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文藝通訊員運動和文藝（寫作）小組活動，都是在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藝組織形式。文藝通訊員運動（文藝寫作小組）究竟培養了多少作家、詩人，取得了多大成就，或許不容樂觀。但在這場運動（活動）中成長起來的文藝通訊員對于促進民族解放事業、壯大當代文學隊伍、推進當代文學生產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們不僅是文化宣傳領域的“輕騎兵”，也是當代作家培養的“預備隊”。這支“輕騎兵”，在團結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共赴國難、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革命征程中功不可沒。這支“預備隊”，為當代作家隊伍的建設儲備了不少人才，為當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關鍵詞：文藝通訊員 運動 文藝（寫作）小組活動 作家培養 預備隊

如果從如何鞏固一個新政權的戰略高度來看，從廣大工農兵群眾中培養一支文藝隊伍，更便于在“一張白紙”上涂抹并完成對“國家文學的想象與實踐”。①再者，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剛性原則之下，把重點工作放在工農兵作者的打造上，從廣大工農兵隊伍中培養文藝通訊員，往大處說，這十分契合“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這一理論，從小處講，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思想素質和文化素養，先天性地決定了他們跟新文藝思想之間有著一種天然的親和關系，更容易把新的文藝方向內化為個體的精神組成部分，并在文學藝術的實踐中心悅誠服地驗證著這一方向的絕對正確。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需要和政治訴求，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陜西延安為中心，然后輻射全國，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通訊員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成千上萬的工農兵得以在文學藝術界嶄露頭角，在各大報刊拋頭露面，并以一種“工農兵自己也懂文學，工農兵也可以成為文學家”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參與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成與建構之中，儼然成為了一支潛力巨大的工農兵作家“輕騎兵”和“預備隊”。

一、文藝通訊員運動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無產階級相繼提倡并開展了工農大眾的文藝通訊運動。在世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也曾發起過一場大眾文學運動。1930年8月4日，“左聯”執委員會一致通過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的決議。決議提出：“我們怎樣把這些感情，把這些生活匯合組織到最進步的解放斗爭來，這就是我們應該堅決開始的工農兵通信運動工作。”同時，號召開展工農文藝通訊運動，并堅信工農通信員就是新的工農作家的預備隊，“通信員運動的發展過程，毫無疑義的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過去提出來的大眾化口號，也只有在通信員運動當中找到具體辦法，其他如作家的生活問題，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克服問題，出品之內容與形式問題，在這里當會毫無困難地得到解決。通信員運動不但促進我們的作家到工廠，到農村，到戰線上，到被壓迫群眾當中去的決心，并且能夠從封鎖了的地下層培養工人農民的作家。‘工農通信員是新的工農作家之預備隊’”。②司馬文森也認為，文藝通訊運動“它底主要意義應該是把文藝從狹隘的圈子解放出來，把文藝運動從少數的作家身上，從少數的知識分子身上，展開成為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一個平常的學生，鄉村教員，工人，農民以及士兵，只要他對文藝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他有點文藝素養，就可以利用他底筆，粗拙地在不妨礙他底正常工作的原則下，從事文藝活動”。③

在“左聯”的發動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藝通訊員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1938年前后，在中國的廣州、長沙、上海、香港、延安等都曾組織過較為成熟的通訊員網絡，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文藝通訊員運動。“最先從事此項工作的，大概是‘廣東文學會’，在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后，即改名為全國文協的廣州分會。不多幾天之內，就有300多青年報名愿意為通訊員；這300多青年來自廣東各縣以及湖南，云南，貴州，及到江西，四川，他們之中有青年學生，也有小公務員，店員學徒，電話局的接線生，電報局郵局的職員，產業工人等等……比廣州較后一些，長沙亦有同樣的組織。現在則大概還有三個地方，尚在繼續做這個工作；這三個地方是延安，香港，上海。而以延安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其次是上海，擁有通訊員在300人左右。”④

1939年8月，香港分會也借鑒廣東學會的經驗，設立了文藝通訊部，正式拉開了文藝通訊員運動的序幕。從成立到1942年12月香港淪陷為止，該社先后組織了“香港的一日”“八月文藝通訊競賽”“墻頭寫生競賽”等多次大規模的群眾文藝通訊運動，培養了一批以青年學生和普通職員為主的文藝通訊員。隨著文藝通訊員的擴大，該部還在廣東臺山、中山、九龍等地設立了分部，通訊員發展到200多人。⑤在抗戰時期的華南地區，文藝通訊員運動也是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一種大眾文藝實踐活動。其最早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就是廣東文學界救亡協會。從1939年12月10日曲江分會剛一成立，就已經建立了“文藝通訊站興寧分站”這樣的次級組織，創辦刊物《筆部隊》，展開了切實具體的工作。“以總站為核心，積極在各地設立分站，建立網狀組織，是華南文藝通訊員運動的基本模式。”⑥這種“總—分—分”的網狀組織模式（三級組織模式），讓我們依稀看到1949年以后全國文聯（作協）的組織架構的雛形。

在陜西延安，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也曾專門在《文藝戰線》上登載過招聘工農兵通訊員的啟事，在邊區的工廠、農村、學校、機關以及團體里面廣泛地建立文藝小組。1939年8月，延安向重慶總會報告文藝小組的情形說：“計已成立者有：印刷廠的文藝小組，20余人；抗大的‘文藝工作團’、×路軍總政治部印刷廠的文藝小組、‘新華通訊社’及‘新中華報社’的文藝小組、×路軍后方留守處某營的文藝小組、機器廠的文藝小組，共七八處。此外，還有‘魯藝’的魯社、‘文協’內之戰歌社、詩歌會等都是和文抗分會有關直接受其指導的。”⑦1940年初有報告說，“本分會直接領導的文藝小組，在工廠、部隊、學校、機關先后建立起來的共十九個單位，二十九個小組，包含會員三百二十五人，由組織部經常領導討論寫作工作”。⑧

同時，還在《文藝突擊》《文藝戰線》《文藝月報》《大眾文藝》《大眾習作》等刊物上發表工農兵通訊員的作品。成立史學顧問會，批評、修改文學青年的作品，鼓勵工農兵通訊員不斷地寫作及批評，在街頭上定期出版壁報。這種卓有成效的文藝大眾化實踐活動，得到了人們廣泛的贊許。1940年6月，梅行在《大眾文藝》上發表《論部隊文藝工作》，就極力認同并大力提倡這種文藝大眾化實踐。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斗爭給予文藝上新的課題，這課題的中心是文藝走向大眾；文藝首先應該為大眾而服務，逐漸為大眾所把握，成為大眾自己的東西……文藝大眾化進展到高階段的時候，必要的應該培養大眾自己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和文藝通訊員，只有從工人和農民從一切大眾的組織中，從戰斗的部隊中鍛煉出來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和文藝通訊員，才是真正和大眾自己生活密切結合著的，他們的作品，才是大眾自己的文藝。但這些文藝干部的發現，培養大眾文藝的產生，是需要深入的去教育、指導、提高他們對文藝的認識，愛護他們的才能而得到的。”⑨梅行對大眾文藝旗幟鮮明的倡導，并強調了要對文藝干部的“發現、培養、教育和愛護”，這無疑對于大眾文藝運動（文藝通訊員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1944年，何其芳就欣喜地看到“不但作家們到群眾中去，而且從工廠、農村、部隊，出現了大批的工農兵通訊員”⑩，并指出：“那邊的《解放日報》這兩年來采取了一種群眾化的方針，報紙的消息、通訊、以及總結經驗的論文，不僅只依靠少數的記者、作家、研究各種問題的專家來寫，而更多地依靠農村中的鄉區級干部，工廠里的工人和工作人員，部隊里的士兵和下級干部，以及做著各種實際工作的人員。在今年就打算招集工農兵通訊員到延安來住一些時候，總結他們的經驗，討論研究他們寫作中的問題，更提高他們。”11同一年，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還通過了《關于發展群眾讀報辦報與通訊工作的決議》，表示“最近一年來，全邊區有一萬多群眾加入讀報組，各分區許多村鎮都已辦起為群眾所歡迎的黑板報，工農通訊員已發展到一千人以上”。

這些活動，已經證明是發揚民主、幫助領導、改進工作和學習文化的極有力的武器。因此，邊區文教大會決定“以區為單位，普遍的組織工農通訊學習組。這個工作主要是以區級干部及本區內熱心的鄉干部與小學教員為基礎。在適當條件時亦可吸收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參加。區鄉干部應把工農通訊工作與自己的業務研究、工作報告、文化學習及讀報工作結合起來，把參加工農通訊工作當作各人的業務之一”12。

組織開展文藝通訊員運動，是“文協”從思想和藝術修養方面來指導文藝青年的學習和寫作的一個重要舉措。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文藝觀念和組織形式上的控制與領導。但從客觀上講，文藝通訊員運動的廣泛開展，卻盡可能地把全國的文藝通訊員組織起來，在文協的領導下從事抗戰文藝運動，推動了文藝大眾化的進程，而且也成了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逐漸形成了一種有一定體系“提拔和培養青年作家”的文學新人培養模式。

文藝通訊員運動是文藝大眾化運動的一個產物，而在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工農兵通訊員也的確成為了工農作家的“預備隊”，基本達到了運動開展的目的。在這場文藝通訊員運動中，分別成為《魯中大眾報》《大眾日報》《鹽阜大眾》等報紙工農通訊員的苗得雨、王安友、陳登科，后來都被選入中央文學研究所深造學習，逐漸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成為了當代中國工農兵作家的典型代表，實現了從“預備隊”到“正規軍”的飛躍。

二、文藝（寫作）小組活動

文藝小組是根據大眾對文藝普遍的愛好與要求，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群眾文藝運動。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大眾對文藝的正確認識，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并培養、教育一批文藝寫作人才，使他們能夠生動、活潑、真實地反映生活。這種文藝小組最早出現在1938年，當時由四五個工人在解放社印刷廠成立。后來就“廣泛地在工廠，部隊和農村中建立文藝通訊網，建立文藝小組和文藝社，吸收喜歡文藝，有寫作才能的大眾到文藝組織里面來”，并“給以必要的寫作技術的教育與訓練”。在林山看來，這種文藝小組“是培養大眾作家的最好方法”。13 1940年春天，陜甘寧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就由“文抗”負責幫助領導這項工作。于是，文藝小組活動得以蓬勃發展。當時擔任陜甘寧邊區文協常委、文化俱樂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的蕭三，曾撰文描述過文藝小組的活動盛況。他在《談延安——邊區的“文藝小組”》一文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邊區近兩年涌現出來的解放社印刷廠文藝小組、留守兵團文藝小組、機器廠文藝小組、八路軍政治部印刷廠文藝小組、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隊文藝小組、抗大文藝小組、陜北公學文藝小組、女子大學文藝小組、財政經濟部文藝小組、安塞通訊社文藝小組、七里鋪兵站文藝小組、新華書店文藝小組、拐茆軍醫院文藝小組、民眾劇團文藝小組、后方勤務部文藝小組、中央休養所文藝小組、三原聯絡站文藝小組、供給學校文藝小組、榮譽學校文藝小組、總供給部文藝小組、三邊文協分會文藝小組以及保育院小學兒童文學社、邊區師范學校文藝研究會等文藝組織的活動開展情況，并表示“希望各小組寫信到文協的組織部來，我們選擇要在《大眾文藝》上發表，以便各小組間交換經驗、互相勉勵。各小組所感到的困難，我們也當盡力幫助解決”。14他還希望，加入文藝小組的同志們，應該重視自己。在蕭三看來，“使文藝深入，普遍，大眾化（即是使大眾化接近文藝）——文藝小組是很好的辦法。提拔新的作家，新的人，新中國的新人——文藝小組是很好的方向。使工農分子知識化，培養由工農出身的文人、作家、知識者，提高工農的文化文藝的水平——文藝小組是很好的橋梁。發展新中國的新文藝，提高新文藝的質量——文藝小組有很好的前途”。15

當時陜甘寧邊區的文藝小組異常活躍，曾引起了重慶方面的關注。1941年9月12日，重慶的《新華日報》專門載文介紹過延安的文藝小組活動開展情況：“在延安，文藝工作者正愉快地努力地進行著他們的工作，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被組織在85個文藝小組中，成為667個組員。文藝小組的成立，普遍在包括了機關、學校、團體、工廠和部隊等54個單位中。因此，文藝小組和組員就有了工人、戰士、學生和公務員這些各樣的人們。”16

1941年9月30日，為了更好地開展文藝小組活動，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央文委）還專門發出《關于組織文藝小組對延安各機關學校的通知》，希望“各機關行政當局更多注意文藝小組的工作”。具體辦法有三條。

（一）各機關學校的俱樂部應把文藝小組的組織工作作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負責將本機關學校對文藝有興趣的人組織到小組中來。

（二）文抗分會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只負教育上的責任。關于小組的寫作和研究上的問題，由各俱樂部與文抗分會接洽，取得幫助。

（三）各俱樂部應經常注意檢查小組的工作，并在這一方面經常與文抗分會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取得聯系。17

緊接著，延安文抗分會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便于次日（10月1日）公布《文藝小組工作提綱及其組織條例》，明確提出“小組在對內（本小組）工作上，努力提高文藝欣賞能力及寫作修養，大量發展培養文藝寫作干部”。根據“自愿、活潑、民主”組織原則，“三人即可組織之（學校、機關、部隊、工廠皆適用），推組長一人負責計劃工作，推動工作”。但文藝小組也不能絕對自由，要“受機關俱樂部領導”“受直屬系統（如軍委、中央管理局、邊府）文藝組織（如政治部之文藝科、后勤部之文藝室）之領導”，并要求“向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做定期工作報告”。在“工作提綱”中，并把文藝小組應“廣泛開展并參加一切文藝活動”單列一條。為了盡可能復原當時文藝小組的活動情況，不妨摘錄幾條。

（一）

…………

2.幫助學習：

學習《聯共黨史》時，可以找《被開墾的處女地》；虛無主義者找《巴扎洛夫》；地主找《死魂靈》等。

3.開展討論會：

A.討論《解放日報》文藝欄之作品。

B.《日出》《鐵甲列車》演出后之討論與研究。

C.一般問題的討論：民族形式，大眾化，新民主主義文化等。

…………

（二）

1.有計劃地提高寫作水平：

A.作品交換閱讀批評并開會討論之。

B.討論后選出數篇交文抗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

C.準備手冊，隨時搜集材料。

D.集體創作。

E.組織速寫隊，如：人物速寫，自然風景速寫，會場續寫等。

F.給文藝壁報寫稿。

G.漫談創作（自己的或作家的）。

H.參加文藝講座和文藝漫談會。

I.請人報告關于創作之種種問題。

2.有計劃地閱讀文藝作品：

A.組織名著研究，欣賞，評論，朗誦（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現代的）小型集會。

B.做讀書筆記。

C.請人作文藝作品研究報告。

3.有計劃地進行文藝理論的學習：

A.閱讀中國及世界文藝思潮史。

B.閱讀一般文藝理論。

C.注意中國及世界關于文藝上的新問題，新爭論。

D.與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的有機的研究與探討。

E.勇敢地發表自己的見解。

F.請人做關于各種文藝理論之報告。

4.有計劃地進行個別文藝問題之研究：

A.個別作品的研究，如魯迅的《阿Q正傳》，果戈里的《死魂靈》，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

B.個別作家的研究，如魯迅的研究，高爾基的研究，托爾斯泰的研究，巴爾扎克的研究等。

C.個別問題研究，如民族形式，大眾化問題，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等。

（三）

1.聽文藝報告：

文藝小組工委舉行的臨時文藝報告。星期文藝園之文藝報告。

2.參加文藝集會：

高爾基紀念會，魯迅研究會等。

3.參加定期舉行的文藝講座。

4.經常搜集長征及內戰時（陜北土地革命及中央蘇區）的故事傳說及史實。

5.經常搜集民歌，民謠及民間傳說。

6.組織講故事會：

講自己的經歷，或聽別人講。

在小組中進行，在本機關里進行，也可以在群眾中進行。

7.寫作競賽：

在小組中進行交換，評閱或鄰近小組提出競賽。

8.組織對外投稿。

9.交換壁報：

寫作詩壁報，小說壁報，評論壁報或綜合性之文藝壁報，與鄰近小組交換展覽并競賽之。18

除此之外，文抗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還經常開創性地組織開展巡回座談會，與組員以及廣大人民群眾討論文學藝術，共同提高。這樣的巡回座談會先后舉行過12次，19圍繞著“寫什么和怎樣寫？讀什么和怎樣讀？”的總題目，組織文藝家們到各文藝小組，與組員和愛好文學的廣大群眾直接交流討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從“文藝小組工作提綱”對開展文藝活動事無巨細的工作計劃，我們可以窺見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陜甘寧邊區文藝小組活動的盛況。特別是針對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的“有計劃地提高寫作水平，有計劃地閱讀文藝作品，有計劃地進行文藝理論的學習”以及“聽文藝報告，寫作競賽，交換壁報，寫工作日記”等工作安排，可以說，就是一份“培養、教育寫作人才”的教學大綱，或者說，就是一份培養文藝新人的“課程表”。這份“大綱”看上去似乎有點繁瑣，但參加文藝小組的組員同志，卻十分樂于接受這樣一種特殊的文藝活動形式，并且絕大多數組員還具有自覺意識和“革命抱負”。“從前的文人不愿多寫文章，那是把文章看作私有的專利品，籍以維持剝削的工具。我們不贊成剝削，所以維持剝削的工具也用不著。把這工具加以改造成為大家手里的武器，尤其成為先進階級的武器，以便開展多方面的與敵人戰斗，這應該是我們革命者的任務吧。”20

正是在組織者和組員（學員）的“合力”下（或者說共同努力下），一場從開始是自由化到后來高度組織化的文藝小組活動，有效地推進了邊區大眾化文藝運動的深入開展，促進了邊區的軍民和諧，豐富和繁榮了邊區的文藝生活。從實際效果來看，的確也提高了工農大眾的知識化水平，教育和培養了不少工農兵文藝寫作者。比如，解放社印刷廠文藝小組除了經常出壁報《萌芽》《突擊》《墻報》《印工》等，還出版《小米飯和白面條》等集子，收錄了組員寫的報告、小說、詩歌、戲劇、故事等，涌現出了柳風、程海洲、趙鶴、黎林、田起、黃華、王慎先、小昆、彭則放、惠澤民、吳克珍等較為優秀的組員。其中，柳風是他們中間的杰出者之一。不僅《檬園》《小米飯和白面條》這兩個集子都是他編的，他個人也曾寫過一本集子，叫作《邊區故事（第一本）》。21

當然，由于文藝小組活動無固有的經驗可循，加上組員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對文藝小組的認識不足等客觀原因，導致文藝小組活動缺乏經常性，除個別文藝小組之外，大多數不能獨立開展工作。還有就是與行政工作配合不夠默契，也導致了有的文藝小組被取消或解散。如軍政學院文藝小組，不能爭取行政上的諒解遭到取消。供給學校文藝小組則因為過分要求活動時間、“小組工作第一”、組員以作家自居等原因，遭到了解散。因此，我們的考察分析文藝小組活動時，既不能忽視它對推動大眾文化運動、培養工農文藝作者方面的歷史功績，當然，也不能脫離歷史實際，過度拔高這一文藝活動的歷史貢獻。

1949年以后，“文藝（寫作）小組”這種文藝活動形式依然存在。只不過，這種文藝活動不再由專門的文藝機構或組織全面指導了，而更多地是以自由組織的方式進行。有的是由具體的生產單位自發形成，有的是由個人組織起來的，而且在名稱上也出現了多種稱呼。如，依托于《天津日報》而成立的叫作“副刊寫作小組”， 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和《勞動報》聯合成立的叫作“工人文學寫作小組”，由鞍山作家草明個人舉辦的叫作“青年工人業余創作班”。其他的如洛陽玻璃廠工人業余文學創作組、哈爾濱第一工具廠萌芽文學創作小組、河北省饒陽縣五公大隊文學創作組、北京東郊區文化館輔導的文學創作小組等，依托的則是工廠、農村、文化館等。其中，上海的“工人文學寫作小組”、天津的《天津日報》副刊寫作小組和草明舉辦的“青年工人業余創作班”影響最大。文藝小組的成員，利用業余時間，通過聽文學講座、上課等形式接受專業作家或者文藝工作者的文學指導，同時進行一些閱讀工作并進行討論分析，然后將個人的創作拿出來一起討論、研究，在討論、學習、調查等活動中進行創作。這兩個文藝小組分別培養出了一大批工人作者，如唐克新、胡萬春、金云、董迺相、滕鴻濤、阿鳳、萬國儒、李云德、王維洲、任清順、朱建章等。雖然這些文藝（寫作）小組活動頻繁，效果也不錯，但在中國文聯自上而下的文藝通訊員運動中，這種帶有“自發”色彩的文藝組織逐漸被官方的文藝通訊員組織所遮蔽，不常被人們所提及，于是，就逐漸消逝在歷史的煙云之中去了。

結 語

不管是文藝通訊員運動，還是文藝（寫作）小組活動，都是在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藝組織形式。它們不僅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秩序的建構，也在不斷探索和完善當代作家培養機制的同時，為當代作家隊伍預備（培養）了不少人才。

當然，文藝通訊員運動（文藝寫作小組）究竟培養了多少作家、詩人，取得了多大成就，或許不容樂觀。但是，在這場運動（活動）中成長起來的文藝通訊員對于促進民族解放事業、壯大當代文學隊伍、推進當代文學生產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們不僅是文化宣傳領域的“輕騎兵”，也是當代作家培養的“預備隊”。這支“輕騎兵”，在團結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共赴國難、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革命征程中功不可沒。這支“預備隊”，為當代作家隊伍的建設儲備了不少人才，為當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

1949年以后，為了迅速占領人民群眾陣地，組建一支文藝新軍，構建一種符合新的人民政權的“新的人民的文藝”，文藝通訊員運動這種以發掘和培植文藝后備力量為己任的運作方式被很好地傳承下來了。由《文藝報》《長江文藝》等文藝期刊所發起的具有特定政治和文藝目的文藝通訊員運動，意圖十分明顯。就是想借助廣大的工農兵通訊員這支“輕騎兵”和“預備隊”，在文藝領導機關與人民群眾之間，建立起一種符合國家意識形態需求的“國家—人民—群眾”關系，并通過這種關系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搜集來自基層的文藝信息，從而達到給國家的文藝決策提供參考、把廣大文藝工作者團結和統一到“中央”的步調上來的目的。當然，從客觀上來看，這也剛好為文藝運動的開展找尋到了最為“正當”的群眾基礎和輿論支持。

注釋：

①“國家文學”這一概念最先由吳俊提出。他認為，由國家權力全面支配的文學謂之國家文學。國家文學是國家權力的一種意識形態（表現方式），或者就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種直接產物，它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同時，國家文學是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家權力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為國家權力服務。參見吳俊、郭戰濤《國家文學的想象與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②《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參見陳瘦竹主編《左翼文藝運動史料》，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輯1980年版，第61頁。

③司馬文森：《文藝通訊員的組織和活動》，大眾出版社1938年版，第7頁。

④茅盾：《抗戰期間中國文藝運動的發展》，參見《文學運動史料選（第四冊）》，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頁。

⑤參見《“文通”簡史》，《歷史的軌轍》，文通學社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

⑥段從學：《“文協”與抗戰時期文藝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頁。

⑦《陜甘寧文藝界的報告》，《時事新報》1939年10月16日。

⑧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向總會報告會務近況》，《大眾文藝》第1卷第1期。

⑨梅行：《論部隊文藝工作》，《大眾文藝》第1卷第4期。

⑩11何其芳：《關于藝術群眾化問題》，《群眾》第9卷第18期。

12《關于發展群眾讀報辦報與通訊工作的決議（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準）》，《解放日報》1945年1月11日。

13林山（署名“山”）：《從大眾中培養群眾作者》，《文藝突擊》新1卷第1期。

141521蕭三（署名“小山”）：《談延安——邊區的“文藝小組”》，《大眾文藝》第1卷第1期。

16葉瀾：《文藝活動在延安》，《新華日報》（重慶）1941年9月12日。一說成立文藝小組的單位是45個。參見雷加《七次巡回座談會底經過與檢討》（《文藝月報》1941年第4期）。又說組織文藝小組85個，組員668人，所在單位40-50個。參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第五屆會員大會記錄》，《中國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

17《中央文委關于組織文藝小組對延安各機關學校的通知》，《文藝月報》1941年第10期。

18延安文抗分會文藝小組工作委員會：《文藝小組工作提綱及其組織條例》，《文藝月報》1941年第12期。

19雷加寫過《七次巡回座談會底經過與檢討》，高陽在雷加的基礎上又寫過《又五次巡回座談會風景錄》。參見《四十年代延安文藝活動》，雷加著，《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

20柳風編：《小米飯和白面條?編者的話》。參見《談延安——邊區的“文藝小組”》，蕭三（署名“小山”）著，《大眾文藝》第1卷第1期。

[作者單位：銅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