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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作家的雨果和作為軍事家、 政治家的拿破侖是19世紀法國歷史上同等著名的兩個偉人。而雨果一生崇拜拿破侖，對他的失敗充滿了無盡的惋惜與惆悵，認為失敗反凸顯其崇高，但又認為其失敗是歷史的必然。雨果不僅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而且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他通過對滑鐵盧戰役與拿破侖情結的描寫所呈現出來的英雄崇拜的集體無意識以及超越戰爭的文化或文明思想的諸多思考，具有深刻的警醒價值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雨果；拿破侖；滑鐵盧戰役；矛盾性；意義

一、引 言

作為作家的雨果和作為軍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侖是19世紀法國歷史上同等著名的兩個偉人。拿破侖兵敗滑鐵盧的時候，雨果14歲；1821年拿破侖去世時，雨果19歲。后來，雨果成為法國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有趣的是，雨果又是一個深受法國歷史學家青睞的作家。這恐怕與雨果作為歐洲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見證人及其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有關。法蘭西學士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雨果傳》的作者莫洛亞評價雨果：“在半個多世紀中，他是我們斗爭的見證人，他是我們嘆息的回聲，他是我們輝煌業績的歌頌者。他為我們這個古老、光榮的大家庭報過每一次喜慶，發出每一次警報，敲響每一次喪鐘。”［1］(P597）雨果通過其恢宏巨著《悲慘世界》為讀者描寫了那場驚心動魄的滑鐵盧戰役。那么，偉大的雨果是如何看待同樣偉大的拿破侖呢？或者說，雨果心中的拿破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呢? 雨果通過對滑鐵盧戰役與拿破侖情結的描寫所呈現出來的英雄崇拜的集體無意識以及超越戰爭的文化或文明思想的諸多思考， 都具有深刻的警醒價值與現實意義。

二、雨果筆下的 “滑鐵盧戰役” 與拿破侖

雨果在《悲慘世界》第二部中，以豐富的想象力和絕妙的細節描寫了發生在1815年6月18日那場舉世聞名的滑鐵盧戰役的全過程。不過，關于這部分的描寫是雨果在即將完成創作時新增添的章節。1861年5月，雨果在圣約翰山的 “圓柱旅館” 住了兩個月，在當年爆發大戰的現場完成了滑鐵盧戰役的相關章節。［1］(P474）小說出版后，盡管當時有一些評論家對這部作品持敵對態度，指責這部作品 “哲理性的論述太多” “有損故事情節的發展”， 但也不能不佩服雨果對滑鐵盧戰役的描寫：“這場戰役寫得富有雨果先生特有的抒情風格，他成了奧林匹斯山上詠唱大炮、軍號、操練、混戰和軍裝的詩人，這樣處處攫住了我們的心……”［1］(P478）威靈頓率領的英聯軍與拿破侖率領的法軍，在距布魯塞爾以南約22公里的滑鐵盧小鎮進行決定性大會戰的焦點，就是位于滑鐵盧以南約3公里處一片丘陵地帶上的圣約翰山高地。英聯軍據守高地，法軍爭奪高地，爭奪圣約翰山高地便成為那次戰爭的全部過程。關鍵時刻，布呂歇爾率普軍趕到戰場，有力支援了威靈頓，終致拿破侖兵敗滑鐵盧。透過這場戰役的描寫，我們清晰地看到雨果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態度。然而，雨果的態度又是極為矛盾的。正是這一矛盾，讓我們從中感受到作品所蘊含的豐厚思想。

雨果描寫滑鐵盧戰役所表現出來的矛盾心態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考察。

第一個層面，對滑鐵盧戰役本身的態度。雨果認為：“在滑鐵盧確是戰爭少，屠殺多。滑鐵盧在所有的陣地戰中是戰線最短而隊伍最密集的一次。拿破侖，一法里的四分之三，威靈頓，半法里，每邊七萬二千戰士。屠殺便是由那樣的密度造成的。”兩邊“ 戰士十四萬四千，陣亡六萬。” 所以，就戰爭的慘烈性而言，滑鐵盧是一場血腥屠殺。雨果基于人道主義立場，不希望寶貴生命被屠殺，因此明確反對戰爭。不過，他又清醒地指出，就滑鐵盧的性質來說，它 “是一次有計劃的反革命的勝利”［2］(P348-349)，是歐洲反革命同盟對法國拿破侖革命的圍剿。但是，“革命力量不可能受到真正的挫敗”，“滑鐵盧想阻止時代前進，時代卻從它頭上跨越過去，繼續它的路程。那種丑惡的勝利已被自由征服了。”［2］(P350）在雨果看來，滑鐵盧無法阻止時代前進，更不能征服革命與自由。拿破侖兵敗滑鐵盧，并不意味著革命力量的結束。

為了彰顯對歐洲反法同盟反革命勢力邪不壓正的豪邁之氣， 雨果特別濃墨重彩地描寫了圣約翰山高地坡下法軍最后一個方陣的殊死抵抗。這支方陣的長官 “是一個叫康布羅納的無名軍官”，當戰至他一人時，一個英國將軍向他勸降，他憤怒答道：“屎！” 隨后被炮彈炸死。雨果對康布羅納充滿了由衷的感佩和敬意，“霹靂一聲，用那樣一個字去回擊向你劈來的雷霆，那才是勝利”。雨果認為，“康布羅納不僅代表帝國把那巨魔式的咒語唾向歐洲”，“他還代表革命唾向那以往的日子”，“那才真是風流人物”。“說了那個字，然后從容就義，還有什么比這更偉大的！” 因此，滑鐵盧戰爭真正的勝利者不是潰敗中的拿破侖，更不是打敗拿破侖的威靈頓和布呂歇爾，而是康布羅納這個 “默默無聞的小將”，這個大戰中 “無限渺小的角色”。［2］(P342-344）雨果以罕見的浪漫主義氣勢和大無畏的學者勇氣描寫了滑鐵盧戰役的悲情與壯烈。

第二個層面， 對拿破侖的態度。雨果對拿破侖的失敗分明流露出一種難以掩飾的惋惜和惆悵。他認為，滑鐵盧被一連串的偶然事故所支配，造化布置下了種種怪誕的巧合。例如：“雨夜，烏古蒙的墻，奧安的凹路，格路西充耳不聞炮聲，拿破侖的向導欺心賣主，比洛的向導點撥得宜；那一連串天災人禍都演得極盡巧妙。”［2］(P348）他強調，“落了一整夜的雨；暴雨之后，一片泥濘；原野上，處處是水坑，水在坑里，如在盆中”，有些地段 “輜重車的輪子淹沒了一半”［2］(P318)。如果不是這樣，戰斗就會提前2小時打響，世界格局就會是另外一種情況。“假使在1815年6月17日到18日的那一晚不曾下雨，歐洲的局面早已改變了。多了幾滴雨或少了幾滴雨，對拿破侖就成了勝敗存亡的關鍵。上天只需借幾滴雨水，便可使滑鐵盧成為奧斯特里茨的末日，一片薄云違反了時令的風向穿過天空，便足使一個世界崩潰。”［2］(P314）也就是說，很偶然的因素，卻成了戰爭決定性的轉折因素，使拿破侖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敗北。

那么，果真是這樣嗎？如果排除偶然因素，拿破侖能取得滑鐵盧的勝利嗎？站在非個人的理性高度，雨果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不可能。為什么？因為拿破侖 “過分的重量攪亂了人類命運的平衡”，“全人類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個人的頭顱里，全世界要是都萃集于一個人的腦子里，那種狀況，如果延續下去，就會是文明的末日”。因此，“實現至高無上的、至當不易的公理的時刻已經來到了”，“熱氣騰騰的血、公墓中人滿之患、痛哭流涕的慈母，這些都是有力的控訴……滑鐵盧絕不是一場戰斗，而是宇宙面貌的更新”。［2］(P332）所以，拿破侖 “退出舞臺對這個世紀的興盛是不可缺少的”。［2］(P341）從這個意義上說，6月18日 “確是一個風馳電掣的日子”，因為 “好戰的專制政體崩潰”了，“強權覆滅，黷武主義敗退” 了。［2］(P345）這里態度鮮明地表達了對拿破侖強權專制、窮兵黷武的譴責與控訴，客觀真實地體現了雨果對拿破侖必遭失敗的理性認知。

然而，雨果的內心又是十分痛苦糾結的，甚至是非對錯完全疊加交叉在一起，我們從他的矛盾表述中強烈地感受到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性。他說：“滑鐵盧是什么？是一種豐功偉績么？不！”［2］(P346）滑鐵盧之后，“黑暗再次出現，如同在蠻族時代”。“歐洲實質上是昏天黑地。拿破侖的消失替歐洲帶來了長時間的莫大空虛”，所以他認為：“失敗反把失敗者變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著的拿破侖還高大些。”［2］(P351-353）在這里，拿破侖無疑又成為光明與進步、自由與正義的化身， 即使失敗也崇高可敬， 顯然是對雨果前面所說滑鐵盧意味著宇宙面貌更新等觀點的否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雨果內心如此的撕裂與復雜矛盾呢？

三、雨果矛盾心態成因探析

雨果對拿破侖的矛盾態度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時期，并且有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雨果的父親曾任拿破侖哥哥、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國王約瑟夫·波拿巴軍隊中的將軍。雨果從小在軍營中度過，在父親身邊親眼見過拿破侖。不過，此時的他受到有保皇派思想傾向的母親的影響，“痛恨大革命，憎恨 ‘波奧拿巴’，熱愛波旁王朝，他相信波旁王朝通過1814年的憲章正帶來自由”［1］(P50）。他回憶童年時曾說，對于拿破侖皇帝，“他自己也是矛盾的：他像每個法國兒童一樣熱愛這位英雄，但又和母親一道憎惡這個暴君”［1］（P30)。1811年，母親帶他從西班牙回國，途中 “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發指的景象：一座座斷頭臺；一個馬上要受‘絞刑’也就是要被勒死的人；一個十字架上釘著一個給剁成幾塊的血淋淋的人的肢體。真是陰森可怖的旅行啊！不過，維克多從西班牙帶回的另外一些印象他覺得是很崇高、也是很美的。這個國家的人民在驅趕法國入侵者，他隱約地明白這一點。‘孩子，自由高于一切啊！’”［1］(P34）拿破侖在雨果幼小的心靈中既是英雄又是暴君，但當他親睹生命被殘殺的恐怖場景以及西班牙人民為了自由抵抗法國入侵者的行為之后， 拿破侖作為暴君形象的一面得到了強化。

然而，雨果后來坦承，“他更加了解父親，也更愛父親。通過父親，他對皇帝也接近起來。拿破侖生前曾是他母親深惡痛絕的 ‘暴君’。圣赫勒拿島的悲劇之后，拿破侖成了受迫害的英雄。雨果在內心深處感到，作為一個法國詩人，歌頌‘弗里德蘭的英雄和里沃里的好漢’，要比寫應制詩來裝點王室的歷史更加崇高”［1］(P129)。他所說的 “好漢”，正是曾先后在里沃里和弗里德蘭大敗奧地利軍隊與俄軍的拿破侖。因此，他在《致父親》一詩中滿懷激情和驕傲地這樣盛贊拿破侖道：

法國人啊！勝利用戰斗給你們授勛。

你們仍然很偉大，即使頭上有暴君。

這位神奇的統帥由你們高高舉起，

你們的光榮造就他那不朽的英名，

他由你們的利劍刻下的名字肯定

不會被世界歷史所忘記……

［1］(P129-130）

1847年6月14日，雨果在貴族院的演說中描述了拿破侖在世界上的聲譽，并且問：“拿破侖犯了什么罪行要罰他全族人遭罪呢？‘這些罪行如下：宗教復興了；民法制定了；法國版圖擴展了，甚至已延伸到它的天然邊界之外；還有馬倫哥、耶拿、瓦格拉姆和奧斯特里茨。這是一位偉人在強盛與光榮方面所能給一個偉大民族的最豐盛的妝奩……’”［1］(P344）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拿破侖形象在雨果心中所經歷的由英雄到暴君再到英雄的曲折變化過程。

正是這一獨特的心路歷程，決定了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對青年馬呂斯性格與心理惟妙惟肖、細膩入微的生動刻畫。雨果對這一青年形象成長軌跡的描寫，無形中深深地烙下了自己的印跡，并且再度折射出了他對拿破侖的看法。小說中寫道，自從馬呂斯改變了對父親的看法，隨之也自然改變了對拿破侖的看法。不過，這種改變有一個 “艱苦的過程”。馬呂斯回憶說，在他還是孩子時，保王黨人已把對 “波拿巴所作的定論灌輸給他了。復辟王朝的所有偏見、利益、本性，都使人歪曲拿破侖的形象。王朝痛恨拿破侖更甚于羅伯斯庇爾”。因此，“在他心里早就有個憎恨拿破侖的頑固小人兒了”。但后來 “在讀歷史時，尤其是在從文件和原始資料中研究歷史時，那妨礙馬呂斯看清拿破侖的障眼法逐漸破了。他隱隱約約看到一個廣大無邊的形象，于是，開始懷疑自己以前對拿破侖及其他一切是錯了，他的眼睛一天天明亮起來，他一步步慢慢地往上攀登，起初還幾乎是不樂意的，到后來便心曠神怡，好像有一種無可抗拒的誘惑力在推引著他似的，首先登上的是昏暗的臺階，接著又登上半明半暗的梯級，最后來到光明燦爛令人振奮的梯級了”。在馬呂斯看來，拿破侖 “是重建廢墟的宗師巨匠”，“他當然有污點，有疏失，甚至有罪惡，就是說，他是一個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莊嚴的，在污點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惡中也還是雄才大略的”。他就是 “法蘭西的化身”，他以手中的劍征服世界，“將永遠立在國境線上保衛將來”，他是 “民意的體現者，正如耶穌是神意的體現者一樣”。［3］(P632-634）馬呂斯也由此認為，“科西嘉” 是 “一個使法蘭西變得相當偉大的小島”。［3］(P675）雨果借馬呂斯之口表達了自己對拿破侖的敬慕之情，稱贊他是 “一個全才”，他 “像查士丁尼那樣制定法典，像愷撒那樣獨理萬機”，他 “創造歷史，也寫歷史”，他能看到一切，也能知道一切，他 “屹立在天邊，手里烈焰飛騰，眼里光芒四射，霹靂一聲，展開了他的兩翼，大軍和老羽林軍，威猛天神也不過如此”！［3］(P675-676）難怪傳記作家莫洛亞說雨果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拉進了小說場景中，我們 “可以看到化名為馬呂斯的青年維克多·雨果，而名為彭眉胥的則是雨果將軍”［1］(P474)。

作為19世紀法國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拿破侖通過戰爭建立了龐大的拿破侖帝國體系，最鼎盛時期，歐洲除英國外，其余各國均向拿破侖臣服。他沉重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制度，頒布了《拿破侖法典》，完善了歐洲法律體系，捍衛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奠定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秩序。這些都是拿破侖不可抹殺的歷史功績。但是，“他統治的后半期卻給法國、給歐洲造成許多災難”［4］(P184）。對此心知肚明的雨果，自然陷入了糾結惆悵的矛盾心態中。

四、雨果思想的當代文化意義

滑鐵盧這場 “十九世紀最激烈的一次戰役”，是眾多史學家、軍事家、文學家津津樂道的主題，因為它最終 “結束了拿破侖這樣傳奇式人物的軍事生涯和政治生涯，它本身又具有令人向往的傳奇式的內容”。［4］(P246）雨果一生崇拜拿破侖，對他的失敗充滿了無盡的惋惜與惆悵，認為失敗反突顯其崇高，但又認為其失敗是歷史的必然。雨果對拿破侖失敗所持有的態度既是客觀理性的，又是糾結矛盾的，崇拜與批評乃至譴責相交織，但最終不改其崇拜態度。這種矛盾心態所彰顯出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呢？又能給我們哪些啟示呢？

首先，雨果從正面肯定并敬佩拿破侖，是因為他傳奇的一生寄托了追求奮斗、建功立業、實現自我價值的夢想。拿破侖是法國大革命造就出來的英雄人物。他10歲入軍校學習，16歲便獲得少尉軍銜。大革命爆發后，他追隨雅各賓派，投入革命洪流，1793年，24歲的拿破侖在土倫戰役中一戰成名，被破格晉升為將軍，1795年成功粉碎保王黨勢力的武裝叛亂，繼而任意大利和埃及遠征軍總司令，1799年發動霧月政變，榮登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執政官的寶座，1804年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法國大革命客觀上自由民主的環境為家境貧寒、備受欺辱而又勤學苦讀、才華橫溢的拿破侖提供了一個盡情施展自己天才抱負的大舞臺， 拿破侖也成功地牢牢把握住了歷史賦予他的這個難得的機會， 并以自己的非凡的勇氣、 膽識與超人的智慧創造了輝煌的歷史而被載入史冊。他那傳奇的一生給不同時代無數同樣出身卑微、沒有高貴血統與顯赫門第支撐卻又渴望拼搏進取、脫穎而出的有志青年展現出了無盡的遐想空間，成為吸引并鼓勵著他們以飽滿的激情實現個人光榮與夢想的燈塔。司湯達《紅與黑》中的青年主人公于連就是渴望憑借個人奮斗而成為拿破侖式人物的典型，可惜他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波旁王朝壁壘森嚴的等級制度堵死了他奮斗上升的通道，最終成為悲劇犧牲品。巴爾扎克成名前在非常窮困的境況下，也是以拿破侖為榜樣不斷激勵自己，決心用自己的文學創作征服世界，成為文學王國的拿破侖。雨果在談到窮困的妙用與珍貴時就認為：“它能把人的整個意志轉向發憤的道路，把人的整個靈魂引向高尚的愿望。窮苦能立即把物質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并使它顯得異常丑惡，從而產生使人朝著理想生活發出無可言喻的一往無前的毅力。”［3］(P688）可見，拿破侖在去世后的兩百年里，之所以還被稱為偉人，為世界上不同國家的人們樂此不疲地津津樂道，正在于“他在世紀大變革的轉型時期，以個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無比的意志與品質，力挽狂瀾，為歷史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5］(P76）。有學者指出：“拿破侖最偉大之處是他在完成所有偉大業績中投入了雄偉非凡的力量，黑格爾稱之為馬背上的 ‘世界靈魂’，也就是行動著的、實踐著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那種謹小慎微、知難而退、毫無建樹的庸碌之輩顯得多么渺小！”［4］(P256）因此，拿破侖的傳奇經歷為無數奮斗者提供了成才、成功的可能，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充滿社會進步正能量的象征性符號。

其次，雨果心中的拿破侖情結，實際上體現了民族英雄崇拜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在特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或錯綜復雜的國際生存環境中會顯得愈加突出， 彰顯著民眾對自己國家民族在世界上發展進步、積極作為的理想狀態的自覺想象與集體選擇。推崇這樣的領袖和英雄人物，不是不要或忽視民主與法制建設，民主不是懦弱、無主見、事事無原則妥協的避風港與代名詞，崇尚氣勢也不等于排斥民主與法制，民主、法制與氣勢看似對立實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氣勢是民主基礎上集體意志的集中體現。當然，英雄人物，包括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都不可能完美無缺、白璧無瑕。這就需要我們看本質，識大局，觀主流。雨果對拿破侖的矛盾心態可以引發我們對民主建設與領袖英雄人物關系這個重要問題的深思， 也許這正是雨果矛盾心態所彰顯出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之一。應該注意到，法國人民熱愛民主，但同樣熱愛拿破侖。如果拿破侖完全是民主自由的敵人和專制暴君， 就難以深刻理解熱愛民主自由的法國人為什么會如此敬仰拿破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拿破侖并不像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6］(P636）他構筑了資產階級現代國家機器的大廈，“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把領主的、地方的、城鎮的、各省的特權的垃圾掃除干凈，從而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最終地建立國家上層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紀障礙。在第一帝國時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終的形式，而第一帝國本身則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歐洲聯合反對近代法國的幾次戰爭中的產物”［7］(P659）。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指出了拿破侖作為歷史英雄人物矛盾性的一面：既承認他是 “非凡的人物”［6］(P638）“偉大天才”［8］(P636）“偉大軍事家”［9］(P29）“真正的、偉大的波拿巴”［10］(P273)，又貶斥他是 “科西嘉島的暴發戶”［11］(P30)、法國革命的“鎮壓者”［11］(P29)、“皇帝將要變成冒險家”［12］(P483）等。至于學術界對拿破侖復雜矛盾性格的分析評價已經很多，不再贅述。

再次，雨果通過對滑鐵盧戰役的描寫，顯示出了超越戰爭本身的關于文化或文明的深刻思考，表達了反對戰爭、追求和平、尊重文化、平等共處的思想。這是小說富于當代文化啟示意義的又一思想蘊含所在。雨果在小說中評論道：“名聲大振的英國和莊嚴肅穆的德國都和滑鐵盧問題無關。感謝上天，民族的榮譽并不在殘酷的武功。德國、英國、法國都不是區區劍匣所能代表的……它們的思想已使它們成為大家的表率。它們有提高文化水平的獨特功績。那種成就是自發的，不是偶然觸發的。它們在19世紀的壯大決不起源于滑鐵盧。只有野蠻民族才會憑一戰之功突然強盛。”［2］(P345-346）

作為戰敗國中的一員， 雨果最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能睿智而大視野地超越戰爭冷靜理性地看待敵國，反對一味糾纏于戰爭，指出民族的榮譽不靠殘酷武功，而在思想昌明和文化成就，進而強調、弘揚了文化、文明的力量與價值。在他看來，德國、英國都有燦爛的值得驕傲的文化，它們的文明和榮譽絕不由滑鐵盧奠定。歌德和拜倫作品中所擁有的和平思想可以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能起到提升文化境界的獨特功績，這是把人從野蠻、非理性狀態引向文明、理性高度的必由之路。雨果在這里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無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究竟應該如何面對戰后的現實，該怎樣彼此面對。是繼續選擇仇恨與戰爭，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還是消弭仇恨，尋找文明對話、增進互信、彼此欣賞、和平共處的思想基礎？在文明時代，炫耀武力，通過戰爭流血解決爭端，不是明智的做法。他主張交戰各方應該放棄基于狹隘民族主義立場的冤冤相報，彼此和解、相互尊重、平等寬容。文化文明的追求應該遠在戰爭之上。雨果自己就認為，世界上最寬廣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廣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寬廣的則是人的胸懷。正是這種寬廣的胸懷應該讓人們放棄相互敵視，遠離戰爭和沖突，學會寬容異己、平等對話和相互學習借鑒。從這個層面看，雨果不僅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而且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大仲馬認為雨果 “不僅僅是大詩人，而且還是深刻的思想家”。［13］(P41）朗松則稱《悲慘世界》“是一部哲理的和象征的小說”，首先 “是一首反省沉思的詩篇”，“其間表現了這位沉思者的種種思想”。［13］(P279-280）

“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 這是以多種語言鐫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樓前石碑上的警醒語，它時時告誡著世人培植、守護和平思想的重要性。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就曾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在心中堅定了和平理念、揚起了和平風帆，就能形成防止和反對戰爭的強大力量。”［14］（P350）當然，在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極端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強權主義抬頭蔓延，甚至還會暫時面臨戰爭嚴峻挑戰的態勢下，呼吁和強調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相互包容未必就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但是，和平發展終究是人類共有的美好愿景，只要我們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地通過交流、對話、互識，而不是通過戰爭與屠殺的野蠻方式，才真正有可能讓人類消除誤解、偏見、隔閡與紛爭，實現相知相通的和諧共處。和平思想的形成需要健康文化的長期熏陶與文明平等意識的一貫滋養。此外，雨果對拿破侖的矛盾態度還提醒我們應該避免單純以成敗論英雄。這也體現了客觀全面認知世界、理性把握歷史人物的成熟的文化價值觀， 是對成者王敗者寇的舊有思想局限與單向度品評歷史人物思維定式的有益矯正。

五、結 語

總之，雨果通過《悲慘世界》直接描寫了滑鐵盧戰役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并對拿破侖失敗的必然性做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與深刻反思， 所以無形中賦予了這部作品不同凡響的思想厚度和難能可貴的歷史縱深感，真正實現了形而上的偉大超越。正是這一偉大超越成就了《悲慘世界》思想的經典性和開放性，讓我們在與時俱進中常讀常新，漸趨豐富、更新認知視野，不斷提升領悟經典精髓的境界。因此，真正有內涵的經典文學作品值得我們重溫和再估。應該說，加強對文學經典的重視與傳播，不僅是傳承人類優秀文化、弘揚人文精神內蘊的需要，更是新時代發展的需要，是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