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金仁順

1

七個人，說同一件事：年輕的武士帶著妻子，在林中遇到一個強盜，強盜垂涎那妻子的美色，把夫妻二人分別誘騙進入到一個竹叢杉樹混雜的莽林中。故事的最后是武士死了，妻子不見了，強盜被抓住了。

小說的前半部分由四個人的證言組成：樵夫、行腳僧、捕手、老婆子（她是武士的岳母）。他們分別介紹和證實了武士、妻子、強盜的身份，以及他們的性情；后半部分，則由三個當事人——強盜多襄丸、武士妻子真砂、武士金澤武弘——分別說起了莽林中發生了什么。金澤已經身死，他的魂靈寄借巫婆之身，借用她的口訴說。

同一個莽林，三個主人公說法兒各不相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邏輯和合理性。好色的強盜偶遇武士夫妻，一眼就相中了真砂，覺得“她的臉兒像菩薩”，他對武士金澤謊稱自己掘墳時發現了鏡子、刀等等很多好東西，想賣給他。金澤動了心，跟著多襄丸進了莽林中。因為馬進不去，真砂暫時停留在外面。多襄丸在林中偷襲了金澤，把他捆在樹上，用竹葉塞滿了他的嘴。接著多襄丸又把真砂騙到林中，當著金澤的面強奸了她。

故事到此，沒有異議。但接下來，三個人的敘述像林中小徑，分三個方向各自散開了。多襄丸說，他本來只想漁色，沒想殺人。但真砂在他要離開時，拉住了他，“你死，還是我丈夫死？管他誰，給我死一個！在兩個男人面前丟丑，這比死還難受！喂，過一會兒，不管是誰，活下來的，我甘愿與他結為伴侶。”

真砂這么說了，多襄丸才對金澤起了殺心，但他做得堂堂正正，選擇了男子漢之間的決斗，金澤跟他大戰了23個回合，最后被他刺死。等他再想找真砂時，她已經沒影兒了，于是他也倉皇逃走。

真砂的敘述是：自己當著丈夫的面被強奸，強盜還得意洋洋地跟丈夫示威。而當她望向丈夫時，看到是他對自己的蔑視和厭惡，他的目光甚至比強盜的行為更傷她。于是她說：“既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不能再和您在一起了。我一心想死。不過……不過，請你也死罷！我的恥辱你已經看見，我不能把你一個人留下。”金澤只說了一句：殺罷！真砂用自己維護貞操的小刀——之前她也曾試圖自衛，但被多襄丸奪過去——殺死了丈夫。金澤死后，她試圖自殺，割喉嚨、跳水，但沒死成。

金澤死不瞑目。他的幽靈借巫婆之口道出原委：多襄丸強奸了真砂之后，花言巧語地勸她：“哪怕只一次臟了身子，和丈夫的關系也很難言歸于好。與其奉陪那樣的丈夫，不知是否有意做我的妻子？正因為覺得你可愛，我才干出那種大膽的事兒。”

盡管金澤一直用眼神跟妻子示意，讓她不要聽強盜胡說八道，但她卻仍被多襄丸打動了。她不光同意跟著他走，還要求他殺了自己的丈夫。而多襄丸聽到這話，卻一腳把她踢翻在地，很哥們兒地問金澤：“你打算怎么辦？是殺了她？還是救她？回答只要點點頭就行。殺了她?”

金澤猶豫的時候，真砂跑了。多襄丸把他從樹上解開，去追那個女人，或者也逃走了，金澤不堪羞辱，揀起妻子丟下的那把小刀，捅進自己胸前。在他死去的時候，有人把刀拔出來，偷走了......

故事不復雜。如果平鋪直敘，無非一個情殺故事。但芥川龍之介卻在這樣簡單的故事里面，寫出了復雜而深刻的人性、幽暗微妙的心理、細思極恐的真相。三個人誰都沒有理由撒謊：一方面，事已發生，結果呈現，另一方面，多襄丸人之將死，其言也真；真砂的命運沉到了谷底，再怎么掙扎詭辯也毫無意義；武士金澤顏面盡失，而且已經是個死人，借巫還魂難道只為說幾句謊言?

都沒有理由撒謊，但謊言又真實存在。某些事件、某些時刻，謊言比真實重要得多。真實是相似的，謊言則各有各的面目和微妙。真實在客觀層面上鋪蓋，謊言卻走向幽微而復雜的內心。《莽林中》的故事危險而迷人。芥川龍之介僅僅靠這一篇小說，也足以躋身于一流作家之列。日本導演黑澤明用這個故事拍攝了電影《羅生門》，和小說一樣，電影放映后引起巨大轟動，拿下了奧斯卡獎，讓這個故事再下一城，不只是文學經典，更是世界電影中的佳作。

2

“莽林”，是個很有意思的空間——這個小說也有譯本譯為《竹林中》，那片林子竹子最多，雜有其他樹木和荊棘、野草——品種豐富的樹木，多姿多彩的植物，昆蟲、鳥、小動物，野獸，強盜，還有樵夫——小說和電影里都出現了這位樵夫，最先登場的是他，他發現和指證了案發現場；最后登場的也是他，他偷走了插在武士金澤胸口上的那把刀——莽林的附近，或許還有溪流、山澗、懸崖峭壁，清風流轉，空氣芬芳，各種聲音起伏交錯，既荒蕪又繁榮，既坦蕩寂寞，又殺機四伏。

恰如我們的日常生活。

每個人都有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一片“莽林”。“莽林”里面盛產夢想、愛情、戲劇性，出產更多的懷疑、流言、八卦。有些人天生會利用這片“莽林”，為它添枝加葉，而有些人，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他們也知道有，但有就有了唄。

對于寫作者而言，意識到自己的“莽林”，并有效利用其價值，是保持自己創作之井永不枯竭的好辦法。有時候，能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幾乎是檢驗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作家的標準。

我曾經在一家文學雜志社做過10年的文學編輯。除了每天要看大量的自然來稿，還要接待一些登門的作者。這些人熱愛創作，一心想寫出精彩的故事，而他們卻看不見自己身上的故事。

一個農村女孩兒來找我，跟我訴說她的文學夢。家里很窮，吃飽穿暖都勉強的程度。她不在真正的田野里耕耘，卻在文學夢里播種，每天讀書、寫作，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成為作家。她來城里親戚家小住，怕人家厭煩，早出晚歸，中午餓著肚子在圖書館里讀書。這樣困窘的生活，她卻動輒花費幾百塊錢加入某個“協會”，還從包里拿出五、六個證書給我看，都是江湖騙子文學協會，上面印著蘿卜章那種。

這個女孩子二十好幾了，沒有溫飽的生活，沒有工作，沒有男朋友，眼下也看不到什么未來。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莽林”里，為“不走尋常路”沾沾自喜，篤信自己會用文學改變命運。她主要寫古體詩，那些華麗的字句里面，包裹著不切實際的名利心。剛寫的一個短篇小說里面，也是神神鬼鬼的，跟她的現實和處境毫無關系。我不知道該拿她怎么辦。猶豫了半天才委婉地勸了一句，魯迅在《傷逝》里面有一句話，“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我建議這個女孩子，“人必生活著，創作才有所附麗”。身為編輯，不能輕易打擊作者的熱情，雖然她現在拿出來的作品幼稚可笑，但這跟她所處的閉塞環境和缺失的教育有關，也許她的才華被貧困遮蔽了呢?誰敢說她的“莽林”價值寥寥，只能有麻雀和荒樹雜草?

還有個女孩子，跑到編輯部來，我們是大辦公室，所有的同事都在一起辦公，女孩子進門的時候，主編還在猶豫著讓誰來接待，結果她點名要跟我談談。其他編輯們臉上頓時露出笑容。

她坐在我對面，侃侃而談。自詡才華橫溢，但恨世人有眼不識金鑲玉。她的寫作是對中國文學的恩賜，或者加持。在她的身后，其他編輯偶爾扭頭看她一眼，再沖我笑笑。她把一個短篇小說留給我，問我啥時候給她回音。我說一周吧，我會給你寫信的。她說不用，一周后我再來找你。

她離開編輯部后，我對主編說，應該給編輯們增加工資，多發一份精神折磨費。

主編說不能，反而要跟你們要錢，要不是這份工作，你們能接觸到這樣形形色色的人嗎?

她的小說和她的人一樣，自說自話，既無邏輯，又無常識。我怕她再來，立刻寫了封短信退稿。兩天后她打電話到編輯部，說她的小說拿到哪哪哪，哪哪哪，立刻就能發表出來。我說好的啊，你給他們吧。最后她氣恨恨地對我說，“你錯過的是蕭紅和張愛玲”。

還有個大學男老師，也經常來編輯部找我。他寫小說速度奇快，這一周的小說我才剛讀完，還沒來得及退，新的小說又擺在我桌上了。他寫小說就像寫日記：吃飯，吃的是什么飯；穿衣，穿的是什么衣；睡覺，幾點睡的，是一下子睡著還是躺在床上想了會兒事兒然后才睡。他是不是做了夢，夢見了什么......

每次來送稿子，他都要坐一個多小時，給我講他的人生經歷：他小時候父母雙亡，窮到吃不上飯，流浪街頭，還要養活妹妹。后來他居然還考上了很好的大學，大學畢業留校。

這些聽上去最扯的事情，后來經過他親戚的驗證，居然都是真的。

再后來，他突然不來了。我很慶幸，猜測他突然想通了，不再寫作了，也或者他找到了別的雜志社，去折磨別的編輯了。但半年后聽說，他過世了。癌癥。從檢查出來到過世，還不到三個月。

我一時有些回不過神兒來，再想起他小說里寫的吃喝拉撒，以及他講給我聽的雞毛蒜皮，這些尋常事組合在一起，不就是他的一生?他其實拉著我一直在他的“莽林”里轉悠，那些在我眼里毫無價值的風景，對他而言，是他人世間的花園。他的愚癡忽然就有了深意。

3

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在一篇名叫《圣女》的散文中提到一個叫瑪格里托·杜阿爾特的男人。他原本是個很普通的市民，18歲時，娶了一個美貌的姑娘結婚。沒過多久，那姑娘就在生第一個女兒時撒手人寰。他們的女兒長得比母親還要美麗，但是七歲時也患嚴重的熱病死去了。11年后，由于一個遷移計劃，瑪格里托·杜阿爾特和其他居民一樣，必須把親人的遺骨挖出來遷到新墓地去。奇跡出現了，馬格里托-杜阿爾特的妻子已成為黃土，但他女兒的尸體卻完好無損，打開棺木時，人們居然聞到了隨葬的鮮玫瑰花的香味兒，更令人驚異的是，那女孩子的尸體非常輕。這事兒引起了巨大轟動，連當地教區的主教也認為這樣的奇跡應該提請羅馬教廷裁決，于是，大家搞了一次募捐活動，資助瑪格里托·杜阿爾特前往羅馬為這樁神圣的事業去奮斗。

瑪格里托·杜阿爾特上路了。他在接下來的22年里，帶著裝有女兒遺體的箱子在羅馬四處奔走，五位教皇先后死去，他卻仍然在等待。

有時候我會揣摩一下瑪格里托·杜阿爾特的內心想法。一個平庸的男人，對生活沒什么野心，娶了美貌妻子，走了桃花運。但桃花開得快，謝得也快。妻子女兒相繼過世，他又回到了平庸生活中。他的生活會寂寞些，但未必不是他想要的。他還可以再娶個尋常的妻子，過安生的日子。但他的命運再次被遷棺事件逆轉，他是個普通人，但注定要成為某種容器，盛載傳奇。

22年的時間啊，他帶著一個箱子，奔走在見教皇的路上。漫長的等待，歷經了五任教皇。

瑪格里托·杜阿爾特是多么適合當作家啊，他的美艷妻子可以寫本小說，女兒又可以寫本小說。但這兩本都是熱身之作，真正的作品應該從他提著箱子上路開始。他經歷了多少事啊：五位教皇哪個都可以寫，為什么他們不見他；他的行程、住的旅店也可以寫，寫一本“在路上”；他還有很多艷遇可以寫寫，去餐館吃飯，去酒吧喝一杯，他的身邊有形形色色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性格，一旦他的故事講出來，會有多么強大的吸引力啊，肯定會有很多女性，會被同情和獵奇捕獲，跟他回房間去看那個“神跡”，順便撫慰下他的寂寞。所有這些，他甚至不需要虛構和想象，原封不動地寫出來，就能成為好作品。

但他沒有——如果瑪格里托·杜阿爾特這個人真實存在的話——他把他的故事講給了一個作家聽。馬爾克斯從來不缺故事，南美大地的故事和草木一樣豐茂，這么生動的故事在馬爾克斯的作品里面只占一小頁。

4

小學的時候，我上學的校園建在一個山坡上，校園后面是樹林和荒野。有人說那個地方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有過一場很大的戰役，死了不少人，就埋在荒野里。有些冬日的下午，天黑得早，下午三四點鐘，教室里面開始變得昏暗。有人說能見到樹林邊有熒熒綠光，還有人說能看見鬼影在飄，滿教室的孩子，外表強作鎮定，內心慌成一團。但鬼故事和吃辣一樣，越怕越想講，越辣越要吃。

小學時候看的第一個恐怖片是《畫皮》。這部電影是1969年拍好的，1979年在大陸公映，是大陸最早引進的香港電影之一。1979年，“文革”剛結束沒多久，在習慣了樣板戲的觀眾眼里，這部電影引起的震撼不亞于山崩海嘯。沒有幾個人見過鬼，但我們都相信鬼是存在的，而且就是電影里的那副鬼樣子。據統計，全國范圍有20人左右在看這部電影時因為過于入戲而驚嚇身亡。這部電影也因此提前結束了全國公映。

看完電影的當天夜里，我失眠了。我盯著窗簾，在夏日夜晚，隨著風不時地擺動，我確定再下一分鐘再下一秒鐘，窗簾里就會閃出個鬼來。

又過了很多年，國人才漸漸習慣了鬼片。《聊齋志異》里面的很多故事被反復拍攝，《白蛇》之類的神話故事也被多重視角演繹，劇情越變越離奇，特技越來越花哨，但越來越不嚇人，更別說嚇死人了。

初一的時候，班上有個女同學，回回考試考第一。但上了初二，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長長的頭發被剪短了，老師講課的時候她不再是那個隨著老師轉動的向日葵了，她低頭在本子上畫畫，畫得極其瘋狂。老師批評她的時候，她仰臉嘻嘻一笑。

再后來她連學也不上了。我們幾個同學找了個星期天去看她，發現她的家離學校很遠，要走一個多小時，其中很長一段是僻靜的野路，幾乎沒有人影，冬天上學放學，天都是黑的，她一個小女生，是怎么獨自走來走去的?

到了她的家里，我們幾乎認不出她了，她的頭發更短了，眼神迷亂，被綁在一棵樹上——她媽媽跟我們解釋：她瘋了，如果不綁，不是打人就是砸東西。她媽媽一邊嘆息一邊拿了些瓜果給我們吃。我們看著同學，既心疼又恐懼，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不再是那個學習成績好，總被老師表揚的學霸了，變成了一只困獸，被捆綁著。

離開她家的時候，碰上她家鄰居，神秘兮兮地告訴我們：她爸爸是工程隊的隊長，帶人在山里干活兒時打死了一只黃鼠狼。黃鼠狼來報仇，她爸爸陽氣重，近不了身，就找到他女兒身上了。

回來的路上我們全體沉默。山野叢林，荒蕪和寂靜都讓我們敬畏，更別提那里面可能隱藏著的東西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高度緊張，那段路在記憶里刻得特別深，路是土路，但壓得很實，路面上有兩道明顯的車轍，路的一邊是田野，草長瘋了，比我們的身高矮不了多少，淡紫色的野菊花東一簇西一簇的，田野的那邊是連綿的山，山不高，像奔跑的馬群，一直向前延伸著；路的另外一側是荒野，再過去是兩條火車鐵軌，像一個等號被拉成了無限長。鐵路傍著一條河，河水有時候在鐵軌的左邊，有時在右邊，有時從水泥橋下穿過，鐵軌則從橋上鋪過去。

我們的情感很復雜，有恐懼，對黃鼠狼、對原野、對所有我們看不到的我們不了解的事物，但拋除這些，還有一種新的、以前從未有過，或者說至少沒有這么清晰過的情感出現在那個下午——憂愁。

5

為什么寫作?

這是作家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

“莽林”是一個理由。主動走進“莽林”，或者被騙進來，其實沒什么分別。一旦進入精神世界，追尋真相、意義、價值、闡釋，就沒人能再全身而退。就像金庸武俠小說里的英雄帖，任誰接了帖子，都是有去無回。大家驚恐異常，以為是什么巨大、了不起的勢力讓這些人回不來，后來才發現，是那個島上的武功太迷人，所有見到的人，都流連忘返、不想回去。誰都渴望著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詮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誰都可能成為武林霸主，世界的君王。

進入“莽林”，還有誤打誤撞誤導的成分。手拎“箱子”的人，則是天選之子。是命中注定。他被從家里、從日常中趕出來，拎著“箱子”上路。他在路上奔走、漂泊的心是惶惑的，是憂愁的，但“箱子”里的使命讓他持續走下去。他要完成的是“神跡”，他甚至不需要知道原因和理由。而最終——也是最好的——他會發現，他因為“神跡”而上路，在路上發生的那些故事，就是“神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