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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被稱為法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意義的小說”——《克萊芙王妃》問世。由于小說是匿名發表，它的作者引發了廣泛猜測，最后聚焦于兩位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和拉羅什富科（1613-1681）——二人恰好是情人關系。

與兩位作家熟諳的斯屈代里小姐（1607-1701）半開玩笑地將《克萊芙王妃》叫做“可憐的孤兒”，因為它“既無父也無母”；同時夸贊“這是有史以來，寫得最好的一本法國小說。”作為回應，拉法耶特夫人一方面公開承認自己是作者，一方面堅持本書并非文學創作，而是“歷史紀實”。書中描寫的宮廷愛情，不僅是作者所見所聞，很大程度上也是她（和拉羅什富科）的親身經歷。當代法國文學史家卡斯泰（Pierre-Georges Castex）將《克萊芙王妃》譽為“法國古典主義風格的一個最純粹的典范”，并認為書中倡導的古典時期的情愛論對三個多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的原因至今仍值得探究。

《克萊芙王妃》以法王亨利二世時代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哀婉的宮廷愛情故事。王妃年輕貌美，出身名門望族；克萊芙親王英俊瀟灑，溫文爾雅。二人相敬如賓：親王對妻子充滿柔情蜜意，王妃對丈夫也極為尊重，但只是出于妻子應盡的義務，而不是親王所期待的熾熱的情愛。風流倜儻的內穆爾公爵從英格蘭回朝復命，與王妃邂逅，一見傾心。王妃的情感也極為矛盾：既渴望與之見面，又不得不刻意回避。在丈夫追問下，王妃袒露心跡，并獲得親王諒解。于是她決定暫時離開宮廷，去鄉下小住，以此逃避感情的糾葛。與此同時，飽受愛情折磨的內穆爾公爵也趕至鄉下，打算借機向王妃表白，以消除此前的誤會。親王聞聽此事，內心悲憤不已：盡管他寬宏大量，但強烈的嫉妒心理摧垮了他的意志。克萊芙親王抑郁而終，王妃心灰意冷。她最終拒絕了內穆爾公爵的求婚，進入一家修道院了卻余生。

正如拉法耶特夫人本人所說，書中除了人物姓名是虛構，其他材料無不來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特別是主人公的情感歷程。小說家21歲那年嫁給拉法耶特伯爵，后者是鰥夫，比她年長18歲。婚后生活平淡無奇，在生育兩個孩子后，她和丈夫友好分手。1661年，拉法耶特夫人獨自前往巴黎，以經營沙龍為主業，業余從事寫作。其文學友人包括法國第一位“藍襪子”（Bluestocking）斯屈代里小姐、書簡作家塞維涅夫人（1626-1696）以及法蘭西學院院士佩列松（Paul Pellisson）。

1665年，拉法耶特夫人結識拉羅什富科，并通過后者引見與拉辛、布瓦洛成為好友。拉羅什富科家世顯赫，早年從政，“投石黨”運動失敗后歸隱山林。據說他每天長途跋涉，來到位于巴黎“左岸”的拉法耶特夫人府上談詩論藝，莫逆于心——他的傳世名作《箴言集》和《克萊芙王妃》一樣，都是這一階段“相與論文”的結晶。1680年，拉羅什富科去世。拉法耶特夫人精神遭受沉重打擊，從此關閉沙龍，遠離上流社會，重歸鄉居田園生活。

拉法耶特夫人和拉羅什富科的親密關系究竟到什么程度，后世多有揣度。阿爾貝·加繆斷言二者之間僅存在柏拉圖式的愛情，因為“在她的愛情觀念里……對拉法耶特夫人來說，愛情是一場災禍，危機四伏”。另外有論者認為拉羅什富科中年時期感情受挫，早已勘破紅塵，與拉法耶特夫人純粹是“文學之誼”。其中最有力的論斷來自塞維涅夫人：她稱贊拉法耶特夫人一向特立獨行，尤其在和拉羅什富科關系親近后變得日益“冷漠、薄情”——拉羅什富科斷言：“真愛如鬼魅，凡人但聞其名，無緣得見”，拉法耶特夫人則聲稱：“我不相信愛情能使人陶醉，恰恰相反，我確信它的存在是造成煩惱的原因。”

與此同時，塞維涅夫人也高度評價拉法耶特夫人與拉羅什富科“友誼”的可貴之處。在17世紀，女性普遍處于屈從地位，生活和社交范圍狹窄，整個社會淫靡之風盛行——在這樣的年代，古典風格的男女友誼確實屬于珍稀品。拉法耶特夫人對此也倍加珍惜：盡管她本人情感熱烈，但她秉持古典主義思想觀念，相信情感必須受到壓制；反之，一旦情感泛濫，必將造成悲劇性結局。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堪稱是她和拉羅什富科共同的道德準則。

小說結尾克萊芙王妃的頓悟正是拉法耶特夫人婚戀觀的真實反映。出身于上流社會的王妃對宮廷生活的一套把戲了如指掌，照她的看法，宮廷是一個“每天在同一個時間，與相同的人，做相同的游戲”的場所。這里的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為政治與財富而聯姻，為情感與虛榮而偷情——“野心和艷情是這個宮廷的靈魂。男男女女都為此而忙碌”，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依靠這種愛情游戲來消遣：這既是一時的風尚，也是公開的秘密。

然而，正如王妃母親教導的那樣，這里其樂融融的景象只是表面文章——“在這里，人的感情是被壓抑的，無論誰也不提高嗓門說話，只是微笑，絕不縱情大笑；只是靜靜地流淚，而不嚎啕痛哭。在這里，快樂與痛苦都被極文雅的上流社會的風度掩蓋著。”然而在這表象背后，卻是各種勾心斗角，令人心驚膽寒——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陷入錯綜繁復的愛恨情仇，而宮廷的“潛規則”又使得這一切變得更加險惡：“表面上人們對一切都漠然視之，然而潛藏著的卻是奔涌的怒濤急流。”

克萊芙王妃顯然屬于宮廷貴婦的“另類”。她貞潔嫻靜，潔身自好，在別人想方設法希冀君王“圣眷”的時候，她卻期盼早日離開這是非之地。身為年輕女性，她的理性時刻在提醒自己：“在宮廷里，人們經常處于某種不安的動蕩氣氛中，然而秩序并不混亂，這使它特別富有吸引力——不過對于年輕人卻非常危險。”除了親王，她和所有人一直保持適度的距離（包括她的教母），就是不想讓自己置于“危險的關系”之中——直到她遇見內穆爾公爵。

內穆爾公爵是情場老手，居留英國期間頗受伊麗莎白女王青睞，他對氣質卓爾不群的王妃立即展開了攻勢。在對方步步緊逼之下，王妃陷入兩難境地：一面是寬宏大度的丈夫，自己不忍心欺騙，另一面是平生從未體驗過的浪漫愛情——可惜它來得太遲。在一番思想斗爭之后，她選擇向丈夫坦白，希望能夠借此擺脫感情的困擾。這一段人物心理描寫——《克萊芙王妃》享有法國“第一部心理小說”的美譽——無疑是文學史上不朽的篇章。然而讀者的疑問是，既然王妃坦承內穆爾公爵是她的真愛，在親王去世后，之前的障礙已不復存在，她為何拒絕內穆爾的求婚？

傳統的觀點認為王妃拒婚的原因有以下三點。首先，是她自幼接受的家庭教育。她的母親具有普羅旺斯的浪漫情懷，同時更強調家庭責任感。此外，對她影響更大的是教母德·沙特爾夫人，后者經常向她描繪男女之愛，并指出愛情既有愉悅的一面，也有危險的一面。沙特爾夫人時常警告說，男人大多虛情假意，愛情轉瞬即逝，結果是不幸的婚姻比愛情更加漫長（survive）。事實上，在拉法耶特夫人朋友圈，奉持這種觀點的也不乏其人。斯屈代里小姐盡管與佩列松長期保持密切關系，但她從不考慮成婚，因為她深信：“如果必須與人結合，我一定會陷入苦惱的深淵。”塞維涅夫人25歲起守寡，追求者眾多，但她明白宣示終身不會再嫁，為了維護“內心的平靜與安寧”。

其次，克萊芙親王臨終前盡管接受了王妃的告白，也相信她的忠貞，但不無隱憂（擔心內穆爾公爵始亂終棄）。王妃沒有口頭宣誓，卻在心底已立下誓約，并對這一段奪走丈夫生命的戀情悔恨不已。正是這一種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促使她拒絕了內穆爾公爵（間接兇手）的求婚。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妃的理性戰勝了內心的激情，并最終成為古典主義道德理想的化身——評論家認為拉法耶特夫人借鑒以“洞察人的精神生活”為特征的拉辛悲劇手法，并將其運用到小說創作中，是她的重要貢獻——像拉辛筆下的安德洛瑪克一樣，拉法耶特夫人筆下的王妃始終保持清醒理智，意識到心中激蕩的愛情其實“是一種罪”。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理由：王妃對愛情的嫉妒心理有過親身體驗，心有余悸。當她聽說有人向內穆爾公爵遞送情書時，立刻生出強烈的嫉妒，飽受痛苦——“而一旦他使她確信這封信與他無關時，這種惱怒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寬慰和樂滋滋的心情。”于是她感到自己“被一片癡情所俘虜、制服，不由自主地被它牽著走”，并為自己的軟弱無力而自責。此外，她明智地覺察到，內穆爾公爵對她的狂熱追求一方面出于情感沖動，一方面也是虛榮心和征服欲使然，因為這種求愛明顯存在障礙；而一旦他如愿得手，極有可能重蹈舊習去追求其他情婦，留給她自己無盡的痛苦——在王妃看來，婚姻與愛情的割裂，對女性的桎梏遠遠大于男性。為了擺脫這種“危險的關系”帶來的束縛和煩惱，王妃甘愿選擇“孤獨以終老”。

對于這一結局，拉法耶特夫人無疑極為贊賞，正如她在小說結尾所說：“她的一生，雖然相當短促，但卻留下了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的榜樣。”這種精神力量，照文學批評家的觀點，拉羅什富科和拉法耶特夫人共同奉持的斯多亞派哲學和倫理思想。與伊壁鳩魯享樂派主張相反，斯多亞派是消極厭世的宿命論者，鄙棄榮華富貴，強調清心寡欲，宣揚“肉體是靈魂的桎梏”，認為只有通過遠離誘惑，保持內心寧靜，才能真正抵達真正的幸福——“幸福的生活是順應自身本性的生活”。

在斯多亞派看來，激情是理性（靈魂）的大患，人正因為受到激情支配而導致靈魂的疾病和德性的喪失。因此，該派代表人物如塞涅卡認為克服激情獲得德性是人生的至善——“德性沒有任何比自身更好的東西了，它本身就是自己的獎賞”。換言之，哲學家相信人只要能在激情和困境中保持內心強大和寧靜，就能獲得獨立于身外之物的自足，不畏懼命運的挫折打擊，從而實現真正的自由。

與斯多亞派相比，拉羅什富科的倫理道德學說更多了一層憤世嫉俗的色彩。比如他對愛情的懷疑：“若根據愛的主要效果對愛進行判斷的話，則愛情類似仇恨之處多，像友誼的地方少。”再比如他對“美滿”婚姻的質疑：“有好的婚姻，可是不存在美滿甜蜜的婚姻。”照這位懷疑論者的看法，女性的幸福可遇而不可求——用小說家伊迪絲·華頓的話說，“女人的天性就像一棟滿是房間的大房子。而在最里面的那一間，是圣地中的圣地，女人的靈魂獨自坐在那里，等待一陣從不曾傳來的腳步聲。”

但拉法耶特夫人并不甘愿止步于此：與其端坐一隅聽憑他人擺布，她更堅信女性完全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抉擇，主宰自己的命運。她的一位好友、紅衣主教馬扎林的甥女霍滕斯·曼西尼（Hortense Mancini）婚后才發現丈夫患有間歇性精神病，于是選擇拋夫別子離家出走，上流社會一片嘩然。拉法耶特夫人卻宣稱“這就是上帝給這位漂亮女人指出的道路”。可見，與傳統的解讀不同，小說《克萊芙王妃》的結局顯然具有更深的寓意：王妃的言辭及行動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由此體現出女性的獨立自由與自我賦權。

1950年，旅居巴黎的英國著名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決定將《克萊芙王妃》翻譯成英文。她認為拉法耶特夫人在本書中倡導了一種以理性和節制為特點的“前浪漫時期”的婚戀觀，與19世紀浪漫運動以來所崇尚的個性張揚、極度自戀的資（中）產階級式價值觀截然不同：后者以浪漫為旗號，背后其實是“穩健的算計”——大張旗鼓的戀愛僅僅是幸福婚姻的前奏，隨后則是生兒育女循序漸進的必然過程。相反，米特福德更向往拉法耶特夫人謳歌的帶有貴族氣質的古典情愛論：莊重典雅、不事張揚、情意深沉，純粹是心有靈犀的兩情相悅，與婚姻生育并沒有必然關聯。與此同時，這種側重描繪“精神真實”的筆法也成為法國現代小說的傳統（從巴爾扎克、司湯達到福樓拜），其中最能得其精髓的則為18世紀小說名家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險的關系》——這兩部相隔百年的文學名著，“同法蘭西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密切相關，為法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做出了杰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