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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天艾的《自我的幻覺術》既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又是人物傳記、歷史評論和思想史評論集，保持了其一貫的博學與精妙，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文學經典與歷史之間。作者以名人傳記和作品為視角，通過富于想象力的文學化演繹，來解讀歷史的細節；同時，通過推理、比較、解讀隱喻等多種手段，賦予文學人物歷史的厚重感。一個名人的一生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民族和整個人類的命運。

《自我的幻覺術》，汪天艾 著，漓江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文學家是揭露歷史的人，但文學家總是帶有浪漫的烏托邦氣質。他們知道自己是沒法做成什么的（波拉尼奧語），可他們表現出無所畏懼。歷史學家可能拘泥于尋找檔案、論證數字為了追求準確地再現歷史，在無意識中讓語言變得過于學術和復雜。然而，汪天艾通過閱讀者的身份實現了歷史和文學的融合，浪漫與理性的融合，學理與虛構的融合。

出現在汪天艾筆下的有廣為人知的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聶魯達、烏納穆諾、伊莎貝爾·阿連德等，也有對中國讀者來說不那么主流、但在西語世界婦孺皆知的作家作品解讀，如烏拉圭作家馬里奧·萊夫雷羅，西班牙作家豪爾赫·卡里翁、瑪利亞·卡布萊拉等，在西班牙語文學愛好者的推動下，他們的作品《發光的小說》《書店漫游》等在近兩年已經被翻譯成中文。汪天艾對西班牙內戰及戰后的知識分子群像進行了特寫，對當代人面臨的現代性困境進行了反思，還對經典作家進行了重讀。

作者娓娓道來的閱讀經歷中始終貫穿著兩條主線。

首先，表達對戰爭和獨裁的厭惡，對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在西班牙內戰和戰后獨裁時期，弗朗哥政權大規模清洗和追捕異己，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包括米格爾·埃爾南德斯、安東尼奧·馬查多、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卡等。歷史選擇遺忘、妥協與和解，但是汪天艾卻通過還原多位西班牙知識分子的生平和作品，重現一代人的創傷記憶，體現出作者對他們的無限同情。

《風暴中央：烏納穆諾，一九三六》是開篇之作。對于汪天艾來說，烏納穆諾就宛如高山上的樹，迎著呼嘯北風，他在1898年西班牙帝國衰敗之后就深切關心西班牙命運，在1922年出版的《西班牙：思想之旅》一書中，他發自肺腑地吶喊：“西班牙讓我心疼！”然而他的民族主義卻被斥責為98一代知識分子對國家發展的過度悲觀，控訴他們通過文學創作等種種渠道澆滅西班牙的希望。佛朗哥革除了烏納穆諾薩拉曼卡大學校長的職位，西班牙也從此與自由說再見。

在內戰戰火中，堅持從事書本和知識交換、組建鄉村教育使團的的瑪利亞·莫莉奈爾，在1939年3月31日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后，遭受了大清洗和迫害，但是她依然相信只有知識和教育才能拯救西班牙，用15年的時間編撰了《西班牙語用法詞典》。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她已經認不出自己的家人，卻聽到西班牙工人總工會時，還會把手指放在唇間說“噓”。

弗朗哥去世后，蘇亞雷斯成為推動國家民主進程的關鍵人物。他不僅面臨軍隊的百般阻撓，也有美國的干涉。在弗朗哥去世后的三年間，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美國中情局全面參與了西班牙的政權更替計劃，包括參與針對蘇亞雷斯的爭辯，想要控制西班牙的民主進程，干涉西班牙國內政治決策。然而，蘇亞雷斯頂住了美國壓力，堅持專注解決西班牙內部問題，并與第三世界國家交好。多年之后，患有阿爾茲海默的蘇亞雷斯已不記得自己曾捍衛過祖國的民主與自由，但是汪天艾重讀他的墓志銘“協商是可能的”，以重現他對于西班牙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性。

拉美軍政府獨裁時期的文學作品也是汪天艾特別關注的對象。通過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冬天之外》，汪天艾表達了對獨裁政權下小人物的同情，和“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般對自由的希望。《火的記憶》《智利之夜》《突然死亡》都描述了1973年智利前總統阿連德自殺的那個夜晚。汪天艾把這些語句提取出來，文中的人民對阿連德的緬懷，也是汪天艾對處于世界體系外圍的拉美國家掌握自己國運、實現民族自決的希翼。

在現代性危機中，地圖上的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生產車間，每條生產線上的傳送帶把人送往不同的目的地，周而復始；每個人都是路易斯·戈伊蒂索洛筆下描寫的人物，現代化、智能化讓作為個體的人變得更加孤獨。。在《同時發生》中，作者純碎片化的方式對各個階層人群進行白描，用這種方式，表達了機器時代對人的異化的擔憂。

行文的第二條主線是深入挖掘作家之間的思想紐帶。文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往往是讀者津津樂道的談資，但卻很少有人真正關注對彼此作品的解讀，以及連接起他們的思想紐帶。汪天艾擅長從作家之間的“朋友圈”來融合不同流派和不同風格之間的辯論。比如，聶魯達和加西亞?洛爾迦之間的友誼，魯迅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小文，紀德講演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讀，普魯斯特與紀德之間一段文學往來軼聞，法國詩人安托南·阿爾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與奈瓦爾的共鳴，帕蒂·史密斯也毫不隱瞞自己生活的方式與阿爾托無異……作者依靠扎實的文學史知識，溝通起名人名作，實現對文本輕車熟路的駕馭。

評論家李敬澤曾說：“文學的整體品質，不僅取決于作家們的藝術才能，也取決于一個時代作家自身有沒有一種主動精神甚至冒險精神，去積極地認識、體驗和探索世界。想象力的匱乏，原因之一是對世界所知太少。”汪天艾集成了對世界，特別是對西語世界的豐富認知和想象力，與所評論的文學作品合二為一。

陳嵐（浙江外國語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