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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的《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春之卷，刊有《我的祝賀》，署名錢谷融，不見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的四卷本《錢谷融文集》，當屬于集外文，先照錄如下：

《上海魯迅研究》即將改版，我在此敬致祝賀之意。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光輝的一生，又是實實在在的、十分平易近人的一生。他的作品既有高超的思想、遠大的情懷；又腳踏實地，與人民呼吸相通、痛癢相關。他所說的幾乎都是人民想說而又說不出的掏心露肺之言，因此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讀起來都十分親切，而且讀了以后，心頭都會涌現出許許多多的話很想一吐為快。可是過去，這些話都只讓幾個代言人去說，代言人說得再好，也不能說盡我們每一個人想說的話。何況他們的話還往往大同小異，陳陳相因，使一個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魯迅，不免變得有些神圣不可侵犯了。雖然威嚴嚇人，可也遠離了人民，遠離了真正的魯迅。這既是人民的不幸，也是魯迅的不幸。

我希望改版以后的《上海魯迅研究》，能吸引更多的人來更用心地研讀魯迅的作品，更深入地向魯迅學習，把魯迅精神更加發揚光大，進而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更加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文章不長，卻是錢谷融的“掏心露肺之言”，呈現了他對魯迅傾吐不盡的深情。在他看來，真正的魯迅是“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魯迅研究不能陳陳相因，我們要用心研讀魯迅的作品，把魯迅精神發揚光大。

《上海魯迅研究》，原名《紀念與研究》，1988年9月改為現名。改版是指由不定期改為季刊，“每季出版一輯，分春、夏、秋、冬四卷”。《我的祝賀》，與《編者的話》《王元化先生訪談記》和陳漱渝的《欣慰的期待——寄語〈上海魯迅研究〉》、孫郁的《一個祝愿》，一起組成“改版寄語”專欄。本期的《編后》中還提到：“在本次改版之際，《上海魯迅研究》新聘了在滬的魯迅研究前輩賈植芳、徐中玉、錢谷融和楊可揚先生為本刊的顧問。”

《魯迅全集》是錢谷融最喜愛的書之一種。2017年參加中央電視臺“朗讀者”節目時，他朗誦的是魯迅《生命的路》片段。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訪談時，他說：“我總覺得現代文學成就不高，也就是魯迅、曹禺、老舍等少數幾個作家還夠分量。”錢谷融的曹禺研究，已為學界熟知。《〈雷雨〉人物談》，是錢谷融曹禺研究的辛苦結晶，它在曹禺研究史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很少人關注到錢谷融在魯迅研究方面的創獲。

錢谷融雖然并未專門研究魯迅，也不像研究曹禺那樣執著，但也寫了數篇論文。他最早的一篇關于魯迅的論文是《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寫于1961年3月，6月改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的李宗英、張夢陽編的《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下）收錄了這篇文章，注明“原載《上海文學》一九六一年，第九期”。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2月再版了李宗英、張夢陽編的《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注明“原載《上海文學》1961年，第9期”。筆者查閱1961年9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學》1961年9月號，有“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專輯，但并未見錢谷融的這篇論文。經查閱，《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最初刊于《安徽勞動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又刊于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的《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號。在文后，他特別注明：“本文原是作為教課用的講稿寫出的，所以用的是在講堂上對自己學生說話的口氣。這次匆匆整理，在語調上未作修改。作為文章發表，語氣措詞，就頗嫌不遜，尚希讀者諒察。”結合具體文本，就魯迅雜文敘述與理論的形象，嚴謹而又活潑生動的邏輯結構，簡練雋永的、充滿機智與幽默感的語言，獨特的、巧妙的諷刺和夸張的手法，錢谷融作了細致梳理，正如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馮光廉、劉增人、譚桂林主編的《多維視野中的魯迅》所言，這篇論文“對魯迅雜文的文體淵源、文體特色以及文體價值等，都做了非比尋常的細密透徹的論述，可以視為這一時期魯迅雜文研究趨向深入的一篇代表作”。

錢谷融對魯迅的小說非常推崇，他認為“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者，開山祖”，“必須通過深入的藝術分析，才能充分領會魯迅作品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和高度的詩意的美”，“魯迅的作品沒有契訶夫多，但質量決不低于契訶夫，從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來說，甚至有超過契訶夫的地方”，“魯迅的小說有很濃郁的詩意，如《故鄉》《孔乙己》《在酒樓上》《傷逝》等等，讀過以后，心情總是很難平靜，社會的黑暗、腐敗，人們生活的艱難和心靈的苦痛，深深地激動著你，要引起你對人生、對真理的深沉的思索，要促使你對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去進行堅持不懈的探求”。并且錢谷融還對《祝福》《風波》《傷逝》《秋夜》進行了“深入的藝術分析”，寫出了《論〈祝福〉的思想鋒芒——祥林嫂究竟是怎么死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重讀魯迅小說〈風波〉》《談〈傷逝〉》《觀察與沉思的結合 外界與內心的交融——魯迅〈秋夜〉講析》等論文，精彩地呈現了魯迅作品的魅力。那么，錢谷融是什么時候開始讀魯迅的小說的呢？ 筆者注意到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重讀魯迅小說〈風波〉》中提到，“我初次接觸這篇作品，是在讀初中的時候”。

《紀念魯迅話研究》寫于1981年5月22日，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的《魯迅研究》第5期。毛澤東說魯迅：“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錢谷融在文章中對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做了辯證地分析：“這三‘家’在他身上也不是各自獨立而是融為一體的。總起來說，整個地來看時，魯迅畢竟主要是個文學家。他的作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身份是統一于他的文學家的身份，而且是通過他的文學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他是以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廣闊的社會內容和深刻的思想見解而顯示其思想家的風貌的；是以他的作品和所從事的文學活動來參與現實的革命斗爭，并成為人所共欽的革命家的。我們一方面固然不應該忽略文學家魯迅神圣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特異風貌和卓越品格，另一方面也不應該使思想家的魯迅和革命家的魯迅脫離了文學家的魯迅，并凌駕于文學家的魯迅之上而存在。”

錢谷融絕不盲從已有的魯迅研究成果，他呼吁魯迅研究者“努力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從頭認認真真地閱讀鉆研魯迅的著作”，因為“不是實事求是的、以意為之的做法，決不是對魯迅真正的尊重，它非但無助于提高人們對偉大的魯迅的認識，反而只有使真正的魯迅在人們心目中變得模糊起來，并且同人們在感情上變得疏遠起來”。張定璜在《魯迅先生》中提到，“魯迅先生的醫學究竟學到了怎樣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于手術富于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錢谷融對此持不同意見，他說“他（指張定璜——筆者注）就強調魯迅的冷靜。魯迅當然有他冷靜的一面，但你說他就只有冷靜，這即使是單從他的表現手法上來講，也是皮相之論。其實魯迅是最熱情不過的。他的冷是冷峻，是熱之至。正因為他熱到了極點，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人們所看到的就只是從他那里外射出來的白色的光芒，而看不見在他內心熾燃著的紅色的火焰了。他無論是寫祥林嫂，寫閏土，還是寫魏連殳，寫涓生、子君、甚至是寫那個既可憐又可笑的阿Q，內心都無一不是充滿著強烈出悲憤和準忍的痛苦的，哪里是什么一味的冷靜呢？”

“在現代文學的研究中，魯迅也是我喜愛和研究的對象”，錢谷融不但自己研究魯迅，而且他還指導學生研究魯迅。“在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中，魯迅研究向來是一個難度很大的課題。這一方面是由于前人積累甚多，超越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象本身的博大精深，無形中給研究者造成了客觀上的重大困難。特別是對年青學人而言，要想全面、深入且準確地把握魯迅的作品、生活、思想和精神諸方面，并作出自己的獨到判斷，尤非易事。因此，雖然人們都很關注魯迅研究的進展，但真正實質性的學術突破和提高卻也很難。”錢谷融很清楚要想在魯迅研究上取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并不容易，但他依然希望他的學生能夠對魯迅研究有所推進，并支持他的學生從事魯迅研究。錢谷融指導的學生，碩博論文不少是關于魯迅的，比如殷國明的碩士論文《論魯迅小說的藝術創新》、吳俊的博士論文《一個“抉心自食”的人——魯迅個性心理研究》、徐麟的博士論文《絕望的抗戰——〈吶喊〉、〈彷徨〉時期魯迅思想簡論》、鄭家建的博士論文《被照亮的世界：論〈故事新編〉》、范家進的博士論文《懺悔貴族的鄉村遙望：魯迅鄉土小說研究》、蘇桂寧的博士論文《魯迅創作心態研究》、金明姬的博士論文《孤獨者的世界：魯迅的小說和他的精神世界》、韓星嬰的博士論文《人文河流中想到的自由文人：中日文化與魯迅周作人的自由人文精神》。他還與他的學生許子東合寫了《論〈祝福〉的思想鋒芒——祥林嫂究竟是怎么死的？》。錢谷融的弟子王曉明、吳俊、徐麟、鄭家建，后來在魯迅研究上都卓有建樹，當然是他們各自努力的結果，不過導師錢谷融的指導之功也不能完全抹殺。

魯迅誕辰八十周年時，錢谷融寫了第一篇研究魯迅的論文《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當我們回顧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時，對錢谷融的魯迅研究略作梳理，當不無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