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心靈的對話

賀仲明

在現行的文學體制和許多人的觀念里，文學批評似乎被隔離在文學之外，其實，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著名的《文學理論》中所指出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文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直接關系著時代文學的發展狀況。所以，當一個批評家從事批評工作的時候，他所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則是文學的原則——作為人類心靈世界的產物，文學絕對有自己獨立的原則和評價標準。文學批評不應該成為政治、經濟或其他權力的工具，也不應該以其他標準來代替文學的標準。

從這一原則出發，文學批評與作家的關系也應該是心靈之間的交流。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產物，批評家也應該從心靈出發來進行批評。一方面，文學批評應該體現出“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在尊重文學和作家的前提上來進行批評工作，應該突出“他是什么”而不是“他不是什么”，不是以其他外在條件對作家的苛求，而是以作家本人為中心的對作家的尊重和認真研究，因為每個作家都有不足，不可能是全面的，批評當然也不能求全責備，不能以抽象的“真理”來要求作家和作品。在文學批評中，文學史的背景作用應該主要是考察和檢驗作家獨創性的工具。同樣，比較的方法也是一樣，要建立以作家為主體的自然的比較，而不是外在于作家的生硬的比較。

但是另一方面，文學批評又不應該是鄉愿式的和稀泥，它應該有原則，有立場，有自己的主體性和超越性——這種主體性建立在對文學尊重和深入認知的基礎上，但擁有批評家超越性的獨立思考——在當前文學批評大規模地喪失立場的情況下，這一點也許是應該特別強調的。批評家不應該被批評對象所拘囿，而要力圖站得比批評對象更高更遠，要對創作潮流有激勵和引導作用，而不是跟隨在創作后面亦步亦趨，要擁有比時代文學更高的、更客觀的文學標準來要求作家和時代文學，其目的是激勵文學超越現狀，走得更遠更高。批評家與作家相比要更理性，更冷靜，更有文學史的視野和客觀的高度。真正和諧的創作和批評的關系，是像19世紀俄國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果戈理這樣的關系，是獨立思想的平等交流，而不是作為作家的附屬。一個批評家可以沒有作家朋友，或者他和作家可以在生活中是朋友，但在文學批評中就只存在職業關系，他們共同為時代文學事業負責。

我在這里所說的批評觀也許是文學批評的常識，但也許正因為太常識了，反而容易被人遺忘。我不是一個專職的文學批評家，但我愿意保持對文學的一分熱愛，愿意遵循文學批評的常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7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毒手藥王”的前世今生

——猜想賀仲明

朱文穎

賀仲明是個批評家。在當今的文化語境里，“批評家”這個詞可以與許多事物產生關聯。我覺得其中有一項可以是醫生。講到醫生，自然就會想到醫生開出的藥方。而賀仲明自然而然地讓我想到了中藥。我不愛看武俠，所以關于“毒手藥王”的知識也是道聽途說來的。據說金庸的武俠小說《飛狐外傳》中寫過一個江湖人物，他就是毒手藥王。此人居住在一個名叫藥王府的神秘山谷里， 手里握有一本秘不外傳的《藥王神篇》。毒手藥王在山谷里主要的事情就是研制各種毒藥，哪種毒就研究哪個，越毒越好，不怕有毒，就怕不毒……不知道為什么我突發奇想，硬是把樸實耿直、平和中正的賀仲明，與這位純屬虛構的“毒手藥王”聯系在了一起——是呵，無論是相面、算命、相處還是臆想，與賀仲明最無緣的一個字就是“毒”，但或許萬事萬物相生相克，我再一次突發奇想—— 如果說賀仲明讓我想到了中藥，那么，這個“毒”就應該是賀仲明的藥引。

先來說賀仲明的不毒。我和賀仲明其實相處不多。為了寫這篇文字，我才略微知道了一些，比如說他是湖南人，吃辣子長大的。比如說，他的同行以及他的朋友是如何看待他的……這當然和我與人相處時的不求甚解有關，但仍然是萬事萬物相生相克，一個人既然不求甚解，于是也就更多地依賴于直覺：也就是說，我對這位名叫賀仲明的人、這位從事批評的人懷有一種天生的信任—— 他對于文字的判斷力，以及來自個體的最根本的善意。

我注意到，在賀仲明對于自己批評理念的一些闡述中，有著這樣的文字。在這樣的文字里，與其說他是堅定的、鮮明的，像蜂蝶一樣蜇出毒針的，還不如說他是困惑的、矛盾的，甚至是迷茫的……賀仲明把這樣的困惑歸結為個性， 歸結為某種特定的生活背景與生存秩序。比如說，他在湖南農村度過童年時代， 鄉村的艱辛與權力的肆虐，讓他后來一直堅守著對于現實的批判精神。而另一方面，“我對文學最真切的感受卻又是它的美學魅力”。這種美學批評與現實批判的矛盾讓他苦惱，因為“細心的讀者可能還會發現，其中的某些篇章在觀點和方法上甚至有相矛盾之處，有時候或許還存在祛除銳氣以求中庸的缺陷。然而，盡管這一困惑長期徘徊于左右，我卻始終無法作出最終的取舍……”。

我不知道他人是如何看待賀仲明的這種困惑的，在于我，不知道為什么，這段文字卻意外地讓我感覺真實與親切。首先，我認為這是一個把自己真實的心靈印記帶入批評的批評家。這是難得的，較之一切言之鑿鑿的理念，這種猶疑與矛盾反而來得更加可信。因為真實的靈魂往往不能涵括天地間一切的法則。法則是眾生的，而個體的真實反倒體現在局限之中。我是不懂得批評的，但仍然憑借直覺，我似乎更加信任那些不那么言之鑿鑿的批評家，那些不能掌握一切法則的批評家，那些仍然承認自己局限的批評家。因為這樣的困惑并不僅僅是賀仲明所說“與自己頗為優柔的個性有關，或許也受到生活背景的影響”，我認為它來自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一個人，怎樣基準于自己有限的存在，而盡可能接近那些無限廣闊甚至于超越現實的事物——

賀仲明當然不是刺猬，但他也不是狐貍。有人對他的評價是：平和中正。平和是理性，中正則是明白和倔強。這些都是在強調賀仲明的一個“基準”， 也就是說，他不是飄在天上指手畫腳的，而是從自己真實的知覺、痛感與喜樂出發的。《阿Q 為什么是農民？》《阿Q 是不是農民？》……這些具有獨特切入視角的批評文字，貫穿始終的，其實是一個批評家整個的生存背景、學養、痛苦的思考、矛盾以及艱辛的求索之路。對于賀仲明來說，這中間沒有間隔與縫隙。

賀仲明的平和中正當然還體現在其他的地方。比如他對于作家陳希我的評論。陳希我是如此典型的以毒攻毒型，渾身都是毒刺，冷不防就射出來一根， 蓋住里面那顆紅通通的善心。但他的方式顯然不是賀仲明的方式。所以賀仲明的評論文字里有這么幾句：“我估計，我的這段批評陳希我是不會認同的，陳希我是一個很有主見、很有獨立性的作家，我與他的分歧關涉到最根本的對文學的理解、對人性的理解等問題，這些問題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個人性。”

我不知道陳希我認不認同，反正看到此處，我是忍不住會心一笑的。因為對于這樣的“個人性”我也有著很深的體會。就在前些天，我和另一位同是寫作的朋友聊天。我表達的意思是這樣的：我是個骨子里并不極端的人。對各類人群我基本都能接納，這與生存經驗有關，或許更重要的還是天性。我說我認為這世界上的事情，歸根到底是沒有什么對錯的，沒有最終的解釋，也沒有最終的解決。因為世界是寬的。你在這一層上有了解釋或者解決，到了再上一層， 或許就是完全相反的結論。真相的后面還有真相。如此循環往復，再循環往復。而我的這位朋友就批評我。她說你必須窄，在某個地方你只有窄了，才會產生真正的判斷，有力的判斷。她說世界是簡單的，你看，花這么開，草這么長， 天是這樣的藍，說明萬事萬物都有規律可循。

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就像我也明白，賀仲明究竟在什么地方與陳希我產生了分歧，以及他們在無限遠的一個地方必將重逢。我想我們兩個其實都是對的。甚至我們在說的可能就是同一個道理。只不過每個人存在不同的天性，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感官世界與生命密碼。

講起來，我和賀仲明的相識還挺有意思。在我們還并不相識的時候，賀仲明在一個系列評論里面負責寫我的那篇。過了若干年，后來我們見了面。不知怎么的，也不知是誰，就講起了賀仲明在那篇評論的后半部分（呵，當然是后半部分）對我的一些批評。說真的，其實我對于賀仲明的信任恰恰正是來自那后半部分，從那些并不是贊美的文字里面，我看到了一個批評家的才華、洞察、真誠、敏銳……以及那么一點點的毒。就像有人評價賀仲明的——他對當代中國作家的精神狀況和心理真相的系統研究，尤其是結合具體作品對作家心靈損傷（明傷和暗傷）的“望聞問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是呵，我愿意把賀仲明的毒也當作我的藥引。

中國的古人喜歡講藥，講藥即毒、毒即藥。據說神農老先生在嘗百草的時候，一天里面就曾親自經歷過七十種毒。至于“毒手藥王”，也就是我對于賀仲明的一種想象吧。我希望他在神秘山谷里親嘗百草，精研毒藥。但平和中正的賀仲明，無論如何又和毒藥有著那么點距離。賀仲明當然不喜歡極端，雖然他是吃辣子長大的。他是善意的，寬厚的，雖然人的種種善意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但賀仲明命里注定要用這一種——就像有些藥的藥引是“蘆根三四支”，有的則是“鮮桑葉五六片”或者“陳綠豆一把”，賀仲明有幸成為這一種，而不是那一種。然而，我又是那么希望賀仲明能多用一點毒藥，多用一點猛藥呵。那時的賀仲明一定會更出色更精彩的。當然，話說回來了，毒死一兩個人，對于神秘山谷里的“毒手藥王”是著實無妨的，但賀仲明是吃五谷雜糧的，也并不幽居山谷呵。那么，做一個什么樣的“毒手藥王”呢，這樣的難題，賀仲明能問答嗎？

（朱文穎，作家）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