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4—1935年間的文藝報刊上，曾集中出現過一批討論“雜文”的文章。“雜文”的歷史很長，《文心雕龍》類述詩騷祝贊銘誄諸體，而繼之以“雜文”，以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相當于“其他類”。晚清以來，“雜文”多數時候也只是報刊欄目沒有名字的名字，或譏之為“報屁股的延伸”，是一種內容層面的補白。較為經心時題作“隨感錄”“自由談”乃至“什么話”，較隨意時，就徑稱為“雜文”了。是直到三十年代這次雜文論爭開始，“雜文”才成為一種特定的文體。

論爭中幾乎所有人在談論“雜文”時，都會談及魯迅，似乎魯迅已經將自己的名字刻在“雜文”二字里。在魯迅逝世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對他的讀者而言，“繼承魯迅的遺產”指的既不是他的小說，也不是他的學術，而是他的雜文。確實，即使以最嚴苛的定義，雜文在魯迅的創作中也占據將近三分之二的份額，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這些文字可以說是他全部的工作。

那么，什么是雜文？

如以較寬泛的用法，除《朝花夕拾》與《野草》外，從《熱風》（1925）起，到《且介亭雜文》（1936）止，魯迅自編的文集都是雜文集。不過在魯迅自己，這些文章稱雜文是較晚起的，最初，它們被稱為短評、雜感、雜感文。自然，雜文不是詩，不是小說，是散文，而是一種特別的散文。通行的看法是，雜文帶有批判性，在這一點上它區別于《藤野先生》那類回憶性的散文。此外則有人認為它不取正面立論之姿，是一種在寫法上也刻意“不正經”的東西，持這種觀點的人便會認為《論雷峰塔的倒掉》不能稱為雜文，只能稱為論文。也有人認為雜文必得有閑話風，是所謂essay的變體，是故那些過于直露的論戰文字當不計入其中，它們僅僅是雜感。

看上去，何謂雜文，言人人殊。但可以說，這些從文體層面界定魯迅雜文的嘗試都不成功。事實上，至少在1934年以前，很難說魯迅在有意識地區別這些稱呼。到1933年瞿秋白選印這些文章時，也還是總題為《魯迅雜感選集》，這當然是得到魯迅首肯的。即使在雜文論爭正式展開后，“雜文”的稱呼是被固定下來了，但魯迅的寫法也仍無一定之規。相比起來，與其說雜文是一種“文體”，不如說它是看待文章的一種方式。或者說，并非在文章內部有破題奇正之分、持論莊諧之辨，雜文之為雜文，在乎文章內外間的關系。

《且介亭雜文·序》稱，“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這樣說來，文章并非被寫作雜文，倒不如說是被編作雜文，讀作雜文。著眼于文章自身，則雜文各有其體，但如拋開文章，將文字視為現實的顯影，也就有了雜文。

這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這樣的學術文章，《論“他媽的！”》這樣的議論文，乃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樣的擬八股，都被收入文集《墳》中，而總名之為“雜文”。蓋彼時魯迅的意圖是“將陳跡收存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重要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文章背后個人的逝去了的時光。

《墳》是魯迅“欽定”的第一種雜文集，所收者雖上至留日時期的少作，但體現的是結集時1926年的眼光。同樣編定于1926年的另一部雜文集《華蓋集》就文章體式上看似乎較為統一了，究其實質，編法還是一律：不加刪削，編年相從，“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里面。”同樣，這帶有保存陳跡的用意，“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但是這次，“瘢痕”顯影的與其說是逝去的生命，不如說是現實的“風沙”了。

《華蓋集》之“華蓋”，取“華蓋運”之義，“華蓋運”謂倒霉、背時，是說文集是交背運的產物。應該說，寫作集內諸文的1925年，也確實是魯迅從前期向后期轉變的一年。

事情須追溯到1917年。作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新青年》，就其組成而言，其實是可以分為三派的。雜志早期的撰稿人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皖籍革命黨人，《新青年》在創刊之際的首要目標也是反袁世凱的政治運動。到1916年雜志遷往北京后，新加入的撰稿人則多為北京一地高校的師生。其中，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多為章太炎的弟子，其文學觀與政治觀都有著清晰的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的印跡；胡適卻是留美學者，在新文化運動興起后，追隨胡適的學生輩如傅斯年、羅家倫等，其知識結構亦大抵近之。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新青年》圈子關注的話題，大體集中于白話、科學主義、個人解放，其立場亦無明顯差異。但隨著運動的發展，三派間觀點上的齟齬也逐漸暴露出來。

到1925年，陳獨秀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南下投身于國共合作，《新青年》也早已被改造為共產黨的機關刊。滯留北京的作者群中，胡適一派盡管大多曾是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但此時對日漸興盛的學生運動已經逐漸失去興趣。在他們看來，新文化運動要保持自身的活力，必須從“運動”中回撤，一變而為“進研究室”，進行知識積累式的常態建設。與此相應，新文學的關注點也從個人解放和社會批判，轉向了文學技藝的打磨。應運而生的，便是徐志摩這樣的“新月派”作家。

與之相反，魯迅并不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弊端是由知識儲備不足造成的，作為知識的新文化也不足以提供理想社會的藍圖。倘使未來并不存在于任何理論內部，而只會在持續行動之中逐漸浮現，那么，“進研究室”最終所起到的效果可能不過是：“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

章門弟子和胡適一派矛盾的正面爆發便是在1925年。年初，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不滿于校長楊蔭榆，公開要求更換校長，楊乃開除為首的學生自治會成員，史稱“女師大風潮”。事件不斷發酵的過程中，執教于女師大的章門弟子出而聲援學生，胡適一派的雜志《現代評論》則站在了楊蔭榆一邊。事實上，《華蓋集》中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女師大風潮中的筆墨官司。所謂“華蓋運”，指的首要也是這次風潮。

“女師大風潮”的政治背景是復雜的，可以明確運動的發展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組織的介入，風潮背后，事實上是廣州革命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間的對抗。但具體到魯迅來說，這一背景并非他介入風潮的原因。

更恰切的看法是，魯迅對截至1925年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新文學早已深感不滿，而女師大風潮使這些內部危機更為迫切地顯示了出來。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已經“踱進研究室”，相應的，新文學正在“搬入藝術之宮”。起初，白話文運動所描繪的是這樣一種文學圖景：依照可以被學理地論證為“公理”的那些觀念——思想獨立、戀愛自由、婦女解放——文學提供一種基于情感和思辯的演繹。但在與《現代評論》派的交鋒中，魯迅日漸清晰的認識是：公理隨時可以化為新的權威，按喜好選擇施用的環境。新文化者方其資源充足時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從“適者生存”一變而倡言“人類愛”了；新文學則成為一種濫情而不及物的復制品，如果不是復制既有的漢語文本，就是復制既有的西語文本。此時，必須再度召喚一種新的“思想革命”，同時，也就意味著，必須再度有一種新的文學形態。

這種新的文學形態就是雜文。

可以說，1925年是魯迅雜文寫作走向自覺的一年。是在女師大風潮中，雜文被明確地放在了“藝術之宮”的對立面，將自身形塑為“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一種特定的寫法。在魯迅那里，雜文的內涵此后幾乎再未發生過變化，一直到1934年雜文論爭的時候，他論證雜文合法性的思路依舊如此：“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志于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并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之后，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

雜文的內涵確定下來，雜文的寫法也就大致有了基本的形態，此謂“雜文筆法”。通常認為包括在“雜文筆法”中的有類比、歸謬、反語、借古諷今等，這些特定的修辭術使得雜文能夠成為一種文體，而被廣泛地應用。但在魯迅的雜文，最具特色的修辭，也許應當稱之為“言辭的翻轉”。

不妨來看一篇雜文：

“以夷制夷”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這是中國祖傳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里何嘗還有一點兒“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卻常常用著“以華制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的巡捕和西崽，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

我們自夸了許多日子的“大刀隊”，好像是無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覺得勝利的，但我們再來看一看本文罷——

“（本報今日北平電）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灤陽城以東各地，演爭奪站。敵出現大刀隊千名，系新開到者，與我大刀隊對抗。其刀特長，敵使用不靈活。我軍揮刀砍抹，敵招架不及，連刀帶臂，被我砍落者縱橫滿地，我軍傷亡亦達二百余。……”

那么，這其實是“敵斬我軍二百”了，中國的文字，真是像“國步”一樣，正在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但我要指出來的卻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來的是“大刀隊”乃中國人自夸已久的特長，日本人雖有擊劍，大刀卻非素習。現在可是“出現”了，這不必遲疑，就可決定是滿洲的軍隊。滿洲從明末以來。每年即大有直隸山東人遷居，數代之后，成為土著，則雖是滿洲軍隊，而大多數實為華人，也決無疑義。現在已經各用了特長的大刀，在灤東相殺起來，一面是“連刀帶臂，縱橫滿地”，一面是“傷亡亦達二百余”，開演了極顯著的“以華制華”的一幕了。

至于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來，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華”。然而“夷”又那有這么愚笨呢，卻先來一套“以華制華”給你看。

這例子常見于中國的歷史上，后來的史官為新朝作頌，稱此輩的行為曰：“為王前驅”！

近來的戰報是極可詫異的，如同日同報記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戰，非常激烈，華軍……頑強抵抗，故繼續未曾有之大激戰”，但由宮崎部隊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繼，“卒越過長城，因此宮崎部隊犧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過一個險要，而日軍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稱為“未曾有之大激戰”，也未免有些費解。所以大刀隊之戰，也許并不如我所猜測。但既經寫出，就姑且留下以備一說罷。

四月十七日。

這篇雜文寫于1933年，所寫的是二月間的“熱河事變”。議論時事，但魯迅所使用的全是報紙上的報道，幾乎不增加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可以說，在此，議論所循行的并非事實，而是言辭。言辭展開的方式可以是演繹，可以是歸納，然而《“以夷制夷”》也不，這里，真正的線索是“以夷制夷”一詞的諸變體。“以夷制夷”是不足憑的，因為“夷”早已并非“夷”，接著便一轉而將“以夷制夷”翻轉為“以華制華”。然而“以華制華”仍非究極，那不過是“以夷制華”的一個意外的效果。在此，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本質是以中國的偽軍進攻中國的國軍，但國民政府的“抗日”，也可以僅僅是以攘外之名行剿共之實。

議論文的通則是擺事實進而講道理，但在魯迅的雜文里，事實是沉默的，魯迅所使用的僅僅是“道理”，并且是別人的道理。固然，這是種較省力的議論，它不需要一線的采訪、數據的收集，不需要“進研究室”，但在魯迅，這種言辭的游戲也許另有一種用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公理”是這樣一種“道理”，它壟斷了所有的言辭，使反動統治者的一切行為無往而不可合理化，這也就意味著，現實脫離了任何言辭，而成為一種絕對不可見的東西：“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么做，倒說別人要這么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

言辭不是揭示事實，而是遮蔽事實，言辭遮蔽著事實，同時又將自身幻化的諸相賦權為事實。當言辭被徹底壟斷之際，事實就喪失了被指陳、甚至被感知的可能，而歸之于沉默，古語所謂“言語道斷”，或俗語所謂“無話可說”。然而又不只是沉默，壟斷言辭者給予事實的，倒不如說是過度的言說。對于壟斷恰切的理解不是言辭遮蔽事實，而是根本不存在事實，一切“事實”都只是言辭自我再生產的原料。在此，雜文筆法就并不是莊子所謂“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并不是文字游戲，毋寧說，雜文筆法是在言辭徹底被剝奪狀態下的言說方式。

放棄對事實的搶奪，就采納敵人所出示的話語。以敵人的話語與敵人的話語對峙，卻繞到話語的背面，使之翻轉過來，再度翻轉過來。在不斷的翻轉中，不期然間，發現已經置身于言辭的脆弱地帶。“翻轉言辭”得以有效，正在于壟斷必然的另一面：一如有壓迫處便有反抗，當言辭處處遮蔽著事實時，事實也就處處潛藏于言辭之中。

這多少使人想起切·格瓦拉對游擊戰的論述：

對敵人的武器、彈藥和作戰習慣都必須要加以考慮，因為游擊部隊的主要供應來源正是敵人的武器裝備。如果在武器裝備上可以有選擇的話，我們應當選擇和敵人使用相同型號的武器，因為游擊隊最大的問題就是彈藥匱乏，而這必須去找敵人要。

使用敵人的武器并不是一種單純的戰術，不如說，它反映著特定的現實形勢——一種絕對不對等的對抗。雜文不是正方與反方的雍容揖讓的辯論，雜文是一種在壓倒性的壓迫之下的反抗。因而它將勢必是看上去欠缺“藝術之宮”風味的，甚至可以看上去是欠缺邏輯的，而往往是看上去欠缺體面的。用瞿秋白的話來說，雜文是一種“非合法主義”的文體，是文化的游擊戰。

不援引既有的法律，而是使用被指為非法的文體，以文體自身的能量重新立法，可以說，這是文學革命的本意。推究其源，倘使文學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延伸，可以說，這也就是新文化運動根本性的精神氣質，乃至現代中國革命的精神氣質。

在這個意義上，雜文是魯迅留下的中國新文學的遺產，也是中國革命的遺產。

謹以此文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