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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網絡作家尚啟元的《刺繡》是一部關注女性命運和價值的歷史網絡小說。作家站在女性立場，書寫了20世紀上半葉以沈靈慧、沈雪馨為代表的蘇州繡娘的傳奇。從女性主義視野出發，用新女性的相關思想觀點，以形象重塑、性別重構、愛情婚姻觀轉變做互文性闡釋。不難發現，《刺繡》通過氣勢磅礴的文字和恢弘大氣的歷史擔當，表達家國情懷的同時，為當下兩性關系和諧發展提供了某種示范的可能。

關鍵詞：《刺繡》； 女性意識； 性別重構

網絡文學在為閱讀人群提供世界想象的同時，更為創作者帶來新的言說姿態。網絡文學的創作，其基礎與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意識形態大多一脈相承，近年來脫穎而出的網絡小說中，歷史題材比重逐漸增多，并一改早期歷史文學中片面的女性形象，而是注入新的時代內涵與新的性別使命與訴求。恰如王岳川在《中國鏡像》一書中，把“歷史重讀與女性書寫”同作為“邊緣話語”而歸在了一起，而重寫、重讀文學史也著重強調對于女性角色的審閱和挖掘，足以說明女性主義與網絡文學之間揮之不去的隱秘聯系。

在“男尊女卑”傳統社會風俗下，早期傳統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成為邊緣，甚至成為附庸，直到近代社會，女性主義及相關理論才隨著“五四”運動流入、發展。女性主義從早期主張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到關注兩性關系，消解男權社會的觀念和體制。在《女性主義》中，李銀河劃分了女性主義的幾種類型，并對新女性主義特征進行概括，這與新時代網絡文學中女性角色的建構和塑造不謀而合，因此新網絡文學對于女性的書寫是同男性書寫區分開的，青年作家尚啟元在其網絡文學作品《刺繡》中站在女性立場，書寫了20世紀上半葉以沈靈慧、沈雪馨為代表的蘇州繡娘的傳奇，為新網絡文學與女性主義的發展作出先鋒示范。

一、新女性意識的形象重塑

自古至今，受傳統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女性在社會和家庭層面飾演著重要角色。相夫教子、舉案齊眉成為衡量女性道德水平的標準，文學作為一種文化樣式，深受這些思想的浸染，各類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傳統女性形象并未有太多嬗變。隨著時間的推移，百年來各類外國文學思潮進入中國，社會和人民的思想意識也時移俗易。尤其是網絡時代的到來，區別于傳統的文學模式催生出各類新鮮事物，新女性意識也不斷地完善和發展。網絡文學中的新女性對應著過去，應具備現代性人格、思考和特性，是對傳統文學中女性形象的更新與突破。

與傳統文學中女性形象相比，網絡文學中的新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元化特質。受女性主義影響，她們對于獨立意識的覺醒、個性精神的完善、自我命運的掌握都有前所未有的表現；其次，她們更是擺脫家庭的羈絆，在追求事業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最后，面對傳統女性只能深居閨房的禮數觀念，新女性更樂于接受新事物，與時俱進。這些文學形象在眾多的網絡文學作品中成為意象化的文學符號，充實、豐富了文學色彩。

“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每發生一次歷史性的態度變化，女性角色都要進行一次自我的重塑，女性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中心感應區。”[1]網絡文學偏愛女性作為訴求載體，除了考慮受眾外，還與女性精神氣質反映社會變遷有很大關系。新網絡文學時代，創作者也都喜歡選擇女性形象來創作、充實自己的文本，在此情形下，關注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命運成為受眾的首選。

文學作品女性形象按所處環境主要分為家庭形象和社會形象。在家庭環境中，女性形象起決定性作用，不論是作為母親、妻子、女兒、姊妹或者女眷，她們為家庭生活作出了決定性貢獻，“賢妻良母”成為衡量標準。在網絡文學《刺繡》中，作家尚啟元塑造了眾多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形象都是具有內在的審美。故事的空間集中在蘇州這座江南古城的玉春坊刺繡坊，以沈靈慧、沈雪馨為代表的兩代繡娘如何兼顧好家庭和事業的。在小說中對于沈氏兩代人的家庭形象并未提及太多，身邊樸實、善良并照顧沈雪馨的翠媽，溫柔體貼、親如姐妹的高芳芳、悅兒等成為傳統家庭形象的符號，他們背后默默地支持著沈氏兩代人的成長和重振玉春坊的過程。

同樣，“五四”之后，女性主義傳播到中國，女性主義提倡的自由平等開始喚醒中國女性，他們沖破家庭束縛，融入社會，尋求自身價值。沈雪馨生長在封建王朝徹底崩潰與民國誕生的時代，她身上始終交錯著頹廢與奮發的矛盾。沈雪馨成人后，憑著天賦，成為一名技藝高超的繡娘。因時代現狀，她決定重振玉春坊昔日的輝煌，在此過程中，她沖破舊觀念，在不同繡房之間切磋學習，努力打破各種制度中的不平等，并與閨閣坊、秋彩坊等弱勢方共同工作，取得人工與機器的斗爭的勝利。

二、平權意識下的性別重構

對比西方和近代我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可知，我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出發點并非單純為了爭取她們自身利益，而是與近代中國的時代背景緊密聯系的，更像是“由男性主導，建立在兩性共謀而不是性別對抗基礎上，把女性解放納入到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運動。”[2]這使得兩性之間的關系有了共謀。但是，在付出責任獲取權利的過程中，女性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開始尋求男女平權，這導致兩性關系由共謀轉向沖突。

縱觀全球女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的三次浪潮，女性追逐平等自由的權利逐步擴大，更加關注身份認同，并解構兩性二元論，認為兩性關系應重構，更為多元化。然而在各國女性主義發展過程中，因地域、習俗和環境的影響，進度還是大相徑庭的。但涉及兩性權利關系的時候，仍然可以判定為性別平權。

在網絡發展的大潮中，網絡文學也或多或少帶有主體性、實體性和即時性的特征，在要求話語平權的影響下，網絡文學創作者們對于他們筆下女性形象的平權意識進行了重構，摒棄二元對立，男女形象都有了明顯改變。將中國傳統文學塑造的女性形象與《繡娘》中的女性形象相對比，能發現在尚啟元筆下，不論沈氏母女還是他們身邊的翠媽、悅兒還是高芳芳、陳蘭芳，她們都是更有時代性的女性，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覺醒和明晰的自我權利定位。

在傳統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是溫柔的、隱忍的、無聲的，她們的命運被提前安排，由男性決定著她們的未來。有個別女性為自由或者權利而努力爭取的時候，周遭的阻力就接踵而至，最終迎來的結局只能是以死明志，因為這樣才能使得女性更“完美”。而在《刺繡》中的沈雪馨一連打破上述的詛咒，自我認同方面，她不甘心母親留下的玉春坊一蹶不振，懷著滿腔熱血，肩負責任，最終在刺繡行業中闖出一份新天地；在認命方面，從小溫室中長大的她，同時接受東西方教育，并未被書本桎梏囚禁，也沒成為大家眼中的花瓶，在充滿荊棘的路上識破日本人的陰謀、贏得人機大戰的勝利、投身革命事業，追求自我，對抗命運。另外，沈雪馨既沒有因為追求自己而受到懲處，也沒有付出任何慘重的代價，愛情事業上收獲了大團圓結局，雖然故事發生的內部時代比較遙遠，但仍然和如今現實時代形成的復調，映射女性主義的平權意識。

女性主義的平權意識同時也會影響男性形象的塑造。傳統文學中刻板的男性形象多被批評為“閹割”過的，他們具有不可置否的權威、地位和話語權，這些反面形象被女性主義批評得體無完膚。但是在平權意識下，新網絡文學極力地改變著這樣的男性形象。《刺繡》中的高曉濤、張銘輝、陶清珂三位主要男性形象雖然因為共同追求沈雪馨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在民族大義面前，三人更是擺脫了傳統文學中“被閹割”的刻板男性形象。尤其高曉濤，欲揚先抑式的過程更凸顯他是一個溫潤的、紳士的、派克式的英雄。這樣的高曉濤也突破了固有的兩性關系一方缺失的模式，尚啟元旗幟鮮明地點出平權模式下兩性成長過程中的互助與協作，最終成就了高曉濤與沈雪馨的愛情。

三、愛情婚姻觀的突破轉變

黑格爾曾說：“愛情確實有一種高尚的品質，因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且顯出一種本身豐富的高尚優秀的心靈，要求以生動活潑，勇敢和犧牲的精神和另一個人達到統一。”愛情和婚姻是眾多文學作品中繞不開的話題，也很好地反映了對應時代人們的道德觀念以及對美好愿景的向往。網絡熱潮的今天，以愛情和婚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仍舊很多，女性意識的進步使得傳統思想得到解放，女性對于愛情和婚姻固有的心態也在潛移默化地變化著，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會一改曾經的荏弱，試圖擺脫寄托男性主動的形象，擺脫世俗眼光，變被動為主動，選擇和追求愛情，對于愛情和婚姻的態度變得現實和嚴格。

雖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婚姻是傳統社會指派給女人的命運。”[3]然而在不能避免婚姻制度的情況下，愛情和婚姻成為女性主義必須面對的話題。新網絡文學中，創作者們更加關注女性形象在愛情婚姻中的主動，價值取向的轉變使他們的愛情觀念有了新的追求。沈雪馨作為女性主義思想代表人物，她面對張銘輝和陶清兩人的愛情攻勢，并沒有盲目抉擇，雖然翠媽和陳蘭芳一再提醒，但是她對于愛情的希冀更多地是建立在平等、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相同的經歷在沈靈慧和陳蘭芳身上也得到一定體現，沈靈慧為了女兒拒絕各類求婚，只得孤身終老；陳蘭芳更是無意考慮婚姻大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結婚不再成為他們的必經之路，獨身生活也是他們追逐自由的體現。與獨身狀態下的女性相比，文中這些未婚媽媽、未婚姑姑，更是顛覆和嘲諷了傳統婚姻觀念。

“當我們斷言這個或那個具有‘價值’時，我們是在表達我們各自的感情，而不是在表達一個即使我們個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卻仍然是可靠的事實。”[5]所以這就更凸顯了理性的意義，即使在情感的抉擇上，有時候會讓人更加矛盾，理性更能保持客觀性。沈雪馨雖有選擇張銘輝或者陶清珂之心，但是對兩人的好感和感情止于她對蘇州繡坊勢力的理性分析，于是她舍愛與高曉濤走近。受新思想熏陶，她開始認清婚姻和戀愛的關系，婚姻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她敢于沖破教條主義，追求獨立和自由，寧愿獨身也不會為短暫的好感而沖動，雖然感情成為維系婚姻的因素之一，但是更要用長遠眼光去考慮未來婚姻的質量，這種自我支配意識使得沈雪馨的形象挖掘更具有現代性。

同樣，從古至今，兩性關系中的主角一直是男性，女性要遵守嚴格的三從四德，提倡對男性的忠貞。新網絡文學卻對于女性貞操觀有了全新的書寫。新建構的女性在家庭地位中有了地位，并完全滯留在家務和日常生活中，她們更多的是照顧好子女、主導家庭的前景。《刺繡》中悅兒在跟劉子良結婚之后，照顧著一家老小，當受到日本人蹂躪之后，更是以死明志。其實，《刺繡》中的貞操不僅是個人的，還是上升到國家情懷的貞潔。陳蘭芳、高曉濤的革命人身份，沈雪馨對于刺繡技藝的傳承保護都是一種貞操的自我選擇和恪守。

在現代傳播媒介不斷更新的當下，新網絡文學重新詮釋了女性自我意識的選擇和增強，試圖站在女性立場表達她們的處境，“迄今為止，女性話語需要說明也能夠說明的東西，也許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性一貫主宰的歷史，她應該說出來并正在說出來和說下去。”[5]《刺繡》通過氣勢磅礴的文字和恢弘大氣的歷史擔當，表達家國情懷的同時，還不斷地尋找兩性關系并按新網絡時代的特征去重建，這不僅僅是為了增加文學創作理想，還為后續兩性關系的和諧發展為受眾提供了示范性參照。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文學專業研究生）

注釋：

[1]徐穎濤、楊金戈．淺析張藝謀電影中女性文化符號的運用及品牌建立［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0（7）．

[2]張文燦．兩性的共謀與沖突——社會性別視角下20世紀初中國女性解放運動的本土化闡釋［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5）．

[3][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主影，南珊，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199．

[4][英]B·羅素．宗教與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23．

[5]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