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阿金》與魯迅晚期思想的限度

引言

魯迅筆下的女性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長發女子（持守傳統道德的舊女性），其結局是成為家庭和宗族勢力的犧牲品，或辛苦地度日，或被吞吃；另一類是剪發女子（也就是受了啟蒙，懂得平等自由的新女性），其結局是走投無路，即使嫁人，也不免“苦痛一生世”[1]。從子君、祥林嫂、單四嫂子到愛姑，魯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數都可以歸入這兩類。魯迅的態度，大體上對舊女子是怒其不爭，對新女性是哀其不幸。然而，后期的阿金卻恰恰是無法歸入這兩類的、相當特殊的一個女性人物。魯迅對之既無“不幸”之可哀，亦無“不爭”之可怒，在一篇短短的《阿金》中，他反復申說：

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2]

讓魯迅如此糾結不已的阿金，究竟何許人也？她不過是魯迅鄰居家的一個女傭。魯迅一生，多得女傭之助，[3]而他也沒有忘本，筆下屢屢寫到女傭，從吳媽、祥林嫂、阿長直到阿金，無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在生活及寫作中，魯迅都接觸、表現了不少知識女性，但要論觀察之深刻、敘寫之雋永，未必及得上女傭群體。而阿金在這些女傭中的特殊之處，首先在于魯迅格外明白、確鑿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那便是“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于是乎，解讀者便紛紛圍繞“討厭”做文章，或曰阿金“是半殖民地中國洋場中的西崽像”[4]，或曰“這個昏聵、顢頇、自私的上海娘姨、外國人的女仆，恰恰是一個反面典型”[5]，或曰“她的風格已完全小市民化、庸俗化了，甚至沾上了一些城市流氓無產者的氣息”[6]，以證明阿金確實討厭。然而，魯迅表達之婉而多諷、隱晦曲折是有名的，若是直截照字面理解，難免要落入老先生挖好的坑里。[7]細讀文本，不難發現魯迅所謂“討厭”，乃是一個多義的概念，其實隱含著更復雜的情緒與況味。《阿金》篇幅極短，其實就寫了三件事：阿金的戀愛、街頭的爭吵以及魯迅對阿金的觀察，以下便圍繞這三件事來分析魯迅對阿金的態度究竟如何，以及阿金所折射出的魯迅晚期思想的幾個問題。

一、戀愛的喜劇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8]（子君）

“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9]（阿金）

同樣是戀愛，子君的宣言當然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相形之下，阿金的“軋姘頭”就顯得粗鄙無文。但下層勞動婦女缺少文化，表述自然庸俗一些。既然是軋姘頭，那么阿金大約是已婚。[10]已婚女性而軋姘頭，而且“好像頗有幾個姘頭”，顯然很不道德，不少批評家也據此認為阿金恬不知恥、作風敗壞。但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倘若阿金在鄉下也是祥林嫂或愛姑式的婚姻，那么她跑到上海來尋找自己的愛情，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合理性呢？她的看起來不知廉恥的主張，是不是也體現了一些反對舊式包辦婚姻的女性自覺呢？只不過這種女性自覺意識，是用鄙俗的市井語言表達出來的，聽起來就有些刺耳。但其反對宗族勢力對女性的束縛，追求個人戀愛的自由，其合理性與正當性與子君真有高下貴賤之分嗎？

不僅如此，和子君在戀愛中的被左右、被支配地位相反，阿金在“軋姘頭”的關系中處于支配者的強勢地位，這或許是令魯迅感到不習慣與不舒服的原因之一。例如，魯迅半夜推窗看到，一個男人正望著阿金的秀閣，此時阿金出現了：

并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

一場預謀的幽會，被魯迅的突然出現而打擾，而阿金不僅毫不慌張，反而指揮若定，那“一指”“又一揮”，分明顯示出她的當機立斷、處變不驚。更讓人訝異的是，夜會情郎被人撞破，阿金非但不感到羞愧，而且“似乎毫不受什么影響，因為她仍然嘻嘻哈哈”，這實在是出乎魯迅的意料。其后，情郎被人追趕，逃往阿金寓所，阿金不僅不收留，反而“趕緊把后門關上了”，這更違反了應該庇護愛人于肘腋之下的“彼爾·干德”模式，使魯迅不得不重新認識阿金——在兩性關系上，阿金實在是一個魯迅筆下此前未出現過的女性主導者和勝利者。她的戀愛完全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既不受舊道德的束縛，也不在乎新道德的規訓。祥林嫂、吳媽對名譽、貞潔的看重，在阿金這里簡直是笑談；新知識分子提倡的愛情至上、為愛犧牲，也不在阿金考慮的范圍之內。正像魯迅所說的，阿金“無情，也沒有魄力”、“獨有感覺是靈的”，阿金的戀愛哲學是以我為主、保全自己、生存第一，女性既不必以男性為依靠，更不必為愛情背上任何道德包袱，愛情可享受時則享受之，若危及自身，盡可棄之如敝屣。較之知識女性，阿金雖然身處社會低層，但她的愛情觀反而是最利己最強悍的，男性不要指望靠著花言巧語在她這里占到任何便宜，讓她做出任何犧牲。自由戀愛對子君而言是一場悲劇，但到了阿金這里則是不折不扣的喜劇。

二、優勝記略

魯迅筆下的女傭，多少都經歷過一些風波，成為眾人的焦點。祥林嫂是因為被劫、改嫁，寧死不從；吳媽是因為被阿Q求歡，鬧著要上吊。只有阿金是唯恐天下不亂，以鬧取勝。原因在于，阿金和祥林嫂、吳媽們的價值觀完全不同。阿金與煙紙店的老女人吵架，末了老女人祭出撒手锏，指責阿金“偷漢”。這樣的道德譴責在祥林嫂和吳媽那里，是足以讓她們痛不欲生、尋死覓活的，然而阿金回答道：

你這老X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12]

于是老女人應聲而敗。

這實在是驚世駭俗的反轉。在阿金看來，能不能獲得異性的青睞，能不能獲得現世的快樂，才是衡量女性價值的標志。“有人要”恰恰是自己有魅力的證明，至于是否屬于“偷漢”，在阿金（包括圍觀的看客）看來根本不重要。阿金以快樂至上的實用主義邏輯顛覆了老女人名聲至上的道德主義邏輯，從而令老女人的致命攻擊化為自取其辱。以往能夠將一個女人逼上絕路的傳統倫理，扼殺了子君、李超這樣新女性的道德壓力，在阿金這里變得“根本不是事兒”。阿金的言辭固然帶有幾分潑皮氣，但其效果是顯著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包括魯迅在內的啟蒙主義者苦苦不能解決的倫理難題，被阿金輕而易舉地化解于無形。正因為如此，竹內實才稱贊阿金的這些粗俗言辭，如果從“反道德”的意義說，“確實是毫無顧忌的，讓人覺得很是痛快。”[13]

不僅如此，魯迅繼續關注著阿金的后續行動：當洋巡捕到來，把圍觀的看客趕開：

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的洋話。洋巡捕注意的聽完之后，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X，又反背著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這一場巷戰就算這樣的結束。

在這里，文章又產生了一層遞進。晚清以來，與洋人打交道就是件難事。從國家大事到個人交際，凡涉及洋務，無不感到棘手難纏，更不要說現在洋人是“官”，阿金是民。按照正常的設想，對于這樣可怕的洋巡捕，一般沒有文化的勞動婦女，必然畏之如虎，唯恐避之不及。然而阿金不僅不怕，反而主動迎上去，用洋話交流，以爭取對自己有利的結果——不僅內戰內行，而且精通“外交”，這不僅是祥林嫂吳媽之流萬不能及，而且也高出被七大爺一句“來——兮”嚇破膽的愛姑多矣！目睹此情此景，魯迅一定會想起自己在香港被海關華洋官員刁難的窘迫體驗，[14]而更感到阿金之異于尋常女子。

三、“看”與“不看”

如所周知，《阿金》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阿金，另一個便是敘述者“我”。“我”看阿金是整篇文章的敘事基線。因此，文章既寫阿金，也寫了在關系當中、在對比中的“我”。作為寫作者，魯迅采取了慣用的觀察/被觀察的模式。阿金所有的行動，都是魯迅從大陸新村二層寓所窗戶所看到。這種居高臨下的空間關系，與觀察者/被觀察者的視覺關系，與主人/女傭、掌握書寫權的知識分子/被書寫的底層勞動者的身份關系，是正相對應的。這種關系顯然是傾斜和不平等的，從魯迅的筆調中，我們不難讀出反諷和調侃：

她曾在后門口宣布她的主張

望著阿金的繡閣的窗

這時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時又討厭了她的大聲會議，嘻嘻哈哈

阿金和馬路對面一家煙飯店里的老女人開始奮斗了

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偷漢”之類

但也可見阿金的偉力，和我的滿不行[15]

就像魯迅自己所說，《阿金》不過寫“娘姨吵架”，[16]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女傭，明明是住在亭子間，哪有什么“繡閣”？又會有什么“主張”、開始什么“奮斗”呢？包括隨后對接替阿金工作的新娘姨的觀察，魯迅并不掩飾隱含其中的輕視和嘲諷：

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只叫了賣唱的兩個窮人唱過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類，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閑，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只可惜那時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連阿金的愛人也在內，保不定什么時候又會發生巷戰。但我卻也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聲，覺得很自然，比絞死貓兒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遠。

在魯迅看來，這位阿金的接班人雖然“很安靜”，但品味欠佳，而且同樣的招蜂引蝶。顯然，此時魯迅是居于觀察者的主動位置，并且掌握著評鑒對象的權力。但是，魯迅作為寫作者的絕對觀察權馬上就遇到了反擊。前面提到，在觀察阿金半夜幽會時，他被阿金發現：“并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對于阿金的“反觀察”，魯迅的反應耐人尋味：

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總要少管閑事，要煉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炸彈落于側而身不移！……

這一處文字很值得分析。細致觀察并記錄他人的生活，是作家的職業習慣，也可以說是一種視覺特權。但當魯迅被阿金“反觀”并折返房間時，他的觀察過程就被觀察對象所中止；他作為寫作者的權力，實際上就被觀察對象所取消。魯迅感到“很不舒服”，表明上是因為撞破了好事、侵犯了別人的隱私，其實是因為阿金打斷了他的觀看，并顛倒了原有的權力關系，將他當成了觀察/審視的對象。長期以來，魯迅作為著名的新文學作家、啟蒙知識分子，一直居于審視地位，可以自由地采取批判視角來觀看/塑造普通民眾。從阿Q、孔乙己、華老栓到閏土、愛姑等，在魯迅的作品中，絕大多數的非第一人稱人物都是順從地被觀察、被描寫和敘述，而沒有也不必做出反應，這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敘事成規。[17]然而，此時阿金竟然從被觀察者的位置用手一指，斷然制止作者的觀察，并將固有的視覺關系反轉了過來，從被觀察的位置一變而為觀察者，主動地反觀、指向魯迅。這突如其來的、自下而上的冒犯，或許才是魯迅感到“很不舒服”的深層原因。

不僅如此，令他更不舒服的是，阿金不僅敢于“反視”魯迅，更敢于“不看”魯迅：

自有阿金以來，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就有這么大的力量。這種擾動，我的警告是毫無效驗的，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

在魯迅想要隱藏起來時，阿金偏偏發現了他；而當魯迅需要阿金注意到他，給他的警告以重視的時候，阿金們竟然對他視而不見，這無疑是對魯迅的又一重心理沖擊/打擊。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看或不看，可見或不可見，這里的視覺關系都是以阿金的意志而不是以魯迅的意志為轉移，魯迅失去了以往的視覺主動權和決定權。視覺關系的反轉，意味著阿金與魯迅以往筆下的女性皆有所不同，更具行動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誠然，她還是可以被魯迅視線所觀察/描繪，但她的行動已經不在魯迅可預測和控制范圍之內，是魯迅不能完全掌控、把握和理解的人物。對于一個隨時準備哀憐、分析、批判和啟蒙筆下人物的作家來說，這不能不說是相當尷尬和不安的。

四、阿金姐的冷笑

大約阿金給魯迅留下的印象實在深刻，在寫完《阿金》一年之后，魯迅又寫了《采薇》，其中出現了小丙君府上的鴉頭阿金姐。她的偉業是跑到首陽山上，對伯夷叔齊說：“你們在吃的薇菜，也是周王的”，從而令二人羞愧絕食而死。初看起來，阿金姐當然要為她的多嘴負責。但仔細分析，殺死伯夷兄弟的并非是阿金姐，而是“不食周粟”的道德理念。阿金姐只是使用了蘇格拉底的反詰法，將一個事實判斷——“薇菜也是圣上的”——陳述給伯夷叔齊，令其自己做出選擇：如果他們不認可這個判斷，自然不會絕食，也就不會死；如果認可這個判斷，因為“不食周粟”，絕食就是一種必然的道德選擇。因此，真正令他們死去的乃是“不食周粟”的道德信念，阿金姐只不過講清楚了“此亦周之草木也”這樣一個事實，讓伯夷叔齊的道德律令完全喪失了現實的依據，并且讓他們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面目公開暴露，從而打破了伯夷叔齊此前自欺欺人、渾水摸魚的局面，使他們保持名節的美夢做不下去而已。[18]因此，魯迅批判的矛頭顯然是“不食周粟”這樣迂腐可笑、于敵無損于己有害、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道德高調。阿金姐固然有刻薄寡恩、壞人清夢的一面，但并非一個特別反面的角色。相反，她在這里代表了某種現實邏輯，這種現實邏輯本身并不特別冷酷，也并不特別有力，其實質是某種實用主義的生存哲學（承認現實而謀生存），但一旦和她對峙的人自身為某種道德空想所束縛，就會變得內在的虛弱，而阿金姐則會格外顯得犀利而刻薄起來，表現出冷酷而有力的面相。

顯然，《采薇》中的阿金姐是阿金有意味的延續，精彩的補充。阿金的現實主義生存哲學和反道德傾向在阿金姐這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她們皆以生存為第一要旨，注重實際而拒絕迷信任何道德偶像；她們既聰明又無情，自己既不做夢，也不憚于打破別人的好夢。比較起來，她們既不是做戲的虛無黨，也不是世故油滑的鄉愿，而是更接近《立論》中直言招怨的發惡聲者。她們雖然只是身份低微的女傭，但卻擁有不可忽視的力量，“開了幾句玩笑”，便擊倒了“莊重威嚴的‘義士’”，并“葬送”了“支撐著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支柱的全部封建意識形態”。[19]這樣冷笑著戳破了紙糊偶像的阿金姐，不正有幾分魯迅自己的影子么？

五、從阿花到阿金

這樣一個精明強悍、非圣無法、難以捉摸的娘姨阿金，是從哪里冒出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魯迅生活里出現過的女傭王阿花。

1929年，因為有了海嬰，魯迅又雇傭了一個女傭王阿花。她是在鄉下被丈夫虐待，逃到上海，做了一段時間幫工，就被夫家發現。[20]據許廣平回憶，阿花的丈夫從鄉下來到上海，想劫回阿花，被魯迅阻止，提出“有事大家商量，不要動手動腳的”。經過勸說，阿花夫家也覺得上海不比鄉下，遂知難而退。后經魏福綿調解，阿花不愿回鄉下，情愿離婚，魯迅便替她出150元賠償費，商定以后陸續用工資扣還。后過不兩月，阿花便辭去，此后曾托人返還魯迅80元，遂再無音訊。[21]

從王阿花，我們很自然會想到《祝福》里的祥林嫂，同樣是被夫家綁架，現實中的王阿花為何能避免祥林嫂的悲慘命運？當然，我們可以說她運氣不錯，遇到了魯迅這樣的主顧。但同時也不能不看到，現代大都市的出現為女性改變命運提供了外在的客觀條件，就像許廣平所說，畢竟這是在上海——環境不同，傳統宗族勢力受到種種限制，如租界當局的管理體制、更講法治的社區關系、具有現代意識的雇主、大眾媒介的存在，都使鄉土宗族勢力不能為所欲為。因此，同樣是被夫家綁架，魯迅可以替自己家的女工請律師調解，而《祝福》里的四叔只好愛莫能助。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大都會帶來更為復雜的社會結構與人生經驗，也促使生活于其中的女性的思想觀念發生著變化。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一度產生了短暫的繁榮，商品經濟的發達，中產階級的涌現，逐漸成熟的消費市場，都對雇傭勞動力有巨大的需求，也為婦女從土地和鄉村宗法制關系中解放出來提供了可能。由于服務行業門檻低，社會需求旺盛，缺少技能的農村婦女紛紛投身傭役行業，使女傭成為上海人數眾多的女性職業人群。她們既受到嚴重的壓迫和剝削，同時也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收入，通過自己的勞動實現經濟自立。[22]隨著城市生存經驗的積累，這些女性的生存空間不斷擴展，她們從雇主、同行、大眾傳媒等各種社會渠道逐漸獲得新的思想觀念，進而獲得部分的女性自覺，并開始謀求自身的解放。可以作為例證的是，在1932到1934年的上海離婚案中，女方主動提出分別為男方主動的2.6倍、7.3倍和3.3倍。[23]如同王阿花一樣，在進入都市、獲得獨立經濟來源之后，越來越多的勞動婦女不滿于原有婚姻，開始借助法律等手段，爭取自身的自由與解放。在寫作于20世紀四十年代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女傭階層的自我意識的蘇醒。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阿金這樣的人是毫不奇怪的。同樣是女傭，阿花、阿金、阿小這一代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帶有鮮明的“都市性”特征，其情感與命運與祥林嫂、吳媽等人已有本質的不同。大都市的環境使底層女性的權利意識與自我意識得到蘇醒，并保障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實現。阿金的那句“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固然聽起來不那么雅馴，但正是上海提供了阿金重新選擇愛人的條件和可能。因此，說阿金是現代都市文化孕育的產兒，并不為過。

王阿花和阿金同樣是女傭，如果說有差別，無非是王阿花的主顧是中國人，而阿金的雇主是外國人。替外國人做女傭，也并不比替中國人做女傭更卑賤。那么，為什么魯迅對王阿花可以解囊相助，使之擺脫丈夫的糾纏獲得自由，對已經自由的阿金卻總是討厭，并將其漫畫為一個“軋姘頭”的蕩婦？這里誠然有個人品質和性格的因素，比如王阿花既勤快又安靜，適合魯迅的生活習慣，而阿金則吵鬧喧嚷，不安于室。但另一方面，王阿花最終是需要魯迅解救的（祥林嫂是向知識分子尋求精神解救而不成），因此仍然是處于魯迅作品中被支配、被啟蒙的女性序列之中；而阿金雖然還是一個女傭，但已經不是阿花那樣必須依賴外部力量、不能完全掌握自身命運的半獨立者，而是一個完全自食其力、能夠獨善其身的現代勞動婦女。阿金根本不需要男性/啟蒙者/主顧的解救，也不準備解救任何人包括她的愛人，她與愛人、主顧、鄰里社會的關系，都是合則留、不合則去，干脆利落，不涉及任何人情恩怨，因此也根本不在男性可以支配掌控的女性序列之中。魯迅潛意識中對阿金難以接受，這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六、熟悉的陌生人

魯迅對女傭是熟悉的，但阿金不同于魯迅此前所描寫的任何一個勞動婦女。或者說，在魯迅的人物譜系中，她具有“新人”的性質。

“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24]這是《傷逝》指出的人生要義。阿金最大的優勢是，她擁有自己的生活能力。魯迅筆下無論是勞動婦女或知識女性，大多都需要依附于男性，接受經濟或精神上男主女從的體制，離開了家庭都會發生衣食之憂，都會令人擔心她們的生存。唯有阿金，雖然文章中寫到她被主人解雇，但我們并不會擔心她有生計之憂。阿金顯然是一個成熟的掌握了都市生存經驗的女性勞動者，和厭惡上海的魯迅相比，她更熟悉現代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邏輯，積累了豐富的城市生活經驗，更善于利用城市謀生和保護自己。她不再是受人擺布、被人左右的傳統女性，而是在大都市中如魚得水、無往不利的新女性。因此，祥林嫂被夫家綁架出賣，如同貨物一樣被捆綁帶走，連自己的工錢和衣服都是交給了婆婆帶走，這在阿金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阿金的行動呈現出善惡新舊之間的灰色狀態——她跳出了傳統宗法倫理的陷阱，卻也不被知識階級的新道德所束縛；她既不接受啟蒙，也不參與革命，其種種言行背后隱含的是一種個人主義、利益最優的現代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理性一方面將個人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難免孳生出功利、市儈、投機的心態；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喚醒個人的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沖破等級觀念與陳腐道德的束縛，推動社會的平等。這樣的阿金，既是新的商業社會的受益者，又是固有倫理秩序的破壞者。她并不懾服于任何權威之下，不僅早已經脫離了族權（跳出了家族），而且通過“軋姘頭”打碎了夫權，對洋人巡捕也能想辦法利用之，對代表知識精英的“我”也并不恭敬和服從。她通過勞動實現了經濟獨立，擺脫封建人身依附，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和解放，這種自由和解放誠然有很多缺陷，也受到諸多局限，但又是實實在在的，切實改善了阿金的命運，使其擺脫了祥林嫂、愛姑的悲劇結局。

但是，面對這樣一個更有力量、更有破壞性的阿金，魯迅卻陷入一種奇怪的、有些惱怒的情緒中：

阿金的相貌是極其平凡的。所謂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難記住，不到一個月，我就說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樣來了。但是我還是討厭她，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什么深仇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動搖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25]

他的被動搖的信念就是，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大抵柔弱，“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而沒想到阿金卻有這么大的能量，“假如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就“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可見，對于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可以攪動乃至顛覆現存秩序的阿金，魯迅是頗感訝異和不安的，甚至說魯迅感到了被冒犯也不為過。其原因在于，阿金的出現從根本動搖了魯迅的兩性關系論述。首先，新文化運動形成的啟蒙論述在阿金這里失去了效力。在啟蒙論述中，女性可以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男性知識分子則通過建構與傳授知識來掌控、促使女性解放；現在，無知識的下層勞動女性也可以獲得更為實際的自由與解放——處于社會下層的女傭階級，應該是最缺乏保障的群體，竟然不需要啟蒙便具有了強烈的自我意識，可以選擇愛人，掌握經濟權。其次，左翼文學運動帶來的階級論述對阿金也并無效用。阿金雖然是勞動婦女，但并無階級意識，也從未參與勞工運動，但這并不妨礙她“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成為市井生活的贏家。在魯迅固有的觀念中，中國女性命運相當悲慘，對于“娜拉”型女性而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否則便要餓死；到了20世紀三十年代，又說：“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于不得不死者何限”[26]。然而阿金這個從農村走出的“娜拉”，雖然失去了溫順、多情、犧牲等男性贊賞的傳統品質，但卻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食其力，既不墮落，也不“回來”。這不能不使魯迅感到茫然無措，并產生了困惑、失重和暈眩之感。已經有學者指出：“魯迅直到1934 年都強烈認為女性形象在舊社會是弱者、被損害者。這可能使他無法看到女性形象的另一部分: 迎合當時的時代和社會，有時是以強者出現的底層社會的女性形象。”[27]事實上，魯迅寫下《阿金》這篇文章，已經表明他感受到了阿金這一類女性帶來的沖擊，他意識到了阿金們“無情”、“感覺是靈的”等新特點，但他沒有對特定社會歷史進程中資本主義都市對女性帶來的變化予以足夠的關注，這使其難以認識到，在啟蒙論述和革命論述之外，還有一種新生產方式變化帶來的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哪怕是極有限的）。換言之，阿金并非阿Q式愚昧不堪的“國民”，也非可以政治動員的“群眾”，她已經超出了魯迅原有的經驗結構，是魯迅的人物辭典中所沒有卻又不得不面對的堅硬的存在。正因為如此，魯迅既屢屢抱怨阿金之“討厭”，又不得不承認“我卻為了區區一個阿金，連對人事也從新疑惑起來了”，并在文末猶疑而糾結地說道：“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文辭的纏繞，正說明解釋的困難。面對阿金，魯迅感覺到了自己思想的限度，但已經無力突破。衰老病弱而又為名聲所累的魯迅已不大可能改造自己的經驗結構，去真正理解阿金。面對這樣一個令他備感困惑和難以解釋的存在，他喪失了以往剖析新舊女性人物的深刻與犀利，不得不代之以笑罵和調侃，并將這一復雜的情緒命名為“討厭”。

七、“討厭”之外

但是，如果僅僅將《阿金》視為魯迅挫折感的某種宣泄，又未免有些可惜。

魯迅晚年寫作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應某種要求而做的“命題作文”，也就是“有范圍，有定期的文章”，但這類文章“做起來真令人叫苦，興味也沒有，做也做不好。”[28]《阿金》顯然屬于另一類文章，是在非常放松的狀態下隨意寫成，屬于“自選動作”。魯迅說《阿金》“并無深意”，那顯然是指《阿金》不是命題作文，沒有特別的政治含義，而不是說《阿金》本身不值得深究。在我看來，《阿金》雖非長篇大論，卻由于“超我”的缺位，流露了晚期魯迅的某些潛意識或無意識。換言之，魯迅反復訴說阿金“討厭”，與其說是對阿金的否定，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由此入手，應能在這一詞語背后，觸摸到魯迅后期思想中頗具癥候性的問題結構。

回到文本，我們會看到魯迅之討厭阿金，與他的聽覺體驗有極大關系。與阿金有關的聲音，幾乎成為魯迅的夢魘：

她有許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陸續到她窗下來，“阿金，阿金！”的大聲的叫，這樣的一直到半夜。[29]

這叫聲使魯迅很受影響，以至于“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不僅阿金的朋友們嗓門洪亮，阿金本人的音量更是了得。她和老女人吵架，可謂聲震四方：

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面以外的人們聽見。[30]

魯迅喜靜，對生活噪音非常敏感，曾因家里的女傭吵架而生病。[31]因此厭惡阿金的喧嘩，似乎并不值得奇怪。但在這里，魯迅的“安靜”與阿金的“吵鬧”更像是能量的對比，后者顯然是更有力量，更有行動力的一方。事實上，對于阿金的噪音和擾動，魯迅是無可奈何的。他曾經嘗試阻止阿金的街頭會議，但“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因此只能在書齋中生悶氣，感嘆阿金“搖動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因此，“喜靜/書齋里/乏力”的魯迅就與“吵鬧/街頭上/強力”的阿金構成了鮮明的對照。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對照繼續擴充：

魯迅——知識分子——男主人——室內——喜靜——制止吵鬧、失敗——只在書齋里發議論——我的滿不行

阿金——勞工階級——女傭人——街頭——吵鬧——繼續吵鬧、勝利——攪亂了四份之一里——女性的偉力

很明顯，魯迅和阿金幾乎在每一個方面都是兩兩對立的，幾乎構成了一組針鋒相對的矛盾矩陣。這也啟發我們，從表面上看，魯迅與筆下的阿金是不堪其擾的寫作者與鄰居女傭的關系，但實際上，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顛倒的鏡像關系。阿金就像一面鏡子，魯迅從中既可以看到部分的自我，同時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弱點。一方面，我們可以并不費力地發現阿金與魯迅的相似：刻薄、冷酷的言辭，毫不在意世俗的規則，嘲笑陳腐的道德，生存先于理念的生活哲學，注重實際和韌性的斗爭，甚至有幾分潑皮氣；另一方面，阿金的存在又映襯了魯迅的某些局限。阿金在街頭興致勃勃地吵鬧，與魯迅在書齋中的無可奈何，構成了頗有反諷意味的對比意象。阿金雖然出身底層，但精力充沛，善于組織，斗爭潑辣，能言善辯，在現實社會中具有極強的行動性和實踐性。反之，書齋中的寫作者魯迅，雖然生活在裝備新式衛生間、煤氣灶和浴缸的高級寓所，掌握著知識和寫作特權，但對現實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改造和影響是極為有限的。“弄堂英雌”阿金越是能擾動社會，便越是顯得“室內寫作”的知識分子的失敗——后者除了將這一困境以雜感的形式記錄下來，似乎已經無能為力。

結語

對于阿金，本文無意做簡單的翻案文章。與其說我們意圖褒揚這個人物，不如說我們想指出，阿金是一個多義的復數形象，而這一人物所折射的魯迅心態，同樣是復雜而隱微的。在《阿金》最后，作者說“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如何理解這句話，有很多答案。但在我看來，魯迅顯然認為阿金有可能成為中國女性的某種標本。這個強有力的，能擾動社會的女性，是具有了某種改變現實的可能性的，只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如此野蠻、強悍、陌生而獨立不羈，幾乎不受現存秩序的控制，而魯迅也不知該如何加以限制。作為知識者的魯迅在這里暴露出雙重的局限——既不能像阿金那樣去“擾動”社會（行動的局限），也不能理解、闡釋阿金及自己的處境（知識的局限）。不僅如此，如果說阿金是秩序的破壞者，魯迅對她的不滿、排斥、抵觸、嘲笑，是否暗示了這位居住于高級公寓中的知識精英已與秩序合謀，而自身已化為秩序的一部分？而如果說阿金是魯迅的自我投射，那么當客體（鏡像）超越主體，誰才是真正的主體？由是思之，魯迅之“討厭”，固然指向阿金，但或許也指向阿金這一鏡像所反射的自我，而隱藏在層層修辭圈套之下的自我指涉，或許才是《阿金》文本復雜性的真正根源。

注釋：

[1]魯迅：《頭發的故事》，《魯迅全集》第1卷，第487—4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使用的全集版本同此，不再另行注明。

[2]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205頁.205。

[3]魯迅在北京時，曾雇有女傭兩人，據俞芳回憶為王媽和潘媽，王媽為魯迅家的女工，潘媽為魯迅母親魯瑞的女工，見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34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上海，有了周海嬰之后，魯迅家中也雇傭了兩個年老娘姨，一位負責做飯，一位為南通籍許媽，負責照顧周海嬰。見蕭紅：《回憶魯迅先生》，《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女性筆下的魯迅》，俞芳等著，第44—4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孟超：《談“阿金”像——魯迅作品研外篇》，《野草》三卷二期，1941年10月15日。

[5]張夢陽：《魯迅的科學思維——張夢陽論魯迅》，第199頁，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6]蔣於輯：《魯迅眼中的都市女性》，《紀念魯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第347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

[7]竹內實、黃楣、陳迪強、張克、張娟等研究者先后提出，阿金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不應簡單加以否定。

[8]魯迅：《傷逝》，《魯迅全集》第2卷，第115頁。

[9]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205頁。

[10]上海方言中將婚外戀稱為“軋姘頭”，見《上海文化源流辭典》，馬學新等主編，第53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11]彼爾·干德，今譯為培爾·金特，是易卜生詩劇《培爾·金特》的主人公。他放浪一生，終于在初戀情人索爾維格那里得到了接納和救贖。

[12]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207頁。

[13]竹內實：《阿金考》，《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第133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

[14]魯迅接受香港海關邊檢，一開始拒絕行賄，不僅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最終也不得不付出十元錢的賄賂，可謂完全失敗。見魯迅：《再談香港》，《魯迅全集》第3卷，第559—564頁。

[15]黑體和下劃線為引者所加。

[16]魯迅：《350129 致楊霽云》，《魯迅全集》第13卷，第362—363頁。

[17]在《祝福》中，祥林嫂對敘述者“我”的關于靈魂有無的發問，可能是一個被觀察者突然反觀觀察者的例外，而在這里，敘述者同樣感到極不尋常的心理體驗：“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見魯迅：《祝福》，《魯迅全集》第2卷，第7頁。感謝哈佛大學應磊博士的提醒。

[18]事實上，在小說中，至少叔齊是明白他們兄弟是言行不一的，只是不愿被別人揭穿。當阿金姐步步追問伯夷“怎么吃著這樣的玩意兒的呀”，叔齊已經知道她的目的，在于以邏輯的三段論，令他們自證其謬，所以在伯夷剛剛說出口“因為我們是不食周粟”，叔齊便“趕緊使了一個眼色”，試圖阻止伯夷掉入阿金姐的邏輯陷阱，然而為時已晚。因此，真正將伯夷叔齊推入絕境的不是他們言行不一、吃了周粟這件事本身，而是這件事被阿金姐所揭穿，他們不能再裝作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周朝的薇菜，義士形象無法再維持。

[19]竹內實：《阿金考》，《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第145—146頁。

[20]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說：“月前雇一上虞女傭，乃被男人虐待，將被出售者，不料后來果有許多流氓，前來生擒，而俱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傭在內而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鄉會本為無賴所把持，出面索人，又為不佞所御退”，見《291108 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卷，第211頁；日記里也有如下記載：1929 年10 月31 日:“夜律師馮步青來，為女傭王阿花事”；1930 年1 月9 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贖身錢百五十元，由魏福綿經手。”見《魯迅全集》第16卷，第157、178頁。

[21]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第109—110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22]上海女傭在民國初期已是發展較成熟的職業，有不同的種類。上海負責介紹傭人的薦頭店有兩千家左右，巨大的需求使女傭也進一步市場化，從鄉村的人身依附式的女傭，轉換為職業化的服務，待遇比在鄉村有明顯改善——“他們這班人，工錢雖然不多，可是很容易積蓄。因為得了人家工錢以外，總多少有點外混，供他的零用。他們終日在家里，又沒有賭錢和銷耗的機會，手邊有了錢，不是寄回家鄉，就是上會，或是借給東家”，見李次山：《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1日。據記載，在銀元時代，普通娘姨月工資約為4至6元，見馬陸基《舊上海的薦頭店》，《上海社會大觀》，施福康主編，第172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在外國人家里當女傭，如果會一點外語，可以拿到15元一個月，見茜：《千重萬重壓迫下的女傭群——女傭座談會記錄》，《婦女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9月16日。所以，程乃珊認為民國時期的上海娘姨除了養活自己，還可以贍養家人，“月收入完全有可能高過自家老公”，應是可信的。見程乃珊：《上海保姆》，《上海文學》2002年10月號。

[23]上海市政府秘書處：《上海市政報告（1932-1934）》（第二章 社會），第82頁，漢文正楷印書局1936年版。

[24]魯迅：《傷逝》，《魯迅全集》第2卷，第124頁。

[25]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208頁。

[26]魯迅：《論秦理齋夫人事》，《魯迅全集》第5卷，第509頁。

[27]中井政喜：《關于魯迅<阿金>的札記——魯迅的民眾形象、知識分子形象備忘錄之四》，《中山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28]魯迅：《350428 致蕭軍》，《魯迅全集》第13卷，第448—449頁。

[29]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205頁。

[30]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206頁。

[31]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4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