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12年，魯迅從南京來到北京，至教育部任職。1926年，魯迅離京去廈門大學任教。魯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從一名公務員成長為偉大作家。

在北京，魯迅長期住過四處地方：一是南半截的紹興會館、一是八道灣11號、一是磚塔胡同61號、一是宮門口西三條21號。這四個地方，一處是會館，一處是三合院，兩處是四合院，魯迅居住過的四合院有哪些特征，或者說留下了魯迅的哪些印痕，而這些印痕折射出哪些魯迅其時的境況與意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一

1912年5月5日晚，魯迅來到北京，住進宣武門外騾馬市“長發店”（客棧）。第二天，移入南半截胡同里面的紹興會館。紹興會館又名紹興縣館，原是山陰與會稽兩縣的會館，稱“山陰會稽兩邑會館”，由著名學者章學誠于清道光六年（1826）創建，宣統年間廢除府制，兩縣合為一縣，統名紹興，會館也由是改稱。紹興會館的主體建筑是仰戢堂，（1） 供奉著自漢代以來越中240位先賢的牌位。在仰戢堂的門口懸掛著清人李慈銘撰寫的一副楹聯，稱頌紹興一帶的山川形勝與人文翹楚 ：

溯君子六千人，自教演富中，醪水脂舟，魁奇代有，乃謝氏傳，賀氏贊，虞公典錄，鐘離后賢，暨孫問王賦以來，接跡至熙朝，東箭南璆，三管毫耑長五色；

表鎮山一十道，更瑞圖王會，簣金嵞玉，鐘毓尤靈，況慚名江，鏡名湖，宛委洞天，桐柏仙室，應婺宿斗維而起，翹英便中國，殊科合轍，一堂輦下拱千秋。（2）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進京時曾經在這里居住。然而，在會館中的什么地方，難以稽考了。魯迅先是住會館中的藤花館，后來遷徙到補樹書屋。魯迅在1916年5月6日的日記這樣記載：“下午以避喧移入補樹書屋。” （3）“避喧”，就是逃避喧鬧，魯迅在1912年9月18日的日記這樣寫道：“夜鄰室有閩客大嘩”（4），過了幾日閩客又來，“至夜半猶大嗥如野犬”（5），攪動清寧使人難以入眠，因此要遷居。在補樹書屋魯迅創作的小說《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軔之作。1917年4月1日，周作人也來到北京，經魯迅向蔡元培推薦至北京大學任教，也住進補樹書屋。

為了將在紹興的母親與家人遷至北京，魯迅決定在京購房，從1919年2月到7月之間，魯迅四處奔走，最終選定了八道灣11號。12月29日，魯迅全家搬進八道灣。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8月攜朱安離開八道灣，暫居于磚塔胡同61號。九個月以后魯迅再次覓屋，購買了宮門口西三條21號，1924年5月入住，1926年8月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

總結魯迅在北京長期居住過的四個寓所，紹興會館、八道灣11號、磚塔胡同61號與宮門口西三條21號，就院落的形態而言，第一處是會館，第三處是三合院，第二與第四處是四合院。魯迅住過的四合院與北京的四合院有什么關系？或者說與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些共性，又有哪些特殊之處呢？

那么，何謂北京四合院。

二

先說四合院。

簡單而言，四合院就是四面都有房子的院子。地域不同，四合院的特點也不盡一致，而北京四合院的特點是：

1、南北方向，所謂 “子山午向”的中軸布局。

正房與倒座位于中軸線上。正房是院子的主體，進深、面寬、架高與內外檐的裝修規格都居于首位。正房的列柱是雙數，房間是單數，從而保證明間的房門在中軸線上。正房一般是三間。正房兩側有時構筑耳房。耳房的高度低于正房。正房與耳房的總長決定了四合院東西方向的長度。

2、院門位于院子的東南或者西北位置。

如果院子坐落在胡同的北部，則院門位于東南角；如果院子坐落在胡同的南部，則院門位于西北的位置。在北京，居住之所，只有皇宮與王府例外。因為，主人的身份特殊，即使這樣，宮門或府門與中軸線也要有幾分偏離。當然，寺觀的大門也要置于中軸線上，因為那里是“神居”而非塵世民居。

3、正房、倒座、兩廂都是單層建筑，而且各自獨立，互不相連。

正房與倒座，南北相對，兩廂的前檐位于正房墀頭墻的外側。正房兩側如果設有耳房，那么耳房的面闊與廂房的進深保持在同一尺度。如果正房的后面還有房屋，那么東面的耳房則作為通道。這一點是北京四合院與其他地區四合院的重大區別。

4、正房、倒座、廂房通常采取山墻到頂的硬山樣式。一般不在山墻也不在后檐墻開設門窗，門窗均向院內開辟。

5、北京四合院的庭院一般為正方形。

北京四合院內部的庭院與山西或者陜西窄院中的庭院不同。在長寬的比例上，北京四合院大約是1：1， 山西是1：2， 陜西是1：3。這就意味，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基本是正方形，無論是山西還是陜西，庭院則是長方形的，建筑雖然也是一正兩廂，但是東西廂房相互靠攏，把正房部分或者大部分遮住。

北京四合院的構造大體如此。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施加新的要素，進行縱向與橫向的組合。

新的要素是卡子墻、垂花門、抄手游廊、後罩房。其中，卡子墻位于東西廂房的南側，卡子墻的中間是垂花門，卡子墻與倒座之間形成第一進院落。卡子墻與正房形成第二進院落，抄手游廊把正房與廂房銜接起來。正房之后是后罩房，二者構成第三進院落。在這類四合院中，第二進是主體，庭院基本是正方形的，第一進與第三進則是南北短而東西長，呈扁長形狀。

三進四合院是典型的四合院。

如果去掉后罩房，把庭院再向后延伸，加蓋正房與廂房，則此處的正房與前面的正房形成前堂后寢的格局。如果這進庭院的后面再設置后罩房，則形成四進院落。

從理論上講，四合院可以進行無限的縱向組合。但是實際上，北京的四合院，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至多是五進。比如，清末協辦大學士文煜在帽兒胡同的住宅分東、中、西三路。其中。西路是住宅，分五進。大門位于院子的東南角。進大門是一進院，南側是七間倒座房。北側是卡子墻，中間是垂花門。垂花門后是二進院，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正房與廂房之間用抄手游廊相連接。之后是三進院、四進院，正房均為三間，最后是五進院，有十六間后罩房。在橫向上，也可以任意組合。但是，同樣由于地理環境限制，一般也只是三路，而且并不全部安排住宅，而是根據需要進行處理，仍以文煜的住宅為例，西路是住宅，東路是下房，中路便是北京著名的私家園林“可園”。

三

八道灣11號，也基本如此。具體講，是這樣的格局：

1、院子在八道灣胡同北側，中軸線布局，坐北朝南。

2、院門在院子的東南角。

3、在院落的南側有九間倒座房。

4、 倒座北側是一道卡子墻。卡子墻中間辟們，卡子墻與倒座構成第一進院子。

5、卡子墻之后是第二進院子，有北房，即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

6、北房后身是九間后罩房。二者形成第三進院子，也就是后院。周作人與周建人家眷住在第三進院子里，兄弟失和以后，周作人在信中告誡魯迅：“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6） 便是指此。

這些特點完全符合北京四合院的模式。

不同之處是：

1、11號前面尚有一座院子。這座院子不妨稱為外院。外院的東南角是一座直棱車門，其上構花磚女墻，下設礓礤。

2、卡子墻中間未設垂花門，只有一個通道；同樣在一進院的東南角也沒有構筑大門，只是把倒座房的第七間辟為通道；正房與廂房之間沒有抄手游廊，而是構筑了抄手形狀的短墻，其上辟通道，以便正院與后院往來。又在正房北山墻與西側院墻之間加筑一道短墻，其上亦辟通道，與后罩房西側的屋門基本相對。通過兩道短墻使得后院基本處于封閉狀態。

3、正院，也就是二進院，庭院十分寬闊，魯迅的老友許壽裳說這里簡直可以開運動會。同樣，三進院也十分開闊，不像一般四合院那樣狹窄扁長。與普通的四合院相比較，11號的庭院面積與房屋規模在比例上顯然失調，簡而言之是庭院大而房屋小。為什么會是這樣？后文分析，而為什么要買這樣一座大宅則和魯迅有關。原因是魯迅考慮到兩個兄弟都有孩子，需要較大的玩耍的場地。

4、明間背后接出一座灰棚，為了便于采光，安裝了頗大的玻璃窗。灰棚里面設有一具魯迅睡覺的木炕。西三條21號的明間后面也筑有這樣的灰棚，魯迅稱老虎尾巴。這里，當然也是老虎尾巴。魯迅與朱安琴瑟異趣，即便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也處于分居狀態。有一次，魯迅的母親埋怨朱安沒有孩子，朱安說，大先生都不和為我說話，怎么會有孩子呢？

北京四合院里的房屋，講究者既有前廊也有后廈，這條老虎尾巴可以說是魯迅對后廈改造后的簡易變種吧！

5、東西廂房的北側山墻各辟一門。在北京，一般不在山墻上辟門，這里是特例。因為是在北邊的山墻上辟門，故而房門的朝向必然是后院。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周作人對八道灣進行改造，將正房東西兩側各加半間，也就是各增加了半間稍間。兩稍間合為一間，正房實為四間。然而，北京的四合院，正房不可以出現四間，因此采取四破五的做法。同時把廂房進深加寬，由是墀頭墻與正房的墀頭墻有所交集。

根據有關史料，11號占地四畝，在北京，標準四合院占地“五八丈”，也就是40平方丈，約當443.56平方米，0.67畝，兩相比較，11號是它的六倍，可謂大宅。八道灣是一條曲折小巷，卻出現了這樣占地寬闊的大宅，是否有歷史原因呢？

四

八道灣一帶，在明代是內府供應庫外庫的所在地，其南面的“前供應胡同”與東面的“后供應胡同”，均是由此演變而來。供應庫是明代內府二十四衙門之一，根據劉若愚《明宮史》記載，這個衙門主要負責皇城與山陵等處內官的糧米供應，此外還設有油庫、蠟庫，“凡御用白蠟、黃臘、沉香等香，皆取辦于此庫。”（7）這是一個重要崗位，“非九重依畀最有寵眷者不得掌也。”（8） 雖然皇帝重視這個位置，但在這個位置上的掌印者卻良莠不齊，神宗時有一個叫張明的內官做掌印，引起內官們的憤怒。按照標準每一名內官的月供是四斗米，張明不僅把好米換成壞米，甚至克扣斤兩只給三斗半。“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9）每至夜晚，“內府庫監工添油點燈，以便巡看關防”，（10）然而到了魏忠賢擅政的時代，便把這個事廢除了，以便他在夜間出行，而“無敢言者”。（11）供應庫的衙署在皇城內東北，今天的納福（原稱內府）胡同里，“廳前懸木魚一尾，長可三尺許，以示有余糧之意。”（12）大廳后面的倉庫上安放著一只“瓦鴿子，相傳已久，不知何所取意也。”（13） 劉若愚本是魏黨，僥幸漏網以后在羈押期間撰寫此書為自己辯解，同時也記述了其時的內廷日常生活與內府執掌，供應庫即其中一例，可惜沒有留下外庫的記述。然而，稽考歷史輿地仍舊可以推斷，八道灣，很可能是外庫里面的一條道路，廢棄以后逐漸形成閭閻，而11號或者曾是其中的一處院落也未可知。因為這個原因，11號，其前身，并非普通民居故而占地闊大，且庭院寬闊也就可以理解了。

相比之下，魯迅在北京的最后居所，西三條21號只占地四百余米，即：“五八丈”—— 一所標準四合院的占地面積，是八道灣11號的六分之一。其中，東南角是院門，小巧的屋宇門鑲金邊涂黑漆。院門西側是四間倒座，倒座對面是三間北房，東西廂房各兩間，圍出一個小巧的正方形庭院。簡之，是一處標準四合院。但是也有不同，一是明間背后的老虎尾巴，一是正房背后的后園。前者鮮明地保持著魯迅的個人印記，后者則流露出魯迅對故鄉的懷念。在紹興，有模樣的院子往往有后園——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中公子與小姐私會的后花園吧！在紹興，魯迅故居里的后園是百草園，魯迅外祖母家也有類似后園，只是窄淺不少。根據魯迅日記，31號原來有六間房屋，魯迅購買以后，進行了修繕與改建。這些變化自然與魯迅有關。但是，在院落的主體布局與建筑樣式上依舊是北京四合院的模式，表現在房屋的細部也是如此：門枕石、花邊瓦、步步錦、支摘窗、簾架、風門、荷花栓斗與荷葉墩，都是地道的北京做法，而讓北京人感到熟稔與親切。

五

在北京四合院里，北房一般為正房，無論是建筑等級還是尺度，都要大于其他房屋。在尺寸上，明間最大，次間遞減。而且同樣是次間，在尺寸上也略有差別。東次間大于西次間。所以出現這個差別，是因為中國的傳統以“左”為上。這個現象在年代久遠的房屋十分顯著。晚近的房屋則不甚明顯，甚至與明間的尺寸完全一樣。明間之所以大于次間，主要原因是，一，這里是中軸線通過的地方；二，這里設有祖堂；三，主人與家人在這里聚會。除夕之夜，慎終追遠，在這里舉行祭祀祖先的活動。因此，明間又稱“祖堂”。當然，房屋繁多的四合院，也可以在另外地方設置祖堂，這里只是就一般而言的四合院通例。次間一般做主人的臥室與個人活動場所。如果主人有長子，則主人住東次間，長子住西次間。主人去世以后，其靈寢要置于明間，而且擺放在中軸線上，也就是所謂的壽終“正寢”。長輩居住北房，明間設置祖先的牌位的原因也在于此，因為那里是大吉之地。

八道灣11號、宮門口三條21號，乃至磚塔胡同61號，在正房的安排上也是如此。以八道灣11號為例，根據周豐二手繪（14），

房屋具體分配是這樣的：

1、正房。魯迅的母親魯瑞住東次間，長子魯迅與妻子朱安住西次間。然而魯迅與朱安琴瑟不睦，因此在明間后面加筑了一座灰棚。2、后罩房。魯瑞的次子周作人一家住西邊三間，三子周建人一家住中間三間。（15）因為這里居住年輕女眷因此在南側加筑了一段短墻。東面的三間為客房。為此，其南未加筑短墻。1922至1923年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曾經在此居住。魯迅在《鴨的喜劇》中記載，一天，愛羅先珂嘆息北京過于寂寞，回憶他的舊游之地緬甸說，那里：“遍地是音樂，房里、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叫，各種聲音，成為合奏，很神奇。”而“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16）后來愛羅先珂買了十幾只蝌蚪放到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子里”，（17）等蝌蚪長大變為青蛙聽蛙鳴。“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18）仲密，即周作人。

3、西廂房。魯迅與周作人的書房。魯迅搬出以后周作人取名“苦雨齋”。八道灣11號西北高東南低，但是瀉水不暢，夏日的雨水經常淤潴到第二進院子里，甚至高過臺階漫進房屋，苦雨齋之稱便由此而來。周作人在《苦雨》一文中寫道，一天夜雨：“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么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 。（19）

4、東廂房。南邊的一間住女傭、中間的一間做堆房、北邊的一間做飯所（飯廳）。上面談到，東西廂房的北側山墻上各辟一門，故而門的朝向必然是第三進，也就是后院。因此吃飯必須要穿過東邊的門道，換句話說是進入后院。由于這個地理環境，兄弟參商以后，魯迅不再去后院，自然只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吃飯了。魯迅在1923年7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20）

5、倒座。西邊三間為客房，中間三間為魯迅所用，著名的《阿Q正傳》便是在這里創作出來的。東邊三間，一間是門道，兩間是男傭的住處。

總之，男傭住在第一進院子，女傭住在第二進院子，（21）長輩與大兒子住正房，其他兒子與年輕女眷住在最后一進院子里，而且與正院之間構筑短墻進行隔離，主人居住的地方甚至修建了兩道短墻。男女有別，長幼有序，是中國居住文化的悠久傳統，為魯迅和他的家人沿襲而因循舊例沒有絲毫變化。

六

根據周豐二手繪，八道灣11號，魯迅種植的花木：

1、外院影壁后面是一株棗樹，北邊與西邊是三株槐樹；

2、一進院，即前院。魯迅使用的三間倒座，窗下有四株丁香，三間客房階下是一株杏樹，對著男傭住處的門口是一株槐樹、卡子墻門道東側是一株楊樹和一株丁香、西側是一株松樹，（22）西邊堆房的前邊是一株棗樹；

3、二進院，即正院。門道兩側各是兩株丁香、北房前面是四株丁香，西廂房窗前南側是一株棗樹，東廂房女傭窗下是一株柳樹、飯所窗下也是一株柳樹；

4、三進院，即后院，周作人的“后邊院”。北房西山墻下是兩株丁香、對面是一株槐樹，后山墻下是四株丁香，后罩房主人居住的窗下是三株丁香與兩株黃刺梅，客室前面是四株丁香與一株柳樹，后山墻東側是一株桑樹，后院西墻下是一株國槐。

計有：棗樹3株、槐樹6株、楊樹1株、松樹1株、柳樹3株、桑樹1株，杏樹1株、丁香26株、黃刺梅2株。總計44株。

對此，不妨進行簡單分析：

1、槐樹與棗樹。 在庭院中植種槐樹與棗樹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周禮?地官?大司徒》中記載，社稷壇的四周修筑壝墻，根據土質情況種植不同種類的樹，這樣的樹稱社樹。不同的社種植不同的樹，槐樹便是其中之一，《周禮?秋官?朝士》又曰：

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后。（23）

棘，即棗樹。

上面的引文，譯為今天的普通話大意是：朝士執掌外朝法式。具體是：在外朝的左側種植九株棗樹，用來標明孤、卿與大夫朝見周天子時的位置，刑官之士站在他們的身后；在外朝的右側也種植九株棗樹，用來標明公、侯、伯、子、男的位置，鄉遂以及都鄙公邑的官吏站在他們背后；南面則種植三株槐樹，用來標明三公的位置，州長與庶民代表站在其后。三公即太師、太傅與太保等三個最高等級的官員。官員的等級不同，朝見周天子時的位置也不一樣。在周天子外朝栽種棗樹槐樹的依據，古人的解釋是，棗樹木質的顏色赪紅，而樹枝有刺，取其赤心外刺之意。至于槐樹，鄭玄的解釋是“槐之言懷也，懷來人于此，欲與之謀。” （24）

棗樹與槐樹一般不栽種在中間的庭院，更不會栽于庭院中心，“有誰看到一進垂花門，當院便是一棵大槐樹，或是一棵大棗樹呢？”（25）“一般都是種在正房或東、西屋后面，或是大宅門寬大的外院中，種在房后，叫‘圍房樹’，這是有講究的。”（26）槐樹與棗樹使人聯想到“槐棘”與“三公槐”，這是公卿大夫的樹，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嘉木，北京四合院栽種之多的原因就在這里。

八道灣11號種有六株槐樹，外院三株槐，前院一株，后院兩株，都在正房與東西廂房外側，完全符合北京四合院栽種槐樹的地理位置。棗樹三株：一株在外院的影壁后面，一株在前院西邊，一株在正院西廂南側窗下——正院邊角的位置，也基本符合北京四合院栽種棗樹的地理位置。

2、丁香。丁香屬花木，為北京四合院中習見。丁香綻放時，花香四溢，未綻之時，花蕾密布枝頭而稱丁香結，又稱百結。唐宋以來，詩人常以此喻“心結”、“愁結”，將郁結的惆悵之情寄予其中。李璟詞《浣溪沙》：“青鳥不傳云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李商隱詩《代贈》：“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將丁香視為“引愁”之物。戴望舒在《雨巷》中尋找丁香一樣的姑娘，也是將丁香喻為愁怨美麗的象征。魯迅大概對丁香獨有鐘愛，因此在八道灣栽種了26株丁香，這或者與他的生活境況有關。（27）

然而，北京四合院的庭栽更多的是石榴，“天棚魚缸石榴樹”，天棚用杉篙與席箔構成，夏季搭建在正院之中而用以避暑。由于這個緣故，在正院里不栽種高大喬木而多植灌木或者小喬木，八道灣11號也基本遵循這個原則。石榴樹因其花朵顏色艷麗與果實多籽，故而成為北京人的第一選擇。

3、八道灣11號栽種的松樹、楊樹、桑樹在北京四合院中基本見不到。原因是松樹與楊樹是墓冢里的樹種，而桑樹之“桑”與“喪”諧音，也為北京人所不喜而避諱。既然是這樣，魯迅為什么要在自家院中栽種這類樹木，魯迅沒有解釋，周作人在《兩株樹》中援引《群芳譜》說楊樹有二種，一種是白楊，一種是青楊，白楊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簌簌有聲，人多植于墳塋之間，因此“大家對于白楊都沒有什樣好感。為什么呢？這個理由我不大說得清楚，或者因為它老是簌簌的動的緣故罷。聽說蘇格蘭地方有一種傳說，耶穌受難時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楊木做的，所以白楊自此以后就永遠在發抖，大約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釘的鐵卻似乎不曾因此有什么罪，黑鐵這件東西在法術上還總有點位置的，不知何以這樣地有幸有不幸。（但吾鄉結婚時忌見鐵，凡門窗上鉸鏈等悉用紅紙糊蓋，又似別有緣故。）我承認白楊種在墟墓間的確很好看，然而種在齋前又何嘗不好，它那瑟瑟的響聲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種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來齋夜話的時候，忽聞淅瀝聲，多疑是雨下，推戶出視，這是別種樹所沒有的佳處。”（28）喜歡白楊葉子的騷動之聲，同時也說明他對西洋文化的關注。周氏兄弟雖然后來不睦，但是在興趣上仍然有相近之處，對楊樹的喜愛，或者是其中一例。

1924年6月25日，魯迅從磚塔胡同移居西三條胡同21號。次年四月4日，請“云松閣李慶裕議種花樹”，（29）次日“云松閣來種樹，計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楊三。”（30）總計6種12株。其中，刺眉即黃刺玫，榆梅即榆葉梅。丁香位于前院，其余均在后園，碧桃種在正房背后東側，余者則位于后園北墻下，從西向東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這些至今尚在，三株青楊則一株也沒有了。相對白楊，青楊的葉子細小，樹冠相對低矮，在不大的園子里栽種三株青楊，可見魯迅的意趣。

與八道灣相比較，西三條栽種的花木，相同的是丁香與黃刺玫，不同的是榆葉梅、碧桃與花椒樹。前三種基本見于北京四合院，碧桃少見，花椒只是反映了魯迅的個人興趣而已。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報》記者采訪朱安，說到院子里的洋桃與櫻花。朱安說，魯迅喜歡的那株櫻花被蟲子咬壞了，去年才將它砍倒。而“魯迅親手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綠葉森森，遮蓋住西邊的半個院子。”（31）洋桃，在《兩地書》中，寫作楊桃。關于楊桃，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1926年9月28日，許廣平在信中說廣州的天氣時常有雨而空氣潮濕，但也有好吃的水果，“現時有楊桃，五瓣，橫斷如星形，色黃綠”。（32）10月4日，魯迅復信云沒見過楊桃，“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無從買起。”（33）兩周以后魯迅在信中再次提到楊桃說，“很想嘗嘗楊桃”。（34）西三條院內的洋桃，應是魯迅1926年離開北京以后栽種的。1929年、1932年，魯迅兩次從上海返京，或者是發生于這兩個時間節點。

分析八道灣11號與西三條21號，那里的花木，與北京四合院傳統相同的是：槐樹、棗樹、丁香、黃刺玫、榆葉梅與碧桃，不同的是松樹、楊樹、桑樹、柳樹、花椒樹、櫻花與楊桃。如同這兩處的建筑布局與居住文化，這里的花木也呈現了兩面性，一方面是魯迅及其家人對傳統居住文化的沿襲與堅守，另一方面，那些在北京四合院中難以見到的花木則折射出了魯迅的生命體驗、文化傾向與個人意趣，從而開啟了認知魯迅的另一扇隱秘窗口。

2016、12、17 改定

注釋：

（1）紹興會館位于今西城區南半截胡同7號。有北、中、南三院。南院兩進，正房三間半，南側的半間是穿堂，過穿堂是后院，有正房五間，亦坐西朝東，北側有兩間廂房，原有槐樹，即補樹書屋。

（2）轉引自《魯迅與他的北京》第4頁。蕭振鳴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4月。

（3）（4）（5）（20）（29）（30）（32）（33）（34）《魯迅全集》，第14冊第218頁、第9頁、第19頁、第460頁，第541頁、第541頁；第11冊第138頁、第140頁、第180頁。魯迅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6）（14）轉引自《八道灣十一號》第138頁、第306頁，黃喬生著。三聯出版社，2015年6月。

（7）（8）（9）（10）（11）（12）（13）《明宮史》，第45——46頁。［明］劉若愚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

（15）周作人一家有：周作人、羽太信子、周豐一、鞠子與若子；周建人一家：周建人、羽太芳子、靜子、周豐二與周豐三。

（16）（17）（18）《吶喊》，第169頁。魯迅著。北京，海燕出版社，2015年3月。

（19）《雨天的書》，第6至7頁。周作人著。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7月。

（21）其時周家的男傭有：齊坤（管家）、王鶴招 ；女傭有李媽、小李媽、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此外還有燒飯的大師傅、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等。總計不少于9人。

（22）據周吉宜先生為筆者手繪，此處的松樹應為柏樹。

（23）（24）《周禮》，第337、337頁。錢玄等注釋。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7月。

（25）（26）《北京四合院 草木蟲魚》，第79頁。鄧云鄉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

（27）《魯迅故居：小四合院里的幽怨丁香》其中寫到在西三條21號，“魯迅只住了一年多，朱安卻住了二十三年。我想，她應該也經常會站在那兩棵丁香樹下哀嘆吧？哀嘆連樹都是成雙成對，自己卻長久地形單影只，看不到希望。魯迅先生可曾想到，他親手植下的兩棵丁香，會成為朱安漫漫長夜時的寄托？” 2015年5月15日17：55靈葉 新浪 博客。

（28）《周作人文選》卷二，第40頁。周作人著，鐘叔河選編。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年12月。

（31）轉引自《我也是魯迅的遺物》第214頁。喬麗華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