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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徐則臣的短篇小說集《北京西郊故事集》，通過屋頂與鳥、飛、畫有城市風景的紙、照片等本身就帶有“輕”特質的形象/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通過具有想象力的細節或獨具匠心的結構與場景設計所體現出的“以輕載重”“舉重若輕”的寫作手法，賦予了整部小說集輕盈、輕逸的一面。同時，這“輕”又呈現、承載起北漂青年西郊故事的沉重與故事意蘊的厚重，并用這源自現實生活土壤的“輕”來比照、對抗現實生活的“重”，體現了作者對現實的觀照、悲憫及對寫作技巧的嘗試、探索，其中對人性、命運復雜莫測的刻畫、捕捉，使得這些北漂青年和他們的西郊故事具有了超越具體年代與身份屬性的意義，增加了這部小說集觸動人心、引人思索的藝術魅力與感染力。

關鍵詞：徐則臣 《北京西郊故事集》 “北漂”青年 輕與重

徐則臣的短篇小說集《北京西郊故事集》，由《屋頂上》《輪子是圓的》《六耳獼猴》《成人禮》《看不見的城市》《狗叫了一天》《摩洛哥王子》《如果大雪封門》《兄弟》等9篇寫于2010到2017年間的小說組成，講的仍是“花街”及外省青年“漂”在北京的故事，由于這9篇小說有著相同的敘述者和將它們串聯起來的主要人物，從而使這部小說集和現當代文學史上眾多先單獨發表、最后結集出版的小說集一樣，比如同樣以地理空間為小說集命名的師陀的《果園城記》，具有獨立而完整的意義和闡釋價值。盡管有徐則臣“北漂”故事中那些早已熟悉的元素，但看完這本小說集后，仍有著不同于以往的特別觸動，竟想到了“輕”與“重”這兩個詞或問題，這并不是或不僅僅是因為小說集中有與卡爾維諾小說同名的《看不見的城市》，且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也談到過輕與重的問題，而是一種混合著作品人物的生存狀態、作品中的一些意象、作者的敘述技巧等在內的綜合感受，因此，本文將以“輕”與“重”為觀照視角，來嘗試厘清，這綜合感受中令人觸動的人物、意象、技巧等所呈現的具體情形及其意義。

一

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最直觀的關于“輕”的感受的，是小說集中頻繁出現的幾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能給予人輕松、愉悅或自由、輕盈等特征的形象/意象，重要的是，小說集中人物的命運遭際與這些形象/意象密切相關，它們影響甚至決定了人物故事的輕與重的呈現與狀態。

首先是屋頂。位于北京海淀區郊外一間平房出租屋的屋頂，是這部小說集中人物的重要活動空間。年齡在17到20歲之間的“我”、行健、米籮、寶來，是這間出租屋的租客，其中被小朋友稱作木魚哥哥的“我”，是這部小說集中9個故事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有時甚至還承擔著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而“我”和行健、米籮則是貫穿這9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和徐則臣眾多北漂故事一樣，這四個年輕人從事的仍是非常邊緣的工作：在夜深人靜的北京大街上打小廣告，小廣告的內容則是刻章辦假證的聯系方式，因為白天怕被城管和警察抓，只能半夜外出干活。如“我”所述，在“我”因神經衰弱自高二輟學從花街來到北京后，四個人正好湊成一個牌局，于是整個夏天到秋天（這是整部小說集故事發生的主要時間），大白天他們都是在屋頂上玩撲克度過，但屋頂在這部小說集中的功能卻遠不止于此。

寧肯在《北京：城與年》的“屋頂上的夢”一節中，曾講到“屋頂是小時候離夢最近的地方”。對于生活在胡同四合院里的孩子而言，上房頂是一種神秘的經驗，“那種由隱蔽展開的天空，遠方，俯視，讓你覺得世界上還存在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自己，世界的陌生讓你感到自己的陌生”，站在屋頂上看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就仿佛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屋頂上沒有道路，但似乎又可以沿著特殊的道路完成屋頂旅行，甚至感覺可以在屋頂世界走遍北京；屋頂上不再有胡同、院門、道路，世界是一個完整的世界。由此，屋頂是一個供潛意識發育的地方，也是一個滿足孩子孤獨感的世界，并讓孩子看到了世界的完整性。多年后，當作者看到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時，異常驚喜，覺得卡爾維諾“寫出了我的東西”，他“洞悉了房頂上很多東西，正如洞悉了人類最內向的秘密”。①

對于租住在北京西郊出租屋的這些“北漂”青年而言，屋頂于他們的意義，同少年寧肯或卡爾維諾的樹上男爵是一樣的，屋頂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以離開地面社會、生活的空間，一個可以遠眺和擁抱天空的自由而開闊的空間。除了打撲克娛樂外，有朋友來訪時，屋頂是“我”和行健等人能夠給客人提供的最高禮遇，這也是為什么9個故事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和這屋頂發生過關聯，他們一起眺望北京，一起玩樂隊，一起暢談夢想，一起吐槽調侃，無意識中，屋頂成為展示、了解人物內心世界、思想、情感、理想、想象等的一個重要窗口，一個與他們地面上的生活形成互補、對照的空間，一個類似于巴什拉“家宅”式的空間，②從而展示了生活輕松、愉悅的一面和“輕”的特質。

在《兄弟》中，行健對前來租房的戴山川說的一番話，同時也是這部小說集的扉頁題詞，最能代表他們對自己屋頂的認同與自豪感，“‘看，這就是北京。’行健在屋頂上對著浩瀚的城市宏偉地一揮手，‘在這一帶，你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房子了。爬上屋頂，你就可以看見整個首都’”③。在《屋頂上》一篇中，患有神經衰弱的“我”覺得在小屋里憋得慌，喜歡屋頂上的視野開闊；到了《狗叫了一天》中，“我”覺得“沒有比屋頂上更好的看書地方了”，原因是“西郊的平房和生活低伏在地面，因為坐得高，似乎也將這個世界看得更清楚了；也因為坐得高，理解一本書比過去坐在教室里好像更容易了”④。在《輪子是圓的》中，幾個人捉完黑A，米籮總要偉人一樣揮手向東南，“你會感覺他那只抒情的右手越伸越長，最后變成一只鳥飛過北京城”，這抒情的手所代表的是他們對繁華巨大的都市的無限期望和懷揣的美好夢想，和少年寧肯一樣，遠離繁華都市位于西郊的這個屋頂是他們離夢最近的地方。最具想象力的是在《狗叫了一天》中，租住在我們鄰院、爸媽是每天開著三輪車賣水果的傻小孩小川，會站在我們的屋頂上給天空打補丁，左手釘子右手錘子地往天上敲，一片云、一架飛機、幾只鴿子和麻雀，都是他的補丁。在《摩洛哥王子》中，“我”、行健、米籮，和出入地鐵、街頭賣唱但夢想著組建一支名叫“摩洛哥王子”樂隊的王楓一起，在屋頂上學習演奏笛子、葫蘆絲、手鼓、嗩吶等樂器，正規音樂專業畢業的王楓則彈著吉他吊嗓子練歌，高興時他們會大唱大跳地在屋頂上演出，逗鄰居們開心，音樂讓他們的生活“有了一點別樣的滋味”。在《如果大雪封門》中，家鄉幾乎在中國最南端的林慧聰，第一次站在我們的屋頂上時，踩著寶來的凳子，悠遠地四處張望，并輔以和行健、米籮一樣宏偉的“基本上能夠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的手勢說道，“我想看見大雪把整座城市覆蓋住。你能想象那會有多壯觀嗎？”⑤

由這視野開闊、可以看見整個首都的屋頂衍生出的，便是在小說集中不斷出現的鳥和飛的意象。比如上面提到的在《輪子是圓的》中，米籮那像“一只鳥飛過北京城”一樣揮出去的抒情的右手。在《屋頂上》，當“我”頭疼時，“我能感覺到腦袋里飛出一只明亮的鳥來。那鳥通體金屬色，飛出我腦袋后翅膀越扇越大，在半下午的太陽底下發出銀白的光”⑥，“我”甚至會想象這只鳥的飛行路線，其實也是以西郊為坐標、由高處俯瞰的北京地圖：往西飛，會看見民房、野地、五環、六環、西山，然后消失在西山的那邊；往東飛，是山一樣的樓房、峽谷一樣的馬路，和滿滿當當水流一樣的車輛和行人，在這只鳥看來，北京城大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它只能明晃晃地不停地飛。在《兄弟》中，從南方某城市來北京尋找另一個自己的戴山川，坐在我們待客的屋頂上，“目光幽幽地放出去，像一只翅膀無限延長的烏鴉飛過城市的上空，從北京西郊一直飛到了朝陽區，再往前，飛到了通州”⑦。

卡爾維諾在談“輕逸”的問題時，談到了文藝創作中的“空間漂浮物的形象”，指出宗教儀式、民間文學、神話故事中經常出現飛向另一個世界的情形，比如薩滿教徒面對干旱、疾病等災難時，便減輕自己的體重，飛到另一個世界，依靠另一種知覺去尋找戰勝災難的力量；在承受更加沉重負擔的農村婦女那里，便有女巫騎在掃帚上或騎在更輕的麥秸、麥穗上夜晚出來飛行。卡爾維諾指出，普羅普在《神話的形態》一書中把這種現象說成是“神話人物遷移”的一種方式，即神話人物通過騎在馬背上、坐在鳥身上、長著翅膀、乘著飛船或飛毯等方式在空中飛行，飛到遙遠的地方或很高很深的地方。最后，他講到了卡夫卡的《小桶騎士》，因為缺煤，主人公在寒冷的冬夜像騎士一樣騎在小桶上找煤生爐子，煤店老板娘不愿幫他，像趕蒼蠅那樣轟趕他，重量很輕的小桶便帶著騎士飛到了冰山的那邊。卡爾維諾認為，在薩滿教徒、神話人物那里，“貧困變得輕盈，飛往各種需要都能魔術般得到滿足的王國”，在卡夫卡這里，這個象征貧苦、愿望與追求的空桶，“使你離開了互助與自私的地面，把你提升到你那謙卑的請求再也不可能得到滿足的程度”。⑧

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出現的鳥和飛的意象，應和或體現了卡爾維諾關于“輕”的思考，也使該小說集與人物故事的“輕”的特質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它包含了兩層意義，一是與作者的創作理念、技巧相關，這將放在后面再談；一是與人物的現實生活相關，即通過屋頂這樣一個遠離地面的空間，通過這個空間所呈現的廣闊、自由，通過鳥與飛的意象所呈現的對另一個世界或美好理想的向往，使人物像在夜間騎著掃帚飛行的女巫一樣，得以暫時逸出生活的沉重、乏味、痛苦，在得到喘息、休養后，有力量、勇氣繼續那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改變的生活軌跡。與小桶騎士一樣，他們的生活并不是各種需要都能魔術般得到滿足的神話王國，正如卡爾維諾所言，冰山那邊的國度也不像空桶可以裝滿煤的地方，何況小桶假若裝滿了，失去了它的輕，又怎么能飛行呢？ 也即在輕與重之間存在著悖論與辯證關系，“輕”的感覺、特質來源于“重”，“輕”的存在離不開“重”，卻又對“重”形成抗拒和否定。那么，與“輕”相依相拒的“重”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又是怎樣的存在形態？

二

卡夫卡讓他的《小桶騎士》結束于主人公騎著小桶飛到冰山那邊，卡爾維諾讓他的《樹上的男爵》自主人公12歲爬上樹后再沒走下來，在經歷了樹上的學習、打獵、戀愛等與地面世界平行的生活后，最后讓他的主人公攀著熱氣球消失了，但徐則臣《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則如同秋風吹來后必將從枝頭飄落、下墜的樹葉一樣，都不得不從屋頂回到地面，屋頂上的生活越超越、越輕松愉快，地面上的生活就顯得越沉重、越殘酷。

徐則臣早期有一部叫《傘兵與賣油郎》的短篇小說，描寫過這種由理想墜落到地面/現實的殘酷性。主人公范小兵夢想著當一名傘兵，便拿著一把雨傘一次次嘗試從高處往下跳，體驗當傘兵的感覺、飛的感覺，不惜為此而摔得豁嘴唇、斷牙，最后，當他用床單做降落傘從更高處往下跳時，摔瘸了腿，失去了參軍資格的范小兵，繼承家里的醬油店，成了一名賣油郎。與范小兵的實際操練不同，《北京西郊故事集》中人物的由高往下的“墜落”只是一種比喻，是象征層面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比照，因此也可以說，理想與“輕”一樣是向上的飛揚的，當理想幻滅時，便如“失重”的物體一樣向下墜落，回到現實的地面。

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最初在屋頂上打牌的四個人，只有寶來沒有等到在屋頂上打到雪落滿一地的那天，因暗戀一位經常坐在咖啡館里（這便是寶來的理想是開一間咖啡館的緣由）不知來歷、不知姓名的陌生女孩，寶來在試圖“英雄救美”時被打傻了，被父母接回了花街（《屋頂上》）。不僅是寶來，小說集中所有與愛情或情竇初開相關的故事，都以無妄之災或黯然失落的方式收場。《成人禮》中的行健，暗戀、偷窺驢肉火燒店同樣不知姓名的女老板，在18歲生日的夜晚意外收到女老板以身體相贈的成人禮，和女老板講給他聽的個人故事：一個小鎮女孩對來自北京的大學生的喜歡與生日之夜的身體獻祭與必然的被棄，從小對遠方的朦朧向往與這樣的情感經歷，使小鎮女孩放棄了安穩的工作和開始談婚論嫁的男朋友來到了北京。另如，《狗叫了一天》中，那個站在屋頂上給天空打補丁的可愛的傻小孩小川，也死于無妄之災，起因是行健和米籮總是被小川家的狗叫吵擾了睡覺，而心生怨念，一天趁小川一家外出賣水果時捉弄、虐待那條狗，發瘋了的狗沖向門外，與收工回家的小川家的三輪車迎面撞上，小川被夾在了翻車的駕駛艙的車門里，而那條不停往門上沖的狗，最后把自己撞死了；《摩洛哥王子》中，王楓因同情、憐憫在地鐵中乞討的小女孩小花，便帶著被拐賣的小花尋找她自己的家，等兩個多月后終于找到小花的家時，小花的爹則認定是王楓拐賣了小花，最后，王楓被小花家人送進了派出所，小花則被她爹帶著回到了北京，小花在地鐵賣唱，他專門負責收錢。

離開屋頂回到地面上，即使是空中飛的鴿子、人物像飛一樣的跑，這些原本與輕盈相關的意象、動作，也因現實生活的沉重而具有反諷的意味，甚至成為沉重的一部分。

在《如果大雪封門》中，鴿子是串聯起人物關系、故事情節的重要線索，也是對人物及人物關系形成巨大壓力的存在。最能代表北京天空的風景與風情的鴿哨⑨，卻像緊箍咒一樣會加重“我”的神經衰弱，因為對鴿哨的敏感，行健和米籮便讓“我”把風，鴿子飛來時通知他們，他們則用彈弓打下鴿子煲湯，而那些鴿子的主人便是到北京看大雪的林慧聰。林慧聰因高考時作文寫走了題（把題目是《如果……》的半命題作文，不管邏輯、材料地寫成《如果大雪封門》），連專科也沒考上，便投奔在北京養廣場鴿的叔叔，叔叔分給他兩籠鴿子，他負責養鴿子并定時定點往北京的各個公共場所和景點送，供市民和游客賞玩，鴿子的不斷失蹤，讓林慧聰滿懷焦慮、寢食難安，擔心等不到看一場大雪，鴿子就少得無法向不斷警告他“適者生存、優勝劣汰”“不能干就回家”的叔叔交差。為了幫林慧聰實現心愿，“我”和林慧聰又開始了讓他們相識的追著鴿子跑——討厭鴿哨的“我”要把鴿子趕走而邊跑邊對著天空的鴿群大喊大叫，林慧聰為了保護自己的鴿子和追查鴿子的失蹤而跟著“我”跑。但兩人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被他們小心保護的鴿子仍在莫名其妙地減少。小說最后，久盼的雪落下了，但在屋頂上看過雪后的林慧聰該何去何從？小說沒有回答，不過小說集中那些留下的或離開的北漂者似乎又給出了答案。

在《輪子是圓的》中，“我”曾講到，北京的鳥之所以越來越少，據說是因為高樓上的玻璃太多，反光晃眼，很多鳥花了眼撞死了。在“我”看來，高樓不僅是殺死鳥的兇手，也是貧富貴賤差異的象征。在《如果大雪封門》中，不同于林慧聰對雪后的北京“十分滿意”——“他覺得積雪覆蓋的北京更加莊嚴，有一種黑白分明的肅穆，這讓他想起黑色的石頭和海邊連綿的雪浪花”，“我”卻覺得雪后的北京和自己想象的有差距，“因為雪沒法將所有東西都蓋住。高樓上的玻璃依然閃著含混的光”，而“我”原本的想象則是桃花源式的：大雪包裹了北京，大地一片潔白干凈，將不再有貧富貴賤，高樓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的厚薄，“北京就會像我讀過的童話里的世界，清潔、安寧、飽滿、祥和，每一個穿著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來的人都是對方的親戚”。⑩盡管現實與想象之間存在著差距，但這高樓所代表的繁華都市，又是每一個北漂的年輕人實現夢想的希望之所在，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在西郊的屋頂上總是向東11遠眺或揮出那指點江山的宏偉手勢，且潛意識里總伴以鳥和飛的意象，甚至當“我”被神經衰弱所折磨時，仍會有鳥飛過整個城市的想象。

“跑”是這部小說集同時也是徐則臣“北漂”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字或動作，如早期的代表作《跑步穿過中關村》。為了治療神經衰弱，“我”經常在西郊的大街小巷跑步鍛煉身體，同時，跑步也成為“我”貫穿整部小說集的一個重要動作行為，如上述跑步追趕或保護林慧聰的鴿子；當寶來“英雄救美”被打時，“我”跑回去叫援兵，越跑越快時從腋下穿過的秋風如同長出了兩扇翅膀，甚至身體輕盈得像在使用《天龍八部》里的凌波微步（《屋頂上》）；被噩夢所苦的馮年為了治噩夢和失眠，便同“我”一起在巷子里晨跑，為了趕時間上班，他必須出門前穿西裝打領帶地武裝整齊，跑完步后再擠上公交車，往位于海龍電子城的公司跑（《六耳獼猴》）。通過“我”的敘述可以發現，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跑，在跑得飛快的過程中，人物總會有剎那的忘情，只陶醉于跑這件事情本身，就像《跑步穿過中關村》中的敦煌，在自行車被偷后便跑步去送盜版碟，一路上跑得意氣風發，這可說是徐則臣“北漂”故事中的經典場景。奔跑在這一剎那的功效，如同站在屋頂上的極目遠眺，可以讓人物暫時從生活中逃逸，跑便具有了自身價值的獨立性，成為一種與功利性無關的“行為藝術”，不過，這一“輕逸”的特質，并不能減輕生活本身的重。因為當奔跑停止的時刻，就是沉重的現實撲面而來的時刻，如同“我”和林慧聰的奔跑并不能減少鴿子的丟失；當“我”以最快的速度叫來行健、米籮的支援時，寶來已經被打倒在地，他想“救”的女孩和打他的人早已沒了蹤影。當馮年西裝革履地跑到公司時，面臨的是除了吃午飯、上廁所，其他時間都必須雙手交叉地站在電子產品店的門口招徠顧客；是自嘲的在北京混了六年還是“這幅龜孫樣”；是除了老總和副總“全公司我年齡最大”的窘困——快31歲的馮年，要么抓住最后的機會，成為公司在朝陽區分店的店長；要么兌現當初的諾言，30歲還沒頭緒就回花街結婚、生孩子。自信經驗豐富、性格穩重符合分店店長條件的馮年，卻在各種心理壓力的煎熬下，最終決定辭職回家，反諷且令人悲哀的是，當“我”替他交辭職信時，卻正是老總要找他談當分店店長的時候，“他媽的這個小馮，真會挑時間，那換人。命苦不能怨政府啊”12。老總的這句自以為是的幽默調侃，給馮年的“北漂”故事作了最后的辛酸注解，局外人不會也不愿去了解那“時間差”背后的原因。

對于只有一次的生命而言，誰也沒有先知先覺的能力去做那一定正確的選擇。對于《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或大多數人而言，就像電影《羅拉快跑》中的羅拉一樣，自以為可以通過與時間賽跑去改變命運，實際上任何一個不確定因素都會令事件有完全相反的走向，不同之處在于，電影中的羅拉可以嘗試不同情況下的不同結局，在任務失敗后能夠重啟再來，而小說集中的人物，無論是生命還是機遇，都沒有重新再來的機會。

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探討輕與重時曾提出一個問題，“但是，重便真的殘酷，而輕便真的美麗？”他的回答是拋出一個選擇題，一方面，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強盛的生命力的象征，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實在；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就變得比空氣還輕，會飄起來，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13卡爾維諾在探討輕與重時，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解讀是，“我們在生活中選擇與珍惜的一切輕松東西，將來不可避免地會變成沉重的負擔”14。對于《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這些年輕人而言，重的確“殘酷”，而輕則真的“美麗”。他們被生活的“重”——令學業無法繼續的神經衰弱、只能夜間外出偷偷打小廣告掙錢的“北漂”生活、可望不可及的愛情、無法實現的音樂夢、幻滅的“北漂”夢以及種種無法實現的理想、心愿等——壓在地面，需要“輕”——屋頂的視野開闊與輕松愉悅、天空和飛鳥的想象與自由、奔跑帶來的飛一樣的感覺等——所給予的暫時的忘情、慰藉來獲得喘息、休養的機會，而不至于被“重”所壓垮，“輕”與“重”于他們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可以作出選擇的選擇題，他們所處的位置，生活于城市邊緣的出租屋以及所從事的“邊緣工作”15，決定了不能用現有的或形而上的邏輯來闡釋屬于他們的“輕”與“重”，這也是這部小說集引人思索之處。

三

卡爾維諾曾對自己寫作生涯中的工作下的定義是“常常是為了減輕分量”，并把“分量輕”視為自己的理想，“當我覺得人類的王國不可避免地要變得沉重時，我總想我是否應該像柏爾修斯那樣飛向另一個世界”16，即不是逃避到幻想與非理性的世界，而是改變方法，從另一個角度、另一種邏輯、另一種認識與檢驗的方法去觀察、看待這個世界，《樹上的男爵》《看不見的城市》等眾多作品，都是其改變方法觀察、看待世界的嘗試、探索。依此來看《北京西郊故事集》，從邏輯關系上講，首先是作者的創作理念以及觀察、看待、呈現這個世界的方法，才使得這部小說集與人物故事擁有了“輕與重”的辯證關系。如果仍用輕與重來概括這部小說集的藝術手法，可稱之為“以輕載重”或“舉重若輕”，即在通過屋頂、鳥、飛等“輕”的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來對照、呈現人物生活、命運之“重”的同時，作者在技巧層面，用看似輕松的“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來表現人物生活、命運之“重”，從而達到出其不意的藝術效果以及給讀者帶來的更大觸動、沖擊。

比如與卡爾維諾小說同名的《看不見的城市》一篇的結尾，“我”在翻看老鄉天岫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個舊作業本，每頁紙上都畫有包括樓房、街道、行人、汽車、大學的校門、公園里的樹等在內的城市風景圖，其中以最能體現天岫平面幾何與立體幾何功力的建筑居多，有的建筑旁還標了相關數據，每頁紙的眉頭上都注明了時間和地點，按時間順序排列，便可得知，過去的那些年里，天岫分別于某月某日去了哪些城市。當看到這個結尾時，37歲死于非命的天岫的一生便如快速倒帶的黑白影片一樣迎面而來。

在“我”的敘述中，理科“不是一般好”的天岫連著復讀四年也未能考上大學的原因，是他非要到大城市念中國最好的大學，當他放棄高考、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回到花街時，因著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鏡，依然得到花街人的禮遇，是各家教育孩子時拿來比較的“別人家的孩子”，即使他在許多年間以“游手好閑”（睡懶覺，起床后拿著本書坐在太陽底下，或斜著身子走在大街上，或在家放搖滾樂聽）、“賭錢鬼”（依仗數學好打臺球、賭牌贏錢）、“游魂”（每贏到錢后，就騎著自行車以花街為中心，往四面八方騎，騎到幾百里外的一個城市再騎回來）的形象生活在花街，花街人仍報以寬容、理解，29歲那年天岫不再出遠門，摘下眼鏡當上了生產隊長，然后是35歲時跟著山東的一支建筑隊來到北京，成了在北京西郊蓋樓的建筑工。由此回到小說的開頭，天岫枉死的中秋夜，等“我”和行健等人跑到現場時，天岫已躺在地上死去，血流過他瞪大的眼睛，“他看見的月亮是紅的”，“我”這樣敘述到。天岫死于打架：在路邊的公用電話機旁，天岫守著電話等一歲半的兒子叫爸爸，與排在他身后不愿再多等一分鐘的貴州人發生爭執，雙方工友勸架時也開始發生摩擦，暴躁的貴州人用地磚拍天岫的腦門、用大頭皮鞋踹天岫的肚子，他就這樣被打死了。

如果沒有結尾那一頁頁畫著城市風景的舊作業本，天岫那因打公用電話而被活活打死的無妄之災，尤其是那不能多等的“一分鐘”17與一條生命之間莫名其妙的聯系，只會讓人心生荒謬感，并發出螻蟻之死或輕如鴻毛的嘆息。那些城市風景畫使我們得以重溯天岫的一生，得以窺見他或者說一個普通人不為人知的孤獨而豐富的內心世界，從而使你無法再去忽略、無視一個曾經鮮活而豐富的生命的逝去。

“我”曾對大自己19歲的天岫不停轉換身份的難以理解，也因這舊作業本有了答案。這其實是一曲關于青春、理想、幻滅、妥協、堅持的悲愴交響曲，其核心是未能實現的青春理想——去在花街看不見的大城市念中國最好的大學，那一次次離家騎車漫游源于此，畫下漫游過的城市并將它們帶到打工的北京也源于此，而那頗見功力的建筑圖和天岫最后的建筑工身份，也許暗含著他對自己未來的職業規劃或向往。當29歲的天岫選擇結束游魂的生活時，用他自己的話講，在花街上過一輩子會死人嗎？我爺爺、我爸都是農民，我為什么就不能是農民？當他不再當生產隊長到北京來蓋樓時，他對“我”的解釋是“不單是掙錢的事”，并講了一段讓“我”覺得聽不懂的話，“搞建筑很好啊，澆完鋼筋水泥混凝土，把磚一塊塊往上壘，看它一點點長高。城市？我在腳手架間忙活時，從來不想什么城市，我就在蓋樓……跟你做數學題一樣，你要老想著這是試卷，心就亂了”。18如果結合《成人禮》中那個女老板講給行健的話，也許能夠更好地理解天岫這段話的意味深長。行健18歲生日的晚上，女老板講完自己的故事后，告訴行健自己已出來六七年了該回家了，并用書上看到的法國信鴿的故事（戰爭時期，信鴿從前線帶著戰況信息往家飛，橫穿整個戰場時不能低頭看血腥、恐怖的戰爭場面，只能向前看，否則就到不了家），告訴行健回去不是妥協、認命、被打敗了，因為回去比留下來更難，“還有比梗著脖子不低頭地跨過一片戰場更勇敢的嗎？”19

那只能夠橫穿戰場飛回家鄉的信鴿，是女老板的自況，也可拿來比擬天岫短短一生中的每個重要選擇，如最終放棄的高考、29歲時放棄的往外跑和35歲時站在北京的腳手架上對自己和城市之間關系的定位：專注于把磚一塊塊往上壘而不去想、不去看置身其中的城市，如果壘磚時總想到是在建這座城市，心就亂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將變得無意義，就像用一臺大推土機“把跟高樓大廈不一樣的東西全抹平了，像用橡皮擦一張寫滿字的紙”20。這就像柏爾修斯避免直視美杜莎的形象，從而成為成功地砍下她頭顱的唯一英雄；也像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克?波羅和忽必烈之間的一次對話，當馬克?波羅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描述一座橋時，忽必烈問，“你為什么總跟我講石頭？對我來說，只有橋拱最重要。”馬克?波羅的回答是，“沒有石頭，就不會有橋拱了”。21上述都表明，只有專注于眼前，不被可能令你暈眩或喪失信心、斗志甚至因此導致墜落的凝望分散注意力，才能將自己選擇的事情做下去，做成功。對于女老板或天岫而言，看清自己的位置，堅持并承擔自己的選擇，既是帶有妥協意味的順其自然，更是需要超強毅力的堅持。比如，假設《六耳獼猴》中的馮年再多堅持一下，也許他的“北漂故事”將是另一種可能？可是反過來看，天岫雖然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安心于建筑工的身份，卻難免于無妄之災，早早地結束了自己的“北漂故事”。所以，這也可能只是時間的問題，當天岫和馮年、女老板一樣北漂了六七年而非兩年，也許將和他29歲時放棄往外跑一樣，他也會再次離開北京返鄉，帶著馮年的不甘或女老板的看透的心情。無論怎樣，其中都有著令人難以完全洞悉的人性與難以預測的命運，而小說也寫出了這人性與命運的復雜、深刻、多變。

上述由作為遺物的一個舊作業本為發端的對天岫這個人物的分析、解讀，很好地說明了作者在寫作手法上的“以輕載重”“舉重若輕”，即由一本看似微不足道的舊作業本、由一頁一頁畫著城市風景的紙所具有的“輕”的特質，托起并呈現了天岫的命運之“重”，如前所述，這是包含著青春、理想、幻滅、妥協、堅持的“重”，是包含著人性、命運思考的“重”，也是能夠給讀者帶來心靈沖擊的“重”。此外，在這部小說集中，作者還通過一些經過巧妙構思的神來之筆、具有想象力的細節，即用一種看似輕盈的手法，來表現人性的復雜、人物故事的沉重與故事意蘊的厚重。

“尋找孿生兄弟的少年從兩軍對壘的中間地帶走過，在殺聲震天之前，對左右兩隊人馬各看了一眼。月光正好，我躲在人群里，看見他轉向我們一邊時，夢幻般地笑了一下。”22這頗有武俠風的場景描寫，便是《兄弟》的開篇第一段，如果僅看這第一段，你會以為這少年如此神定氣閑，定是身懷絕世秘籍的武林高手，等看完全篇，不禁會為這蘊含著大量信息的不俗開篇叫好。所謂“尋找孿生兄弟的少年”，即是從南方某城市來到北京的戴山川，身為獨生子且被一家人寵愛的戴山川，從一歲不到，每當他不好好吃飯、不好好睡覺時，家人就會指著掛在墻上的一張鑲在相框里的他自己的照片，告訴他如果不聽話就換遠在北京的另一個他回來，于是只要家人一指相框，戴山川馬上變乖，成了整個小區最聽話的孩子、學校的好學生典型，那個墻上的自己，讓他又怕又恨但又成了他唯一的好朋友，家人怕他被欺負、怕他出去跟孩子們瘋玩影響學習、怕他跑步摔倒，使沒有同齡玩伴的戴山川只能跟墻上的自己說話交流，就這樣，少年戴山川來到北京尋找另一個自己，而他父母則認為“出門看看也好”。所謂的“兩軍對壘”，是因那段時間北京在整頓，小商小販、打小廣告的活兒都停了，待在出租屋無事可干的閑人，便以老鄉或相近的職業結成同伙，每天總要打上一兩場群架。“我們”當然是“我”和行健等人，其時寶來已回花街，戴山川原本要和我們合租，但行健和米籮因他恍惚迷離的眼神、夢幻般的笑/詭異陰森的笑和堅持有另一個自己生活在北京的想法，拒絕讓他合租，戴山川落腳在了隔壁的院子。

介紹完上述信息后，小說回到了開篇月光正好的夜晚，從對壘的兩軍中夢游般穿過的戴山川，并非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他只是在街上漫游，借著月光和路燈光看每家店鋪的櫥窗和廣告牌，與跑步治療神經衰弱的“我”相遇后，告訴“我”要把另一個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好看清楚，當“我”問他是否想過是父母從小在騙他時，戴山川的回答似乎既有著哲理式的清醒，又像是某些小說影視劇的俗套情節，他認為知不知道被父母騙并不重要，因為“我們需要另外一個自己”，想象另一個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生活是有意思的，并追問“我”就從來沒想過或許有一個孿生兄弟，兩人被互換名字而代替彼此在生活？戴山川的觀點、行為不被“我”認可、接受，卻成功地幫租住在他同院的四歲小男孩鴨蛋“找”到了弟弟雞蛋。鴨蛋的父母每天一早推著車子外出賣雞蛋灌餅，鴨蛋一人留在出租屋里，和戴山川一樣是個孤獨的孩子，戴山川幫鴨蛋找到的弟弟，就是帶他去照相館換身時髦的小衣服照的一張大照片，于是，照片成了父母管教鴨蛋不聽話時的好使法寶，鴨蛋也喜歡上了這個弟弟。小說第一段里的信息這時繼續發酵，在一次打群架中出了人命，京城開始整頓城鄉接合部的社會治安和閑雜人等，清查周邊的舊房危房和違章建筑，鴨蛋家租住的簡易房屬違建房，在推土機開向他家的房子時，鴨蛋哭喊起了弟弟雞蛋，即那張貼在床頭的照片，戴山川沖進了房間，隨后是轟隆隆的倒塌聲和拔地而起的塵煙，小說的結尾，塵煙稀薄時，“一只手從磚頭縫里一點點拱出來，一張皺巴巴的照片出現在廢墟上”，鴨蛋掙脫母親，邊喊邊跑向了“弟弟”。

《兄弟》用鏡頭感十足且寓意深長的一首一尾兩個場景，串起了戴山川令人深思的北漂故事，其中涉及到了當下熱點的兒童教育及心理學問題。如“我”所言，小時候我們都可能有過戴山川的經歷，不聽話時，父母就會拿出另外一個“你”來嚇唬你，害怕被放棄的孩子就乖乖做回聽話的好孩子，但這種玩笑式的騙局等我們大一點后就不管用了，因為我們不再信了。而從未被粗暴責罵看似被寵愛長大的戴山川卻一直相信，這“信”混淆了現實與想象，導致了自我的分裂和認同的混亂，這可當作是拉康鏡像理論的一個案例分析，戴山川尋找另一個自己，其實也是在尋找一直未能形成的完整的自我認知和意義，所以他告訴“我”，當他想到長著一張和他一樣臉的戴山川也在茫茫人海里尋找他，“他就覺得他跟這個世界有了無窮多的聯系，對面走過來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另一個自己。他覺得自己像一環不可或缺的扣，被織進了一張大網里”23。因此，戴山川的故事，也可看作是一個孤獨的被“愛”或被自私、忽略所傷害的孩子，在尋找自我認同并嘗試融入人群、與他人發生關聯的故事，同時也象征著少年為人生尋找意義、尋找另一種可能性的執拗。《兄弟》結尾那只拿著照片從廢墟中伸出的手、鴨蛋對弟弟的呼喚，再配上那段關于“跟這個世界有了無窮多的聯系”的話，不由得讓人想起了魯迅先生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想起《狂人日記》中的“救救孩子”，戴山川可是一百年后的另一個“狂人”？他拿生命換來的一張照片，是對鴨蛋/自我的救贖、吶喊，還是借此繼續“沉睡”下去？

在這部小說集中，有不少叩問、探索人性、命運秘密的篇章，比如《輪子是圓的》中咸明亮那輛自己組裝的野馬車，副駕駛上到底有沒有安全帶？他主動送逼他轉讓自己愛車的胖老板走親戚時，因車開太快出車禍時胖老板被甩出車外摔死，眾人的疑惑是胖老板為什么不系安全帶，咸明亮回答自己沒裝安全帶，米籮則記得有安全帶；《如果大雪封門》中，在林慧聰與我們合租后，在“我”和他一起小心看護著鴿子后，鴿子的依然失蹤是否與行健、米籮有關？另如天岫不斷變換的身份，打死天岫的貴州人那噩夢般的“一分鐘”，馮年那變成一只六耳獼猴的噩夢以及與自己心心念念的分店店長的失之交臂，行健和米籮對小川家狗的虐待以及狗發出的完全就是人聲的狂躁聲音等。但是，上述人性、命運秘密的底色都與生存壓力有關，人物的理想、人性都因現實的沉重而被擠壓、變形，而戴山川的問題或壓力則是純粹精神性的，在他和鴨蛋的年齡，在他初次踏上尋找另一個自我的出門遠行中，都未見來自物質生活的生存壓力。因此，《兄弟》除了照片這一“輕”的形象所具有的沉重的象征意義，以及在表現手法上通過頗具匠心的結構、場景設計所體現出的“以輕載重”“舉重若輕”的藝術效果外，戴山川身上所體現、包含的既源自現實又純粹抽象的種種思考，非常接近卡爾維諾所講的“輕”的第二種含義，即“敘述這樣一種思維或心理過程，其中包含著細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或者其中的描寫高度抽象”24，從而使整部作品呈現出“輕逸”的藝術特質，并對現實生活的沉重形成一種類似卡爾維諾所講的“反作用力”。

《北京西郊故事集》將遠離地面的屋頂作為人物的主要活動空間，通過鳥、飛、畫有城市風景的紙、照片等本身就帶有“輕”的特質的詞及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通過那些具有想象力的細節或獨具匠心的結構與場景設計所體現出的輕盈感，賦予了整部小說集以“輕”的特質，這“輕”承載起“我”、寶來、行健、米籮、馮年、天岫、林慧聰、戴山川等北漂青年們的西郊故事的沉重與故事意蘊的厚重，并用“輕”來比照、對抗這“重”，同時也因此激活了整部小說集的意義闡釋空間。就像卡爾維諾所指出的，寫于1917年的卡夫卡的《小桶騎士》，雖然有著與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一樣的飛向另一個地方的情節，但由于他的出發點是非常現實的，主人公在寒冷的冬夜外出找煤，對應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奧地利來說一個最可怕的冬天，這現實性使小桶騎士不可能像薩滿教徒、神話人物那樣可以飛往各種需要都能得到滿足的神話王國，卡爾維諾認為，《小桶騎士》的這種構思“使我們產生永無止境的聯想”，在要結束“輕逸”那一講時，他寫到，“好吧，讓我們坐上我們的小桶，飛向2000年”25。在當下，《北京西郊故事集》的“以輕載重”“舉重若輕”的藝術手法，尤其是對人性、命運復雜莫測的刻畫、捕捉，使得這些北漂青年和他們的西郊故事具有了超越具體年代與身份屬性的意義，從而增加了這部小說集觸動人心、引人思索的藝術魅力與感染力。盡管這部小說集似乎存在著與現有理論及藝術手法的呼應，或者說加持，但最終打動人的，是基于現實生活土壤的人物故事的“輕與重”，是作者對現實的觀照、悲憫以及對觀察、看待、呈現現實世界的方法的嘗試、探索。

[本文為北京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世紀北京書寫的‘文學地理學’”（項目編號：16WXB0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寧肯：《北京：城與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2頁。

②巴什拉在《空間詩學》中講到，“家宅庇佑著夢想，家宅保護著夢想者，家宅讓我們能夠在安詳中做夢”。參見[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而這些正是屋頂而非屋頂下的出租屋提供給“我”和行健們的。

③④⑤⑥⑦⑩121819202223徐則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146、203、3、216、211-204、88、126、107、126、215、232頁。

⑧1442425[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美國講稿》，蕭天佑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1、7、18、31頁。

⑨如北島在《城門開》中用文字重建的北京中，有“瓦頂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際線，鴿哨響徹深深的藍天”。見北島《城門開》“序：我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寧肯在《北京：城與年》的“哨音”一節中寫到，北京的天空，即便是“文革”鬧得最厲害時也沒斷了鴿子與哨音，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北京人走的走，下鄉的下鄉，鴿子便常常是人們或仰望或出神的對象。參見寧肯《北京：城與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頁。

11“我”曾在《輪子是圓的》中講過，他們所住的西郊，“跟在農村差不了多少，不進城的時候，要看北京我就得爬到屋頂上往東看，北京是一片浩瀚的樓房加霓虹燈的熱帶雨林”。參見徐則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頁。

13[法]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許鈞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

15在《兄弟》一篇中，由于城市治理整頓，“那段時間我們的活兒都停了”，除了“我”和行健們的打小廣告，“我們的活兒”還包括：“游街串巷的小商販，開三輪賣水果的，擺攤賣盜版光盤的，辦假證的，地鐵口賣唱的，推小車街頭巷口攤煎餅果子、炸火腿腸、賣切糕、賣豆漿稀飯包子盒飯的，四處游蕩賣笛子、二胡、葫蘆絲的”。參見徐則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頁。

16柏爾修斯穿著飛行鞋，通過銅盾的反射看著美杜莎的形象，躲開她能令人石化的殘酷目光，成功地砍下了她的頭顱。參見[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美國講稿》，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17小說后面借那個貴州人的堂兄，交代了他為什么不肯多等那一分鐘的原因，貴州人不愛離家，他那沒領結婚證但已有了自己孩子的女朋友嫌棄他，一個人離家帶著孩子在鎮上做生意，以此逼他外出打工，女朋友給他的最后通牒是“給你一分鐘，是出去還是繼續待在家里”，貴州人沒應聲，女朋友掛了電話，兩天后跟看上她的有錢人拿了結婚證，也帶走了孩子。貴州人在女朋友結婚當天買了火車票來了北京，那“一分鐘”便以一塊不斷變幻的巨大隕石經常出現在他的噩夢中。所以，出事那天，當天岫為了等兒子叫爸爸而讓他多等一分鐘時，使他受到刺激，才喊出“一分鐘能把人等死你知不知道”“想聽叫爸爸就別出來賣苦力。你也配”等激怒了天岫的話。

21[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張密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頁。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