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紅樓夢》在刻畫人物時，借助直接心靈描寫，把人物交往處世時的隱秘動機揭示較多，但更多的言行描寫停留在外顯層面，據此要讓讀者一窺人物的心理動力，或者從言行中發現其思想性格，就帶有一定的推斷乃至想象成分，因此也難有確鑿定論。更不用說作者在描寫時有意留下的大量空白或懸念，以進一步引發讀者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小說頗具魅力的特征之一。

例如，第三回林黛玉進賈府，見過老祖宗后，兩人間有一段對話：

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就罷了。”

老祖宗和黛玉彼此問出了相似的問題，但得到的回復反差很大。黛玉回答時用“只剛”來修飾“念了《四書》”，已經低調，想不到老祖宗代賈府姑娘們的回答才真叫低調，“不過是認得兩個字”，顯得黛玉本來已是低調的口氣倒有點不知自己幾斤幾兩了。于是，后來寶玉回府，對黛玉問同樣的問題時，黛玉話風大變，請看這一段：

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

一般認為，黛玉把“讀《四書》”的回答改變成“些須認得幾個字”，其實是呼應了此前老祖宗的低調回答，也是她剛進賈府，對不可多說一句話、多走一步路的自我告誡的具體落實。作者直接寫出她如此言行的動機，是“生恐被人恥笑了她去”。

但畢竟，黛玉的這種心理動機，作者并沒有給出直接的心理描寫。于是，便有學者提出了另外的解釋，比如，北大的漆永祥就認為，林黛玉是根據不同對象而對回答作出調整。在他看來，如果讓黛玉把回答老祖宗的話和回答寶玉的話互換一下，兩位聽者都會討厭。所以，這其實是黛玉見什么人說什么話，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用時下的話來說，就是有“聽眾意識”。

這兩種解釋，哪一種更有道理？

盡管本人比較傾向于第一種“低調說”（畢竟黛玉回答寶玉的話，跟老祖宗的話太像了），但感覺兩種不同解釋，在說明黛玉隨機應變這一點上其實也沒有本質區別。從理解人物的心理動力來說，都有一定參考價值。當然，也有基于更多想象的不同理解，所涉及人物性格的基本定位與主體形象就更加復雜了。

《紅樓夢》中人物創作的不少詩詞，大部分是跟人物自身的氣質修養、生活趣味聯系在一起的。第三十七回探春發起成立詩社，詩社眾人借詠白海棠來決勝負。其中，寶釵起筆的“珍重芳姿晝掩門”，以及頸聯中的“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那種自我封閉、更希望把情感平抑在不留痕跡的狀態等，是在詠花的端莊內斂氣質中，也把自身對淑女形象的期許透露了出來。相比之下，黛玉的詩作以“半卷湘簾半掩門”起筆，又寫出頸聯的“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似乎直接對峙了薛寶釵的矜持與含蓄，而那種無須過于掩飾情感的瀟灑和自然態度也躍然紙上。

關于對林黛玉和薛寶釵各自創作的海棠詩理解，紅學界似乎并無分歧；倒是對如何看待周邊人對兩人的詩作評價，具體到如何理解李紈和探春的論斷，還是有不同看法。而這種不同，還牽涉到整理者的標點問題。

在小說中，林黛玉的詠海棠詩是最后寫就的，當她把構思好的詩作寫到紙上時，幾乎贏得大家的一致好評。但接下來，小說寫評判者李紈發表意見時，卻把薛寶釵評為第一，跟眾人意見明顯不合：

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

關于這段描寫，北師大的李小龍在比較各家不同整理本時發現，俞平伯先生的整理本與多種通行的整理本不同，在探春所說的“這評的有理”后面加的不是逗號而是句號。對此，李小龍頗為贊賞，并對這里加句號而不是逗號，給出了一個比較別致的解釋。

在他看來，把探春說的話用句號斷開，使得兩句話分屬于兩個層次。前一句是認同李紈的判斷，把薛寶釵的詩作評為第一，當這層意思通過句號歸結后，探春又在她的第二句話中說出了另一層意思，就是在余下的寫詩群體中，黛玉是最好的，所以應該為第二。換句話說，她所謂的黛玉“當居第二”，主要不是在跟寶釵比，因為冠軍爭奪結束后，就該評亞軍了。而黛玉當亞軍，無可置疑。由此看出，探春說這話既肯定了寶釵，又在很大程度上照顧了黛玉的臉面，是符合探春之“敏”的特點。這樣的解釋固然別致，但也是建立在推測乃至想象的基礎之上的，而且其對探春這一人物的建構性想象——想象探春會在那樣的周全思考后又加以曲折表達，已不是探春的做派，而是更像寶釵了。

筆者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小說上下文來看，以刺玫瑰形象出名的探春，說話要直率得多。當然，關鍵還要把探春的話放在當時的特定語境里理解。

當李紈說出她的意見時，雖然從語氣及其評價黛玉、寶釵詩作的先后次序看，她是認同寶釵為第一的，但畢竟她也說了，這里有“風流別致”和“含蓄渾厚”兩種評價標準；而寶釵只有在李紈選取了“含蓄渾厚”標準的前提下才能得第一。其次，李紈沒有明確說采用哪種標準來評價，但從李紈說話風格本身來看，她是認同這一標準的，也就是說，她是以自己踐行“含蓄渾厚”的說話方式，認同了這樣一種創作標準，且不說這樣的標準，也是符合傳統詩教的。

雖然小說以李紈自身的含蓄話語來表明對寶釵詩歌的認同，體現出話語形式和內容傾向的高度協調，這樣的處理極富藝術匠心，但畢竟李紈說話太含蓄了，所以就需要探春接話直接挑明，其實也是在凸顯探春一向公正無私且心直口快的形象。許多整理者在這兩句話之間加逗號，把這兩句話理解為一氣灌注，其實還是順理成章的，這倒未必如李小龍認為的，真是唐突了黛玉。或者說，也許正需要讓某些人感覺稍許唐突，恰能體現探春實話實說的直爽個性，并與李紈為人的含蓄構成鮮明對照。

有意思的是，寫出人物氣質的黛玉、寶釵兩首海棠詩，具有很大的風格差異，與此相對應，李紈和探春評詩的說話方式，也呈現了近似的風格差異，還給讀者留下了較大的想象空間。李小龍提出了一種解釋，即便結論顯得迂回，跟筆者的理解有較大差異，如同漆永祥對黛玉改變回答的動機解釋跟本人理解也有差異，但他們提出的具有想象力的別致見解，還是值得重視。這不但能夠對人物形象的建構有所啟發，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紅樓人物的理解空間，也可以對讀者自身慣有的思維定式，保持一種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