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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是近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不論是章太炎、蔡元培、魯迅、梁漱溟、錢穆、胡適、陳寅恪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曾受他的影響。胡適曾在《胡適留學日記》里寫道：“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梁啟超一生著述1400多萬字，幾乎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方面。

以救國為“主宰”滌故更新

梁啟超認為，“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那只算不長進”。他說：“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但“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

梁啟超治學“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故自認為真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為謬誤者，則不遠而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他一生都在不斷思考、選擇、調整和揚棄自己的學術理論，“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在日本，他廣泛接觸研究西方啟蒙思想。美洲之行，他看到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和貧富分化，轉而研究伯倫知理和波倫哈克的學說。游歷歐洲大陸，他目睹一戰后資本主義文明受到質疑，增加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旋即投身用西方科研方法整理國故，建設新國學。五四運動前后，他組織的共學社也曾大量翻譯出版有關馬克思經濟學說及社會主義的著作。因而，鄭振鐸評價，“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惟務求國之獨立。在梁啟超多變的思想中，始終不變的是為救亡圖存而治學的信念與責任。愛國主義是他一生追求社會變革與進步的源泉。他認為為學要“立乎其大”、要有“頭腦”和“主宰”，“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揮之，使無余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為對于社會一責任而已”。在寫給孫中山的信中，曾表明自己辦事的宗旨未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方法則可以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

找著方法去自求與協作

梁啟超認為，“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

要學會點石成金的方法。梁啟超把做學問的方法稱為“點石成金的指頭”。他認為，做學問不僅要看前人的研究成果，還要學會做學問的方法去自行探討。如果后人應用前人的治學方法，又能從舊方法中開發出新方法，那么，用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學自然會優于前代。他注重和倡導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知讀書之先后次第。他重學術源流、歷史沿革得失、中外比較。為幫助留學生更好讀書他寫了《東籍月旦》，評價日本學說并用目錄學的方法，將之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認為“凡求學者，必先治普通學”。他曾列出青年學生無論文理都必讀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認為若未讀則“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讀西學書法》說明了讀的先后緩急。他還主張求西學應選擇，否則“豈非人家飲鴆，你也隨著服毒”。

第二，“讀書莫要于筆記”。梁啟超認為“無筆記則必不經心，不經心則雖讀猶不讀而已”。他說，筆記是圍繞讀書中的注意點抄錄，抄書是提起注意和繼續保存注意最好的方法。讀第一遍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換一個注意點，幾遍之后可以同時注意幾個點。而且“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如果勤于抄錄就“可以漸進于著作之林”。雖然笨極了苦極了，但是真正做學問的人離不開這條路。

第三，舍做事外別無學問。梁啟超評價顏元時說，“為做事故求學問，做事即是學問”，認為以實學代替虛學，以動學代替靜學，以活學代替死學符合教育新思潮。他積極創辦學會、學堂、報刊、譯書局，規劃大同譯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

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對于巨大龐雜的研究，梁啟超主張聯合有共同興趣的學者在分類研究的基礎上形成體系。因為，大量輸入世界學說必須按其本來面目并有條理本末，方能供國人研究之用，“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整理舊史如“披沙揀金”不僅辛苦，而且“淘金之術”不精則會“取沙棄金”，要“聯合國中有全學興味的學者，備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他曾介紹梅文鼎既不“薄古法為不足觀”，也不株守舊聞。他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勤“攻”并調之以趣味

梁啟超說，自己的人生觀是以責任心和興味做基礎的。“‘責任心’強迫把大擔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興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調和起來”。

讀書就是攻書。梁啟超一生求知欲強，好學成癖，手不釋卷，筆耕不輟，工作量驚人，即使在病中也著述不斷。他認為學問之道沒有現成飯可吃，要很好體會古人所說讀書就是攻書的“攻”字。“宇宙間之科學，何一非積無限辛勞以求得區區數字者？”他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來勉勵學生在求學治學的辛苦中鍛煉自己的創造才能。在給孩子的信中他說“但問果能用功與否，若既竭吾才則于心無愧”。同時，做學問“不必太求猛進”，如果像罐頭，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會受益。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慢火燉”循環交互。在慢火燉的時候才能讓所熬的消化融洽而“實有諸己”。

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他認為“凡一學術之發達，必須為公開的且趣味的研究”，并把學問趣味多稱為“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象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覺得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做學問的人，學業占了全部生活的主要部分，學業內容的充實擴大與生命內容的充實擴大是成正比的。所以，宜在專門科學之外，選一兩樣關于自己娛樂的學問。

貴專精又須以博涉為輔

梁啟超認為“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且，學者讀書少的時候，不真正明了自己適合做什么。在博涉中可以引起問題，發生趣味，確立深造和專攻的領域。

無涉獵則不能通。單有專長而常識不足，則不能觸類旁通。他提倡每天讀的書應分為精熬類和涉覽類。涉覽主要用來訓練眼快，博搜資料。對于一門學問，他主張求真求博求通。先要知道“的確是如此”，才能判斷為什么如此。博是為了弄明白事物真相，要對同類和相關的資料進行貫穿比較，而且越多越好。通是要注意一門學問與其他學問以及自身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他說，“好一”固然是求學的主要法門，但容易發生“顯微鏡生活”的毛病，鏡里頭的事物看得詳細周備，鏡外卻完全不見。

無專精則不能成。周海粟曾問梁啟超“為什么知道的東西那樣多？”答曰“吾學病愛博，用是淺且蕪”，治學要深厚，“才成于專而毀于雜”。一個人要以十之七八的功力用于專精，十之二三的功力用于涉獵。不能把治學的攤子擺得太大，一個漁夫同時撒一百張網是不可能捉到大魚的。讀修身書應以守約為主，博涉為輔。守約法即“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關鍵要飲得透，將其在心中、口中念到極熟，體驗到極真切，遇到事就自然會運用，運用多了就成為自己的一種人格力了。而治史學則須“貴專精不貴雜博”。無論多大的天才和精力，包辦全史是不可能的。要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的興趣和準備研究，做到透徹周備。如還有余力，再做旁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