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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朗州即今日湖南洞庭湖之西的常德市，如今已然是一個現代化的都會。大道縱橫，車水馬龍，白天市聲囂囂，夜晚華燈灼灼。沅水傍城而過，憑堤而建的是長達3000米的中國常德詩墻，鐫刻古今詩人包括港臺與海外華人詩人的上選之作于青崗石上，臨水而歌，宛如陣容超豪華的合唱團。領唱的當然是文章為百代之祖的屈原了，時至中唐，劉禹錫也以他的《秋詞》加盟，讓五湖四海、絡繹不絕的游人觀賞江城勝景時，也傾聽他清剛豪放的千古歌聲。

在中唐的著名詩人中，元稹是鮮卑人的后裔，白居易是龜茲人的后代，劉禹錫則是匈奴人的遠支。祖籍河南洛陽的劉禹錫（772-842），出身于詩禮簪纓之族，家學淵源、名師指點加之刻苦自勵，他成長為一位胸懷鴻鵠之志的青年才俊。貞元九年（793），21歲的他通過禮部考試進士及第，接著通過“博學鴻詞科”這一皇帝親自制舉的特別考試，隨后于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也就是通過了吏部舉行的選拔考試，較杜牧兩登科第后自詡的“兩枝仙桂一時芳”還多出一枝。“安史之亂”后的中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朝政腐敗，民生凋敝，唐帝國如日中天已成往事，現實狀況是弊病叢生、江河日下。永貞元年（805）唐順宗李誦即位，銳意革新，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成了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共同拉開了“永貞革新”生機勃勃的序幕。然而，這場政治革新不及半年便黯然收場，并非中途夭折而幾乎開始就是結束，原因是革新的對立面守舊派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拼死反對。順宗先則因病內禪，隨后突然崩逝，暗箱操作上臺的憲宗李純登上權力頂峰剛過三日，對革新派的反撲打擊就如雷電驟至：王叔文貶為渝州（今重慶市）司戶，翌年賜死；其他被宋代王安石譽為“皆天下之奇才”的八位骨干分子無一幸免，均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剛過而立之年的劉禹錫，官階由獨當經濟財政重任的正四品上的朝廷大員，直線降黜為從六品下無職無權且“非正式干部編制”實為管制人員的“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如揚波擊浪的征帆突然被風暴掀翻，如振翅長飛的鷹隼突然被暗箭射落，于是，朗州的山山水水，就有幸陪伴了不幸的詩人整整10年艱難歲月。

苦難對于有志之士是磨刀石，也是試金石。劉禹錫存詩約800首，多諷興之作，與柳宗元并稱“劉柳”，與白居易并稱“劉白”。朗州十年，劉禹錫創作了200多首詩詞和30余篇文賦，不僅占全部作品的1/4強，而且其中有不少佳篇勝構，匯為他創作的第一個高潮。不同凡俗、秀出群倫的《秋詞二首》，就是這一高潮中的巨浪。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其二：山明水凈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

在第一首詩中，“自古”與“我言”對舉成文，相激相蕩，是中國古典詩論所謂的“矛盾逆折”，西方現代文論與詩論稱之為“矛盾法”“抵觸法”或“反證法”。悲秋，不分族別也不分國界，是人普遍所共有的人性人情。19世紀法國象征派詩人馬拉美的散文《秋》，將孤獨寂寞的悲秋之情寫得哀婉之至；美國現代著名詩人弗羅斯特在《我的客人，十一月》中，也說秋天是“秋雨綿綿的晦日”；在我國，秋天，特別是深秋的蕭條肅殺，從生理與心理上總是引起多愁善感文人的愁苦之情，而文人往往命運多舛，于是“悲秋”便成了古代詩文的一個母題，也成了中國文人詩歌一個源遠流長的意象傳統。早在屈原的《九章》中，凜冽的秋風至少就有三處起于紙上：“欸秋冬之緒風”“悲秋風之動容兮”“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因為宋玉《九辯》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之句，歷來宋玉就被認為是中國詩文的“悲秋之祖”，這實在是后人上錯了香火，本應供奉在老師靈前的牌位，卻錯給了學生。直至劉禹錫之前，文人們的詠秋之作無非天下一統、輿論一律地悲秋，“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潘岳《秋興賦》）“秋風起兮寒雁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蕭繹《秋風搖落賦》）“蒼茫望落景，羈旅對窮秋。”（庾信《秋日詩》）“水流寒以歸海，云橫秋而蔽天。”（李白《悲清秋賦》）“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杜甫《秋興》）即使如大詩人李白與杜甫都未能免俗。總得有人出來抬抬杠、唱唱反調吧？盡管眾士諾諾，終于有一士諤諤，“我言秋日勝春朝”，這位唱反調的持不同詩見者，就是被白居易贊譽為“詩豪”的劉禹錫。

劉禹錫有足夠的資格與充分的理由悲秋。他從風云際會的政治舞臺的中心長安，淪落到朗州這一僻遠荒涼的下州小郡（當時只轄武陵、龍陽兩縣，僅有9360戶，人口不足4.5萬），而且是一貶長達10年，其間結婚不久的妻子薛氏因病早逝，嬰兒嗷嗷待哺，他不僅內心郁悶痛苦，而且因不服水土而多疾相侵，纏綿病榻。然而，他卻始終也沒有承認那些何患無辭的強加之罪，始終沒有寫什么“檢討書”“認罪書”，而是堅持人格的獨立與尊嚴，并且以《秋詞二首》一以歌秋日晴空，一以頌秋日山野，張揚自己的生命價值與人格力量。第一首前二句議論，所論精警，后二句寫景，以景結情。第二首以大小結合的手法，進一步表現秋日何以勝于春朝：空間由天上而地下，焦點由白鶴而紅葉，色彩明亮熱烈，境界開闊深邃。原來秋日勝于春朝之處，既在于秋日之高遠，也在于秋日之澄清。詩人就是如此另類地表現了他樂觀頑強的生命品格、豁達豪放的內在襟懷，也顯示了他倔強的永不向惡勢力屈服的錚錚風骨與人格力量。和他以后的如《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以及《再游玄都觀》等許多作品一樣，《秋詞二首》既是詩人的自白自勵，也是對迫害者的示傲示威。

老詩人丁芒從南京來游巴陵，正逢秋日，他想起劉禹錫的《秋詞二首》，即興作七律《洞庭詩會即將舉行，王巧書擔心陰雨掃興，作詩解之》：“輕風細雨也多情，莫道秋光只許晴。云夢氣增千丈霧，洞庭波覆一天星。樓臺潑墨凝神重，山葉渲紅耀眼明。況是詩情如縱馬，怎因纖芥廢長吟！”前波與后浪，都是壯采豪情。不僅是中國之最也是世界之最的“常德詩墻”，其上就鐫刻有劉禹錫的《秋詞二首》，我曾作散文《秋之頌》以記，收在我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彩筆昔曾干氣象——絕句之旅》一書中。長堤誰與上？長記秋晴望。當我每次捧讀《秋詞二首》之時，尤其是實地在常德詩墻前、沅水大堤上，吟誦這一詩章，劉禹錫詩中的那一只白鶴啊，仍然高翔在千年后的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