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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爾納的身份困惑提醒我們宏觀非洲歷史背后還有很多曾被歷史放逐的人生，他所處那個時代已經是非此即彼的身份選擇——非洲人或阿拉伯人。?但他選擇了第三條路，桑給巴爾。古爾納文學背后的桑給巴爾歷史，多多少少可以視作非洲乃至世界上諸多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一種縮影。在殖民時期西方影響與教化之下，英國所謂“尊重當地傳統”的管理模式，是將西方的種族范式引入非洲，成為引發桑給巴爾種族暴力，導致古爾納等人身份隨歷史消散的最終原因。以非洲的范式理解非洲，是對于文化的尊重，更是對于歷史的尊重。

碧藍的印度洋上曾經有座極具歷史影響力的小島，它曾是印度洋貿易的中間站，是鄭和下西洋的所經之處，是阿曼帝國的首都，是斯瓦希里文化的匯集地，是冷戰最嚴峻時期幾近成為的“東非古巴”，同樣也是《文明》玩家心目中永恒最愛的商業城邦。桑給巴爾——這一地理名詞隨著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再次回到大眾的視野當中。

我們雖然稱古爾納為坦桑尼亞作家，但古爾納的成長環境是在桑給巴爾，生活的環境在英國。他所創作的并非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非洲本土文化形象，反倒是一種于異鄉時對于非洲身份的思考。古爾納筆下所投射的歷史，并非是非洲本土的歷史，而是對非洲歷史在困惑中產生出自己的理解。即使在坦桑尼亞文學界，也有部分人認為古爾納是桑給巴爾裔而非坦桑尼亞作家。雖然古爾納1967年才離開桑給巴爾，當時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已經宣布聯合成為坦桑尼亞。那么為什么仍然會有坦桑尼亞作者認為古爾納只是桑給巴爾裔作家呢？這是因為坦桑尼亞雖然在1964年名義上已成為一個國家，但直到1972年桑給巴爾總統卡魯姆遇刺之前，桑給巴爾與坦桑尼亞大陸之間并無多少聯系。桑給巴爾依然保持較為獨立的行政管理。卡魯姆有句名言，“聯合是一件外衣，天氣冷的時候我就穿上；否則我就脫下它”。這句話真實的表現了當時聯合后坦桑尼亞的內部關系。所以，理解古爾納文學背后的歷史問題，仍然需要對桑給巴爾的歷史進行考察。這其中，最重要是理解桑給巴爾獨立史和1964年1月12日的桑給巴爾革命。

桑給巴爾革命爆發時間非常短暫，起義軍僅僅一個上午就占領了桑給巴爾的行政中心——石頭城。這是東非歷史上第一場暴力推翻政府的政治行動。在桑給巴爾革命之后，由非洲-設拉子黨（Afro-Shirazi Party）和烏瑪黨（Umma）聯合組建的桑給巴爾革命政府，開始朝著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進行改革。1964年1月到4月間，桑給巴爾革命政府宣稱的革命，是社會主義對抗反動派的一次社會革命。然而，隨著具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烏瑪黨領袖巴布（Abdullah M. Babu）在同年4月坦桑聯合成立坦桑尼亞之后被驅逐出桑給巴爾，桑給巴爾革命政府的意識形態就發生了變化。他們此刻將被革命推翻的桑給巴爾聯合政府表述為“阿拉伯人竊取國家獨立果實”的外來政權，革命則代表了非洲人將桑給巴爾從殖民主義和外國壓迫中解放出來。時至今日，這種歷史建構模式下的桑給巴爾被描述成為處于英國和阿拉伯雙重殖民之下，阿拉伯人形成了最上層階級，而非洲人則位于最底層階級。革命所代表著反抗殖民主義，最終在知識界反復循環的話語下，演化成為一場非洲民族主義主導下民族解放運動。然而，在這一模式中，桑給巴爾第三種身份已無任何立足之地——這就是桑給巴爾曾經占據多數的設拉子人（Shirazi）。

誰屬于桑給巴爾設拉子人？

在桑給巴爾的歷史中，生活在那里的人一直存在民族間通婚，表現上具有混血特性，在斯瓦希里文化下作用的民族，被統稱作桑給巴爾的“設拉子人”。換言之，他們就是在桑給巴爾生活的本土人。在這個意義上，出生于桑給巴爾的古爾納，實際上就屬于設拉子人的范疇。

16世紀之前，桑給巴爾的設拉子人由各自獨立的政體組成，并非形成統一的中央行政體系，其身份來源核心追溯至“來自波斯設拉子地區”的傳說。換言之，桑給巴爾設拉子人的身份由來是一種政治身份想象下的產物。

桑給巴爾的本土人歷史上并沒有嚴格的種族性劃分，他們共同的情感投射歸屬于是伊斯蘭文化。實際上，這是桑給巴爾的一種文化特色，即當地人并不以人種來劃分身份。歷史上，桑給巴爾的常居人口都是混血。并沒有真正西方意義上種族分明的情況。20世紀初，桑給巴爾淪為英國保護國之后，英國殖民者為統治需要將桑給巴爾開始以人種身份進行區分，這里也包括對設拉子人的劃分。可以說，桑給巴爾種族類別下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20世紀20年代開始，設拉子人對于身份的認同一分為三（分別為哈迪木設拉子人，圖姆巴圖設拉子人，奔巴設拉子人），他們對于自身的身份劃分帶有政治性的隱喻，但并未發生矛盾性的沖突。設拉子人本來是桑給巴爾本土人的一種區分于阿拉伯人與非洲黑人（他們所指的“非洲人”是沒有出生在桑給巴爾，但移民到這里之后有一定居住時間的非洲大陸人）的說詞，后來設拉子又被一分為三是英國殖民時期為方便對桑給巴爾的統治所給予的定義，這種身份界限自身毫無意義，但在桑給巴爾“政治時代”選舉過程中反而被強化成一種政治身份。

桑給巴爾自1957年第一次選舉以來持續不斷的沖突，是想象中政治身份的對立。同樣帶來了這一切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百余年來政治平穩的桑給巴爾，為何從1957年到1964年短短數年時間里，最終走向暴力仇恨的邊緣？

桑給巴爾的“政治時代”與兩種民族主義

在桑給巴爾獨立史上，1957年至1964年之間桑給巴爾民族主義者與非洲民族主義者之間激烈的黨爭時期，又被稱作“政治時代”（斯瓦希里語Zama za Siasa）。“非洲民族主義”一般指非洲黑人的民族主義。其共同情感投射的并非族群，也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種族，這是因為絕大多數非洲地區在殖民時期并沒有國家主權的概念，所以，這種民族主義與東西方存在的民族主義有著較大的差異。桑給巴爾民族主義則將共同情感投射于桑給巴爾國家本身，桑給巴爾本身自素丹國（Sultanate）【1】建立之初便具有國家屬性。

在桑給巴爾的“政治時代”的七年中共出現四次選舉，1961年因立法委員會選舉結果相同甚至出現了同一年兩次選舉。然而，同當時東非各殖民地不同的是，正因為桑給巴爾自身擁有兩種民族主義——非洲民族主義與桑給巴爾民族主義，使得島內自1957年以來的每一次選舉都陷入種族、文化與狹隘民族主義的相互沖擊之中。獨立前的四次選舉結果并未使得桑給巴爾和平走向獨立，反而讓其成為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下一個隨時可以被民族主義點燃的火藥桶。這也引發了最終的桑給巴爾革命。

桑給巴爾最早出現的民族主義是桑給巴爾民族主義，其起因同樣源于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接受的洗禮。桑給巴爾民族主義的興起與非洲民族主義和有著海外留學經歷的阿拉伯人有關。英國駐桑給巴爾領事亨利·波特（Henry Potter）爵士認為，“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與非洲大陸的民族主義者有相似之處，雙方共同強調的是自由。但較為年長的阿拉伯人不太喜歡這一點，他們認為阿拉伯人的利益不同于非洲人的利益。”然而，桑給巴爾民族主義的趨勢并未隨著老一輩阿拉伯人的反對而降低，桑給巴爾的阿拉伯協會在不斷吸收海外歸來的年輕阿拉伯人，其中不乏阿拉伯皇室成員。在受到納賽爾的埃及革命啟發后，這些阿拉伯知識分子開始提出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口號。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的核心成員來自于阿拉伯協會，其中，阿里·穆辛（Ali Muhsin）和阿摩爾·扎霍爾（Amour Zahor）通過對當地地方政黨的改造，最終形成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Zanzibar National Party）。它的主要政治訴求是要求成年人擁有投票權，廢除立法會中按種族劃分的代表權，以及桑給巴爾素丹國立即獨立。可以說，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從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了英國殖民者。

桑給巴爾民族主義超越種族的獨立意愿開始讓英國人感到擔心。英國殖民政府開始著手遏制桑給巴爾民族主義的態勢，鼓勵一個反對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且忠于英國的政黨出現。桑給巴爾非洲人領導下的非洲-設拉子黨（Afro-Shirazi Party）的雛形非洲-設拉子聯盟（Afro-Shirazi Union）悄然形成。桑給巴爾由兩個大島與多個小島組成，其中兩個大島分別是溫古賈島和奔巴島，一般談及桑給巴爾通常單指溫古賈島。奔巴島雖遠離溫古賈島的石頭城政治中心，但奔巴設拉子人反對與非洲黑人或者阿拉伯人聯系起來。正是由于奔巴設拉子領導人的強烈反對，非洲-設拉子聯盟的存在僅僅是徒有其名。

1957年，桑給巴爾舉行第一次選舉。僅僅成立一個多月的非洲-設拉子聯盟得到的支持率甚至都要高于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隨后，非洲-設拉子黨正式成立。

1957年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的徹底失敗，使得該黨借由阿拉伯協會保持的傳統政治優勢受到威脅。阿里·穆辛在吸取上次的教訓后，明白了如果想贏得大選，必須依靠有組織、有紀律的現代化政黨。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請在英國的巴布返回桑給巴爾，對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進行黨內改組。巴布是桑給巴爾第一代參與反殖民斗爭的非洲馬克思主義者。在巴布本人看來，桑給巴爾政黨變革的路線十分明確，桑給巴爾的未來政治應延續與模仿兩條政治路線：第一條是泛非主義路線，第二條是中國革命路線。巴布的目的是要把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建設成一個團結全國反對殖民主義的群眾黨。他試圖在反殖民思想的基礎上，把所有種族集團和階級的人團結在一起，但也強調種族內部存在階級差異的現實，以及團結工人階級和貧農的必要性，意圖將桑給巴爾國家獨立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結合。因而，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開始得到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

1958年，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與非洲-設拉子黨第一次進行了合作，兩黨成立了“桑給巴爾自由委員會”（Zanzibar Freedom Committee）。然而，好景不長，隨著1961年進行第二輪選舉的宣布，此次選舉引進了部長制，即選舉結果得以影響獨立后政府的組建。兩黨重新回到1957年選舉前的緊張氣氛。

1959年，非洲-設拉子黨方面出現奔巴設拉子人集體退黨事件。該事件直接導致非洲-設拉子黨分裂和桑給巴爾奔巴人民黨（Zanzibar Pemba People's Party）的建立。奔巴人民黨的成立同時也是對非洲-設拉子黨的設拉子部分拆分的結果。從表面上看，這是非洲-設拉子黨黨內的矛盾，但非洲人與設拉子人的分裂本質上表明，這兩個群體越來越無法就基本的政策問題達成一致。

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方面，面對巴布在黨內日益增強的威望，穆辛與巴布在黨內的矛盾已悄然埋下，二者的矛盾不僅僅在于政治權利上的斗爭，更重要的一點是，巴布所帶來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然與穆辛一直提倡的桑給巴爾民族主義相左。

1961年的兩次大選結果（因為第一次大選席位相同，導致同一年兩次大選）是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在獲得奔巴人民黨的支持后，獲得大選勝利。1961年的大選讓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掌握了桑給巴爾獨立前后政治上的主動權，但也引發了嚴重的暴力沖突。此次沖突是在桑給巴爾石頭城爆發。非洲人常居住的恩格博地區共有10人遇難，此外還有15人身受重傷，63名非洲人與79名阿拉伯人受到輕傷。對于此次暴力事件，政府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是，“桑給巴爾人民在1957年7月的第一次大選后或多或少一直受到來自于‘文字轟炸’（bombardment of words）影響……我們列舉了一些可以被稱為政黨媒體的案例留為證據，雖然在某些國家，縱容的暴力語言可能不會造成任何實際影響，但在桑給巴爾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它在煽風點火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字轟炸”是委員會主席福斯特·薩頓爵士（Sir Stafford Foster-Sutton）自創的一個詞語，在他看來，桑給巴爾的矛盾沖突是由于選舉前雙方知識分子過度的政治宣傳所導致。此次暴力事件是桑給巴爾民眾受政黨宣傳影響引發暴力的一個縮影，并非完全是一次族群沖突的事件，但最后被非洲-設拉子黨渲染成一種族群問題，借以對支持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的人進行威懾。

穆辛在處理非洲-設拉子黨的政治威脅的同時，將目光投向黨內的左派。在穆辛的推動下，桑給巴爾英國殖民政府以縱火案的罪名判處巴布18個月監禁。1963年4月29日巴布被釋放，桑給巴爾獨立前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黨內矛盾終于爆發。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的分裂，對桑給巴爾之后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說非洲-設拉子黨的分裂是由于非洲人與設拉子人在民族方面的爭執，那么，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內部的斗爭則是由于巴布與穆辛在意識形態上爭論導致的結果。【2】

巴布1963年6月宣布與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走向決裂的直接原因是巴布本意希望鞏固自己的勢力與話語權，試圖讓桑給巴爾工會獲得立法議會上的6個安全席位，而穆辛則拒絕了這一提議。于是，1963年6月，巴布宣布退出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自行成立烏瑪黨（Umma）。1963年7月，巴布選擇與非洲-設拉子黨組成政治聯盟。

1963年，伴隨著桑給巴爾最后一次選舉。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與桑給巴爾奔巴人民黨組成的政治聯盟獲得勝利。1963年12月10日，桑給巴爾政府宣布獨立，桑給巴爾聯合政府成立。桑給巴爾“政治時代”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雙重民族主義下桑給巴爾社會的分裂。對殖民統治的普遍反感，實現自治的共同愿望，以及參與實現這些目標的長期努力，并沒有在桑給巴爾人之間產生顯著程度的團結。事實上，桑給巴爾的雙重民族主義伴隨著的是桑給巴爾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最終引發的結果便是獨立一個月之后出現的桑給巴爾革命。 

桑給巴爾革命之后不久，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進行聯合——革命為坦桑尼亞聯合提供了一個契機。桑給巴爾總統（即使在坦桑聯合之后，桑給巴爾仍然保留總統的實職）卡魯姆一直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將設拉子身份排除在桑給巴爾政治之外。古爾納在他的處女作《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中談到1967年的桑給巴爾，“拒絕回答有關種族的問題是對英國人的蔑視，是對統一和國家地位的信念。現在拒絕回答這個問題是違法的”。桑給巴爾問題源于歐洲殖民下對于種族建構導致的對抗，坦桑聯合之后，桑給巴爾超越種族的社會主義因素消散，種族問題的幽靈再次回歸桑給巴爾。實際上不單單是桑給巴爾地區。坦桑尼亞大陸、烏干達等各地同樣出現了強烈的種族排外情緒，尤其是針對印度裔的排擠。

卡魯姆深知，桑給巴爾獨立時期導致嚴重的政治裂痕，統一身份認同是消除種族裂痕最好的方式。1970年1月，卡魯姆在一次群眾集會上發表了《設拉子的身份不是桑給巴爾人民的遺產》（Ushirazi Sio Asili ya Watu wa Zanzibar）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之中，卡魯姆稱，設拉子身份是英國殖民政府故意捏造出來的，意在制造桑給巴爾的分裂。然而，身份統一的背后，桑給巴爾的設拉子人悄然消失于歷史中。

非洲人與阿拉伯人之外，做桑給巴爾人的可能性？

桑給巴爾政府行政上的身份統一，使得設拉子人身份終被納入非洲人的行列，桑給巴爾的政治被簡化為二元結構——非洲人與阿拉伯人的對抗。在歷史話語重構之下，桑給巴爾革命初期，有42%的人認為自己是設拉子人，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數字下降到20%。絕大多數設拉子人將身份認同轉變成為非洲人。隨著20世紀90年代坦桑尼亞從一黨制轉變為多黨制，政治的松動使得桑給巴爾地區對于設拉子人在歷史上的自我身份認同的質疑不斷增加。在1999年的調查中，27.5%的人認為自己是設拉子人，這一數字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增加。設拉子人的自我身份歸屬感并未消失，但是，這種身份在當下的歷史記憶中卻幾乎蕩然無存。

今天的坦桑尼亞已不再把設拉子人列為一種身份。雖然有時部分資料中會看到將設拉子人與斯瓦希里人劃為等號，但實際上，斯瓦希里作為一個自我認同的術語早在1948年就已經消失。根據格拉斯曼（Jonathon Glassman）的研究，斯瓦希里人身份逐漸消失的原因與奴隸貿易的中止有關，因為“斯瓦希里”這個詞更多與“奴隸的后裔”產生聯系。所以，這也是研究非洲斯瓦希里文化現象的難點，即如何理解斯瓦希里人。現如今所謂的斯瓦希里人和歷史上的設拉子人在語境上是不相同的。從非洲的身份認同范式而言，說斯瓦希里語的人和斯瓦希里人并不劃等號，斯瓦希里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術語，而不是一個種族術語。

對于桑給巴爾政治歷史發展的批判與反思尤為重要，因為坦桑尼亞所引以自豪的斯瓦希里文化是非洲多元文化的代表，桑給巴爾地區是這一文化集中體現之處。肯尼亞政治學家阿里·馬茲魯伊在“三重遺產”思想中談到，“非洲是在本土、伊斯蘭和西方三重文化下不斷融合形成的，三者同時具有競爭力和互補性。”桑給巴爾的阿拉伯人也并非種族上的阿拉伯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更像尼日利亞北部的富拉尼人。對于將非洲歷史簡單理解為種族對抗的敘事方式，坦桑尼亞學者謝里夫同樣認為，在審視非洲民族獨立運動史的過程中，“種族身份是人們對自己或他人形象的投射，用這些膚淺的思想來分析歷史，就是‘書寫表象的歷史’”。卡魯姆的身份統一政策是為了構建坦桑尼亞統一的身份認同感，然而歷史并非總是呈現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古爾納的身份困惑提醒我們宏觀非洲歷史背后還有很多曾被歷史放逐的人生，他所處那個時代已經是非此即彼的身份選擇——非洲人或阿拉伯人，但他選擇了第三條路，桑給巴爾。

加強對于非洲各個地區歷史的了解，不應只是一種對信息的接納與固有認知的總結。從桑給巴爾獨立的歷史中，可以看到這段歷史是造成古爾納筆下主人公在身份困惑方面的主要原因。但我們也應看到，他書中表現出對于非洲故土的思念和遺憾。“也許這與大海有關……大海是如此平靜，如此美麗明亮，閃閃發光，看似堅硬牢固，實則暗藏險情。我渴望有著一片美好堅實的土地讓我立足。”毫無疑問，設拉子人屬于非洲，斯瓦希里文化屬于非洲，古爾納也同樣屬于非洲。 

古爾納在《贊嘆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中所談到，“我們喜歡認為自己是一個溫和的民族。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羅人：我們彼此生活在一起，相互拌嘴，有時卻也通婚。文明，恰如我們所言。我們喜歡被這樣描述，我們也這樣描述自己。事實上，我們離‘我們’很遠，但我們各自封閉在歷史的破屋內，在充斥著狹隘的種族主義怨恨下自我寬恕……我們并非不認識自己，不清楚奴隸制，不理解不公平……但在歷史的長河下，我們要說服自己迎接統一的論調。”【3】古爾納看到的更遠，他看到了彼此怨恨的雙方，實則都是受到了言語與西方構建下身份模式的擺弄。換言之，在殖民時期西方影響與教化之下，英國所謂“尊重當地傳統”的管理模式，是將西方的種族范式引入非洲，成為引發桑給巴爾種族暴力，導致古爾納等人身份隨歷史消散的最終原因。

當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之時，我們不應把非洲國家獨立的歷史繼續停留于種族間的紛爭。古爾納文學背后的桑給巴爾歷史，多多少少可以視作非洲乃至世界上諸多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一種縮影。以非洲的范式理解非洲，是對于文化的尊重，更是對于歷史的尊重。

（本文引用文獻可參閱高天宜：《民族主義視域下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走向政治聯合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21年。）

【1】素丹國（Sultanate）、最高統治者素丹（Sultan）與非洲國家蘇丹（Sudan）常常混用。素丹國是正確譯法。蘇丹僅僅指非洲國家蘇丹和南蘇丹。

【2】桑給巴爾民族主義黨走向分裂的原因共有兩點：第一，穆辛與巴布之間在政治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二，桑給巴爾奔巴人民黨的加入使得穆辛擁有對抗巴布的資本。

【】這里的“我們”指的是桑給巴爾最初擁有的多元身份模式，統一的論調則指得是桑給巴爾隨后試圖構建民族統一身份——非洲黑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