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地理空間是文學發生的重要場域，中國是鄉土文明大國，又是大河文明之國，江河是鄉土上最富有詩意與靈性的地理空間。近現代以來，隨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海外留學潮的涌現、社會職業分工多樣化等，文化人群體四處流動，與江河發生了更為頻繁密切的聯系，江河成為獨特的現代文學地理空間。一方面，在鄉土文明中，江河水濱不僅是很多文學家的棲居之地，孕育、留駐了他們生命成長中的黃金歲月，更是他們在四處離散、寓居現代都市中帶著一種失落的鄉愁沖動懷想之地，故鄉的江河往往會成為文學創作的地理甚至精神的原鄉；另一方面，近代開埠以來，江河水路交通更加便利，特別是長江航運貫通東西，遠涉外洋，是眾多現代文學家求學謀生、游歷遷居的重要通道，與古人相比，他們擁有了更加豐富的水路空間體驗，因而在他們筆下形成了獨特的現代江河景觀。

相較而言，魯迅并不熱衷山水之游，對山川風物并無多少好感，即使偶有為之，也不喜歡寫游記抒發濃烈的情感，他對自然地理似乎比較隔膜。但魯迅一生的居地及行旅與江河地理緊密相關，水鄉紹興是他的出生、成長及早期工作之地，居留時間長達20年，在求學、謀職、探親等輾轉往來的過程中，江河水路又是他主要的交通路線。作為新文學的開創者和經典作家，魯迅的江河體驗是同時代人中的典型代表，江河地理直接影響到其小說、散文、雜文甚至舊體詩的寫作。但魯迅又不像沈從文等作家那樣經常講述河流對自己人格性情、文學創作的影響，在此種關系上顯得撲朔迷離。因此，本文主要考察魯迅的“江河”體驗及其對文學創作的滲入和表現，借此展現在現代轉型時期作家主體的江河地理空間體驗與現代文學的關聯。

一、魯迅豐富的“江河”體驗

魯迅出生于浙江紹興，此地江河縱橫，湖泊眾多，素有水鄉澤國之稱。早在春秋時期吳越一帶就是“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1。隨著地理環境的不斷變遷，這里逐步形成了曹娥江水系、浦陽江水系和三江水系航道，加上浙東運河貫通而過，河道密布，水網交織。魯迅的童年及少年時代與這里的江河分不開，在河里釣蝦捕魚等都是童年的快樂時光。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中，江河行船是主要的交通方式，以船為車，以楫為馬。魯迅那時常常乘船往來于城鄉及各村莊之間，比如跟隨母親到安橋頭村外婆家消夏，與小伙伴們到趙莊去看社戲，到東關去看五猖會，到郊外去掃墓，到皇甫莊、小皋埠探親寄居，等等。魯迅在離鄉之后，也常在回鄉的短暫時間里乘船游覽名勝和走親訪友，如1900年1月他從南京回紹興，與章閏水游覽風景名勝，到小皋埠拜訪舅父；1910年7月他從杭州回紹興，曾到小皋埠看紹劇，到昌安門看目蓮戲；在紹興任職期間，他常與兄弟友人乘舟同游，曹娥江瀝海觀潮；1913年6月，他從北京回紹興，又與三弟周建人、友人伍仲文游蘭亭、禹陵，等等。魯迅的童年、少年及部分青年時光都在紹興度過，在水鄉的江河上行走，故鄉的江河及河邊田地、村莊都是他后來文學世界的重要地理空間，水路行船經驗被他寫進了多種文學作品。

除了在水鄉紹興的江河體驗之外，魯迅多次離鄉求學、回鄉省親、北上南下、外出講學，常常往返在水鄉、運河、長江、錢塘江等水路空間。筆者查閱《魯迅日記》《魯迅年譜》《周作人年譜》《周作人日記》以及眾多相關研究資料，較為全面地梳理了魯迅那些年從紹興往杭州、上海、南京、日本、北京及部分城市之間往返的交通路徑，其中江河水路貫穿始終。

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的往返全程是江河水道。1898年5月，魯迅離開紹興赴南京求學，尋求別樣的人們。在隨后的多次往返中，魯迅寫下了“從來一別又經年，萬里長風送客船”(《別諸弟》)等江邊離別詩。由于1896—1902年間的魯迅日記遺失，關于他當時的交通路線及沿途情況已有文獻記載不詳，但可以參照1901年9月周作人到南京求學的路程。據《周作人日記》和《知堂回想錄》繪聲繪色的講述，可知周作人當時是從姚家埭乘夜航船啟程，至杭州西興鎮上渡船，過錢塘江，下駁船，經內河，過壩(德勝壩)，至拱宸橋，下日本大東公司的小火輪拖船至上海，乘招商局的江永輪船至南京下關輪船碼頭，步行至水師學堂。魯迅與周作人去南京，前后僅有三年左右的時間差，其間沒有較大的交通變革，這一路線的現代鐵路尚未開通，大運河的功能已經式微，多處河段淤塞，走運河經鎮江到南京的可能性也比較小。且《周作人日記》載，1898年5月10日，“下午接上海十五日函說已到申”2，許欽文也說：“渡過錢塘江，到了杭州城里，還得乘駁船到拱宸橋，才得搭小火輪的拖船去上海”3。因此，魯迅去南京的路線也就是紹興—杭州—上海—南京的全程水路。

魯迅從紹興出發，唯一的路線就是走蕭紹水道(即浙東運河西段，又稱西興運河，蕭紹公路1926年完工通車，杭甬鐵路直到1937年才修通)到杭州西興，全程約90公里。據統計，“從1898年2月魯迅首次赴杭到1919年12月舉家北上為止，他往返(包括途經)杭紹間如以單程計，一共33次，且均是走水路”4，這一數據比較準確，但實際次數定在此之上。當時西興是錢塘江南岸各市縣到杭州的必經之地，人與貨都要在這里擺渡過江，“過錢塘江是一件危險的事，恐怕要比渡黃河更為危險，因為在錢塘江里特別有潮汛，在沒有橋也沒有輪渡的時候這實在是非常可怕的。但是這在我們水鄉的居民這算得什么事呢” 5，魯迅當然是不怕的。過江后坐駁船經內河到杭州拱宸橋，再乘船到上海，坐的是杭申線上的小火輪，日本大東輪船公司的船。1895年杭州開埠之后，滬杭之間的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航運發達，帆墻林立，內河客貨運大都改用小火輪船，這為魯迅等人的求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家鄉混濁的河水把魯迅送到了上海，然后他又乘船沿著長江逆流而上”6，魯迅又從上海坐長江輪船到南京下關。當時長江上的商輪主要有三家：招商局、太古和怡和，被稱為“三家船”。對于乘坐長江輪船的體驗，魯迅多次對人講過，也多次在作品中寫過。周建人回憶，魯迅曾告訴他有一次休假回南京，從上海乘長江輪船，沒有錢，只好坐統艙，為了占鋪位與流氓動手打起來，“這件事說明，魯迅從來就富有不畏強暴，敢于斗爭的精神”7。魯迅對許廣平也講過這些故事，她寫到相似的情景，“他一任那些強橫者的恐嚇，決不肯出錢來買床位……這里他也利用‘韌’的戰略，他始終不畏強暴地和惡勢力爭斗，從做學生起就如此的”8。魯迅后來在《“推”的余談》等文章中專門寫到這樣的片段，可見這些江河行船體驗對魯迅性格形成與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1902年3月，魯迅乘日本大貞丸輪船從南京出發，順著滔滔長江水經上海走出國門，抵日本橫濱，開啟了他的風云人生。魯迅4次赴日留學及探親的往返路程，即紹興—杭州—上海—日本，全是水路。1912年5月魯迅到北京任職，此后的回鄉探親及遷居的路程有了明顯變化，北上通常是乘船到上海，經海路到天津，再坐京奉列車(1912年1月1日全線通車)，南下通常是從北京乘京奉列車到天津，再乘津浦線火車(津浦鐵路1912年全線通車)到南京，渡長江，乘滬寧火車到上海，從滬杭車站(1909年滬杭鐵路上海南站至杭州閘口全線投入營運)乘滬杭車到杭州南星，渡錢塘江，再坐船到紹興。在魯迅的行程中，雖然現代鐵路火車逐漸取代江河水路，但他與江河的聯系從未中斷。當時津浦鐵路在北，滬寧鐵路在南，二者被長江阻隔，因此魯迅要渡長江。魯迅在杭州與紹興之間往返，必渡錢塘江，他回紹興就必走蕭紹水道。他在日記中多次寫到水路情景和感受，比如1913年6月離京回紹，“四時半頃抵浦口，又大雨，乘小輪舟渡長江，行李衣服盡濕”9，7月離紹北返，“下午乘舟向西興。以孑身居孤島中，頗有寂聊之感”9，等等，可見魯迅當年水上旅途的辛勞與寂寞。

后來，魯迅離京南下，在廈門、廣州、香港等地往返，他在海上航行時常常想到江河航行體驗。比如1927年1月魯迅乘船離廈門經香港抵廣州黃埔港，他在海上輪船里寫信給李小峰說：“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般。”10又在香港海上的“蘇州”船中寫信給許廣平說：“這回一點沒有風浪，平穩如在長江船上。”11由于水上行船經驗豐富，小的顛簸、風濤在魯迅那里都不算什么事。長江體驗對于魯迅非常深刻而親切，是其他行路經驗的重要參照。魯迅晚年還有詩云“大江日夜向東流，聚義群雄又遠游……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無題二首》)，魯迅的長江記憶已經有了某種“鄉愁”的意味了。當然，除長江之外，魯迅也有黃河、渭河水路體驗。1924年7月，魯迅等十余人應西北大學之邀前去講課，對此西北之行，魯迅日記有較完整的記載。此次西行在黃河、渭河上的路途十分驚險，同行者如王桐齡、孫伏園等都在游記中有生動描寫，但魯迅不喜記游，兩個多月后，他在《說胡須》中說：“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12魯迅在剪胡子時忽而記起長安，記起青年時代從日本回到故鄉，船夫以為他是日本人。西北之旅促發了魯迅對青年時代行船體驗的回味，頗有些類似他在北京看戲而想起少年時代看戲的情景。

從故鄉到遠游，魯迅畢生的江河體驗非常豐富，這不僅讓他熟悉水鄉及江河上各種各樣的船只，熟悉行走在江河上的船夫、纖夫等各色人物，也讓他看慣了水上江湖世界，比如他司空見慣的長江輪船上霸占座位的情景，各種碼頭上的舟人車夫朋比相欺，以及船業之間的江湖規則。江河體驗形塑了魯迅的品格，形成了堅韌不拔、決不妥協的勇敢無畏的氣質與風度，促發了他對以江河為代表的自然地理災難及民生多艱的關注與憂慮，也為他的生命在堅硬的外殼下留存了某些詩意與柔軟。江河體驗促成了魯迅豐贍的文學世界的建構，他的很多作品都建構在江河之上，故鄉的江河、旅途中的江河，都是他文學中重要的地理空間，他筆下的很多人物、故事、詩意、夢境、理想、批判等都在江河中一一表達。

二、魯迅對現代河流文學的開創

在魯迅的文學地理版圖上，紹興無疑是最重要的文化地理空間，魯迅的文學蕩漾在江南水鄉里。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發表了魯迅的《風波》這篇以河流及周邊為主要地理空間的小說，同年11月《學藝》第二卷第八號發表張資平的小說《約檀河之水》，因此現代最早的河流小說當是出自魯迅之筆。并且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彷徨》以及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很多篇目都是以紹興水鄉為地理空間原型而建構的，如魯鎮、未莊、趙莊、龐莊、平橋村等，其中的《風波》(1920)、《故鄉》(1921)、《阿Q正傳》(1921)、《社戲》(1922)、《離婚》(1925)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在河流場域中展開，是典型的河流文學文本13，因此魯迅不僅是現代鄉土文學的奠基人，也是現代河流文學的開創者。

一是虛構色彩較濃的小說，如《風波》《阿Q正傳》《離婚》《祝福》等。《風波》開篇就以河流為主要場域，細致地描寫了臨河的土場、魯鎮沿河農家小場院，一幅水村傍晚的田園景象，但表面歲月靜好實則暗流涌動，一場由辮子引起的風波即刻來臨。河流是流動的鄉土空間，連接城、鎮、鄉，在前現代鄉土社會里是消息傳播的重要渠道。七斤每日撐著航船往返在城市與魯鎮之間，因此見的世面多，消息靈通，成了村里的“出場人物”，他的辮子也在鬧“造反”時撐船進城被剪掉了。他隨著航船歸來帶給村人“皇帝坐了龍庭”的消息。七斤嫂破口大罵七斤，怪他當初偏要撐船“死進城去，滾進城去”而落得如此不幸，在她看來撐船進城就是這場災禍的根源。《阿Q正傳》中的“未莊”是個不大的村莊，村外水田環繞。阿Q以幫人做短工，割麥、舂米、撐船等為生。阿Q命運的突變是在于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這天，“三更四點，有一只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這船從黑魆魆中蕩來，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出去時將近黎明，卻很有幾個看見的了。據探頭探腦的調查來的結果，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那船便將大不安載給了未莊，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搖動。”14辛亥革命紹興府宣布光復這天，有傳革命黨當夜進城，舉人老爺坐船逃命到未莊，正是那只大烏篷船帶來了未莊的不安與變化，阿Q的命運也徹底改變，被迫走上末路。《祝福》中的祥林嫂總是出現在魯鎮的河邊，“我”就是在河邊遇見了時隔五年的祥林嫂，被她追問人死了究竟有沒有魂靈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河邊之問”15。在追述的祥林嫂的故事里，“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蓋起來的”16，白篷船是祥林嫂命運的轉折點，她被劫持而去，先“交了好運”，但好景不長，受盡冷眼與嘲弄，一步步走向毀滅。《離婚》寫莊木三和愛姑從木蓮橋頭坐航船到龐莊去“鬧”離婚。航船上和慰老爺家是小說的兩個場景，如同戲劇中的舞臺空間。魯迅非常善于寫船上的故事和船上人，細致刻畫了八三、胖子汪得貴、蟹殼臉的形象，通過談話展示此時眾人的心理活動，與后面在慰老爺家的情節發展形成鮮明對照。小說中三次寫到水中船的前進，第一次是八三被說服之后，第二次是激憤而同情愛姑的汪得貴下船之后，第三次是莊木三和愛姑陷入沉思的時候，潺潺的水聲與船里人的寂靜形成對照，推動著人物心理活動的發展。

二是非虛構傾向明顯的作品17，如《故鄉》《社戲》《五猖會》《無常》等。《故鄉》中“我”的回鄉之旅是在深冬冒著嚴寒乘船歸來，在船里感受到那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而“我”的一家也是通過江河水道永別了故鄉。“我”的歸來與離去，都是依托江河來實現的，這與魯迅本身走過的路途基本一致。魯迅多次說到“路”的問題，“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中的直接感受便是來自江河之路，江河體驗觸發了魯迅對“路”的思考。《社戲》中的外祖母家所在的平橋村是一個臨河近海的偏僻小村莊。從平橋村到趙莊看戲必須坐船，“船”又是情節發展的關鍵，先因沒雇上船而失落絕望，后因八叔所開的村里的大航船回來了，聰明勇敢的雙喜“寫包票”之后，外祖母和母親才同意我們去看戲。魯迅用滿是詩意的筆調詳細描寫了駕船前往趙莊看戲的途中景象，“有說笑的，有嚷的，夾著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里。”18當他們厭倦了總是坐著唱戲的老旦的時候，又踴躍地駕起櫓、罵著老旦向松柏林前進，“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著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躥，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著喝采起來”18。魯迅描繪了一幅有聲有色、令人悠然神往的水鄉夜戲圖。正是在河流空間里，一群少年上演了一出人生最美好的戲劇，沒有隔膜、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是他后來的生命體驗中再也不曾有過的了。假如缺少了那只像一條大白魚的航船，缺少了那一條潺潺的翻滾著浪花的河水，還會是一場“好戲”嗎？這些成就了魯迅美好的鄉愁寄寓以及對故鄉記憶的詩意書寫。

三是介于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文本，比如收入《野草》的散文詩《好的故事》。本文寫于1925年1月，正是周氏兄弟失和決裂之后，魯迅的家庭夢、兄弟情已經破碎，此時對已經遠離的故鄉、對兄弟怡怡的少年時代有著深深的懷戀。其實魯迅的故園夢已經做了多年，比如《自言自語》(1919)中對水村的夏夜的遙想，《故鄉》結尾的海天圓月沙地，《社戲》中的水鄉夜戲等。到1925年，當一切都已逝去的時候，魯迅的家園情結更加深切了，在夢中再一次重拾昔日田園，代替回鄉，暫時安頓現實中早已疲倦的靈魂，《好的故事》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傷逝”心理。這個故事，這個夢境，美麗、優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云錦”，隨著這一片云錦展開了一幅寧靜、淳樸、明媚的江南田園圖景，而這正是傳統鄉土中國理想中的桃源。在此我們可以見識到魯迅堅硬性格中的溫潤柔軟，見識到他匕首與投槍之外的艷麗筆墨。魯迅的夢境與河流是密不可分的，當然，在這個美好的故事中最重要的就是河流與船，有了它們，這片夢的云錦才會流動起來，蕩漾起來，交錯起來，鋪展向無窮的遠方。他的夢是以河流開始的，“坐小船經過山陰道”，無疑是他故鄉江河體驗印記的留存，“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原鄉的烙印將永遠作為一種底色、一種參照而存在。他的夢是以河流與船的流動而展開，樹木、野花、白云、村女、農夫等一切風景和人物都在水中青天里流淌。他的夢又是以河流為終結的，“仿佛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19，他立刻去追尋那些碎影，但已無跡可尋，因為“我不在小船里了”。這就是一個氤氳在河流之上的原鄉夢。

當然，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魯迅有著一定程度的歸隱之思。雖然他曾經明確地表達過反對隱逸的思想，寫有《隱士》(1935)、《聽說夢》(1933)等文章進行批判諷刺那種逃避社會責任而又要保護“招牌”的做法，他對杭州沒有多少好感，寫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1933)，他在《風波》里諷刺過文豪“田家樂”的賞玩心理，等等。但這并不排除魯迅自身的田園夢想和隱逸情結。魯迅的文學創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心境也在不斷變化，對待“田園”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在現代化進程中、在離散、寓居的現實處境里，“失去精神‘故鄉’而導致的孤獨，并非魏連殳一人所有，乃是為了追求現代文明而背井離鄉結果精神上再也回不到故鄉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心境”20，魯迅當然也是一個孤獨者。對大地的詩意回望，對生命原鄉的追尋，是文學家的一種本能的生命沖動，魯迅就是在現實的各種擠壓之下向故鄉、向河流尋找皈依之所。在我們中國文學傳統中，“江河”就是一個重要的隱逸空間，魯迅也不能全然與傳統文化心理全然割裂。因此，河流鄉土是他永恒的原鄉，既是文學的，也是精神的。此外，在魯迅的生命哲學中，江河之水常常作為一種歸宿。《范愛農》(1926)中的“在各處飄浮”的孤獨者范愛農最后死在菱蕩里，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在經受各種迫害、窮途末路之時把投河作為解脫之道。《白光》(1922)中的陳士成在精神恍惚中追隨月亮的白光直到城外十五里的萬流湖里落水而死。這兩個故事都有人物原型，在小說中一實一虛，都表達了江河之于人的解脫與救贖意義。

從這些篇章來看，故鄉的江河是魯迅文學的重要地理空間，特別是那些以故鄉為地理原型的篇目，均以河流為背景或主要表現空間，正是河流構筑了魯迅的鄉土文學世界，無論是批判中的故鄉還是懷念中的故鄉，河流的波光無處不在，中國現代河流小說在魯迅那里得以開創。縱觀現代以來的河流文學文本，自新文學始，近百年的河流文學書寫在對古代河流文學傳統與現代文學傳統的承傳、突破與變異的多方融合中形成了自身的特征。而在新文學中，魯迅因其多年的江河體驗，較早地發現并在文學中表現了江河地理空間，作品數量多而且成熟，主題深刻而豐富，奠定了中國現代河流文學的基本范式或者說文學傳統。在魯迅的開拓、影響之下，一大批作家加入鄉土文學的創作隊伍，涌現了一系列河流小說文本，如廢名的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桃園》以及長篇小說《橋》，王魯彥的《秋夜》《菊英的出嫁》，蹇先艾的《水葬》等，現代河流文學就這樣蓬勃發展起來了，“江河”成為文學家們審視中國現代性問題、回望鄉土中國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地理空間。

三、魯迅對江河災難的關注與文學介入

晚清民國時期，各種自然災害頻仍，江河水災特別嚴重，對水災的書寫是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題材。1912年5月魯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職，6月赴天津考察新劇，其間觀看了新編話劇《江北水災記》，這出戲就是以當年長江以北大水災為背景，反映民間疾苦的。魯迅多次為水災捐款，《魯迅日記》多有記載。他常常領到工資就捐款或者政府直接從薪資中扣除，政府強行募捐經常遭到抵制，還引發多次教育部職員的索薪斗爭。魯迅對募捐這種行為非常質疑，他在《非攻》(1934)里寫到墨子在歸途中“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21，這些無不是對現實的影射。他在《我要騙人》(1936)中明確表達了對募捐的態度。魯迅當時被一個小學生捉住為水災募捐，他先說沒有零錢，對方就很失望，他感到對不起別人，就帶她進電影院買了門票，還付給她一塊錢，她非常高興，稱贊魯迅是好人，他也就覺得輕松了。但魯迅認為發生水災就應該“水利局”負責，衙門居然嫌募捐的錢少而拒收，甚至用機關槍掃射難民，募捐的錢會被老爺們貪扣，因此天真的孩子們到處募捐是毫無意義的事，他付的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22魯迅多次寫文章對災難中政府的表現進行有力的批判。比如針對1934年長江中下游大旱災，寫有《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1934)，批判國民政府在旱災嚴重、人民口渴而爭水的時候，還在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1931年夏，因江河堤壩長年失修，長江、淮河流域八省發生嚴重水災，魯迅寫了雜文《水災即“建國”》(1932)進行批判，他對國民政府的空洞口號和實際救災措施極其反感。

最能集中體現魯迅對江河災難的思考與批判精神的當數新編歷史小說《理水》(1935)。《理水》是大禹治水神話傳說的現代演繹，也是現代災難文學的一個典型文本，以漫畫的形式諷喻現實，刻畫了洪水災難中各色人物的丑態。一群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學者，在災難中不愁吃喝，他們有的是閑心研究學問，遺傳學家認為鯀治水沒有成功其子禹治水也不會成功，考據學家鳥頭先生干脆說沒有禹這個人。從京城來的兩位考察災情的大員，主要是聽學者的荒謬匯報，聽夠了又與學者們游山玩水，最后傳見下民代表，搜集各種民間美食，回京后大擺筵席，講水鄉沿途風景，品鑒采集來的精巧民食，甚至準備拿到展覽會陳列募捐。災難就這樣變成了一場盛宴，文化學者、考察大員如此漠視民生疾苦，下民又是如此愚昧迎上！魯迅批判了水災中這些不作為、亂作為、一味空談的學者和官員，表達了對現實的憤慨，把希望寄托在禹身上，塑造了勤勉治水、拯救黎民的大禹形象，重塑治水神話。正當水利局的大員們酒足飯飽醉意朦朧之時，禹及隨從外出考察水災歸來了，“面貌黑瘦”的禹跨到席上坐下，不管屬員的各種客套話，直奔主題劈頭就問：“查的怎么樣？”大禹很反感屬員們的各種謬論，果斷宣布以后要用“導”的方法治水，又引起屬員的反對與抗議，他們堅持要沿襲老辦法“湮”，甚至搬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但禹還是順從民意、依據實情，打定主意，非“導”不可，可見禹做事雷厲風行，有實干精神，果敢決斷，真正深入實地調查，不為學者們的謊言謬論所左右，改“湮”為“導”，意志堅定，不怕反對之聲，每天勞身焦思，最終治水功成。當然，魯迅對大禹形象的塑造，與他故鄉文化中多傳奇有關，“海岳精液，善生俊異……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23，其中大禹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大禹崇拜也是民間信仰，魯迅曾經多次游禹祠，考禹跡，有《辛亥游錄》《會稽禹廟窆石考》等篇，面對年年不斷的災害和現實中國民政府及官員、學者等人的丑陋言行，魯迅只有借助重塑治水神話來表達他的理想，用文學介入現實苦難。在《理水》中，魯迅展示的是“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大背景下的人物，江河無疑是整個故事的大布景。在寫到禹回京時，“百姓們就在宮門外歡呼，議論，聲音正好像浙水的濤聲一樣”24，浙水即錢塘江，漲潮時濤聲很大，魯迅在這里又將神話故事與自己的江河體驗聯系起來，簡直就是神來之筆！

魯迅常常會把現實水災情形自然地寫進多篇文章當中，或者作為背景，或者作為類比。例如，《我之節烈觀》(1918)批駁不節烈的女子誤國論，就說水旱饑荒是愚昧無知、不修水利導致的，與女子無關；《燈下漫筆》(1925)對中國傳統文明進行反思，批判其中的奴性和等級制度觀念，兵燹水旱等沒有人真正關注；《四庫全書珍本》(1933)說到當時官商與學界關于影印《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之爭，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單是黃河的出軌舉動，也就令人覺得岌岌乎不可終日，要做生意就得趕快”25，“黃河的出軌”指的就是1933年8月黃河決口泛濫成災；等等，不勝枚舉。可見魯迅往往是在潛意識中把水災引入作品，那么自然而貼切。

此外，魯迅非常關注水利、江河治理問題。比如，早在1913年3月，魯迅與部分旅京紹興同鄉聚會時談及家鄉紹興的麻溪壩事件；魯迅曾對內山完造說到“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緣由就是過去治理黃河的方法不是疏浚河床而是加高堤防，河床堆高，堤防也高，大水一來堤防潰決，水就像爆布般流下來，他認為“中國實有把這種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26；魯迅還對鄰居淺野要說過，黃河長江所造成的災害逐年增加的原因就在于堤壩沒有樹木，百姓對災害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等等。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魯迅時常對江河等自然災害非常憂心，生態憂患意識也是比較強烈的。

魯迅在長期的江河體驗中形成了他對江河的親近感，特別關注江河問題，對江河災害的聚焦和書寫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現代文學家的民生意識，積極為底層為弱者吶喊，以無畏的現實批判精神，揭示出災難中的各種瞞與騙，戳穿其中的謊言，彰顯了文學的介入功能和直面現實人生的勇氣。在關系到人民生存、民族危亡的災難面前，文學要介入現實、干預生活，而不是吟風弄月的玩意，這種干預、介入的寫作姿態，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魯迅就是這樣一位以筆墨去戰斗的勇士。

四、魯迅依托“江河”的文化批判與文藝論爭

江河體驗對魯迅文學的影響還體現在他的一些批判、論爭、富有戰斗意味的文章中。作為現代精神的啟蒙者和現代文學的先鋒人物，魯迅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進行了激烈的批判，積極參與當時的文藝論爭，甚至在對方的文化圍剿下不得不應戰，等等。魯迅在很多文章中常常借江河說事，引出他要表達的觀點。

一是批判傳統文化中的“愚孝”與“男女”問題，彰顯現代啟蒙主題。在《二十四孝圖》(1926)中魯迅從圖畫書說到《二十四孝圖》，認為像“子路負米”“黃香扇枕”“陸績懷橘”等還可以做到，“哭竹生筍”很可疑，“臥冰求鯉”就有性命之虞，“我鄉的天氣是溫和的，嚴冬中，水面也只結一層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樣小，躺上去，也一定嘩喇一聲，冰破落水，鯉魚還不及游過來。”27魯迅在此批判那些荒謬的封建“愚孝”文化，正是基于來自故鄉江河的直觀體驗，真實有理可信。魯迅在《朝花夕拾》的《后記》(1927)中繼續談到“孝”，諷刺“以正人心而厚風俗”的《百孝圖》也冠上了“男女”二字，并以曹娥投江的故事為例來論說，他查看了《百孝圖》和《二百卌孝圖》，所畫的曹娥還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吳友如的《女二十四孝圖》卻是兩尸背對背一同浮出，《后二十四孝圖說》中的曹娥則正在投江。這些畫師大約都巧妙地回避著男女問題，而這正是中國“孝”文化、禮儀文化中的荒謬之處。曹娥江是錢塘江的最大支流，是魯迅故鄉紹興的一條重要水系。正是對故鄉這些江河水文化傳說爛熟于心，魯迅才會在行文中信手拈來。

二是借江河見聞批判國民性和進行論戰。1933年6月11日，魯迅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推》，批判國人之中上等人的“推”的劣根性。7月24日，達伍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第三種人的“推”》，認為在魯迅所說的“洋大人”和“上等”華人之外還有一種人，“他要‘幫閑’‘上等人’來推‘下等人’” 28，并舉長江輪船上的情形為例，說坐統艙或買半票，或買不起票的都要被船上的“幫閑”者們來推。7月27日，魯迅又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推”的余談》，所基于的正是自己過去的長江體驗，“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長江輪船的統艙，卻還沒有這樣的‘推’得起勁”29，那時候是需要買船票但不一定要買鋪位。魯迅講到那些流氓地盤主義者搶占鋪位賣錢的情景，這與上文提及的周建人、許廣平所記錄的情形基本一致。但那時候即使沒有鋪位，“‘第三種人’是不來‘推’你的”，當然沒買票的人肯定要被“推”。魯迅還講到了詳細的“推”法，或推到最近的碼頭，或推到貨艙運回原來下船的地方。魯迅認為三十年前的“第三種人”好像比現在的仁善一些，在目前“推”的工作已經加緊、范圍擴大的情況下，希望自己不要被推到“反動”的碼頭去。時隔三十年，魯迅當年求學時期的長江體驗依然記憶猶新，在這篇文章中寫得十分詳細生動。1933年8月，魯迅發表了《踢》，魯迅移居上海后對上海碼頭那些一向盛氣凌人的殖民主義者的嘴臉非常熟悉，他在這一篇里主要說當時上海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如此蠻橫，而我們國人又是如此“忍辱負重”，只要“落浦”就一笑了之或者“自行失足落水”，表達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性批判。1934年7月20日，《申報?自由談》發表了魯迅的《水性》，批判反擊周揚、廖沫沙等人的文化圍剿，魯迅從“水性”的比喻展開，借助講這樣的常識來批評周揚、廖沫沙等有著“水性”的人，可謂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魯迅基于自己“水村”的體驗與對手論戰，溫和中尤顯犀利。

三是以江河作比，表達文藝觀點。《二十四孝圖》極力批判文學革命以來那些反對白話、妨礙白話的人。魯迅以宋代傳奇小說《開河記》中的蒸食小兒的“麻胡子”作比，“麻胡子”吃小孩究竟還有限，但“妨害白話者的流毒卻甚于洪水猛獸，非常廣大，也非常長久，能使全中國化成一個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27。在魯迅看來，妨害白話者流毒之深之廣，因而他要尋求一種最黑的咒文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從而表達了他堅決支持白話的文藝主張。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通信”欄發表的《渡河與引路》，是魯迅與錢玄同關于已經討論了兩年的Esperanto(世界語)問題的一些看法。魯迅對Esperanto的態度是不反對但也不愿討論，他從人類語言發展趨勢的角度贊成Esperanto，但不能斷定將來通用的是否就是Esperanto，也許會改良，也許會有一種更好的，“但現在既是只有這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為豫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30。魯迅正是以他長期的交通體驗來談這個問題的，語言的發展正如交通方式的發展變革，能做的只能是當下，這也體現了魯迅江河文藝觀的“中間物”意識。1935年4月20日，上海《芒種》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發表了魯迅的《從“別字”說開去》，表達對“寫別字”的看法。魯迅并不反對寫別字，認為別字是方塊字本身的問題，糾正學生的別字是治標不治本，他從中國文字的發展變化源流來批駁了陳友琴的《死字和活字》，認為文字既不能復古，也不能保持現狀，“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干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回復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大小。”31魯迅把文化比作流動的江河，說明文化的改革是一個流動的變化的過程，它是向前發展的，既不會停滯，也不會全然復古，因此批評別人寫別字和提倡手頭字都是毫無效果的，除非改革這方塊字。這與他對Esperanto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見，江河體驗潛移默化地滲透在魯迅的記憶里，他在寫作的時候，即使不是專門的河流題材，也常常從江河入手，或者是文化典故，或者是自身體驗，他都隨手拿來，很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文學表達中，用貼切的比喻進行條分縷析，讓人信服。更可貴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化、文學建構的時期，他的文藝觀里，常常有一種江河一樣的流動感，他以江河思維看文藝，這也給我們重新考察魯迅甚至現代文化、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些啟示，我們的現代文化、文學的發展正像那流動不居的江河一樣。

結 語

總的來說，魯迅將水鄉及行旅中的江河體驗所形成的江河“地理感知”“地理記憶”甚至“地理思維”32融入寫作中，成為他文學的一種特色，甚至是一種底色，無論是對故鄉江河的書寫，還是對江河災害的關注，還是對江河故事的自覺運用，都體現了江河地理空間在魯迅文學中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這并非魯迅個別現象，而是他那一代文學家較為普遍的經驗。現代文學家大多是從鄉村走向城市，在前現代的中國，他們的原鄉住地多江河水系，在行走中大多數也是通過江河來實現離家出走與歸來的。特別是以長江水路及延伸海路為中心的交通路線是眾多現代文學家求學謀生、游歷遷居的重要通道，周作人、王魯彥、郁達夫等長江流域的文學家，他們的路途與魯迅相似，即便是處于長江上游巴蜀內陸腹地的郭沫若、李劼人、巴金等，也是沿著長江，出川、出峽、出海，再歸來，他們的文學世界呈現出一片水色，浪花翻滾、波光蕩漾。魯迅的江河體驗在現代文學中具有代表性，因此考察魯迅的江河體驗與他的文學表達，可以管窺現代文學中的這一典型現象，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出發，提出現代文學研究的地理文化空間視域是很有必要的，在時間維度之外，進入尚且薄弱的地理空間維度。

注釋：

1(漢)袁康：《越絕書》，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1頁。

2周作人：《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3欽文：《魯迅在杭州》，收入《魯迅在杭州》，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1979年編印，第2頁。

4裘士雄：《魯迅他們如何走水路離紹的？》，《魯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8期。

5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頁。

6林非、劉再復著：《魯迅傳》，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頁。

7周建人：《回憶魯迅片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3期。

8許廣平：《魯迅的生活》，收入《魯迅在南京》，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1979編印，第16頁。

9魯迅：《日記》，《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第73頁。

10魯迅：《海上通信》，《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頁。

11魯迅：《兩地書》一一三，《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頁。

12魯迅：《說胡須》，《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頁。

13關于“河流文學”的界定，參見蔣林欣：《“河流文學”：一個新的論域》，《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14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538頁。

15 郜元寶：《“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讀〈祝福〉》，《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期。

16魯迅：《祝福》，《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17在這里主要是指“作者親歷親驗的在場性書寫”，“非虛構”不等于完全“真實”，參見丁曉原：《非虛構文學的邏輯與倫理》，《當代文壇》2019年第5期。

18魯迅：《社戲》，《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頁，第595頁。

19魯迅：《好的故事》，《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1頁。

20郜元寶：《略說魏連殳的“孤獨”》，《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5期。

21 魯迅：《非攻》，《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9頁。

22魯迅：《我要騙人》，《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頁。

23魯迅：《〈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頁。

24魯迅：《理水》，《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頁。

25魯迅：《四庫全書珍本》，《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頁。

26內山完造：《憶魯迅先生》，曹聚仁著《魯迅年譜》(校注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38頁。

27魯迅：《二十四孝圖》，《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頁，第258頁。

28廖沫沙：《中國雜文?廖沫沙集》，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年版，第30頁。

29魯迅：《“推”的余談》，《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頁。

30魯迅：《渡河與引路》，《魯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頁。

31魯迅：《從“別字”說開去》，《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頁。

32參見鄒建軍：《文學地理學關鍵詞研究》，《當代文壇》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