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沖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沉沉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并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游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卻化為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里。他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并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２〕——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矍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睹宮女們睡態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為是醉飽后的嘔吐。那么，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后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于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魯迅記于上海。 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里得不到確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掛著“革命的”的招牌的創作小說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于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于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并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那結果，是吃得胸口癢癢的，好像要嘔吐。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后，轉而去求醫于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蜂起云涌了，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確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到這里，我們所需要的，就只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于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面喘著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勝利了。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臺靜農的《地之子》，葉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后》，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后，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只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閑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于別方面，即對于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雕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