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梳理中篇小說《人生》創作的材料來源，可知主人公高加林是路遙以自己經歷為主、糅合劉路、王天樂等人影子塑造而成。作品并非路遙及親友真實本事的全盤實錄，其間多有作家策略性地刪改生活中成功事實，虛構添加人物處境艱難、事業受挫、戀愛失敗等情節之特殊處理。《人生》引發轟動還在于路遙采用悲劇機制將現實本事及虛構素材“編織”成社會主義時代悲劇，讓來自社會主義歷史深處的有志青年高加林的“夢想”與“愛情”因“城鄉二元體制”而破滅。作品因此不僅來源真實、紋理細密，更兼具歷史重量，故而動人心魄，散發持久的文學與文學史魅力。

關鍵詞：路遙 《人生》 高加林 悲劇機制

一、 《人生》“紋理”的來源

《人生》何以具有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文學與文學史魅力？非常值得探究。實際上，在歷經啟蒙、革命、后現代等多種“主導概念”的強制介入之后，文學仍然擁有一些可以達成共識的標準，恰如亨利?詹姆斯所言：“我認為，予人以真實之感（細節刻畫的翔實牢靠），是一部小說的至高無上的品質。”①這就是說，啟蒙/革命等宏大概念并不形成文學的力量，正如每個人的生活都被繁密的日常細節所包裹一樣，文學的力量也須來自對細節與生活的“牢靠”復活。而這，正是路遙的文學追求。他不止一次談到作家應有的創作精神，一是注重“感情的積累”，強烈情緒會自然地激發創作；二是要注重“深化細節”，認為“沒有細節的作品是個空架子”②。實際上，《人生》之所以能戰勝文學史殘酷的“遺忘”，正在于情緒的真實與細節的扎實。程旸在《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中探究過巧珍與劉風梅、林紅、林達（甚至路遙本人）的隱秘關聯，很有見解，從現有材料看，其實不僅是巧珍，整部《人生》的主要情緒、頗多細節都直接、間接地來源于鮮活的甚至沉重的現實。這大致可分兩個層面。

（一）籠罩《人生》全篇的主要情感體驗，源于路遙及身邊好友的親身經歷。其間最動人心魄者，是高加林民辦教師被頂替、徹底“墜”為農民后痛苦無望的情緒。這一情緒，主要源于路遙自己和同事劉路，兼及弟弟王天樂與好友海波。路遙農民出身，貧困的家境不但養就了他早熟的個性，更造就了他擺脫農民身份和命運的驚人執著。1966年夏，路遙成功考取石油化工學校，孰知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這一念想！他轉而投身“造反有理”的革命狂歡并取得縣革委會副主任一職，意氣風發，哪料政策再次詭譎難測。1968年，中共中央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心想脫離農村的路遙，被重新打回農村。“縣革委會副主任”云云，只是空頭的政治名譽，現實將路遙徹底剝離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路遙此時心緒與高加林被頂替后返村勞動時一樣，對前途感到迷茫、無望，甚至悲憤不甘。對此，與路遙同時返鄉的同伴有所透露，“我與他談話中得知他當時的情況也不甚好，主要是對自己的前途深感渺茫”③。返鄉后高加林拼命挖地，用殘酷的勞動“麻痹”自我。據路遙同鄉劉鳳梅回憶，他們這批返鄉學生曾被組織在農田基建隊干活，“最重最累的活是挖土，陜北的冬天，地凍得像鐵殼一樣，镢頭下去往往只能挖個白印，挖不上幾下，震得人虎口流血”，路遙卻每天都堅持在半崖上挖土，在“北風呼嘯，寒氣逼人”的環境里賣力地揮舞著數斤重的镢頭。④這些在生活中沉淀下來的真情實感宣發在創作中，高加林拼命干活時的痛苦絕望、狠厲不甘就顯得尤為鮮活而動人心魄。當然，路遙最深刻體會到進城無望的挫敗感，是1973年報考大學之時。當時，路遙雖然數理化成績不行，但文科成績尤為出色，所以仍然有望上中文系，不過由于曾經是造反派“紅四野”叱咤風云的“王軍長”，他接連被北師大、陜師大拒絕錄取。盡管最后還是上了延安大學，但造反派身份造成的受挫感卻始終環繞著他：如果真上大學無望，自己將該何去何從？無疑，這些情緒構成了《人生》的基底。《人生》無望情緒的另一重要來源，是路遙在《陜西文藝》的同事劉路。路遙在構思《人生》的艱苦階段，曾向劉路借取“下鄉的經歷和情感體驗”。劉路同樣出身農家，1966年高中畢業準備參加高考時遭遇“文革”爆發，高考據說要推遲半年，但“半年后沒有誰再提高考這碼事了”，隨后，苦苦等待高考恢復消息的劉路卻等來了“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

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二年的求學生涯就此打住，只有回家當農民了……我的心空落落的難受，就像溺水者看到遠方孤島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樣……兩天后，我背著鋪蓋卷離開學校。回家的第二天，我不顧母親的勸阻，就在生產隊里出了工。我拼命地干活，一晌不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親又因走資派的罪名關在牛棚。我知道，自己這一生，怕永遠被拋在這片土地上了，就像身邊這些莊稼漢一樣：結婚生子，養家糊口，然后老死牖下。我變得頹廢而麻木，心境悲涼至極。⑤

此外，高加林對婚戀的看法以及與劉巧珍、黃亞萍戀愛經歷亦有真實的生活參照。高加林對自己“愛情”的考慮，完全出自現實中路遙的真實想法。在朋友中間，路遙從不避諱自己為了前程而一心想尋“城市妻子”的想法。據海波回憶，當他勸導路遙找本地姑娘更為穩妥時，“他一聽竟然生氣了，反問我說：‘哪一個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學？不上大學怎么出去？就這樣一輩子在農村漚著嗎？’”⑥路遙這種想法在申曉、邢小利以及航宇的講述里皆有所透露。劉路對自己25歲時在農村成了家更是感到徹底絕望：“理智告訴我，在邁出這一步的時候，我在農村的生活命運就注定了。”⑦高加林與巧珍之間甜蜜動人的戀愛則有路遙自己美好初戀以及被拋棄經歷的投射，“仿佛在重溫那段刻骨銘心的初戀”⑧。這種被城市姑娘拋棄的情感經歷在劉路身上同樣存在。劉路在返鄉成為農民時，也收到了初戀女友的斷交信，“在我淪為‘賤民’的日子里，讓我藏身的，也就這么可憐的一點幸福的角落了！然而，我想把頭倚在和我一樣命運的她的肩頭上的愿望，今天也被拒絕”⑨。可以說，《人生》對高加林與黃亞萍、劉巧珍之間一波三折的感情與情緒的刻畫，有著深厚真切的心理基礎。

（二）《人生》中諸多重要的情節和細節或源于路遙的切實經歷，或來自身邊好友的經歷。（1）尤顯農村姑娘大方、赤忱的“巧珍示愛”情節源自路遙的親身經歷。路遙中學畢業，正在收拾行李準備返鄉時，一位女同學曾大膽向他示愛。路遙當時正焦灼于自己的前途，并無戀愛準備，于是與那位“典型的陜北俊女子”打起了“馬虎眼”。

（路遙）告訴她說：“我也是平常人，縣革委會副主任職務只是個‘名兒’， 一離開學校就是農民。”那女子答：“你是農民，難道我不是？我就喜歡農民。”⑩

《人生》中巧珍向高加林的真情告白，幾乎實錄了這位女同學的話語。（2）高度體現高加林性格的“賣饃事件”細節處理也來自劉路的講述。劉路父親父母早亡，靠叔父撫養，叔父讓其趕集賣粽子，因為羞于啟口吆喝而在無人處偷著喊幾聲。路遙根據劉路的講述將之挪用到小說中。（3）小說中“拉糞”情節也差不多是實錄劉路的真實經歷。路遙返鄉后也曾有到城里拉糞的短暫經歷，但他很少談及，目前所見資料中，劉路所述與小說頗為貼近，比如“霸糞”之事。劉路回憶：當時生產隊聯系的公廁一般會派人看守，不僅幫助打掃衛生，更為防止別的生產隊偷糞，“一次另一個生產隊趕著馬車來偷糞了，我們村那幾個老漢十分英勇頑強，與他們展開殊死的拼爭。一個老漢如關公搶大刀，操起糞勺奮力格斗，但因寡不敵眾，終于讓人打倒在地。但他爬起來，躺到馬車的輪子下，不許把糞拉走”。11路遙對這些素材極感興趣，于是在小說中便有了高加林“拉起舀糞的糞勺”向搶糞后生“砍去”、為搶糞展開“殊死搏斗”的生動展現。小說中高加林因擔糞而被城里人鄙視的描寫同樣來自劉路。

夏日的夜晚，乘涼的人們在院子中間鋪著涼席。這時候我們起糞，他們或抱怨，或謾罵，捂著鼻子，不許我們從他們身邊經過。一次，我挑著糞桶，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西瓜皮，滑了個仰面朝天，稀糞也潑了一地，幾個工人不由分說，對我拳打腿踢，我慌忙脫掉背心，擦著灑在涼席上的糞漬，但還是被打得鼻青臉腫，在家屬院門口，我傷心得號啕大哭。12

《人生》中高加林倒未被“拳打腿踢”，甚至在言語沖突中也未落入下風，但來自城里人的歧視卻深深刺痛了他，使他“強忍著淚水”。較之事實，這種屈辱感、憤怒感更是劉路刻骨銘心的經驗。劉路高中畢業，曾經也在城市生活，現在每天以拉糞農民的身份再次深入萬家燈火的“城市世界”，他時常會“有過一閃念的遐想與希冀：這地方還能有我的一席之地嗎？”13這直接投射為小說中高加林的感受：他進城時憶起曾在“明亮溫馨的教室”里讀書，在“電影院散場的人群”里與同學說笑，或穿著鮮紅運動衣奔馳在“縣體育場的燈光籃球場”14上。而且，因為自覺從事的是令人掩鼻的活計，敏感自尊的神經促使“知識青年”劉路每每自覺躲避那些有可能鄙薄他的人，包括昔日的同學和朋友。而當被城市小市民“下視”的時候，劉路又堅定地想：“你是一個堂堂正正的高中畢業生……你要堅信自己一定有一個勝過他們的未來，走著瞧吧！”15這也是小說中高加林的憤然：“我有文化，有知識，我比這里生活的年輕人哪一點差？我為什么要受這樣的屈辱呢？”16（4）如大地一般寬厚的德順爺爺具有真切的生活原型。劉鳳梅回憶，德順老漢原型是村里的一位鰥夫，“他心腸特別好，疏財仗義，深受村人們的敬重，這位老漢特別喜歡路遙，童年的路遙是受過他多次照顧的”17。這樣的老光棍村里還有好些，他們因為沒有孩子，于是善待每個孩子，會將家中最好吃的奉獻出來，會出錢給窮苦孩子買鉛筆。路遙幼時也頗受這些“老頭”照顧，德順老漢身上沉淀著路遙深厚的情感。德順爺爺在夏夜里駕著驢車帶加林、巧珍進城時高聲唱“走西口”、講述風流情史的自由灑脫，就建立這樣的情景之上。

每次跟集的時候，可以看到有好多這樣的光棍站在酒柜臺前，拿幾毛錢買二兩散酒，喝完，嘴里哼著小曲，然后回家。麻醉的那一刻，就是他人生中最好、最順心的時刻。18

以上種種情節和情緒的豐富來源，為《人生》的文學和文學史魅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恰如論者所言，“質量上乘的作品通常血肉豐滿”，“許多杰作往往紋理細密”。路遙自己和身邊的親友的類似情緒和經歷，共同決定了《人生》的“紋理細密”。19“有志青年”受困的苦悶源于作家自己及身邊好友的真實情感體驗；對家鄉故土、鄉親父老的深切感念是感情厚積的自然宣泄；重要人物加林、巧珍、德順老漢的形象由真切的細節“積累”而成。無論是籠罩作品全篇的情感體驗，還是體現人物性格的情節與細節，皆扎實地建立在現實生活經驗之上。作品因此質地堅實、厚重，擁有持久的魅力。

二、 隱失在時代深處的“屈濤們”

不過，《人生》中雖有許多“情緒、感情的體驗”其來有自，卻似乎并不能說高加林等有直接的原型。實際上，若將路遙、劉路等當作原型，進而再將其本事行狀與小說故事一一對照，不難發現，較之其有真實來源的部分，《人生》中與原型不合甚或相反的描寫，可謂在在皆是。可略列兩層。（一）路遙確實因為再度掉回“農門”而心生受挫之感，但路遙本人并不曾遭受高加林那般艱難，相反，他返鄉后幾乎是備受恩寵。“王玉德是郭家溝有口皆碑的好人，經常‘說大事，了小事’，在村里有極高的威望。他的兒子回村勞動了，村里人怎能讓他干重體力活？劉家圪嶗大隊領導們思前想后，先想到一個讓王衛國到縣城拉大糞記全勤的辦法。”20至于被支書兒子頂替掉民辦教師職位之類悲劇境遇，路遙從未經歷過。相反，劉家圪嶗大隊領導們冒著政治風險、盡心盡力為他謀來了當民辦教師乃至入黨（后者非常不易）的機會。

村革委會與黨支部掌權的幾個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計，王玉德就這一個小子，要照護哩，怎么個照護，讓教書。在生產隊里，教書是頭等美差，活苦輕，工分加補助，有條件學習……王衛國沒耕幾天地，就當上幾個大隊聯辦的馬家店小學的民辦教師。其間，當別的造反派頭頭正在接受曠日持久的審查時，王衛國又以同樣的優勢，順利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無預備期）。21

海波、劉路、王天樂也都當過民辦教師，但他們都因上大學或進城謀工主動放棄了這一職位，皆未遭受被頂替的不堪。路遙等的幸運還不止于此。路遙雖是農民出身，但曾結識不少延川縣“上層人物”，這些人都在盡力給身為農民的路遙謀出路。縣上通過公社將路遙調入百貨公司的“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好友曹谷溪更是想盡一切辦法將路遙從農村“撈出來”，“憑那三寸不爛之舌，活動通政工組長，說服城關公社領導，將路遙抽到縣革委會通訊組，名為培養通訊骨干，實際是給路遙創造條件”22；縣委書記申昜上下奔走，幾番多次親自找上在延大負責招生的堂弟申沛昌，最終促成延大中文系錄取路遙。而且，路遙本人運作能力極強。好友海波在他幫助下進入公社中學教書，后又轉為“吃國庫糧”的“公家人”，弟弟王天樂也經他多番“走后門”而最終成為正式的國家煤礦工人。至于最初與路遙并不相識的劉路，則是通過高考離開農村，并最終成為大學教授。可以說，高加林的“三起三落”與路遙、劉路等皆無直接對應關系。（二）路遙雖被北京知青初戀“拋棄”，但也成功地與另一北京知青林達戀愛成家，且上大學期間，林達在經濟上、生活上、精神上給予路遙很大支持。即使最后二人婚姻破裂，路遙也仍然感慨自己當年家中光景過得“一爛包”、林達作為干部子女對他不離不棄。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人生》是否是一部虛假之作？路遙、劉路、王天樂等皆可謂“成功”，高加林卻最終走向了無解的末途，路遙這么改寫自己及身邊親友的真實經歷，是否有違生活基本的真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現實中，“只有成功者（就其志向預示了后來的演變而言的成功者）為人們所牢記，絕境、失敗的事業和失敗者本人卻被遺忘”23，而失敗者卻是比成功更為普遍的存在。文學作品理當考量更為普遍的命運，這就涉及比直接原型更為緊要的情境原型。所謂“情境原型”，是指小說所敘境遇與命運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反映當時社會和個人命運中較大概率的情形。以此而論，路遙、劉路、海波、王天樂，在當時陜北農村青年中的確是少數，作為寫作者的路遙，并無太大興趣記錄這少數“幸運者”（今天稱之為“鳳凰男”）的故事（哪怕是要從中汲取大量情緒與細節），他之傾注巨大熱情者，乃是他所在時代百萬、千萬農村“有志青年”的命運。那么，這些人在當年經歷了怎樣的命運呢？他們絕大多數沒有路遙等的幸運。對此，路遙曾沉痛地說：“一些農村孩子開始讀書，從小學一直讀到中學，上了縣城讀完高中以后，他們在外面已經看到一個很大的世界。他們有了文化，覺得父輩的那種生活他們再不能接受了，但現實生活又迫使他們必須回農村，因為當時農村既不招干也不招工，甚至不能上大學。這樣，這些青年回去以后就特別苦悶。大部分青年屈服于現實，像父親一樣在土地上勞動，然后喂幾個老母豬，想辦法找一個媳婦，再養五六個孩子，然后就是重復父輩的命運。”24不難想象，這類農村“有志青年”恐怕非常普遍。對此，路遙表示：“這樣的青年人我認識很多，對他們相當熟悉。他們的生活狀況、精神狀態，我都很清楚。”25《人生》之所勾勒者，也意在這“大部分青年”。遺憾的是，這些青年既無機會走出農村，更無機會將自己的命運形之于文字（各種“路遙紀念資料”也很少涉及這類人物），40年歲月流逝，他們已徹底隱失在時代深處。所以，今日研究者考量路遙小說原型時，往往僅注目于路遙本人及與他同樣幸運的少數友朋，而對《人生》之所倚賴的萬千農村“有志青年”的命運觸及甚少。幸運的是，翻檢舊刊，我們可以發現1980年《陜西青年》雜志留存了諸多珍貴資料。

該年，《陜西青年》在第9期刊登了農村知識青年屈濤的一封來信《農村青年前途何在？》。屈濤是一名年僅23歲的高中畢業生，他說，“文革”期間他們這一代農村青年心靈遭受到殘酷的蹂躪，“文革”結束，他們同樣懷著興奮心情期待著能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面貌貢獻青春，但在現實中卻遭遇無數困境，他們需要學習，但繁重的體力勞動壓榨了時間和精力，農村的學習資源更是匱乏無比，“一個規模有上萬人口的人民公社，僅有小小的圖書室，而且圖書少得可憐，根本滿足不了青年學習的需要”，而且，知識在農村也沒有用處，“難道拉架子車、耕地也需要‘數、理、化’嗎？就說科學種田吧，很多大隊的科研室都是有名無實、生產隊一般都無人支持”。他們追求上進，卻遭遇凡事皆依靠人事關系的腐敗現實，“如果你偶然不慎得罪了一位領導，那么你就別想抬起頭做人，挺起胸生活（除非這位領導被撤換）”，“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他們向往純真的愛情，可是婚姻卻“完全成了徹頭徹尾的建立在金錢物質上的骯臟交易的場合”。26種種遭際，讓屈濤痛苦、迷茫乃至絕望。

我們感到十分絕望。自嘆生于農村，低人一等；又嘆父母只是安分守己的農民，不是所謂的“英雄”，子女也只能是農民，也就成不了好漢。在此種情況下，有的人求神問卜，有的祈求戰爭、地震，幻想命運在這些難以預料的突變中得到改變；有的甚至自殺，事實上個別人已經這樣做了；有的千方百計弄到錢，他們說：現在還講什么“前途”呢？27

屈濤所說的“我們”，正是現實中的高加林。他們和高加林一樣無法“進城”，短短來信漫溢“有志青年”屈居農村時的苦悶與抑郁，遭遇不公時的不甘與憤懣，而最痛苦絕望的是，看不到自己人生前途究竟何在。于是，屈濤斗膽向社會提出問題——“農村青年前途何在？”這一發問，迅疾引起強烈反應，編輯部以“農村青年的前途何在？”為題，接連在第10、11、12期開辟專欄展開大討論。社會上對屈濤的回應以振奮人心、鼓勵奮斗為“主旋律”，但是諸多蘊含自己經歷和體驗的闡述里，多少顯露返鄉青年普遍的生存困境。“不少高初中畢業生回隊后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眼前的吃穿住，現實又現實；已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戀愛婚姻又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壕塹，不少人望窮興嘆，紛紛自謀生路。有的扳胳膊抱腿找工作，有的托人投師學手藝，有的跑生意，折騰了幾年，沒一個好過的。嚴酷的現實窒息了年輕人心頭的理想之火”28，“大多數青年不但得不到培養和提高，就連高、初中學到的知識也無用武之地。回鄉幾年來，我們深深體會到這一點”29。《我們不能滿足于吃飽穿暖》（10期）、《救救他們吧》（11期）、《難道這就是我的出路？》（12期）、《社會要為“農”伸張》（12期）、《為農村青年喊一喊》（12期）等討論文章直接接續屈濤的講述，從各方面呈現返鄉青年遭遇的難題。屈濤這一籠罩著灰色陰霾的人生發問，馬上可以讓人聯想此前轟動全國的“潘曉來信”，不過，“屈濤們”不但和城市青年潘曉等一樣遭遇渴求上進而又無“用武之地”的精神危機，而且還要面臨城市青年較少遭受的絕對貧困問題。

“屈濤們”的困境顯然不如“潘曉來信”那樣引起廣泛社會關注，但也余音不絕。1985年9月，《農村青年》第5期刊發農村青年沈建筠的來信《我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嗎？》。與屈濤相似，沈建筠出身農村但志存高遠，一直秉持中學老師的教誨：“一個農民的子女必須樹立遠大目標，那就是考入大學，脫離農業生產，去從事精神勞動。”沈建筠拼命學習，效仿“于連”搞“自我設計”，將脫離農村的全部希望寄托于高考，但不幸高考落榜，“我完了！我不甘心安分守己地當一輩子土地的奴隸，迫不及待地要跳出農村。我去報考飛行員——一切合格！正當我欣喜至極時，一個‘后門’把我頂掉了；我去參加招工考試，但人家要考數理化，我看的那許多文學名著幫不了這個忙，結果只能落得個‘望榜興嘆’；我想當鄉村教師，但這個‘靈魂工程師’的高尚職業攤不到我這下里巴人的頭上”30。在憐憫與譏諷中，沈建筠感到苦痛與絕望，甚至想到死亡。他代農村知識青年發出尖銳質問：“我并不比誰笨，為什么注定要跟泥巴土塊打交道呢？”“我讀了那么多書，為什么就找不到出路呢？”31他也曾振作精神，但每天忙地里的農活，疲憊不堪，晚上自學完全吃不消，想過進城經商致富，但“看到那些小販在炎炎赤日下聲嘶力竭地叫賣，與人討價還價的情景，又打了退堂鼓”32。

《農村青年》上的文章，路遙創作《人生》時自然不可能看到，但《陜西青年》上的熱烈討論，路遙應有所關注。不過，對于路遙而言，對農村“有志青年”命運的了解又何須通過印在雜志上的文章呢？“屈濤們”也好，“高加林們”也好，那就是他的活生生的現實，更是不如他幸運的萬千農村同齡人的無法修飾的悲劇現實！《人生》要寫的，正是“屈濤們”的命運。對此，后世研究者當然可以質疑路遙挑選材料時的選擇性策略：路遙未將自己或任何一位親朋當作《人生》直接原型，而是片斷摘取其中可用的情緒、情節和細節，進而將之組織進事關農村“有志青年”更普遍、深刻的命運觀照之中。因此，與其說《人生》凸顯廣大“失敗者”的故事策略脫離路遙自己及身邊親友的真實經歷，不如說它以更大的普遍性切入了20世紀70-80年代中國農村青年苦痛而破碎的靈魂。隨著農村及其青年在近年文學中的逐漸淡出，《人生》40年前的記述尤見珍貴。

三、 廣大的悲劇的生成

然而，《人生》持久的魅力，不但在于它策略性選擇了農村“有志青年”的受挫事實，而且也在于路遙以特定因果機制將此“失敗的人生”升華成了意義深永的普遍性故事。對此，路遙自述：“我們的作品歸根結底應是這樣的作品：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變成具有巨大社會意義的事件和典型意義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這里。”33就此而言，《人生》無疑是完成度特別高的作品。那么，在《人生》中起到組織、升華作用的因果機制是什么？這就要回到恩格斯的經典論斷：悲劇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34。《人生》的悲劇可作如是解。實際上，王愚、路遙在對話中即將《人生》悲劇概括為“我們的歷史的惰性”“限制著他們應該有所發展的東西不能發展”，因此“他們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會有悲劇發生”。35高加林的悲劇，不但由“屈濤們”的失敗與迷茫構成，更由恩格斯所言的歷史沖突機制凝練、提升而成。

這種“提升”是指小說將“屈濤們”的失敗與新中國建立以來數代農村青年的結構性生存困境緊密勾連。所謂“結構性生存困境”，直指新中國城鄉戶籍制度對于農村人口的限制。1958年1月9日，新中國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法律形式限制“城鄉流動”，并將全國人口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配以定量商品糧油供給制度、勞動就業制度、醫療保健制度等輔助性措施。由此，“農村人”就從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淪為低等級的社會構成。當然，從歷史角度看，戶籍制度的產生有著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客觀合理性：當時國家既無法借助大規模借款向國外投資，也無法依靠本國薄弱工業基礎，只能選擇通過農業積累與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基礎和資金，奠定農業支持工業、農村哺育城市的基本發展格局。這不能不導致農民負擔加重、農村發展相對滯后、城市就業生活條件更為優越，并由此在1950年代中期引發數輪大規模農民“盲流”運動，城市不堪負荷。因此，1958年出臺的《登記條例》有其現實治理的合理性，但對于農村和農民而言，其間巨大的不合理、不平等明眼可見：農村發展由此嚴重落后于城市，同時，農業戶口成了農民被迫的“世襲身份”和“終身身份”，“農村戶籍人口向城市遷居和工作受到嚴格限制……農民基本上失去了自由流入城市的機會”36。廣大農村人口由此被新中國就業體系與社會保障體系所拋棄。

工人和城市人被納入到國家勞動就業和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之中；而農民和農村人則被排除在這個社會保障制度之外，而被納入到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之下，說集體還不如說自己安排自己的命運，實行個人自我保障。這就從根本上使得工人和農民、城市人和農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待遇，從而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而且存在著這種身份和地位的不可轉換性。37

這種不平等還延伸到其他階層流動渠道中。“在每年高招中，中專的錄取分數線農村考生要比城市考生高出二三十分。雖然農村的教育質量比城市低，農村考生要考取面臨更大的困難，但這種政策卻是為了解決城市的就業問題。大學生分配也按‘哪來哪去’的原則，城市學生留在城市，農村學生不能留在城市，要分回到自己的縣里。軍隊士兵復員更是如此，城市兵可以安排工作，農村兵仍然要回家種地。”38如此種種，正是路遙、劉路、屈濤等萬千農村青年的痛苦的制度來源。而且，即使“文革”結束、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這種讓“屈濤們”消極、絕望的戶籍制度也以其特有的穩定性而難以更改。諾思認為：“產生穩定性的是一系列約束的復雜組合，其中包括嵌套在（nested in）科層結構（hierarchy）中的各種正式規則。在這種科層結構中，任何一種改變都只會產生比其原先狀態更高的成本。”39戶籍制度難以發生根本性變革，也因為其背后附著已然固化的龐大利益體系，平衡既得利益需要付出極大的改革成本。故而，當“屈濤們”走上人生舞臺時，戶籍制度已然成為頑固的“歷史遺留物”，拒斥著農村青年。一方面，是“有志青年”對城市現代化的向往與追求，是個人自我實現的合理愿望；另一方面，是“城鄉二元體制”近乎殘酷地堵死了農村青年進城、實現合理人生理想的出路。“屈濤們”的心理壓抑與此緊密相關，《人生》也以“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將“屈濤們”的失敗人生重組為意義完整的故事。

這種歷史沖突機制之于《人生》的介入，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虛構“有志青年”與農村的對立。其中，制度層面的對立有較多情境基礎。比如，小說開篇即是高加林被支書高明樓出于私利（讓自己兒子三星頂替）剝奪民辦教師資格，高加林由此被迫返回農村進行勞動。不無夸張的“暴風驟雨”渲染這一剝奪帶來的巨大悲情，震撼人心。而且，當高加林預備“狀告”高明樓時，其父高玉德不僅“不敢告人家”，還勸告加林“主動叫人家叔叔哩”40。幾乎喪盡尊嚴底線的退讓，凸顯高加林一家身處農村“底層”的無奈與悲哀。這一情節在路遙、劉路、王天樂等的經歷中缺乏對應事實，但“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卻是“屈濤們”例常遭遇的痛苦，故此一虛構堪稱合理。比較起來，觀念層面的對立人為成分更重，如“衛生革命”之情節。究之現有路遙史料，不曾有過類似記述。而實際上，即便在農村，農民也非常注意保持水源干凈。蔡翔回憶：“我們剛下鄉的時候，我們門口有個水井，我們有個習慣就是蹲在水井邊刷牙，農民很有意見，覺得我們怎么這么不懂事，這樣會把水弄臟。農民其實特別講究這個。”41更重要的是，陜北農村清潔水的方式也不是如高加林那樣在共有水源中撒漂白粉，而是在自家水缸放明礬。《人生》中的“衛生革命”顯然是歷史沖突機制介入的結果，目的在于激化高加林與農村環境的矛盾沖突。若高加林在農村如路遙等一般順遂，備受關照，那么他的“出走”就不合情理，甚至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路遙“刻意要把人和環境之間的關系惡化”：既然高加林在農村的處境如此惡劣，“所以他一定要出走”42。（二）設置“有志青年”與城市的對立。高加林“三起三落”中有“兩落”（高考失敗、當記者被清退）皆與城市的冷酷拒絕有關。他與城市的沖突還另外體現在許多情節：拉糞時與克南媽的沖突、被黃亞萍拋棄，等等。對于路遙、劉路等幸運者而言，這種設置自然只有局部真實，但對“屈濤們”而言則無疑有更普遍的真實。不過更重要的是，如此設置明顯將“有志青年”的悲劇做了共同歸因：是制度/文化的“歷史遺留物”的存在，扼制了一代青年的合理欲望與夢想。現實與夢想、個人與時代、情與理，都在此糾結著、沖突著，構成了《人生》悲劇的強烈的戲劇性與時代性。

然而路遙并無將《人生》寫成“問題小說”的追求，并不以解決某個具體社會問題（如戶籍制度）為追求。他認為寫作“必須重視歷史，對歷史和對現實生活一樣，應持嚴肅態度。有的作品為什么比較淺，就因它沒能把所表現的生活內容放在一個長長的歷史過程中去考慮，去體察。我們應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聲，這回聲應響徹過去、現在和未來”43。這是深刻之見，故歷史沖突機制在《人生》中的運作，所勾連的不僅是個人與“歷史遺留物”之間的沖突，而還更深地牽連著“巨大的回聲”。其實，小說有關“衛生革命”的敘寫隱隱泄露一個事實，即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并未被納入現代文明發展進程之中，“高加林們”已逐漸被“大歷史”拋出軌道。在20世紀50-70年代，“梁生寶們”一直當仁不讓地占據著“新人”/歷史主體位置，路遙等之所以憤懣，屈濤、沈建筠等之所以敢于致信《陜西青年》《農村青年》，正是因為他們來自社會主義文化深處。長期以來，社會主義承諾的“大歷史”“鼓舞他們堅持生活，并點燃了他們的希望：公平即將到來，幸福就在他們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44，他們至少在理論上相信自己的歷史主體資格，是民族未來的承擔者。孰料隨著新時期的到來，傳統社會主義的這種主體許諾迅速失效，社會主義一直未能克服的“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終于赤裸裸地將“屈濤們”打發回“底層社會”，淪為歷史的“多余人”。此時期的“有志青年”若要實現夢想，“新人”之路不復存在，惟有或被動或主動地進入差別格局，展開“個人利益”競爭，“在這種‘競爭’中，個人變成一個經濟單位，或者用福柯的說法，變成一種‘企業’形式，‘經濟人’也就是自身的企業家”。45無疑，新的語境要求新的個人倫理。對此，多數來自社會主義深處的“有志青年”并不適應，甚至充滿憤怒。在“農村青年前途何在”的討論中，即有“回鄉知識青年”自覺自己在社會上已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毫不掩飾地表示。

歷史總是前進的，新陳代謝的規律早已把我們這些過時的“新生事物”遺棄了，歷史也總不會回過頭來，把我們這淘汰物，再“親吻”一番，鼓勵一番。46

這堪稱令人心痛的洞見。不過，從現有材料看，志存高遠的路遙對此并無預判，但《人生》內在的歷史沖突機制卻將此種“脫軌”隱約呈現出來。和現實中的路遙、屈濤、沈建筠等一樣，高加林從社會主義深處走來，他不僅有才華、學識，更具家國情懷，他“雄心勃勃”，內心充溢“遼闊大世界”，且十分自覺地將自我學習與自我目標置諸于“大歷史”（現代化進程）之中，他之沉迷于各類黨報和主流媒體報道，即是此種自我主體想象的見證。與此相關，小說還特意安排了一場高加林與黃亞萍之間有關“現代知識”的論辯，雙方盡情展示各自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和能源形勢的掌握和分析。參加工作后，高加林更滿懷熱情奔赴“救災前線”，自比于“在激烈的戰場上”與“突擊隊員一起沖鋒”的前線記者，“一剎那間需要犧牲什么，他就會獻出什么！”47這是與林道靜、梁生寶并無差異的“歷史的人”，然而作家又讓高加林遭遇改革開放時代之于個體的“經濟人”定位。這是更為深刻的文化悲劇。傳統社會主義話語業已失效（小說中高加林駁斥張克南媽媽身上也有“臭味”的毛式話語頗顯無力），而缺乏“大歷史”的加持，“赤身裸體”的青年農民個體注定無法沖破固化的利益格局，高加林除了通過“走后門”、依附黃亞萍進城，別無他法。這其中埋藏著深刻的文化斷裂：社會主義“大歷史”曾經賦予青年（包括農村青年）以明確的主體位置與充沛的倫理想象，然而這種想象漸行漸弱，終于在觸碰到“打工人”的現實位置時，即刻破毀。

《人生》中的這層斷裂、悲劇，其實是由歷史沖突機制所牽引出來的新中國社會變遷的“巨大的回聲”。對此，路遙認識或不充分，然而“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48，《人生》對悲劇結尾的處理，攜帶著巨大悲情。與自身受到林達資助不同，路遙最終設置高加林被城市姑娘拋棄的悲劇結局，讓高加林本來無望的人生更添陰霾，進城之希望亦被徹底澆滅，高加林的人生演變成徹頭徹尾的悲劇。高加林被揭發“走后門”、解除城市工作后，黃亞萍若是不離不棄并履行此前的承諾，“一定讓父親設法通過關系”，讓高加林“到報社或者電臺去當記者”49，高加林留在城市不無可能，但是，小說終究“讓高加林們經歷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個圓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點”50。路遙的這種安排，顯然不僅在于讓高加林重返土地并接受來自鄉土的“道德懲戒”，而更在于呈現悲劇的深沉的現實原因與歷史原因，“要引起社會對這種青年的重視，全社會應該關懷他們，從各個方面去關懷他們，使他們能健康地成長起來”51。因此，具有巨大悲情的結局處理裹挾著作家深沉的社會憂慮。但返鄉后的高加林只能再次成為屈濤、沈建筠們，將面臨無數的殘酷現實，甚而精神困頓、走向末路。于是，這一“處理”又未免殘忍。高加林到底該何去何從？這是永遠的“高加林難題”，關涉無數農村知識青年的“人生難題”。路遙始終對這些青年的前途抱有深切關懷。于是在高加林再次返鄉時，作家讓巧珍盡心盡力地為她的“加林哥”重新謀取教師工作，象征著鄉村共同體的倫理美德向來不曾怪罪“一時迷失”的青年，將繼續為其提供情感撫慰。且在結尾，作家還精心設計德順爺爺對加林的一番“訓導”，將“個體”重新“詢喚”為鄉村共同體的“主體”。高加林最后撲倒在黃土地上，則是鄉村共同體對他的重新接納，同時也是路遙提供給農村知識青年的一種可能出路：“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會有！是的，不會有！只要咱們愛勞動，一切都還會好起來的……咱農村往后的前程大著哩，屈不了你的才！”52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結尾處理也呼應了當時社會主流對“農村青年前途何在”這一問題的回答。陜西青年編輯部曾邀請時任陜西省副省長白紀年“和農村青年談談前途問題”。白表示：“我看，最根本的出路和前途，就是牢固地樹立起扎根農村、獻身農業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用勤勞的雙手，頑強的毅力，把貧窮落后的舊農村，逐步建設成社會主義的、發達的、富庶的新農村。”53也許，《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大江大河》中的雷東寶，都可以看成是高加林的“后傳”吧。倘以此觀，《人生》似乎還是把業已斷裂的“社會主義新人”再造工程又“縫合”上了。

不過，《人生》從來不是一部指導青年如何度過“正確”人生的小說。時至今日，其細密的生活“紋理”、深厚的情境基礎，使《人生》的悲劇機制勾連起個人、時代與至今仍難以給出明確評述的“歷史的回聲”。而這一切，進一步使《人生》成為20世紀70-80年代之交中國“生活”本身。因此，《人生》獲得了強大的闡釋空間，“常讀常新”，直到今天仍存在某種閱讀上的未完成性。從文學史角度看，它無疑擁有比“傷痕小說”“反思小說”等概念更為豐饒的歷史/人性內容，從本事改寫角度看，《人生》則是作家重塑現實、升華人生的藝術典范。

注釋：

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朱雯、喬佖、朱乃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②路遙：《東拉西扯談創作（二）》，《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

③樊俊成：《追思與路遙相處的日子》，《路遙研究》2008年第3期。

④17劉鳳梅：《銘刻在黃土地上的哀思——緬懷路遙兄弟》，《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185-186頁。

⑤13劉路：《遙憶當年登科時》，《美文（上半月）》2012年第7期。

⑥⑩海波：《人生路遙》，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5頁。

⑦劉路：《年輪》，《愛泉水清清》，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頁。

⑧程旸：《路遙〈人生〉中巧珍的原型》，《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

⑨15劉路：《在夏天，你曾對我說》，《愛泉水清清》，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255-256頁。

1112劉路：《坦誠的朋友》，《守望路遙》，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4頁。

141640474952路遙：《人生》，《收獲》1982年第3期。

1824路遙：《文學?人生?精神——在西安礦業學院的演講》，《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21頁。

19南帆：《文學、大概念與日常紋理》，《上海文學》2011年第1期。

20厚夫：《路遙傳：重新開啟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頁。

2122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上大學前的路遙》，《路遙十五年祭》，第44、45頁。

23[英]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序言》，《文化研究讀本》，錢乘旦譯、羅鋼、劉象愚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

253551路遙：《關于〈人生〉的對話》，《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49-150、148頁。

2627屈濤：《農村青年前途何在？》，《陜西青年》1980年第9期。

28樹群：《從袁家的變化看農村青年的出路》，《陜西青年》1980年第11期。

29李新科、李曉良：《“用武之地”何處有？》，《陜西青年》1980年第10期。

303132沈建筠：《我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嗎？》，《農村青年》1985年第5期。

3343路遙：《答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問》，《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6頁。

34[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中央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頁。

36劉保中、邱曄：《新中國成立70年我國城鄉結構的歷史演變與現實挑戰》，《長白學刊》2019年第5期。

3738劉應杰：《中國城鄉關系與中國農民工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98頁。

39[美]道德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杭行譯，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頁。

4142江麗：《“80年代”文學：歷史對話的可能性——“路遙與‘80年代’文學的展開”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之二》，《文藝爭鳴》2012年第4期。

44[德]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45黃平：《新時期文學起源階段的虛無——從“潘曉討論”到“高加林難題”》，《文藝研究》2017年第9期。

46田雨：《救救他們吧》，《陜西青年》1980年第11期。

48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選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頁。

50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頁。

53白紀年：《和農村青年談談前途問題》，《陜西青年》1981年第12期。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