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推薦人語

“洪范八政，食為政首。”在《尚書·洪范》中列舉了治國理政的八個重要方面，而解決好人們的吃飯問題是第一要務。陳啟文于2009年就采寫了《共和國糧食報告》，時隔十余年后又推出了這部以“中國飯碗”為主題的長篇報告文學。這部作品將重點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余年，并從一系列突出而尖銳的追問開始：中國的糧食現狀如何？中國人在21世紀能不能養活自己？如何構筑起中國糧食安全島？作者從“糧食生產根本在耕地，命脈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動力在政策”等一個個關鍵點切入，用扎實豐富的事實和血肉豐滿的人物細節揭示了中國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依靠自身力量，逐步實現了由“吃不飽”到“吃得飽”并且“吃得好”的歷史性轉變。2020年，對于全球都是災難深重的一年，新冠疫情與自然災害疊加在一起，一場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正在襲來，而中國人民則續寫糧食“十八連豐”輝煌，把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這部作品將糧食提高到關系國家安全、民族命運、人民福祉的戰略高度來思考，為當下報告文學如何更好地干預現實、參與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在宏大敘事中體現了作者出色的文學敘述品質。

——李炳銀

陳啟文，湖南臨湘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主任，文學創作一級。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河床》《夢城》《江州義門》，散文隨筆集《漂泊與岸》《孤獨的行者》《大宋國士》，長篇報告文學《共和國糧食報告》《命脈》《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中華水塔》《為什么是深圳》等30余部，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中國新聞獎(報告文學)、徐遲報告文學獎、全國紀錄片一等獎、中國優秀傳記文學獎等。

中國飯碗（節選）

陳啟文

序章

一

興許，許多和新中國一起走過來的人，還記得開國大典后不久，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經放言：“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中國共產黨能打贏戰爭，卻無法解決幾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不能不說，這位“冷戰政策”的制定者，一下就抓到了中國的命根子，吃飯問題，的確是中國歷來最大的軟肋。

糧食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糧食，而是歷史演進的規律、民族興亡以及生命的無窮奧秘所構成的自然與文化的混合體。它是每一個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歷史最直接的載體，它內部包含著巨大的信息量，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超越。如果說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糧食就是它最基本的底線。

中國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度，自上古的神農、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開創了中華農耕文明之先河，歷朝歷代，始終把解決天下生民的吃飯問題作為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然而，追溯中國亙古以來的歷史，既是一部以糧食為主的農耕文明史，也是一部天災與人禍交加的饑荒史。歷史上的每一次兇年饑歲，又無不釀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說穿了就是饑民起義。為了填飽饑腸轆轆的肚子，中國農民一次次揭竿而起，當他們被逼到了“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的殘忍絕境，戰爭已不是最殘忍的選擇。哪怕最后能吃上一頓飽飯后立馬死去，也比淪為一個倒斃于荒野赤地的餓殍更加心甘。

當千古帝制終于被推翻，一個身影站在了歷史入口處——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他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中，講的就是吃飯問題，他將這最容易又頂重要的吃飯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吃飯問題，是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的。”而他提出的奮斗目標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并且有很便宜的飯吃”。這并非多么崇高的理想，而是一個最基本的生存目標，卻一直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中山先生認為，首要是解決土地問題，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對于中國農民來說，糧食是命根子，土地則是命根子的命根子。為解決土地問題，中山先生指出了一條路，“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我們對于農民問題的完全解決。”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就與世長辭，他的愿景在軍閥混戰、外寇入侵的烽火連綿的亂世中，變成了一個難以實現的遺愿。戰亂中的中國也是一個饑荒之國。據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估計：“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至700萬人死于饑餓。”按他的推測，在民國存續的38年間，中國死于饑荒的人口至少超過兩億，這遠遠高于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而饑荒對人類的滅絕遠勝于戰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目擊了戰亂和饑荒給中國人帶來的如地獄般的情景：“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滿了樹皮鋸末，像生了腫瘤……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凈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尸，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飽受著饑餓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

誰能拯救一個饑荒的國度和饑餓的民族？在孫中山先生的背后，一個年輕高大的身影逐漸從蒼茫時空中浮現出來，毛澤東。1910年春天，毛澤東還是一個17歲的少年，當他從韶山沖背著一個包袱走進省城，就遭遇了長沙城發生的“搶米風潮”。這股風潮的直接原因是湖南多地遭遇水旱災害而導致糧食歉收，米價飛漲，而土豪劣紳又囤積居奇，將原本就半饑半飽、艱難度日的貧民逼到了無米下鍋的絕境，長沙城中以賣水為生的貧民黃貴蓀因無錢買米而全家自殺。這是一個導火索，猛地點燃了長沙人民反抗的怒火，為了一口救命的糧食，他們在軍警的嚴厲鎮壓下沖向一家家米店和糧倉，而長沙搶米風潮很快又波及周邊多個城市。對于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這不啻一場多米諾骨牌局的開端。這讓一個憂國憂民的少年強烈地感受到了，饑餓引發的不僅僅是絕望的反抗，也不僅僅是一場血腥的鎮壓，而是在連鎖反應中所引發的社會震蕩，他預感到清朝——這個最后的帝國已經在此起彼伏的社會震蕩中分崩離析。果不其然，還沒過一年，那個在時空中延續了數百年的大清帝國，就在一場看上去并非地動山搖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在時隔9年之后的五四運動中，毛澤東已是一位“揮斥方遒”的青年才俊，而他最關注的還是吃飯問題。他在《湘江評論》發刊詞中大聲疾呼：“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

毛澤東從一開始投身革命，就是從解決農民、土地和糧食問題開始的，這對于一個農民的兒子，幾乎是一種源于生命的本能。而他后來做出了這樣一個論斷：“中國農民一窮二白的狀態兩千年基本未變。”

未變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兩千多年來的土地所有制一直未變。

這也讓他為未來中國測出了一條道路——土地革命。他在黨內第一個提出中國革命必須要依靠農民。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第六個年頭，也是一個生死存亡之秋，中國共產黨才終于認識到了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了的這一點。那是一次在危急關頭召開的緊急會議，也是一次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命運的會議——八七會議，會上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從此確立了依靠農民實行土地革命的方針。

八一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不但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還由此揭開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就在起義的第二天拂曉，便頒布了《土地革命宣傳大綱》，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設鄉村政權、“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口號。起義部隊在異常艱苦的南征途中，一路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許多老區人還記得，一些在戰斗中受傷的戰士，還裹著浸染著血跡的繃帶，就在濃濃的夜色中打著火把，去老百姓家里串門，他們用陌生的口音，一聲聲地呼喚著老鄉，那“打土豪，分田地”的聲音，在他們沿途經過的鄉村一路傳播，讓“耕者有其田”、讓老百姓吃飽飯，這些簡明奪目的基本價值，又構成了革命戰爭充滿正義性的時代張力。

在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和開荒種地成了邊區經濟政策的靈魂。租低了，田多了，農民的積極性被激發出來了。在邊區土地政策中得到了實惠的農民，吃飽了肚子，也成了邊區政府和人民軍隊的最堅強的后盾。可以說，很少有普通農民一開始是靠抽象的主義或理想投奔革命的，他們大都是通過土地走近了共產黨。土地上生長的糧食，閃爍著生命之光的糧食，有時候可以讓你舍棄一切外在的東西，拋開一切謎團般的幻象而回歸生命的本源。而能夠吃飽肚子，就是農人們獲得的最感性的、直觀的真理。在陜北的窯洞里，毛澤東和斯諾有過一次徹夜長談，他們的談話一直圍繞著農民和吃飯的話題。毛澤東談到他的一個偉大發現，中國從來沒有一部以農民為主角的作品，他希望農民能夠成為真正的主角。

對于土地，充滿了戰略意義的土地，在同國民黨的歷史性大決戰中被中國共產黨人發揮到了極致。為滿足廣大農民對土地的渴望，1947年夏天，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土地改革前勞動人民所欠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的高利貸債務。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并歸個人所有。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并征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余部分，分給缺乏這些財產的農民及其他貧民。

正當中國共產黨在東北解放區和華北解放區開展“一手拿槍，一手拿算盤”的土改時， 1947年5月，在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一場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學生運動——“五二〇運動”，其規模之廣、歷時之長、來勢之猛、作用之大，在中國現代史上是少見的。當時，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說：多少年來，國民黨把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當作最重要的口號之一，不幸的是他們太忙了，竟至于沒有工夫去實行那位卓越的領袖所訂的土地改革方案。——這是一份外國人辦的報紙，但它說出了中國的真理。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毛澤東有個有趣的估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占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占七分。”這樣一個既清晰又簡單的比例，幾乎把歷史所有的真相都揭示了。

多少年后，曾在蔣介石麾下擔任國防部參謀的黃仁宇，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形成了考察中國歷史的大歷史觀。一次，他在翻閱蔣介石日記時發現，蔣介石終于看出“土地改革為勝敗之關鍵”，然而，蔣介石對這個關鍵的發現實在太遲了。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在陜北的窯洞里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出了一個更深刻的預言：“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贏得中國！”

……

（未完，全文見《中國作家》紀實版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