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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好的劇作，一定是對人、人心、人的生活、人的社會以及人所生活的時代、國家、民族有深刻洞徹和體察，并伴著相得益彰的藝術形式和演員細膩入微、張力四射的表演直抵觀眾心靈的作品。作為第五屆老舍戲劇節開幕大戲，話劇《活動變人形》近日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大劇場拉開帷幕。該劇改編自王蒙于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同名長篇小說，編劇溫方伊、導演李伯男對小說進行了新的演繹，立在舞臺上光芒四射，值得反復品味。

一、充分尊重小說的人物內核，尤其觀照了人在社會大環境中的扭曲與變形。有思想蘊含的藝術最值得多維闡釋和反復挖掘。小說《活動變人形》的題旨是多重的，既有關于國家、民族和社會的，也有關于家庭、個人和生活的。一些題旨是可以直觀感受的，另一些卻是深隱潛藏難以迅速觸及的。改編后的話劇更加聚焦，也更加明晰，深入展現最觸動靈魂的那種精神，其他的化為背景或畫外音，成為舞臺的補充。

通過觀劇，觀眾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所形成的劇烈震蕩又變幻無窮的社會大環境。這大環境裹挾著中與西、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施暴與受暴，特別是傳統的張力、傳統的好與壞承繼在人物身上的深入骨髓與不可分離……它們穿越歷史，直逼現代人的靈魂。與此同時，倪吾誠與母親、妻子、岳母、孩子，妻子姜靜宜與丈夫、孩子、母親、姐姐、鄰居等的微妙關系以及這關系中所滲透著的京味文化，所浸泡著傳統社會的倫理秩序和秩序背后的束縛與矛盾，寫照了文化沖突在家庭生活中的縮影。這縮影反映了生活在傳統倫理社會中的人們，因著社會環境與情感壓抑致使心靈扭曲的現實。巴金筆下的《家》、曹禺的《雷雨》、蕭紅的原生家庭以及魯迅與故鄉之關系等，近現代作家、藝術家已經用大量優秀的文藝作品或直接或間接地展現了這種帶有普適性的社會倫常。

原型性主題最是經典，一如愛情之永恒一樣，是最能考驗文藝創作者能力和水平的創作對象。最親近的人們，常常在彼此相愛又彼此傷害中相依度日，這種愛與矛盾在無形中又傳給了下一代，令人窒息的東西往往又令人反思。所以，當我們痛徹地看到一代代的磨礪、一代代的掙脫、一代代看似遠離傳統又陷入新的困惑時，我們不禁要問一個“為什么”。有了這一問，生活的思辨、人性的復雜以及哲學意義上的“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都有了注腳。當然，社會永遠在變化，新時代的人們會有新的喜怒哀樂，但是當我們通過藝術，看到夸張變形中的人在面對至親之人所做的最歇斯底里的選擇時，我們不由自主地也會震顫，因為那里面有你我的影子，有生活帶給人的最痛徹心扉的審視、真實與無奈。

二、不僅創造了“有意味的形式”，而且呈現出藝術形式與劇作內容的高度融合。從題旨來分析，小說《活動變人形》中“活動變人形”之本意是日本的一種玩具讀物，話劇借用了這一本意，并延伸了舞臺的表達。就最直觀的舞臺呈現形式看，用木馬式的轉臺結構、鏡框式的舞臺邊界和鏡框外的延展空間構筑起一個上、中、下可以不斷“變形”的舞臺空間，加之包裹式的影像呈現，整個舞臺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展現，而是多重視角、多維空間和多樣形式的藝術呈現，它現代、質感、思辨、充滿張力，它干凈、純粹、寫實又意境悠遠，可謂是用最藝術的語匯寫就了生活的本質。

這種光與影的形式、撲面而來的視聽表達、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和沉浸式，呈現出話劇與小說兩種藝術形式的不同表達方式和藝術手段。其中，民謠的運用既暗喻了人物的心境，又烘托了故事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如岳母姜趙氏唱著童謠“月亮地，亮堂堂。關煞門，洗衣裳。洗得凈，漿得白，嫁了個女婿不成才。又喝酒，又摸牌。這個日子，過他娘那個老燈臺”下場，倪吾誠卻痛徹心扉地說：“老燈臺，啥是老燈臺，我就是老燈臺！他娘的那個老燈臺！”同理，民謠“羊尸尸蛋，上腳搓，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打壺酒，咱倆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辦？有錢的，再說個。沒錢的，背上鼓子唱秧歌”。在劇中共出現了三次，三次分別具有引子、鄉情、過場曲等不同的功能，實現了既立足于傳統，又超拔于現實和時代，讓生活的沉重、積淀與血淚通過藝術的復沓與回環浸潤到觀眾的心靈，實現了潤物無聲的藝術效果。

結構也是一種語言，特殊的語言如幽默又呈現出新的思想。導演手法和藝術處理手段的不同讓該劇的觀眾共鳴度達到了高點，甫一上演就捕獲了觀眾的心，觀演關系空前良好。那舞臺上的多維空間，那前臺后臺的靈活轉換，那高高掛起的傳統大家庭的陳設與擺件，那沉重的人性思考與冷不丁的笑意，那光與影、心靈與環境、節奏與時代的多媒體表達以及那帶著鄉土氣息的童謠、民謠等，它們共同編織起一張包羅萬象的藝術之網，令觀眾看到了多災多難又百折不撓的中國、包容博大也藏污納垢的傳統文化以及堅韌不屈又滲透著劣根性的你我……悲喜劇的深刻性便在這網中隱現。

三、鮮活的人物形象和演員的無縫連接，讓人物真正“活”了起來。戲劇的最終落腳點只能是人。人物的鮮活性、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典型性、人物關系的張力、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這些構成了一部戲的內核。話劇《活動變人形》中的主要人物不多，加之跑腿、打雜、推拉轉臺的人物一共不超過15人（謝幕時是14人）。在這樣一個不以數量取勝的劇作中，每一個人物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余人”形象倪吾誠是劇作的第一人物。他生在地主家庭，卻天生有一種革命熱情，小小年紀就對“纏足”進行了無情的鞭撻，甚至還要砸爛祖宗牌位，這種過早的“成熟”和系列“出格”的行為讓他走上了出國留洋的道路。回來后更是一切以西洋文明、中國落后為范則，在“應該哲學”的指引下試驗著他的追求。然而空洞的理想主義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只能窘迫得無以逃遁。一個丈夫不能肩負起家庭的責任，招致而來的只能是妻子及其母親、姐姐以及孩子們的怨恨。當夫妻之間喪失了最起碼的信任與溫情時，家庭關系就淪落成了監測與被監測、牢籠與掙脫牢籠的劍拔弩張。全劇聚焦了這種家庭矛盾，男主角倪吾誠成為天才與廢物、丈夫與魔鬼、清醒又糊涂、偉大又卑微的矛盾體。這種矛盾有時代的、社會的、家庭的原因，更有個體在性格、心理和能力等方面的問題。所以這個人物很典型，對演員來說卻很不好拿捏。初看他是錢鍾書《圍城》筆下的方鴻漸，再看他更像孔乙己或阿Q，往深了看他似乎又誰都不像，而是一個帶有“大道理崇拜”病態心理、兼具鮮明的民族的劣根性又不乏理想和追求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一形象在小說中可以通過事件、語言、甚至他者的觀看來呈現，而在舞臺上則主要靠演員的表演去表達。陳浩飾演的倪吾誠不僅體現了外貌與氣質，而且還擁有靈魂拷問的獨特性。當他提出要與妻子姜靜宜離婚時，請了三家律師都慘遭拒絕，他跪在舞臺上陳訴，臺詞超過700字，淚水在眼眶里打轉……心神的恰切與熨帖使得人物惟妙惟肖，令人過目不忘。

好戲能使演員出彩，甚至能成就一個演員的一生。在話劇《活動變人形》中，除了倪吾誠這一典型人物之外，飾演妻子姜靜宜、岳母姜趙氏、妻姐姜靜珍、女兒倪萍、兒子倪藻、鄰居熱乎等角色的演員，也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使命。特別是張露飾演的妻子姜靜宜，她“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連罵人都帶有生活的深邃與藝術性。她是弱者，卻以外強中干的方式折磨著丈夫；她以賢妻良母為規訓，卻日夜掙扎在爭取圖章、爭取“權”的爭斗之中。施暴與受暴看似涇渭分明，實則沒有界限。當弱者以羸弱的生命當命運的賭注時，其實是更大的悲哀，這一點張露做了很細膩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