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跟大部分的上海人不一樣，我雖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父母都是來自北方的大學畢業生。爸爸一輩子不會說上海話，媽媽說得很好。他們在外灘的四川大樓上班，我和姐姐都在四川大樓附近的一家全托所住過。我很喜歡陪媽媽去四川大樓上班，我喜歡那里的老電梯和木頭地板，我也喜歡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南京路上走。我們最初的家，在國定路往江灣方向的一棟黑乎乎的宿舍樓里，附近可能有一個監獄或者勞教所，我經常看見一些男犯人拿著勞動工具排隊走過，領頭的牽著大狼狗。也許，大部分雙職工家庭的孩子都一樣，沒有很開心或者很不開心的童年記憶。夏天的時候，大家都會在外面乘涼，偶爾媽媽會跟我們講她看過的小說和電影。媽媽是中文系的，跟著爸爸來上海后在中學里教俄語，她是像林青霞那樣的山東美人，現在都還依然在各種合唱團唱歌。我七歲就開始拿著爸爸從日本帶回來的迪斯科磁帶跟高年級的同學開party（那時還不知道這個詞）。高中的時候我在文學社認識了一位語文老師，我們經常一起走路回家。她很瘦，戴著一副大墨鏡，穿著大裙子，嘴角優雅，她跟我談波伏娃和各種現代主義藝術。十五歲時我開始寫小說，我沒有讀大學，高中也沒有畢業。除了跟我談波伏娃的王瑋老師，我還有一位大朋友，叫張彩娃，我們認識時她是師大藝術系的學生，她家住在陜西南路，她很喜歡看書，總是輕聲地跟我分享著她讀到的。她是那種美到細節的藝術女孩兒，我記得她跟我談到一部叫《挑戰》的小說，她背誦那部小說的第一段：有一些人彼此懼怕而又彼此期待，他們總是很容易在人群中互相辨認出對方。我至今記得每次走在陜西南路快到她家時的那種開心，那時我家在楊浦區，有時聊天聊晚了她會給我打車的錢。陜西南路很“上海”，我們有好幾次在陜西南路上看見一位打扮精致的上海外婆，燙著長波浪，彩娃跟我說這位lady曾經開過上海的第一家花店……彩娃當時的男朋友喬士敏，住在茂名南路一幢有花園的老洋房里。喬當時在淮海電影院美術部工作，家里幾乎每天都有各種藝術青年在聚會，這些市區中心的文藝青年，他們獨立而幽默，優雅而柔和，那些聚會散發著迷人的氣氛，既精神又物質。有一次，我聽到他們說有人在新客站附近的外貿店里買到了一條小方巾，研究一番后發現是一個大牌子，然后大家集體騎著自行車從淮海路去新客站買那條圍巾……這些是發生在我二十歲之前的事情（百度上的并不是我的故事），神奇的是她們會愿意跟十幾歲的我交朋友，并且跟我談波伏娃和《挑戰》……有一次王瑋老師跟我一起去我家玩，到我家門前時，她突然拿出自己的鑰匙說了一句“這樣是否很后現代”之類的話，這個記憶可真夢幻啊！

這幾天，在收拾屋子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幾頁紙的電影劇本，那是上海女孩焰兒寫的《定理》，一個精致、工整、詩意、經典的短片劇本，包含了我們喜愛的歐洲電影的傳承。記得當時我給她找了幫忙的朋友，后來聽說她見完我的朋友哭了一場。這幾天我問她：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讓你心灰意冷的情況？她回我說：那時候哭是因為眼高手低給自己太大壓力了。她說：停留在文字也蠻好的，不是一定要拍出來才算完整。電影不是一個人的事，團隊太重要也太難了，沒這個緣分，所以我放棄了。

前幾日，上海藝術家張樂華跟我說：你知道，我認識你的時候我是誰……這句“我認識你的時候我是誰”給我帶來了靈感。就像我的文學社老師，我也有一些小朋友，他們的才華沒有雜質，他們都“因為相信詩歌而燃燒了某段生命”，此時回頭看去，時間比幻覺還快，我們甚至都不曾活在對方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就“已經長大了”……

Alice Underground是青少年的公主。

青少年迅速撲滅的，是Alice Underground內心深處的黑暗。

而她因太害羞而始終無法開口說謝謝。

青少年的孤獨帶著火熱的溫度。

無論你離他多遠，只要你一想到他，一聽到他的名字，你就會感覺到他的孤獨在一點一點朝你蔓延過來。

他的孤獨像他的才華一樣，是無法被估計的，沒有一種容器裝得下。

在一片朦朧的薄霧中，他呈現出一種地下的、沉思中的憂郁，他看著每一個人，并站在靈魂的高度親吻他們。

那晚我看到青少年和Alice Underground在那里談話，我看見他英俊地落淚。

他們穿過樹林時有光在閃爍，有無數顆星星從青少年的口袋里漏了出來。

我聽不清他們在說什么。他們一定在談論那個叫紅的演員。

因為青少年年輕的臉上，有一種疼痛的熱情。

——《誓言》

我認識焰兒的時候她是只有十五歲還是十六歲，我記得是等了很久才等到她的十八歲生日。我們一起寫過一個小說叫《誓言》。當時我們的工作方法是：我給她一些大致的方向，她隨意寫一些句子給我，我挑選一些出來，組織成情節。焰兒的語言驚心動魄，她一直保持著寫詩的習慣，但她不喜歡我跟別人說她是詩人。我記得小說寫到快要結束的時候，我需要一個情節讓男主人公突然不愛女主人公了，我讓焰兒去想那會是什么，她立刻就回答我：女主人公一直用手去捂著臉上的那道疤痕，男主人公一下子就不愛她了……焰兒是天才的，低調而又激烈，最近她重新回到大學，開始研究心理學。

Alice Underground在那里玩一個叫“撕紙巾”的游戲。

那個親密無間的游戲就像一種無與倫比的表演，我們用嘴唇傳遞一張紙巾，并且在傳遞中用嘴撕下一部分，直到紙巾撕完。

我們從彼此嘴邊接過紙巾時，都會看對方的眼睛。

那晚，Alice Underground被風吹得很冷，后來我和青少年一人拉著她的一只手放在各自胸口心臟的位置。

愛其實是一種狀態，只要我們同時在那種狀態里，我們就是愛人。

那一晚，我們三個甚至會同時走神。

這個撕紙巾的游戲，只有愛圈里的伙伴才能真正完成。

這是不可復制的珍貴。

月亮也只是純潔夜空的面具，在一個黑色的、無聲的空間。

我們坐著，不說話，一切就變得敏感和清晰。

——《誓言》

《誓言》里有一個“愛圈”，那時還沒有“朋友圈”。那個撕紙巾的游戲是藝術小組“雙飛”在東大名路的公寓里做過的。那套東大名路的公寓很多年被錫箔紙包著，這兩天去過的幾位藝術家都跟我談到這套黃浦江邊的“銀色公寓”，他們并不知道遠在意大利的我正在找人去公寓清理最后一些盒子，公寓的主人終于要把東大名路888號的公寓賣了。

我覺得那時能夠認識你是幸運的，那個被錫箔紙包裹的房子永遠忘不掉的。

記憶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對啊，那個公寓真的神奇。

你絕對是記憶的禮物。

謝謝你們告訴我這個，我也在努力尋找記憶中真實的部分，確實是在的，那些美好的時刻。

我也是到了這個歲數，就能體會到信息量更多一些些……

是的。

巨美好。

——李明和我的談話

對著黃浦江

就想到了你

……

想到你那個銀色的公寓

嗯，銀色公寓下星期最后一星期了，賣了。

啊……

——胡子和我的談話

我飛快地陷入這種突如其來的愛情之中，一顆流星飛過，又一顆流星飛過，二爺肯定地對我說那是在對我祝福。二爺說所以你要堅定起來，快樂起來，別讓自己再次陷入悲傷，要像一個強壯的勇士一樣保護你的愛人，別讓她受到任何傷害，可你原來是那么脆弱啊，她可以幫助你。我很相信二爺的話。可我不能這樣，不能讓一個女孩子來幫助我。我這么說不是因為我的大男子主義，只是我愿意做一個男人，我愿意自己成長，我愿意女孩子能夠感受到我這里的安全。

一切都在好轉，生活就可以進入規律，而且有一種速度感。

飛快地給REKKO寫信、飛快地洗澡、飛快地吃飯、飛快地睡覺、飛快地看書。我的感覺不那么糟糕了。我給SPIE拍了很多照片，因為她太美。我把她的照片發給REKKO看，我知道她可以看得到那些照片。我告訴REKKO我把何童童拋在腦后，因為我有了SPIE。

REKKO給我寫信說，我看到她的照片了，她特別漂亮和美好，祝你們幸福，但是別害怕受傷害，為了愛別害怕。LOVE

我明白REKKO是什么意思。她擔心我會發生與何童童一樣的事情，我告訴她我不是一個愚蠢的人，我能明白這一點，所以我不害怕。我告訴REKKO，我們應該只是很單純地去愛，要不計后果。我說REKKO，你就是我的榜樣，我不會害怕。

我想REKKO看到這樣的話一定會很高興的，她會高興得流眼淚。

——徐斯韡《幾乎被拯救》，2005年

和仨兒（徐斯韡）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90年代末，在僅有的一次上海書城簽售上。他居然在1990年代末就出現了，當時他還在念高中。他說為了給我留下印象，才特意要我在書的扉頁上寫上信箱地址。那時他經常給我寫信，落款都是“永遠愛你”，這句話在我看來很搖滾。仨兒在高中就有了自己的樂隊。盡管他一再反叛，但還是很順利地上了大學。在大學里跟喜歡的女孩約會，一起去“大自鳴鐘”淘碟，一起聽音樂、看電影、因為喜歡音樂而關注所有的藝術，還跟女朋友一起演了楊福東的電影。后來他失戀了，失戀后出版了小說《幾乎被拯救》，獲得了很多讀者的喜愛，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年輕讀者。上海的民謠詩人小于一曾經說過“鉆過了一個又一個恐怖的山洞，出來時卻仍然還是個孩子”。我在上海的年輕朋友們好像都是這樣。他們外表平靜，孤注一擲，內心在很年輕時就過了N個“九死一生”了。仨兒一直就是很干凈的樣子，看上去并不情緒化，說話客觀而有趣。我問他在他眼里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他說：就是一直很drama。除了今年（2021年）。我說：能再進一步說說嗎？你說的drama是“動蕩”的意思？他說：就是一直覺得你是一個跟錢沒什么關系的人……而你也確實就是應該被錢養起來的作家……

他這么說讓我再次感嘆其實我們真的一直都沒有談論過“日常生活”，并且，居然還有人依然認為我是應該“被錢養起來的作家”……如果說我跟大部分的朋友一直保持著“一個聚會”的距離，那么那些所有的聚會是真實的嗎？我的“隱居生活”很適合思考這個問題。

我和仨兒聊天時，有時會說飛出去。他說他為“芝華士”工作過，我會把“芝華士”聽成上海的一個有名的跳舞俱樂部“糍飯”。然后我會開始說“糍飯”的老板金花。他接著繼續說在為“芝華士”工作的日子，看了太多人花那么多錢買醉聽那么難聽的音樂，他就很難過也很厭惡那種地方。然后我想起來他跟我們一起去過青海，回來后就辭職了。

最近幾年仨兒去了貴州黔東南小黃村、內蒙東西烏珠穆沁草原、阿里、日喀則、拉薩、云南怒江流域老姆登村、阿壩、青海湟源、玉樹、安吉等等各種神奇的地方，他走遍中國錄制古老音樂。除了對民間音樂做學術研究，他還錄制了一場又一場吃飯聚會，以及各種當地的自然聲音景觀。聲音景觀一直是在變化的，這讓他想把聲音事無巨細地都錄下來。比如整個吃飯的過程，也許很多年后所有人的狀態都變了，所以錄制一次完整的吃飯也是一個聲音景觀。這讓我想起其實我也錄了一些飯局，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它們。仨兒說他也沒有聽過，他只是及時做好記錄，然后存檔。我說可是我到底為什么會錄那么多飯局、談話、聚會呢？到底是為什么呢？肯定不僅僅是為了寫作吧，因為我幾乎從來不聽它們。這個問題我想了一會兒，我想我當時是真的很喜歡我的生活，很愛跟我聚會著的朋友們，我真想記住那些愛和那些真實的談話。現在我依然認為那些相聚的時刻是真實和重要的。仨兒在上海也錄制了大量的城市聲音景觀，他在自己家的小區也一直在錄。比如，隨著政府對小區增加設施，出現了老年活動室、老年圖書館以后，小區的聲音景觀當然就會發生變化，會多很多談話的聲音、老人們玩牌的聲音……關鍵并不是在于錄這些聲音本身有什么意義，仨兒相信當他把所有的聲音連起來在另一時間另一維度來看時，它們都是有意義的。

……我要說，我真的是老洋房的花園里關出來的孩子，我太不懂得尊重人這個東西了，我總是發呆不說話和想事情，所以我可以看別人看不進去的電影看得很進去，因為我從能看東西起就是這么活著的，我的世界幾乎就是外婆家的老洋房，之外的東西都是和我沒有關系的，真的，我覺得小時候我只在意那個地方，所有別的地方都是無所謂的，在我看來，我不怕陌生，我只是無所謂那些地方，即使看到了廣大的天地我還是覺得，世界就這么點大，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可以容忍我又可以讓我接受的就是老洋房，真的，那是長在我的腦子里的．我和我媽媽都是這樣的孩子，所以她討厭我們，我們不是太高貴，我們太沒有人氣了，真的是天生的吸血鬼，我比我媽媽有攻擊性，而且會做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可以做很多別人覺得無法想像的事情在很小的時候，那個地方是長在我身上的，鄰居的家里也是我任意進出的，我覺得那個房子就是屬于我的，真的很變態的想法，我太熟悉老洋房了，也太沉迷，我十五歲前的夢想幾乎沒有和老洋房脫離過關系，我也不知道，當我看到那些人談論花園和洋房的時候我是真的不屑一顧，因為那是屬于我談論的，但是我拒絕談論，因為沒有必要，你們也理解不了，你沒有在一個花園里待過超過十年的經歷，期間超過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你一個人在里面，所有的都屬于你控制的，你無法了解的，我說，我恨她只能恨她不是老洋房關出來的孩子。我必須找這么個女孩子和我生活，否則真的完蛋活不下去，還必須是常常一個人生活在里面的那種，不可以有很多小朋友玩，沒有道理的，就是這么“變態”。怕了吧，我覺得應該讓老是喊老洋房和花園的人見識一下，我還是那句話，沒有人有資格和我談論老洋房，有的話也是我的朋友，比如YY’S的DJ.Davey。你無法想像青春期的我在那里的經歷，我現在又有那時候的那種感覺……

——T.T

這是T.T 2003年左右寫給我的信，我們是在南昌路上的YY’S認識的。寫這封信的時候他正在讀大學，有一段時間他為愛所困。在我的《熊貓》里，我用了一些他當時寫給我的信。現在還會有人這樣寫信嗎？再也沒有聽他跟我談論過愛情，現在偶爾他會在微信里給我留言，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夢到了我。

挺有趣的，今天早上看到你寫的東西，我現在對那個時候的記憶，大概是2004/2005年的五一假期，那個時候武康路和復興路哪怕是假期都是出奇的靜謐，真的是靜謐，我記得我好像騎自行車去找Davey玩，而且玩得挺嗨的應該，因為回家好像是第二天快天亮之類的，還被我爸爸罵了一頓，那個時候我父親應該是五十來歲的人，我現在都四十歲了；回想不起來那天我和Davey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只記得出門時候的下午烏魯木齊路，復興路那段的樹影和光線的下午，我覺得那個是很有禪意的，一個時刻，你好像感悟到了很多東西，又或者什么感覺都沒有，只有平靜。

其實說起來，我太太真的就是和我在一條馬路上長大的……爺爺奶奶都是科學家，認識前從來沒見過對方……文化這個東西很重要，或者說是彼此理解的一個底線，也是彼此共同成長的一個起點。

——T.T

T.T現在跟我說到DJ.Davey，倒是讓我想起好像他倆來過我東大名路的公寓，我們白天坐在陽臺上一直看著遠處的北外灘，那時東大名路北外灘很空曠，岸邊只有幾個像蒙古包一樣的倉庫。

2004年1月9日2:34

email標題：回憶的城邦，REMEMORY，無散不知聚

美好的記憶都是從分開的時候開始的，即使在分別前，絲絲屢屢的酸楚開始冒了出來，所有的快樂都是哀傷的和郁郁的。

也許是從一開始我們就錯了，聚集在一起的人的命運本來就是分開，我忘記了是誰在歌里不斷地唱“離開，離開”，好像是張楚吧，所有的愛都是因為離開。

準大學的生活馬上都要結束了，今天是最后的第二天了，每次人要離開生活的地方的時候家具都會提意見，上次從法華鎮路搬到龍華去的時候，家里的防盜大鐵門的門軸都掉了下來。剛才宿舍的抽屜突然掉了下來。

《熊貓》的“記錄時間Party”是我準大學生活結束的日子。眼淚不知不覺就想要流出來。

有人說以前的大學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到了畢業的日子，每天就是一群人去車站送人，日復一日，最后只剩下留在了城市里的自己。

城市背負著某種命運，和農村不同，阿BEN（YY’S的工作人員）常同我說，十七歲的時候因為不能忍受鄉村的沉悶，來到城市，但是他還是想回去，始終不愿意背負城市的命運。

人們在城市里工作交往娛樂戀愛做愛爭吵打架疾病結婚生子孩子長大離婚孩子結婚兒孫出生伴隨衰老父母的亡故的命運直到最后自身的死亡意識因為時間彌離，城市把人的命運分割開來伴隨著快樂傷感無謂而無奈的情緒延續，這種命運一代人傳遞到了下一代人，代代相傳，以離開以后聚集再離開再聚集為主題的命運。

城市的出現伴隨著生產和經濟工業化的開始，從一開始，當歷史的詞典里出現“城邦”這個詞匯之后，工業化也就開始了。

我開始懷疑Matrix系列的電影和動畫究竟是對于信息工業革命后工業化的隱憂抑或是希望獲得永遠的聚集的快樂。

每個人成為一個撥號連上線的終端，意識通過技術上載到服務器：最后，借助駭客的空間我們終于可以咫尺天涯。

在服務器里，只是幾秒鐘的時間。在現實的生活中，是需要重新安排的活動日程以及帶來的相關的影響和航班時刻表。

在過去，是幾年時間，乃至一個人一生的時間。

在一起，其實是一句極端奢侈的話，和誰在一起，在哪里，什么時候，時間地點人物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換都會直接影響乃至決定我們的命運。

今天讀到關于喬伊斯和其他愛爾蘭作家，以及“布盧姆日”的文章，《尤利西斯》講述了都伯林一天的生活，喬伊斯在背井離鄉漂泊的一生中反復想像著故鄉的一天，永遠伴隨他左右的是他的手杖和鄉愁以及彌漫在心頭的那離開的郁郁的如絲般纏繞卻又揮之不去的氤氳的霧氣。喬伊斯的一生都和奧德修斯一樣生活在彌漫著離開和聚集哀傷情節的沼澤地里。

所有的聚集其實都預示著離開，時間是具有絕對權力的，所有的都必須俯首稱臣。

這幾天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睡眠，因為時間是絕對的，離開也是絕對的。離開讓我們知道什么是愛。

Matrix 3中，一個管理發電廠的機器人管理員程序對男主人公說，愛，愛對電腦程序來說，也許就是愛這個詞匯。

電子時代的我們可以在鏡頭前交談、調侃、舉杯乃至爭吵甚至通過觀看對方的自慰和拍攝發送自己自慰的通過程序和系統解碼再傳輸再解碼還原成圖像和聲音來交流。但是最后，我們仍然生活在各自的城邦之中，根本上沒有也不存在由于體溫、氣味、皮膚、周邊環境因素以及身體的接觸乃至撞擊帶來的愉悅和痛楚。數字信息傳遞一種情緒從而激發出另一種情緒。

Party的另一個同位語是聚集，Party的最終目標是離開。所有的Party都敵不過時間。

……

LOVE

T.T

……這個過去的我好像隔得挺遠也挺近的，我那個時候腦子里冒出很多泡可以變成文字變成畫面變成想法，感覺并沒有思考，只是自動跳出來的東西。最近在看一個演員，同時也是雅桑生的老外，他嘰里呱啦說個不停，感覺他要傳達的東西其實也不是他的想法，他只是自然地傳遞。我當時的想法應該只是那個時代浪潮能量在一個年輕人處于迷茫無助和不斷思索的情緒中產生的東西，可以是思想記錄，也可以什么都不是，相比時間的河流來說是非常微小的東西，談不上精微，只是非常微小的一個東西罷了。前兩天看到一個文章，說到其實阻礙智慧增長的就是那個自我，我們總是困在過往的記憶和情緒構成的自我里，放棄了經歷共通的智慧和經驗的機會，封閉自己，不接受外界正向的能量與念頭的傳達。

——T.T 2021年7月19日

詩人陳維是我很喜歡的藝術家，他曾經在上海的K11做過一個展覽《在浪里》。整個展覽是他設計的一個跳舞俱樂部，他設計了所有的部分，他虛構擺拍了年輕人在夜店里跳舞的群像，跳著舞的人們很像在浪里，自由而舒展，但也帶著極大的未知。在他看來，1990年代的酒吧曾經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聚集并交流的城所，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如今已不再是這樣的了，因此他的《在浪里》帶著失落感。

前幾日我失而復得了一張唱片，那張唱片是我自己“混合”的，我不知道那些曲子都是誰做的，它們是在剛剛做好時送給一些大牌DJ試聽的。Paul Oakenfold曾經在DavidK的俱樂部里跟Deep19、DavidK三人一起輪流放唱片時放過這些曲子。無論多么商業或者多么成功的DJ，曾經有一些時刻上海提供了一種氛圍，讓所有人回到那個“音樂就是我們的圣殿”的年代。我曾經把我跟陳維的談話混到了這張跳舞音樂里，唱片的最后，陳維說：為什么要做跳舞、為什么要做夜晚（的主題）……其實當時，對我來說它是最好的一個空間，因為它像一個小型的世界，我們走出了日常，然后就可以到一個地下（室）舞廳……這可以延展出很多很多可以討論的東西……關于虛構和現實……我們一直在做的，包括你在寫小說，甚至我以前在寫詩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在路邊蹲下來，他可能就是一個“下蹲”，一個這樣的姿勢，他會讓你想去寫，你覺得這個動作它是具有節奏的，像一個音符一樣，就在一個街邊……但所有的東西，它并不是真的是所謂的我們想要達到的那種真實，所以，我覺得這里面“真實和虛構”一直也是我們創作的一個方式和方法……

而在我看來，陳維的《在浪里》（我喜歡說《在浪潮中》）的年輕人，他們的表情、身體、服裝，就像那些我在俱樂部跳舞的夜晚，它們是夢，你認為它是什么，它就可以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文字有沒有失落感，但實際上我并不失落，這就像那些我們讀到的佛經，通常都需要一個長長的開場白，就像仨兒說的：那些退休老人活動室的聲音有什么意義，需要連起來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維度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