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奉命為艾偉寫一篇文章。艾偉的小說我當然很熟悉，但我尚未準備好對他的小說進行條分縷析的評論，就這樣倉促上陣，只能把我最直接的印象和感受說出來，顧不上邏輯性和深刻性了，但也好，說出來的話就會多一份真切。

艾偉的小說具有明顯的豐富性，而且人們也從他的豐富性中總結出一些被大家所認同的特點，如他對內心的重視，他看重文學的寓意，他強調個人命運與時代意志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無疑都是論說艾偉非常恰當的切入點，我過去也曾從這些方面評論過艾偉的作品，但這次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談艾偉。因為在閱讀艾偉的小說時，總有一種印象在我頭腦中不能抹去，那就是艾偉面對世界時的一副不信任的眼光。他不會輕信什么，哪怕是權威，哪怕是真理，他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再審視一遍。當一個作家對什么都不相信時，很容易在寫作中變得冷漠和寡情。這也是我為什么會特別在意艾偉的不信任眼光，我擔心艾偉因此會走冷漠風格的路子。但艾偉并不是這樣的，盡管他是以一種不信任的眼光看世界，他的情感卻是溫暖的，他的內心有一片溫柔的濕地。這使他能夠在黑暗的時刻尋覓到光亮，能夠在進入人的內心時多一份體貼和理解。我愿意將艾偉稱之為一個溫情的懷疑主義者。艾偉小說的所有獨特性也許都與他的這一重身份有關。

作為一名懷疑主義者，自然始終保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艾偉小說的閃光點。艾偉的批判性是立體的，他不僅對社會上的不良之風予以針砭， 對文化特別是對現代文明充滿憂慮，而且，他對人性的黑暗面更是有著持久的批判激情。但是，艾偉的批判不是零碎的、片段的，他的所有批判都源于他對歷史和社會的整體判斷。可以說，艾偉的批判具有一種歷史和社會的整體性。艾偉對歷史和社會的整體判斷是以“革命”為出發點的。他認為，他們這一代作家（即“60后”）經歷了兩個年代，一個是革命的年代，一個是經濟的年代。這兩個年代表面上看是截然相反的，一個是禁欲的，一個是縱欲的；一個是嚴肅的，一個是戲謔的；一個有所謂的信仰，一個是精神世界完全的破敗。這兩個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同，但它們背后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他將自己置身于這兩個年代的轉換之中，因此便建立起了“雙向批判的目光”。

《愛人同志》典型體現了艾偉是如何以“雙向批判的目光”來剖析人心的變化的。《愛人同志》講述了一個曾在社會上非常流行的故事，在戰場上光榮負傷的戰士劉亞軍，被一位仰慕英雄的姑娘張小影愛上，劉亞軍成了全社會擁戴的英雄，張小影因為愛上一名身體殘疾的英雄而被媒體贊譽為“圣母”。這在20世紀80年代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事情，人們也會以習以為常的心態接受這樣的宣傳。艾偉顯然對這樣的事情和這樣的宣傳懷有極大的不信任感，這促使他寫了這部小說。小說的批判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我讀到不少關于《愛人同志》的評論文章，論者大多都是圍繞作品的批判性來立論的，這些文章論述得非常充分，但我想補充的一點是，當我們討論這部小說的批判性時，應該注意到艾偉的批判向度。艾偉并不是簡單地對英雄和圣母進行批判，他是將英雄和圣母的現象放置在他所說的“革命的年代”和“經濟的年代”這兩個年代的轉換中來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在艾偉筆下，劉亞軍無愧于英雄的稱號，將張小影稱為“圣母”也未嘗不可，她最初對劉亞軍的感情一方面出于對英雄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少女之心的萌動。小說寫到，她“迷戀”他的聲音和眼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她覺得他很可憐很可憐，從那時起她發誓一定要好好照顧他”，“她覺得自己只不過做了一件簡單而普通不過的事情，也就是說她喜歡上了他。沒有更多的理由”。一個少女愿意獻身于一位身體殘疾的英雄，這種行為當然從公共道德角度說是值得稱頌的。當張小影被稱為“圣母”后，她也將此作為對自己的鞭策。所以當有人指責她的婚姻“不人道”，反而激發起她要做一個完美無瑕的圣母的決心，她更為主動地把照顧劉亞軍當成了自己為之奉獻一生的事業，默默忍受著生活中煩惱和負累。孤立地看，張小影是一個相當正面的人物，這個人物如果交給有些作家來處理，完全可以塑造成一個具有奉獻精神和善良品質的圣母形象。但艾偉基本上不會“孤立”地塑造人物，他在一篇創作談中說：“作家是人性的守護者。他的立場應該永遠站在‘人’這一邊。”同時他也指出如何才能準確認識“人”，他認為，“人不是孤立的，人處在各種力學關系中，這種力學的相互作用才決定他具體的表演”；要“從經驗出發去覺察時代意志，看破時代的重重機關，并由此體恤人的真實處境”。這是艾偉判斷世界和人的基本原則。他既不會孤立地處理張小影所做出的圣母般的行為，也不會孤立地將這些行為看成是一個女人的心機和偽裝。艾偉揭示了英雄和圣母作為革命年代的核心話語所具有的合理性，但他要強調的是這種合理性不是出自人物的內心，相反，當這種核心話語嵌入人物內心時，將對人物的心理造成扭曲和變形。更重要的是，艾偉的批判并沒有止步于此，他從革命年代寫到經濟年代，這時候，盡管英雄和圣母的合理性并沒有被取消，但這種合理性已經得不到社會的支持了。劉亞軍相對來說一直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他自認為不是英雄，特別是到了經濟年代，英雄話語不再被社會重視，他反而有了一種愿望要做回一個真實的自我，于是他要去撿破爛。而張小影還一直幻想著社會聚光燈能夠再一次照到他們身上，但劉亞軍撿破爛的事情給了她沉重的一擊，她才發現真正的境況是“他們的存在已沒有任何意義了”。這樣說來，革命年代造成了他們的心理扭曲和變形，在經濟年代他們的心理又遭到來自另一個方向的傷害。最終劉亞軍只能以自焚來宣泄自己的憤懣。

我以《愛人同志》為例是想說明，艾偉的批判向度，基本上是通過對人性的探詢，去追責歷史和社會。艾偉的小說在人性刻畫上很下功夫，他自詡：“我可能是中國作家當中為數不多的向人物的內心、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掘進的作家。我相信人們不是我們習見的那個平庸的面貌，而是有著像宇宙一樣深不可測，謎一樣的領域有待于我們去探尋。”他同時又說道：“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我相信人的內心以及精神世界和我們這個時代是緊密聯系的，人是被時代劫持的，誰都逃脫不了龐大的時代意志。”艾偉在探詢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時，從來不把人心當成一座孤島來對待，哪怕一個人的內心有多封閉，他也要找出這個封閉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秘密接頭點。我以為艾偉應該是相信古人所說的“性本善”的，他在小說中不乏寫到人物作惡，但他一定要寫出是一種什么樣的外在力量將人物推向了“惡”。正是這樣一種理念，讓艾偉始終保持著溫情和體恤之心。

對于一位致力于探詢人物內心的作家來說，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罪與罰的主題，比如《愛人有罪》，就是以罪與罰組成小說的基本結構的。然而我發現，盡管艾偉會不斷涉及罪與罰的主題，但他基本上不會將這個主題延伸到贖罪或自我救贖的主題上來。這大概就與他所堅持的理念有關系，他既然強調是外在力量將人物推向了“惡”，那么就應該追究歷史和社會的罪責，如果一味強調讓個人來贖罪就顯得不公正了。《愛人有罪》也寫到了救贖。魯建出獄后把誣陷他的俞智麗強奸了，但俞智麗反而決定要嫁給魯建，她是要以這種方式為自己贖罪，她的贖罪意識也足夠強大，以至于對于魯建在精神和肉體上對她所施予的傷害她都能夠容忍下來。但俞智麗的行為不僅沒有救贖魯建，反而將自己毀了，最終魯建被他人所殺，俞智麗也喪失了理智，去派出所自首。俞智麗的救贖之所以不起作用，就在于施予人物內心的外部力量仍很強大。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不以贖罪或自我救贖的方式來拯救人物，表現了艾偉對人物所懷有的一種溫情。《盛夏》同樣也能充分說明這一點。《盛夏》里的人物都有著復雜和黑暗的一面，他們陷在善與惡的交鋒中，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邊界，有雨夜車禍逃逸的，有雇殺手為父報仇的，有對愛情不忠的，但我們又能從每一個人物幽暗的內心里看到一絲善的光亮。艾偉剖析了人物內心，卻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紛亂的現實，如同小說中所呈現的上訪、拆遷、跟蹤、為民請命，甚至溫州的動車事故，這些社會現實都成為艾偉的批判對象。這部作品借用了偵探小說的模式，追求故事的懸念性，其實具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性。

但艾偉的批判性不是孤立地揪住一點做文章，而是建立在整體判斷的基礎上的，這一點更突出體現在他對“革命”的認知上。革命是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是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動力。艾偉自言他的成長是處于革命年代和經濟年代的過渡期，因此對于革命的體認會有與革命父輩們不一樣的地方。他曾多次說過：“革命曾經是我們的父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革命的遺孤。”他把革命視為自己的父親，可見他對革命于中國歷史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同時又把他這一代人稱為革命的遺孤，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稱謂——遺孤，既暗示了死亡和終結，同時又蘊含著擔當和責任。我們也許可以從艾偉的書寫中拼接出一個革命遺孤的精神版圖。艾偉是這樣表述自己的寫作的：“我試圖寫出革命以及后革命語境下人的復雜性，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在眼花繚亂的變化中，迅捷、生猛、浩大，如何有效地寫出社會主義經驗的復雜性，寫出時代洪流下人的處境是我的寫作興趣所在。”作為一個懷疑主義者，艾偉當然要對革命采取審視的態度，他的《風和日麗》就是一部審視革命最有分量的作品。

關于《風和日麗》的評論文章已有不少了，這些文章圍繞小說對于革命的反思和審視發表了許多精彩的意見。我想在本文補充一個被大家所忽視的方面，即艾偉在這部小說中還審視了革命與精英文化的曖昧關系，對于精英文化在革命歷史中既被壓抑又被征召的尷尬處境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這種批判性反思集中體現在私生子這一角色的設計上。艾偉本人就坦承：“在某種程度上私生子這樣的身份是一把鋒利的匕首，它雖然在革命之外，但有可能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帶，刺探出革命的真相。”

《風和日麗》以一個私生女作為主角，這本身就很耐人尋味。私生女并不是一個給人帶來愉悅的詞，楊小翼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一個私生女時，她那單純高傲的心無疑受到了極大的打擊：“這是個難聽的詞，這個詞就像隨意擲在街頭的垃圾。有一種骯臟的氣味。”但這種“骯臟的氣味”可能就會引起人們對小說的極大興趣。無論是私生女還是私生子，這樣一種特別的身份似乎必然包藏著很多的故事，他們會勾起人們的窺視欲望，作家們也愿意去挖掘他們的隱秘信息，故而小說中經常會出現私生子或私生女的形象，比如艾偉小說中所提到的《牛虻》，主人公亞瑟就是一個私生子。但艾偉決定以私生女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并不是看重私生女背后的隱秘故事和她對于讀者的誘惑，他是要以私生女為“匕首”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帶，顯然，這個私生女具有一種隱喻的功能。這是一個隱喻的私生女。

楊小翼是一個將軍的私生女，她的出場就意味著她的父母經歷過一段浪漫的情事。這段浪漫的情事發生在革命戰爭年代。年輕的軍人尹澤桂在戰斗中負傷，被悄悄地送到上海一所同情共產黨的教會醫院里治療，在這里他遇見了年輕美麗的小護士楊瀘，他們相愛了。但軍人尹澤桂必須返回戰場，他到了延安后，與組織安排的對象結了婚，而楊瀘懷上了將軍的孩子卻只能作為私生女撫養大。最重要的是，這個革命加浪漫的故事不是一個輕率的、欲望化的故事，這是兩個年輕人的真誠的相愛。這恰是艾偉要追問的癥結所在。也就是說，艾偉講述的這個故事與我們聽得比較多的同類型故事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常常有作家講述革命者的風流故事，但這種風流故事多半只是革命者在偉大革命行動中的一個插曲而已，留下的也多半是一個輕率的革命者和一個悲劇性的癡情女。艾偉很不理解，為什么這么真誠的愛情卻會戛然斷裂，為什么當革命勝利了，一切障礙清除了之后，這段革命加浪漫的情事仍然諱莫如深。于是他與私生女楊小翼一起走上了尋父和審父的道路。

楊小翼尋找父親的過程雖然非常艱難，但更艱難的卻是得到父親的承認，所以當楊小翼看到父親卻又被迫離開北京后，她就開始了一個審父的過程。直到她成了革命歷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她最感興趣的就是研究革命者的遺孤及其私生子問題。她在接觸了成百上千個革命者的遺孤及私生子后發現，私生子的處境要比遺孤艱難得多，這些私生子是“因為倫理的原因和某種革命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要求，而被拋棄在外，流落民間，其血統成為一個問題”。血統，是艾偉用私生女這把“匕首”刺破革命歷史圖景后所得到的真相。血統不僅是生理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上的，當我們從文化意義上進入到血統這個詞時，我們就發現了私生女的隱喻義。

將軍顯然是革命文化的象征，革命對于小資產階級情調采取了決斷的姿態，但小資產階級的魅力依然存在，在小說中將軍與楊瀘的戀愛雖然著墨不多，但我們能夠感覺到這是一對心心相印的戀人，這是一段純潔高尚的愛情。艾偉在這里暗示我們，革命與小資產階級情調結合將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然而這樣一件美妙的事情卻只能埋藏在革命的隱蔽處，不能賦予其合法的位置，而以后的一系列悲劇又都與它的不合法有關。如果我們繼續追溯楊瀘的文化血統，她的身上深深留下了貴族文化精神的印記。反思中國革命進程，正是對貴族文化精神的曖昧態度，給新社會的文化精神建設埋下了禍種。作為革命的對象，貴族階級無疑是要被打倒的，但貴族精神積淀了人類文明的精華，卻應該傳承下來。事實上，當革命成功之后，必然要通過吸收貴族精神中的精英文化來建立新的秩序的，但是，革命始終不愿給精英文化一個合法的身份。就像將軍那樣，即使他非常喜愛他的女兒楊小翼，而一旦楊小翼要公開自己的身份，認他做父親時，他就毫不留情地將楊小翼趕出了家門。楊小翼的隱喻義就在于，革命需要與精英文化的結合，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秩序，讓革命的藍圖落到實處，但是，在革命成功后，精英文化卻始終戴著不合法的枷鎖，像一個私生女一樣小心翼翼地生活著。艾偉以一種非常冷靜客觀的敘述，再現了精英文化被視為私生女的歷史事實。

否定精英文化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它是那么的理直氣壯。夏津博作為楊小翼的同齡人，也在進行著審父，但因為夏津博的文化身份不同，他的視角也不一樣。他的父母都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保留著堅實的精英文化。因此，夏津博說：“不要看我父母有點兒小資產階級情調，他們挺會生活的，會苦中作樂。”但這些只能說是他父母的精英文化的不自覺的流露，在思想上他們是非常自覺地摒棄精英文化意識的。夏津博發現父母的革命意志堅如磐石，為此他都感到害羞。精英文化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卻又不得不在新的文化秩序里擔當起自己的一份職責的東西。它的歷史結果便是建立起來的新的文化秩序變得非常脆弱，缺乏有效的保護，于是那些暴力文化、粗鄙文化、造反文化就可以盡情地生長。呂維寧這個出身貧苦農民家庭的大學生就是一個有力的反證。他的墮落并不在于他身上的荷爾蒙太旺盛，而在于他接受了精英文化的教育，卻從來沒有以敬仰之心去理會精英文化的實質，而是將褻瀆精英文化當成正道。他輕蔑地說班上同學“這幫少爺，懂什么，滿身都是資產階級幼稚病”。他就這樣縱容著自己身上的文化惡習，直到徹底墮落。伍思岷是一個根正苗紅的革命后代，他的悲劇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了新文化秩序中的精英文化不過是沒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女”，他挑戰新的文化秩序就變得名正言順。更重要的是，當精英文化只能以一種“私生女”的身份進入到新的文化秩序中時，這種新的文化秩序的成長就難以在陽光下得到健康的發育。楊小翼在干部子弟學校上學時，因為穿了一雙皮鞋，會在課堂上被劉世晨悄悄脫下，并被訓斥為資產階級小姐。這個細節具有極豐富的象征意味。

經歷了巨大的歷史磨難，將軍也在反省，也在調整自己的思路。將軍后來對楊小翼的兒子寵愛有加，又是一個重要的暗示，它暗示著革命開始從絕對的二元對立思維中走出，能夠正視精英文化的建設性。將軍在天安的墓前刻下自己當年在巴黎寫的詩句，就明顯有這層含義。但盡管如此，將軍仍然不愿公開認楊小翼為自己的女兒。我們與其將這看成是歷史的悲劇，不如看成是歷史與革命交匯時的瓶頸。而這一點，只有始終在尋父和審父途中的楊小翼理解到了，因此，當將軍的兒子尹南方對楊小翼說將軍對不起她和她的母親時，她告訴尹南方，事情比你想的要復雜得多。艾偉讓我敬佩之處就在于，他不僅洞穿歷史之核心，而且有一種歷史的勇氣，他要把這“復雜得多”的事情告訴人們，在這樣一個歷史與革命交匯的瓶頸處，他要為革命的“私生女”爭取到合法的身份。

艾偉在《風和日麗》中對于私生女的講述以及隱喻，讓我對艾偉的懷疑主義者的姿態有了更深層的理解。他的懷疑主義與后現代無關，他不是以解構主義的方式去對待他所懷疑的對象，相反，他力圖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藝術圖景，對待革命同樣如此，這也正是艾偉的溫情在發揮作用。做一個溫情的懷疑主義者，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