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歌與我們很多人有著難以割舍的聯系。生活是現實的，充滿了柴米油鹽，而詩歌是我們得以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來的重要媒介。正所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這種情志合一、動于心而形于言的文化形態，是人類能夠超越自己，使自己不至于沉淪在日常世俗中的證明。

新冠疫情的出現對既有的生活產生了嚴重沖擊。這既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在人的精神世界內。人們不能再以過往已經習慣的方式來生活。與此相應，人們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許多問題、體驗許多問題——關于生死、關于價值、關于人的存在形態與方式等等。曾有過一種非常理想的預設，就是認為新冠疫情將會像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的許多疫情一樣，經過一輪的防治就會消失。但事實是，沒有。病毒不斷的變異打破了我們的預期，正以不可預設的方式存在。未來如何，已成為考驗我們良知與理性的重大課題。在這樣的態勢下，“后疫情時代”這個概念就需要限定其具體的含義。所謂“后——”，應該是指某種現象結束之后的狀態，但也可能是指某種現象發生之后的狀態。如果疫情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在2020年的前半年就結束，那么就開啟了疫情結束之后的“后疫情”時代。但是，目前我們還難以預料疫情到底什么時候徹底結束，或者它將演變成什么樣的形態。這樣的話，“后疫情時代”就應該是疫情發生之后的歷史。這既包括疫情仍然存在的時期，也應該包括疫情被徹底控制或消滅之后的時期。不論如何，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疫情暴發了，就目前而言，仍然存在著，對我們形成了更嚴峻的考驗。

新冠疫情出現后，世界各地采取了自己能夠采取的措施來應對。中國經過多個月的努力，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們逐步恢復了既有的生活秩序。由于各國的防治措施不同，成效也大相徑庭。由此，人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全球化的顯性顯現。在“疫情時代”，詩歌呈現出時代先鋒的敏銳性。最迅速、敏捷地對人類抗擊疫情的努力進行描寫的就是詩歌。大致來說，詩歌聚焦這一現實，更多地表現了人類精神世界與情感世界中的高貴品格。人類正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品格，才能不斷地克服困難，戰勝艱難險阻，走向未來。

不過，這一時期的詩歌面對的仍然是一種“偶然性”。也就是說，從人們當時的認知來看，認為疫情的出現是偶然的，不是常態的。但現在，疫情的變異表現出十分復雜的狀態，其存在形態有可能向常態化演變。當然，也有人給出了比較樂觀的預測，認為疫情將在近期結束。但實際上無論如何，疫情本身就是對人類生活的嚴峻考驗。對詩歌而言，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在“后疫情時代”，詩歌創作存在極大的空間與可能性。當把疫情作為一種“偶然性”現象來對待時，人們可能更注重即時的精神世界。但在“后疫情時代”，疫情可能成為一種“常態性”存在時，人們亦需調整思考問題的思路以及表現層面，從疫情的發展態勢與未來趨勢切入。這個切入點可能是抒情性的，也可能是敘事性的，但更可能是“論理性”的。

抒情詩與敘事詩是詩歌的兩種基本形態，但在詩歌領域仍然存在其它的形態，如用詩的形式來表達對“理”的思考與論述。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詩稱之為“論理詩”。也許這樣的詩作沒有我們通常所見之抒情詩、敘事詩常見，但仍然是詩歌領域中十分重要的類型。很多論史、論詩的詩歌就是代表。如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就是典型的例子。不過，這種“論”仍然是針對具體人事的。事實上還有許多具有哲學意味的“論理詩”。如屈原之《天問》，就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之問、探究之問。它不僅是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一時期人類對自身存在意義，以及人與自然宇宙關系的思考。因而亦可以說，這樣的詩是哲學，是價值與意義之學。在與疫情相關的詩歌創作中，已經有大量的抒情性與敘事性作品，但具有哲學意味的“論理性”作品還不多。我們似乎也可以用詩歌來思考、追問與疫情相關的諸多命題。

在劉慈欣的小說《朝聞道》中，設計了一個被稱為“宇宙排險者”的形象。當小說中的人們運用發達的科技制造了被稱為“愛因斯坦赤道”的環地球通道后，人類實現了科技的進步。但這個“愛因斯坦赤道”是一臺人類制造的超級“粒子加速器”。借助這一最先進的科技成果，人類將建造宇宙的“大一統模型”。不過，就宇宙而言，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宇宙的真空衰變，從而使宇宙毀滅。這當然是宇宙世界不容許的。于是，宇宙排險者出現了。他輕而易舉地把人類最先進的科技成果——“愛因斯坦赤道”變成了一條綠色的草帶。在小說中，宇宙排險者采用了最具詩意的方式排除了宇宙毀滅的隱患。在現實中，人類的行為是不是毫無疑問地對宇宙自然形成了致命的傷害？嚴重的大氣污染、水土的污染、資源的無度消耗等等，使地球難以支撐人類的貪欲，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危機——主要是來自大自然的，比如海嘯、地震、干旱、洪澇等等。人們習慣地認為這只是一種自然現象，并不認為這是大自然對人類的警告。那么，新冠病毒的出現與活動變異的形態，是不是一種對人類的警告？在這種警告下，我們呼喚現實的“宇宙排險者”出現，使人類能夠自覺、自省、自律，及時地糾正自己的行為方式、價值追求，從而達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協調共生。

這種思考為詩歌的創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亦可能使詩歌的思想深度得到強化。它將使詩歌從表象的生活中進入存在的本質層面，從而具備了哲學的意義，直抵人與自然之根本。它將讓詩歌擁有了哲學的力量，又使哲學擁有了詩歌的翅膀，在時光的大地中行走，在歷史的天空中翱翔。當然，哲學性不能完全取代詩歌的靈動性，二者應該是融為一體、合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