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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中國近現代最有文化內涵、最具從古典文化向現代文化過渡的里程碑特點的思想家、文學家。如日本學者增田涉所說，魯迅是一個包容廣大的“斯芬克斯”，一個很難研究得透的世紀式人物。

這個中國故事源于希臘神話，大意是講，赫拉派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懸崖上，攔住過往的路人，用繆斯所傳授的謎語問他們，猜不中者就會被吃掉。這個謎語是：“什么動物早晨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腿最多的時候，也正是它走路最慢，體力最弱的時候。”俄狄浦斯猜中了正確答案——“人”。于是斯芬克斯羞愧萬分，跳崖而死，給世人留下了“人的歷史”的啟示。

魯迅高度重視“人的歷史”，他解剖國民的劣根性，就是從“人的歷史”為出發點，追求重塑現代人的歷史。魯迅認為，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溫飽，三是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魯迅還是回到現實，關注社會民生，先把傳統的那些寶貝擱置起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魯迅的這句名言，足見他并未割斷民族的血脈。

魯迅寫有七言律詩《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魯迅《華蓋集·題記》載：“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華蓋，即像花那樣蓋在頭上的云氣。《古今注》載：“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這是指黃帝仿云氣作的車蓋。郭沫若在《孺子牛的質變》里，提到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引錢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為孺子牛。”指出，“但這一典故，一落到魯迅的手里，卻完全變了質。在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郭沫若在《魯迅詩稿序》里贊美這一聯道：“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斗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后啟來者。”

魯迅身上有一股嵇康氣。魯迅說社會上有“三國氣”“水滸氣”，即關公崇拜和俠義思想，而魯迅本人崇尚的是“剛腸嫉惡”的嵇康氣。魯迅斷斷續續地輯錄《嵇康集》長達23年，校勘十余遍，可見其內心有真摯深刻的共鳴。《嵇康集》從批判綱常名教的消極作用進而否定圣人，否定堯舜周孔，它旨在批判和揭穿司馬氏統治集團的政治陰謀和虛偽的禮法，一方面反映了嵇康對現實政治和假名教的不滿態度與立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魏晉之際玄學思潮對外在道德規范、現世功名的鄙薄和對人生的執著與對人生價值的追求。這種表面上看來似乎頹廢、悲觀、消極的觀點，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抗爭。這種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是對自己生命價值的重新發現與思考，是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反映了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和觀點。魯迅作為“精神界之戰士”，被曹聚仁稱為“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又被劉半農概括為“魏晉文章，托尼思想”。魯迅在行文與行動上保持著昂然挺立的姿態，并用充滿著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激情去提倡“任個人而排眾數”，“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立人”精神。其實嵇康是魯迅的鄉邦先賢，其祖先為會稽上虞人。他以悲劇的形態弘揚了崇高的反抗精神，給魯迅這一代的思想家、文學家賦予深刻的精神依托。

魯迅雖然有些偏激，但他是抱著“起沉疴而用猛藥”的焦慮感而言之的。他把魏晉文章，尤其是嵇康氣，經過現代性的點化，形成了與時俱進的“民族魂”。魯迅是重視中華民族的血脈的，但他又重視世界的新潮，使民族血脈與時俱進，變得更加恢宏壯闊。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民族血脈是可悲的，但是一個民族沒有自己與時俱進的深化和發展壯大也是可悲的。中華民族五千年血脈傳承不斷，這是令我們足以自豪的。但是這五千年文明若不能與時俱進，發展壯大，也是可悲的。因而中國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艱難困苦中發展成為一個大國的執政黨，引導整個民族的復興，也是這種“人的歷史”在嶄新的層次和高度上的輝煌展現。

（作者：楊義，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