擔憂。另外，袁凌這樣描述大涼山的清晨，“黎明極端純凈，凝凍的白色云層，懸垂在遠方靛青色山嶺的邊際線，清冷透入了屋子。這個世界儲存的氣息，仍舊沒有變動”。這樣的描寫，毫無疑問融進了袁凌的主觀體驗，透露出他對大涼山地區強固而有巨大吸附力原生態生活的壓迫感。由此可見，袁凌的非虛構作品既有整體性、粗線條介紹，又保留了豐富的生活細節，既有攝像機一般捕捉人物的一舉一動（包括情緒變動）、捕捉自然風物和景觀的精微細致，也讓一個外來采訪者細微的感覺和即時性感受自然流露，這種寫法具有純文學的生動和鮮活。這樣看來，與袁凌非虛構寫作直擊現場的生動和文學性不同，黃燈的非虛構文本雖也以敘事為主，但主要停留在“敘述性”、全貌性，其描述性的情節、細節不太明顯，換言之，黃燈的非虛構作品更具田野氣質，對文學性的追求沒有執念。不過，黃燈的非虛構文本仍然有其特色，她很少在特定部分去孤立地講一個人的故事，往往將幾個或多個身份相同、經歷類似的人放在一起。《大地上的親人》一共三章，分別寫湖北豐三村、湖南鳳形村、湖南隘口村，每一章至少一個部分為“打工記”，專門讓三個不同地域的親人講述他們的打工故事，每一則“打工記”都會涉及幾個不同的人物，但他們卻有共同的辛酸：雖然身在城市，但城市的光鮮、發達和他們沒有關系，在城市最臟亂的皺褶和不為人知的角落，他們做著繁重的工作，在顛沛奔波和無聲的勞作中，卻只能維持基本的生計，看不到命運得以改善的機會，生命在卑微中消耗。黃燈在“打工記”里有意識地將兩代農民工的故事交織在一起，這樣的安排可以讓讀者清楚地看到兩代農民命運的聯系，看到農民身份和階層命運的代際傳承。這種整體式、群像式處理人物的方法，顯然和袁凌不同。袁凌在《寂靜的孩子》《青苔不會消失》《生死課》中，基本每一篇都有一個主人公，每一篇都以講述主人公的生命故事為主，書中各篇所寫的人物之間相對獨立，幾乎沒有什么粘連。那么，黃燈這種圖景式的敘述，通過什么途徑獲得整體性的表達呢？值得留意的是，黃燈在講述人物的故事或人物自我陳述時，往往會加入自己的思考，滲透明晰的自我反省。這些內容不僅能把零散的個人故事黏合起來，還能把訪談對象的基本命運引向外在于個人生活的社會，將其放置在時代發展的大背景之下，讓個人的生活困擾與時代生發的大問題產生關聯。從上文分析可知，黃燈往往習慣將命運大致相同的人放到一起，盡管每個人物的切身情境和個人經歷可能不同，但他們（無論是農民親人還是二本學生）的命運走向和遭遇的困境又極其相似。如果他們遭受的只是個體困擾，那其因由可能來自性格、技能或其他原因，但如果因為共同的身份遭遇到近似的困擾，并且這種困擾的排解超出了他們個體的能力，那么，這種整體性遭遇就變成了社會性公共議題。換言之，黃燈在敘事中穿插的深度思考或自我反省，正是通過身份相同的個體講述，來抵達對一個群體整體性命運的顯現，并把這個群體定位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去觀照他們各自的生活機會和生活困擾，并搞清楚遭受這些共同境遇的深層緣由。例如，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中，讓三個不同地域的親人一一出場后，形成如下認知：“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橫跨湖南、湖北兩省，盡管彼此看似毫無關聯、相距遙遠，但因為生活于此的親人擁有共同的農民身份，他們面對的挑戰和危機，都如出一轍，回望村莊，實際上也是完成另一種印證，實現一種遙遠的精神呼應。”在實際的行文中，一種學者化的思想闡發，構成了支撐全書的框架：“當全球一體化的序幕拉開，信息化伴隨現代性的強勢滲透，農村的生存，從細處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劇，但從大處看，卻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互相競爭、交融的必然結果。對農業大國的中國而言，當下農村問題的尖銳性在于，在城鄉的二元體制中，整個社會承受不起農村衰敗的代價，承受不起農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代價。”這種超出個體情景觀照的總體性、開放性思考，固然展露了黃燈作為一個經受多年學術訓練和思想錘煉的學者的特定心智，但更重要的是，她善于從個體經驗中提煉有效信息，善于從經驗的切口進入，通過理性思考，力求清晰地傳達個體生命和周遭世界的關系，并由此獲得了一種真正的整體性圖景視角。需要補充的是，黃燈建立在圖景式敘述上的思考，并不僅僅囿于共時性、當下性層次的拓展，歷史的維度也被她植入對農民、二本學生等群體命運流轉的思考中。在《大地上的親人》中，黃燈把婆婆、父親、叔叔與自己的大哥、堂弟以及哥哥、姐姐和孩子們的生活交織到一起，同時將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農村與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進行對照，這種歷時性處理和圖景式敘述后的思考，讓讀者感受到了時代的不同，但農民的艱難似乎延續了代際的傳遞，他們的處境并沒有隨時代的腳步發生逆轉。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不僅難以改善他們的階層處境，他們甚至還不得不承受現代性境遇所帶來的諸如消費主義、群體分化所帶來的挑戰。在《我的二本學生》中，黃燈直接把三代二本學生進行對照，在時代變遷和高等教育市場化轉型歷程中，凸顯出當下二本學生群體共同的生存困境，映照出普通年輕人常見的生存路徑。通過歷時性比照和思考，黃燈明確地指出，高等教育市場化后，因為放逐了為年輕學生兜底的作用，他們不得不赤膊上陣地與市場搏擊，加上城市化進程中市場作用后的高昂房價，這些毫無疑問都成為當下二本學生及普通青年立足社會的障礙。這樣的思考，再一次表明，二本學生的個人困擾并不僅僅來自個人，而在于社會結構發生的非個人性變遷及附著之上的歷史必然，個人活出的人生狀態，處在變動不居的歷史系列里，被歷史的洪流裹挾推搡而行，由歷史、社會共同塑造。這樣看來，黃燈把敘事置于個人思考框架中的寫作方式，可以把復雜的看似散落的人、事重新放在一起，讓圖景式的“敘述”不只是講述個人故事，不只是呈現個人性格、處境，而是盡量從不同角度去揭開個人生活與既成社會結構的復雜聯絡。米爾斯認為，人們通常不從歷史變遷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發，來界定自己所經歷的困擾，一般不會將自己的困擾歸因于所處社會的大起大落，很少意識到自己生活的模式與世界歷史進程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聯，個體容易陷于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中。黃燈非虛構寫作的方式，正好彌補了這種認識上的盲區，她超越了具體的個人情境，把形形色色的個人故事放置在自我思考的整體框架中，將眾多的人物編織在一個由社會、歷史交織起來的場域，并在自己思考的指引下，讓眾多個體的人生在作者思考構成的基本圖式中被清晰地聯系起來，構造一個意義上的結構和秩序，形成了一個圖景。在這個圖景中，以個體面目出現的個案，成為群體生存狀態的標本，原本處在混沌狀態的個人體驗被黃燈加以理清，那些真正困擾個體的因由和從整體上呈現的群體遭遇得以清晰呈現，被從復雜的社會、歷史中鉤沉出來，這樣，個人困擾實際上和群體的公共議題緊密相連，黃燈的非虛構寫作之所以被歸結為圖景式敘述，也正是從這個層面得以確立。這種敘述抵達鮮活的生活場景，是普通人的故事，牽涉具體的社會關系和較為廣大的時空，黃燈通過一個個鮮活的個案、一樁樁生動的故事，復原了這個時代的真相。歷史維度和社會空間維度的雙向梳理，清晰地展現了個人生活境況和具體現實社會結構之間的深層聯系。換言之，黃燈“圖景化敘述”往往從個人經歷出發，但卻能到達時代大的問題，個人困擾通達公共議題的通道，在寬闊的社會和歷史的縱深中，個人和群體的朦朧不安、難以澄清的困難，在這里獲得了解釋。黃燈的非虛構作品，之所以能在公共傳播領域引起大的關注，背后的秘密也正來源于此，無數的讀者，正是在這種個體的故事中，映照了自己的身影，同時看清個人困境在個體命運抗爭無效的背后結構性的原因。黃燈“圖景式敘述”的意義在于，在全球化和現代性轟轟烈烈的日常生活中，對沉湎在個人成功、消費主義等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念的個體而言，這種寫作提醒我們留意到個體和時代的關系，留意到一個本質主義的時代，其實正在變為現實。圖片

情感與立場

客觀而言，“大問題意識”和“圖景式敘述”更多屬于黃燈身份中學者層面的向度，這種鮮明的特點，確實保留了一個經受學術訓練的寫作者某種擺脫不掉的習性。如果僅僅停留于此，那就難以解釋她非虛構寫作在普通讀者中的傳播力，更難以解釋她文字和公眾之間的強烈共鳴。事實上，黃燈的非虛構寫作盡管以敘述和思考為主體，但并非社會學或人類學層面的文本，而是充滿了個人視角下的溫度，有著社科類文本匱乏的文學潤澤。在較強的敘事性中，黃燈一次次召喚充沛的情感，在知識規訓的微妙中正視原初的感覺，毫不掩飾個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她寫作的對象之所以更多聚焦身邊和附近的人，聚焦自己的學生和親人，說到底，正是來自更為真切的情感層面的觸動。

梁鴻在《中國在梁莊》序言里說，她是“以一個親人的情感進入村莊的”，《大地上的親人》中，黃燈更是直言，這是“徹底接通了我和親人之間曾經暢通的愛的通道”之后的產物。黃燈自述：“作為整個家族唯一獲得高學歷的人，我的成長，隱喻了一種逃離鄉村的路徑。長久以來，在知識包裹、理論堆積的學院生活中，我以為個人的日常和身后的親人失去關聯，是一種正常。”她也曾把逃離故鄉當作是“擺脫厄運的起點”，把遠離親人看作是“塑造精英的開端”。不過，在逐漸疏遠親人之后，她感受到了被生活所“掛空”的虛無。而親人們在卑微、流徙的生活中還是給她無聲的關心，親人們在困苦中仍保存著的悲憫和愛的能力，讓黃燈“反觀自己的生存，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然后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期待中，逐漸模糊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

意識到這些后，黃燈徹底放棄知識的偽飾，從好不容易進入的象牙塔中探出頭來，開始走進親人的生活，并重新接通了自己與他們的精神聯系和情感通道，并在長久的互相看見中，獲得彼此的信任。出于學者的敏感，從2006年開始，黃燈開始有意識地在珠三角各地尋訪親人的足跡，并通過訪談留下他們的自述和聲音，彼此都感受到了在異地漂泊的不容易。這種敞開，不但讓故土的親人獲得了傾訴的出口，也讓沉湎學院生活的黃燈獲得了現實支撐。從這個角度看，《大地上的親人》本來就是親人之愛的凝聚，不僅屬于她，也屬于書中出場和未出場的親人。對黃燈來說，這種建立在情感交流基礎上的作品非同尋常，也難以復制。

正是基于與親人之間血濃于水的情感粘連，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里講述 “親人的故事”時，會自然地附加一份切膚的體恤和情難自禁的情緒波動，這種真實的情感過程，會不自覺地彌漫在作品中。在“嫁入豐三村”一章中，當黃燈用文字揭開丈夫家最內部的悲傷時，她直言，“我得承認，這是我最糾結、最難受的一次寫作”，“對我而言，面臨著艱難的情感抉擇”。在言說這個農民家庭一家三代無聲的悲苦生活時，也把自己與丈夫家血肉相連的痛楚融入其中。在“生在鳳形村”一章中，黃燈既為自己的叔叔、嬸嬸、堂弟、表弟們四處流徙、充滿兇險的打工生涯傷痛無奈，也為故鄉環境污染、風氣敗壞、教育危機而憂心忡忡。在“長在隘口村”一章中，黃燈為這個村莊保有文化活力歡喜時，也情不自禁地寫出了鄉村在現代化頹敗中產生的困惑。概而言之，在《大地上的親人》里，黃燈沒有關閉自己的情感，而是自然地將它打開，在不經意中還原她與親人們交流時平等放松的親密狀態，并在親人的出場中，本真地保留其生活的肌理和內心真實的曲折。

黃燈在密集的敘事和焦灼的思考中帶入個人情感，自有其必要和價值。情感的浸入也讓讀者真切地感到，黃燈在一步步走近更多親人的生活，感受到他們卑微而動蕩的人生時，為何會感同身受地說出，“我內心的沉重和傷痛、擔心和憂慮就愈發深重”。確實，當筆觸對準身邊的親人，她不僅是寫作者，也是被寫作者，這種血緣和身份的牽連，讓她很容易與親人之間產生強烈的情感共振，也促使她直面身后的那個群體。當現代性轉型中的農民和整體命運被推到黃燈面前時，她深刻意識到。“在關于鄉村的敘述中，他們不是作為一個個偶然的個體存在，而是始終作為一個龐大而隱匿的群體在默默承受。”實際上，無論機遇還是挑戰，承受不可阻擋的時代進程的，除了背后的親人和廣大的農民群體，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處于裹挾之中，黃燈的情感體現在對這種深切關聯的敏感確認，“在時代的裂變中，他們和我一樣，共同承受著個體和整體共生的命運。沒有誰可以漠視大時代呼嘯而去的滾滾煙塵，沒有誰的命運可以割舍與大時代的深刻關聯”。這種同理心極強的認知表明，通過寫作，她打通的不僅是與親人、與農民、與鄉村的情感通道，她還力圖以此建立與農民、與鄉村同呼吸、共命運的文化關系。

說到底，這種文化關系主要體現在將自己的學術和知識生活向農民和鄉村開放、把學院與外在于學院的社會現實關聯起來。重建情感、文化與鄉村的關聯，顯然不是簡單的道義和知識倫理問題，而是促進城鄉平等、實現學院與現實對接的關鍵所在。如果“逃離故鄉是擺脫厄運的起點，遠離親人是塑造精英的開端”成為從鄉村走出的知識群體潛在的心理共識，如果學院知識分子只是陷入言不及義、無關現實的研究之中，讓凌空虛蹈的高談闊論成為常態，學者的生命價值又如何體現呢？如何重建城市與鄉村、知識分子與大地親人的精神聯系，如何重新接通學院與社會現實的精神聯系，以構筑一種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黃燈在情感的觸動下，通過《大地上的親人》做了較好的嘗試。

黃燈對《我的二本學生》在情感和精力上的投注，絲毫不亞于《大地上的親人》。與《大地上的親人》一樣，《我的二本學生》同樣經過了長達十多年的準備。在二本高校，教師們除了要從事教學工作之外，還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科研上，以應對學校的各種考核、考評。在教學和科研之外，愿意和學生交往、愿意去了解學生的高校教師不在少數，但真正關心他們的成長、愿意對學生投入極大的熱情、長時間保持與他們的聯系，并有意識地對畢業學生進行追蹤回訪，乃至為他們寫一本書，這樣的高校教師就少之又少，而黃燈是稀少的高校教師中的一員。

在學生眼里，黃燈上課充滿激情，語速快，思如泉涌，表達精準，深受他們歡迎。而課下，黃燈湖南人的熱情、親切，也讓她極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學生愿意和黃燈交往，也愿意和她探討問題，甚至毫無保留地說出自己的人生遭遇和困惑。也許是自己的成長過程給黃燈留下了太深印象，每次目睹課堂下的學生，她都極容易回想起20世紀90年代的大學時光，一種鮮明的對比，幾乎從她邁進課堂的第一天起，就盤踞在她腦海。多年來，就如同自己堅持了三十多年寫日記的習慣一樣，教學工作中，她也保持了一個類似的習慣，每次碰上讓她感觸頗深的學生作業、作文，她都會保留下來，甚至學生考試答卷，碰上有意思的表達，她也會復印保留下來。這無意中讓她積累了大量的一手資料，而這些資料又反過來幫助和強化黃燈對學生群體獲得一個整體的印象。

從2017年開始，因為行政工作的需要，黃燈開始對臨近畢業的學生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大四一年的遭遇和面臨的挑戰，以及對未來的設想和期待。也是從2017年暑假開始，在學生多次邀請后，黃燈決定將多年來去學生家看看的想法付諸實踐。師生之間的聯系，并未隨著畢業季的來臨中斷，跨越時空，在黃燈眼中，隨著自己講臺下幾千個學生陸續走向社會，她腦海中學生分布的地圖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具體。從這個角度而言，《我的二本學生》和《大地上的親人》一樣，不是苦思冥想地尋找選題、策劃選題的結果，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轉中，在日積月累的與學生交往的過程中，因為有心地看見、積累、記錄自然成就的一部作品。

需要補充的是，作為一個教師，能與學生沒有障礙地交流，這需要一種重要的親和力和獨特的人格魅力；而在日常教學和生活中，能十多年如一日地與大量學生保持密切聯系，能把學生留下的只言片語都保留下來，這需要的就不僅是一種能力，而是一種互相體恤的師者仁心。換言之，只有在內心重視學生、珍視學生的老師，才能不經意中做到這點。要達到這種狀態，所依恃的是執著、耐心和投入，歸根結底，靠的是老師對學生發自內心的關懷和熱愛。從這個層面而言，長期對學生保持熱誠，并在與學生細碎、長時間的日常交往中零零碎碎地積累點滴素材，絕不是研究方法、寫作方法的問題，而是黃燈作為人的生存方式問題。這種愛的能力、特殊的心智品質，正是黃燈能夠寫作《我的二本學生》的根本。

有人說，非虛構寫作的門檻很低。這無疑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偏見。從目前來看，在中國比較有影響力的非虛構作家，如梁鴻、袁凌、黃燈，他們的哪一部作品不是經過了浩繁的交往、積累和極大的心智付出、特有的心智品質凝聚而成呢？所以非虛構寫作非常挑作者，進入非虛構寫作的門檻和要求，其實在我們看不見的作品之外。這就是為什么非虛構寫作讀起來沒什么障礙，因為這些作品主要聚焦一些平凡到極易忽略的事情，但一旦被寫出，卻往往引起巨大反響的原因。“人人眼中所有，個個筆下全無”，道出了非虛構寫作的基本狀況。從情感表達的角度而言，《我的二本學生》融入了黃燈對學生的一片赤誠。黃燈自述，在與自己的學生長期交往和深入了解后，伴隨對現實的體察，她產生了這樣的困惑：“短短二十多年，那些起點像我一樣的二本學生，到底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又承擔了多少不為人知的壓力？……在就業、深造、定居等具體的人生節點，是否如我一樣，總能依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過一個個在今天看來無法逾越的暗礁？”可以說，黃燈帶著對學生成長、安身立命的擔憂進入本書的寫作。她深深意識到，當下的二本學生，已經“卸載掉計劃經濟時代大學生身份的各種兜底后，他們的人生開始于市場直接搏擊”。她通過長期的走訪和頻繁的交流，看清了學生的生活細節，看清了學生的生活狀態，她毫不掩飾，“目睹他們日漸逼仄的上升空間，以及種種難以突圍的生存場景后，我內心確實有著難以排解的壓抑和沉郁”。她甚至在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的艱難爬升中看到了自己，“學生的命運，農村孩子的命運，其實也是我的命運”。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讓我們感受到黃燈與學生建立起了一種強烈、直接的同理心，感受到她身上那種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帶著這樣的同情，黃燈在書中為那個寫下《風》的課堂作文、為貸款而煩心的貧困女生而哀鳴，為懂事卻因病早逝的朱潔韻而心酸；她既為自己的學生大多“安于普通命運，也接納普通的工作”而有些遺憾，但似乎又不希望自己的學生，為追求心中的理想過上漂泊無依、難以安定的生活。這種糾結，一方面導致黃燈在書中為那些進入體制獲得安穩的學生而慶幸，但更多是為那些難以在社會上立足的學生擔憂。這本書盡管因為建立在對從教經驗的審視上，略顯零碎，因為只是粗線條地勾勒了部分二本學生的人生軌跡和生活故事，被一些讀者批評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因為黃燈傾注了對學生細致的觀察和關懷，傾注了把自己和學生的人生擰在一起所致的理解和憐惜，讓一些無人關注的成長、充滿辛酸的青春、無聲中的希冀和奔突得以被看見，這個文本因為情感的進入，被真正照亮。在這個冷漠和不安彌漫的世界，能看見這個龐大而被忽略的群體，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愿意去關心這個群體，花心思去了解他們，記錄他們，更只能是“另類老師”才會去做的事情。盡管作為一名作者，黃燈更多停留在記述，但這種樸實而真誠的記述，因為情感的浸透，變得更有力量，處處閃動著溫潤的光澤。正因為情感所牽，黃燈的非虛構寫作都有明確的立場；也因為來自底層，黃燈在寫作時，總是毫不猶豫地站在沉默的大多數那邊，她的寫作在價值判斷上從來都不含糊，不顧忌因此可能遭致的激烈乃至片面的批判。黃燈的非虛構作品，大多講述工人、農民、學生的生存狀態和生命去向，她通過敘述抵達她熟悉的這些人群在熱鬧時代極易被忽視的故事，并用鮮活的生活圖景，牽出具體的社會變革、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她沒有迷失在龐雜的事實中失去宏觀的判斷，而總是以訓練有素的理性，經過自我近乎焦灼的思考，穿越認知的困難，形成明確的結論。在《今夜我回到工廠》《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中，她立足目睹的工人利益受損的事實，直指世紀之交國企改制中的疏漏；在《知識界的底線何在》中，她對知識階層空疏的學術之風、放棄學術尊嚴的自利進行了峻急的批評；在《大地上的親人》中，她為時代洪流里辛苦輾轉的農民親人呼告，反思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簡單粗暴；在《我的二本學生》中，她則為這個時代最為廣大的普通年輕人日漸逼仄和幽暗的生存及精神空間擔憂。黃燈清晰的判斷，明確的立場，從個人觀察和經驗中真實地生長出來，表達得誠懇而坦然。項飆說：“我是一個活人，我對這個活的世界要發出自己的想法。”黃燈的非虛構寫作，是對這句常識性話語的很好詮釋，在這個碎片化、散沙化、喧囂化的時代，我們需要這樣質樸、真誠、表達明確的善和正義的作品。在此不妨將黃燈和袁凌做一個簡單對比。袁凌曾說，在寫作的時候，更傾向于把自己作為一個采蜜的人，“作為一個去傳達別人生活的人，我是一點都不重要的。我的悲傷不重要，我的憤怒也不重要。你就是盡量把自己的情感放下，然后接納別人，把他傳達出來。你不要在里面去說自己心酸。所以我不喜歡那種主觀的寫法，我不喜歡在里面表達我被感動了。我被感動沒有意義，我只需要讓讀者看到這樣的人、這樣的生活。如果你自己的主觀性強了，可能你采的那個人，你見的那個人，你想寫的那個人，他的靈魂、他的人性、他的心靈感受出不來了，被你代替了。”為了完全接納受訪者的心靈、人性，高保真地再現對象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他注重在作品里讓事物自然敞開，去捕捉一種文學性，而不是去自我抒情、發議論，他的作品彌漫著濃郁的“小說味”“文學味”。與袁凌不同，黃燈的非虛構寫作在文學性上沒有多少企圖，在個人的生命細節、人性、心靈的描述上也沒怎么著力，她敘述個人故事的同時，意在抵達個體身處群體的整體命運，在將群體定位到他們所處的時代中，考察人生、歷史在具體的社會結構中的相互關聯，以更大的歷史景觀，在私人困擾的背后揭示其隱含的公共議題。黃燈的抒情和議論，主要為了凝聚所敘述的事實，讓零散的事實獲得一個相對明晰的方向，她的非虛構寫作，超出了具體的個人處境和具體性格，指向“大問題意識”，慣于在一種非個人性、結構性的變遷中獲得解釋。但他們兩人也有著明顯的共性，強烈的道義心是他們的文字與當下泥沙俱下的寫作區別開來的鮮明標志。袁凌專注于敞亮弱者、基層、邊緣人，那些不被注意到的卑微者的人生，以這種選擇本身就可以看到，袁凌把表達時代的弱者、底層人與病患者當作了自己的責任，為了他們，袁凌自覺背負上道義負重前行。黃燈同樣有為大時代的弱勢群體呼告的急切。他們通過各自的作品，釋放出強烈而寬闊的同情心和感受力，這是他們的創作為什么能夠獲得廣泛共鳴和關注的重要原因。2021年3月31日，在第六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的年度作品頒獎禮上，黃燈坦言“對我而言，需要警惕的是，除了表達和看見，更需要的行動，我就是一個老師，我希望永遠和我的學生一起去分擔共同的困境”。黃燈在不同場合也特別強調做事的重要，一直認為行為層面的做事比語言層面的寫作更有價值。在本文接近尾聲之際，想聯系黃燈的社會實踐，對此觀念做一些辨析。從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黃燈持久而深入的自我反思，目的并不僅局限自身，她更關心的是世界，她自我反思的線索始終圍繞著知識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會、如何把自己的寫作與更廣大的群體建立聯系來展開。然而，如何更深入、更完全地了解那和她有著深刻情感聯系的群體，又從哪里開始了解世界，同時也了解自己呢？黃燈為了達成自己的寫作和精神目標，將付諸行動和實踐，看成個體的重要生存方式。也正是通過離開書桌、邁出學院，融入更多的社會實踐，她才客觀上為非虛構寫作，做好了精神上的準備。2000年4月，韓少功重回知青地汨羅，而汨羅是黃燈的出生地，韓少功的居處和她的故鄉只相隔幾公里，對黃燈而言，韓少功的重返，意味著她在知識和現實的觀照中，獲得了一個絕佳的觀察入口，韓少功作為一名知識者落地鄉村的舉動，幫助她確立了精神方向，同時也錨定了內心的某種確定性。身體力行、知行合一，這種古老的知識者傳統，因為韓少功的到來，讓黃燈看到了現實中存在的可能。在她精神成長的過程中，韓少功對她的滋養不容忽視。落實到書寫上，重新審視個體經驗，審視個人在時代轉型中的遭遇，成為黃燈精神重建的開始。自此以后，社會實踐成為她主要的工作內容和生存方式，而這也為她后來的非虛構寫作確立了觀察入口和田野基礎。具體而言，她的社會實踐有兩條線索，其一是鄉建志愿活動，其二是在日常工作中實踐性教學的嘗試。2016年3月25日，黃燈在“十月青年論壇”第四期的發言中，第一次對外提到她的實地調查計劃：“在對以往創作的翻檢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關注和書寫鄉村由來已久。我還記得2006年博士畢業沒多久，我企圖做一次實地調查，將自己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命運記載下來，工作進行了三分之一，因為結婚生子，就此擱淺。”與此相關的是，正是在2006年，黃燈因為《天涯》雜志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和鄉建骨干邱建生認識以后，自此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鄉建志愿活動。在隨后的幾年中，她跟隨團隊去過海南儋州，福建培田，陜西洛南、旬陽，重慶北碚，湖南長樂、湘潭，云南騰沖等地多個基層村落，其實感受到中國基層鄉村的真實狀貌。2017年4月15日，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在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的一個棚子里正式成立，黃燈被推舉為小組組長，韓少功被聘為顧問。為了給基層寫作者、高校教師、政府提供交流平臺，融合各方力量推動鄉村文化建設，同年8月17-19日，小組與湖南汨羅市委合作，在韓少功定居鄉間的八景村，召開了“發現故鄉與鄉土書寫”工作坊，并于8月19日正式成立了“愛故鄉·鄉土書寫實踐小組”。這次嘗試讓黃燈意識到行動的作用，意識到民間和基層的力量，意識到各方融合的可能，在黃志友看來，“鄉土書寫工作坊，是與湖南汨羅市委聯合舉辦的，開啟了愛故鄉的官民互動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后，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在地化實踐蓬勃推進，湖南、陜西、山西、甘肅、山東等地紛紛建立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小組，以服務基層寫作者，尤其以陜西洛南的態勢最為典型，黃燈則通過講座、講課的形式，盡可能參與給基層寫作者服務的志愿活動。2019年春節期間，為了更好推動基層寫作，小組積極組織了“故鄉紀事·愛故鄉非虛構寫作”比賽，調動基層民眾觀察身邊的村莊，書寫眼中的真實。比賽獲得了293位基層寫作者的支持，其中不乏陳年喜、劉楠、小海這樣成熟的寫作者，但更多的是在校大學生、農民工兄弟和走向職場的打工人。也正是持續地參與鄉建活動，黃燈客觀上調整了日常教學工作的視角。她將自己的學生置于中國青年群體的維度審視，將他們的成長視為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將和他們在課堂和學校的有限陪伴，視為自己應該珍惜的寶貴資源，在她眼中，世界上沒有抽象的教育，而只有一個個等待成長的血肉青年。她舍不得刪掉學生給他的短信，保留學生給她的信件，甚至期末考試的試卷，有讓她動心的文字，都會耐心地復印保留。除了按照課程要求完成教學工作，課堂的拓展成為她教學的重要特點。從2010年開始，為了滿足一部分熱愛文學、有著強烈求知欲孩子的心愿，她聯合教研室部分老師。借鑒別的高校的經驗，悄然推行導師制，也正是這種精準的施肥，讓她得以有更多的機會和學生深入交流。公共課、班主任、導師制構成了她博士畢業后，在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最為常見的日常，但也正是這種最為常見和普通的日常，讓她直接感知到了中國二本院校的肌理，讓她看見了中國最為普通而多數的一個群體，《我的二本學生》由此誕生。毫無疑問，鄉建和教學實踐，構成了黃燈社會實踐不可分割的兩個層面。不能否認，鄉建實踐事實上也成為她教學的重要資源，一方面，依賴愛故鄉文學與文化專業小組的發起團隊和小組成員，黃燈整合全國師資，開設了相關聯合課程，并在各高校中形成了一種呼應。諸如，她在廣東金融學院首次開設聯合課程“鄉村文化研究”，并帶領學生團隊從事“鄉村兒童與電子產品關系研究”；張慧瑜在北京大學開設“非虛構寫作”課程，發起“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活動，同樣著眼鼓勵學生走向社會，關注他者生存；潘家恩在重慶大學開設的“鄉村與現代”課程，也意在引導學生置于城市和鄉村的視角，去思考現代性的結果和全球化的走向。以上種種立足于課程改革的課堂實踐，看似只和教學有關，卻更為開闊地打開了黃燈的視野，在課堂的延伸中，隨著她在鄉建志愿活動中對鄉村了解的深入，也讓她意外地獲得了另一個走進學生群體的方式，多年來，她利用寒暑假，在家訪的同時，帶領不少學生深入出生的村莊，去觀察和回溯童年的成長地，去傾聽父輩的心聲，在落地的實踐中，彌合年輕人成長中懸置的精神狀貌，以獲得更為堅實地進入社會的力量。而她的這種實踐路徑，顯然和當下大多數學院派學者有著明顯的不同，而這所有的一切，構成了她非虛構寫作的基座和底色，并形成了她到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兩個議題：對鄉村的關注和對中國教育及年輕人命運的思考。這樣，近幾年她在新媒體領域的所謂“爆款”《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和《我的二本學生》，撥開喧囂的迷霧，回到生命的歷程，不過是黃燈最為普通的日常實踐的產物。黃燈多次說起，自己不認同選題這個說法，對有人將她的“二本學生”認定為一個極好的“IP”感到啞然失笑。確實，無論是對鄉村、農民群體、打工親人的關注，還是對教育、二本學生和學生家長的關注，這些都是與她生活息息相關、在精神上與她血肉相連的人，都是她生命和生存的一部分。她的非虛構寫作，和策劃無關，也和選題無關，不過長期的“日常既田野”日復一日、瑣屑浩繁的積累的自然結果，不過是一個帶著問題思考、觀察、浸入生活，帶著熱情介入社會不愿做一個局外人，并對行動力有著堅定信念學者的清晰自我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