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4月23—26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國內四十多所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從事外國文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教師和學者相聚在美麗的錢塘江邊，圍繞在新時代外國文學研究中應持的中國立場與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等問題舉行研討會。會議由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主辦，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浙江社會科學》雜志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聯合協辦，這也是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舉辦的第十六屆雙年會。

在4月24日大會開幕式上，浙江工商大學黨委副書記錢天國首先代表東道主發表歡迎辭，并系統介紹了學校自建立以來各個學科的發展歷史，尤其是外國文學一級學科于近年來所取得的突出成績；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全面回溯了西方詩學漫長的發展歷史以及文學觀念的跨時代嬗變，指出在當前的消費文化、網絡文學等等新的通俗文化形式不斷沖擊既有的文學觀念之際，重寫文學史與重構文學理論的工作應當呼應發展新文學批評理論的需要，服務于三大體系的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黨委副書記崔唯航從當前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出發，強調了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工作應當立足于中國大地、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不應蛻變成為“外國文學研究在中國”這樣一種簡單重復西方立場的研究；因此，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不應只是知識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

在接下來的大會主旨發言中，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浙江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蔣承勇從建國后學界對西方文學歷史中先后涌現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頹廢主義等等文學思潮的實際研究狀況出發，鄭重提出了重返十九世紀文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他主張采用跨文化、跨學科的方法對十九世紀的諸多復雜文學現象展開多角度的分析和透視，這項工作既能彌補建國以來我們在十九世紀西方文學思潮研究方面的不足，又能將十九世紀文學作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資源，進一步消除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斷裂。南京大學王守仁借用羅蘭·巴特、杰姆遜等西方文學理論家們的論述重申了文學創作與生活現實之間的關系，提倡一種越界的現實主義文學轉向，一方面要將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看作文學史上的一種重要思潮，另一方面又要賦予其一種服務于我們認識世界、社會和人生之目的的工具意義與價值關懷。浙江大學聶珍釗重新思考了二十世紀末起在西方文學界流行的有關作者之死和文學之死的主張，指出當今文學理論面臨的危機在于后者不能有效地解釋新出現的文學現象，其原因是我們手中掌握的文學基礎理論體系的架構基本上以西方話語為中心，其話語權掌握在西方的理論家和學者手中，因此文學基礎理論的重構之路重在通過跨學科的方法與科技人文的結合來實現我國文學基礎理論架構的創新。杭州師范大學殷企平詳細比較了英國作家福斯特的小說節奏論與我國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的境界說，繼而以《淑女畫像》、《德伯家的苔絲》、《米德爾馬契》等作品的主人公為例，闡釋了節奏的同質重復與異質重復兩種現象之間的變奏關系，最后他修訂了福斯特和米勒等人提出的節奏理論，將對作品節奏的研究放置在“境界”之上，主張賦予前者以某種形而上的意義。上海交通大學彭青龍考察了澳大利亞自其建政七十多年以來所采取的白澳政策對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所造成的重大影響，認為中澳關系在當前所面臨的困境顯然是澳大利亞政府一貫自覺接受英美文化的影響與奉行英美政治價值的結果。清華大學曹莉在百年西學東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和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等歷史語境中討論了當前新文科、新外文建設的可能性；她還以清華大學在民國時期采用的《外國語文系學程》為例，描述了外國文學學科在舊學與新論之間的傳承關系，同時以英文學科在劍橋大學的興起過程及其在建構英國民族性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作為補充，主張語言文學研究應當承載建設民族國家的文化與歷史使命。

南京師范大學汪介之對當前文學批評實踐中表現出的人本主義思想的淡化、科學主義的泛濫等現象進行了批判，指出從亞里士多德到盧卡奇等人的批評實踐擁有豐富的個性和深切的人文關懷，強調文學批評應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廈門大學陸建德在重新思考薩義德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提醒我們要警惕政治學、外交關系詞匯在平移到文學批評領域時發生的內涵變化。上海交通大學劉建軍認為中國的外國文學學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形成的現代話語體系與知識結構在今天面臨著非常嚴酷的現實和挑戰，因此新文科建設不應當僅僅考慮學科體系的設計，還要對舊的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進行積極變革。武漢大學羅國祥追溯了現代法語的起源及其對英語、俄語的影響，同時將語言問題放置在從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到戴高樂以來法國與他國的交往史中，闡明現代民族語言及其世界位置與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關系。南京大學楊金才指出隨著邊緣文學、通俗文學的經典化以及人類世等新的批評概念的出現和經濟全球化對文學造成的深遠影響，一種跨越不同國家和文學而展開的對人本身的反思成為歷史的必然。浙江大學吳笛分析了俄國詩人和小說家卡拉姆津作品中的感傷主義倫理思想，指出只有符合國家和社會利益的選擇才能超越個人所面臨的倫理困境。華中師范大學蘇暉參照《情感轉向：社會的理論化》一書，以斯賓諾莎和德勒茲對情感的論述為例指出情感概念是一個人采取行動所依賴的動力，并詳細梳理了西方人文科學的情感轉向過程，指出情感研究與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帶來的時代創傷有關。

在第二天（4月25日）的大會主旨發言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梁展從思想史角度描述了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宗教共同體的衰落以及建立世俗意義上的各種人類共同體的努力與它們所面臨的困境。他指出馬克斯·韋伯并不像之前的理論家那樣將共同體視為一種自然事實，而是認為正是在人類爭奪有限資源的歷史過程中，諸多主客觀因素結合形成了家庭、社會和國家等多種類型的共同體。韋伯有關經濟共同體的理論借與近代私有制和政治經濟學發生的深刻關聯超越了共同體理論原有的純粹想象和精神維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德林從文化研究的立場梳理了“遠讀”這一術語的翻譯及其內涵，在指出“細讀”是一種神學化操作的同時，結合關于弗朗哥·莫萊蒂的論辯，強調“遠讀”能夠從文學研究溢出到數字人文研究，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文學研究進行有效地關聯。武漢大學涂險峰詳細考察了加拿大作家喬·沃頓《色薩利》三部曲中的“理想國”哲學實驗，對小說所描繪的正義城與柏拉圖的理想國進行了一一對比，指出作品在奇幻文體與烏托邦想象的哲思空間中勾勒了人類的意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陳雷分析了莎士比亞劇作圍繞有用性思想展開的探討，指出大城市在莎士比亞時期的興起將城市-社會從一個物理現實變成為一個現實-心理實體，它并不僅僅是人員的簡單聚合，還標志著一種新的共同體組織方式的產生。上海師范大學朱振武討論了非洲英語文學的學理認知和編史理路，認為撰寫非洲英語文學史的新標準需要既研讀西方學者既有成果，又充分發揮中國學者的能動性和自覺性。首都師范大學林精華梳理了俄羅斯帝國話語的誕生過程，闡釋了作為帝國話語的文學批評在后蘇聯文學批評中之所以會遭遇困境的原因，即它未能有效幫助俄羅斯聯邦的國民重建國家認同，最終導致俄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日益減弱。

中國社會科學院鐘志清以希伯來語主流文學建構的坍塌與重建、阿拉伯語作家的身份和俄國移民作家創作等問題為切入點，梳理了以色列新世紀文學創作的多語種屬性和跨文化特征，闡釋了以色列的現代民族國家身份與世界公民身份構造二者之間的關系。上海交通大學尚必武對比了作為歷史事件的“柏林隧道竊聽案”與麥克尤恩的小說《無辜者》的創作，考察小說如何使知識和歷史敘述巧妙地融進整個文本、如何選擇以個人的視角建構出一套關于歷史事件的敘述，從而在個人秘密和國家機密的雙重視角中重訪冷戰史。浙江大學王永以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研究為例，演示了數據統計在外國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并提醒我們數據統計分析的結論只是繼續研究的前提，文學文本需要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闡釋。浙江工商大學何慶機詳細考察了《普林斯頓詩歌與詩學百科全書》四個版本的變化，指出在全球化和數字化語境之下，對世界詩歌與詩學的重新審視與梳理需要面對世界詩歌與詩學研究的多樣性和世界性等新的趨勢。天津師范大學郝嵐以2020年全球疫情事件中幾個博物館的展覽為分析對象，以拉夫喬伊的“單元觀念”為方法，在將語文學作為單元觀念的基礎上，強調其他跨界的單元觀念如性別、族裔、流散等的重要性，進而主張在新技術與新媒介時代反思傳統的語文學觀念，以期語文學在當下世界文學研究中重獲其認識論價值。

這次會議的小組發言共有十組，老中青三代學者共同參與了討論。第一組論題涵蓋的地理范圍穿越了半個地球，普遍涉及了種族、他者、自我、身體、歷史與土地等等內容，將包括植物學、生物學在內的跨學科研究與對特定的哲學觀念與歷史經驗的討論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第二組的討論涉及了語言學、人類學與文學的關系，以及文學與政治、經濟、倫理及科技的關系等問題。第三組的討論對象主要是外國文學理論與跨文化傳播，其議題涉及公共領域、文學場、文化挪用、情感地理學以及海洋詩學等。第四組學者就語文學、園林敘事、旅行書寫、拉美文學研究范式以及中國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建設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反思。第五組的討論內容涵蓋了戰爭文學與戰爭定義、符號學、種族和階級反思、全球史與文學研究的關聯、地方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聯系、植物學家對木材與全球史的勾勒、十八世紀歐洲的情感觀念、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東方和西方等等問題。第六組以俄羅斯文學為主，論題遍及俄羅斯當代的新現代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寫作、異化書寫、紀實轉向、空間研究、音樂戲劇小說電影等跨學科研究等。第七組學者討論了世界文學史與跨學科視野中俄羅斯文學及其歷史的書寫與研究，以及達姆羅什、安徒生以及區塊鏈與文學研究之關系等問題。第八組討論的關鍵詞分別是中國、疾病、瘟疫、焦慮、審丑、主體、身體、地理、種族和女性等。第九組的討論在國別文學與文學體裁的交叉中進行，與會的研究生們表現出了優秀的文本細讀能力。第十組聚焦于西方現當代作家和作品，學者們分別采用了人類世、地方意識、國族敘述和身份認同等理論概念對具體文本進行了細致的分析。

大會閉幕式由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上海外國語大學鄭體武主持。在與本屆雙年會同時舉行的會員代表大會上經過投票表決當選的新一屆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所長程巍在大會閉幕詞中指出，在關注國家的文化和戰略利益、尊重學術研究基本規律的前提之下，優良學術研究傳統的最終形成取決于我們能否背負“數代學人的幽靈”繼續前行。程巍指出，近代中國長期以來所處的半殖民地狀態使得我們在政治上對帝國主義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但對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卻不夠敏感，甚至還會不自覺地將西方文化體系作為我們自身啟蒙的條件，而未意識到帝國主義不僅僅是我們能夠看得見的堅船利炮，還是一種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文化權勢。我們現如今之所以會在文化自信和身份認同方面碰到種種障礙，與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對西方歷史的書寫方式相關。近代歐洲人將自己描述為內圈，將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描述為外圈，創造出處在內圈的是創造者、處在外圈的是模仿者的等級秩序，進而將中國貶斥和邊緣化為他者，這套話語隨著啟蒙運動、地理人種學、印刷和電子傳媒等形式傳遞到整個世界。我國的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是現代文學革新的基礎，外文系將殖民主義的世界模式帶到其他學科，它的成敗對中國現代意識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確面對這樣的歷史與現實，重塑我們民族的未來，外國文學研究者們大有可為，也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