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大杰（1904—1977），古典文學研究家。湖南岳陽人。曾任上海大東書局編輯，安徽大學、暨南大學教授等。新中國成立后任復旦大學教授，并曾兼任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早年從事小說創作，以及外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后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著有《中國文學發展史》 《魏晉思想論》 《〈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等。

《中國文學發展史》

他被譽為“20世紀最有才氣的中國文學史家”，其代表作《中國文學發展史》一經問世，便被視為“文學史研究領域內具有系統性、成就最為突出的一部文學史樣本，確定了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他又是作家，創作過大量短篇小說、劇本、舊體詩集；他還是文學翻譯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等多位歐美重要作家的譯作都出自他手——這位文學園地里的“多面手”，便是劉大杰。

文學園地里的“多面手”：從作家、翻譯家到轉入古代文學研究

1904年，劉大杰出生于湖南岳陽的一個鄉村。和同齡人比起來，他的成長經歷異常艱辛，他在自己的一部長篇自傳小說《三兒苦學記》中有過記述：自幼失怙，家境貧寒，沒有受過正規小學教育，小小年紀便扛起了生活的重擔——種過地、放過牛、做過童工，但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憑借著自強不息的“苦學”，劉大杰考入免費的旅鄂中學，終于為自己的命運鑿開了一扇窗。

但走上文學道路卻絕非偶然，正如他所說：“母親死時，我只有十二歲。她在秋夜紡紗的燈光下，教給了我兩本書：《唐詩三百 首》和《兒女英雄傳》，在我窮苦的幼年，得到了文學趣味的培養。”（林冠夫、林東海，《緬懷與思考》）1922年，劉大杰考入武昌高等師范中文系。那時的高師中文系群英薈萃，有黃侃、胡小石、郁達夫等著名學者。在高師，除了研究漢賦、《文心雕龍》、唐詩宋詞等“必修課”，劉大杰對新文學更感興趣，胡適之、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先生的文章和譯文都是填充他課余生活的精神食糧。為此，他還被視為“新派”，挨了系主任的一頓“教訓”。（《追求藝術的苦悶》）

在高師，對劉大杰影響最深的是郁達夫。郁達夫主講“文學概論”和“小說創作”，其中不僅有自己從事創作的切身經驗，也介紹了國外新潮的文藝思想，對劉大杰很有吸引力。也正是在郁達夫的鼓勵下，他正式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那是在進高師的第三年，當時從家里逃婚出來、手中一文錢也沒有的劉大杰寄居在學校一間小房里，“心里充滿著說不出的壓迫的情緒，好像非寫出來不可似的”。于是，他以逃婚為題材創作了小說《桃林寺》，經郁達夫介紹，刊登于《晨報副刊》，從此開啟了他的創作生涯。

青年時期，劉大杰創作的小說、戲劇作品有《昨日之花》 《三兒苦學記》 《她病了》 《十年后》《渺茫的西南風》 《盲詩人》等。他的創作充滿著對底層人民的同情，并提出了一些尖銳的社會問題，被稱為“問題小說”。郁達夫在《青年界》上發表評《昨日之花》的文章，對他關注現實的“問題意識”予以肯定： “我看了劉先生的作品之后，覺得風氣在轉換了，轉向新時代去的作品以后會漸漸產生出來了。”

在文壇里馳騁一陣，劉大杰意識到，“沒有深沉的文學修養，沒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想在文學上有什么大的成就，這是一件極難的事情”。（《追求藝術的苦悶》）在郁達夫的鼓勵和幫助下，他于1926年初赴日留學，專攻歐洲文學。在日本的六年讓劉大杰系統性地掌握了世界文學知識，深入研究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福羅貝爾、左拉、蕭伯納等大文豪的思想和作品，“愈是讀他們的作品，愈是愛他們，也愈是愛文學，想把自己的生命，獻給文學的決心，也就一天天地堅定了”。他將研究重點轉向外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先后翻譯了托爾斯泰的《高加索囚人》、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顯克維支的《苦戀》、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屠格涅夫的《兩朋友》、雪萊的《雪萊詩選》等世界文學名著，并撰有《托爾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國文學大綱》《德國文學簡史》《表現主義文學》《東西文學評論》等專著。 （林冠夫、林東海，《緬懷與思考》）

早年的文學創作經歷練就了劉大杰的一支生花妙筆，世界文學翻譯與研究經歷賦予了他開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但這些都不是劉大杰最終的學術歸宿，而是他轉入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鋪路石”——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所說： “劉大杰先生既有文學創作的豐富積淀，又有對新舊文學和東西文學的融通理解和透徹體悟，涉足中國文學史這一開墾未透的領域，他的文學才華和學術識見，得到了充分施展的廣闊空間。劉先生晚年曾對友人說，他在涉足眾多領域，最后轉入研究中國文學史，才找到了‘自己’。” （陳尚君， 《劉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回國后，劉大杰輾轉于復旦大學、四川大學、安徽大學、大夏大學、暨南大學等校任職。抗戰時期，滯留上海、處于半失業狀態、生活拮據的他拒絕了一些學校要他講授日語的聘請，潛心閉門著書。30年代后期，因覺得“文學思想的發展，魏晉時代是帶著革命的意義的”，劉大杰對魏晉時期的思想流派及演變進行了專題探索，著成《魏晉思想論》一書；而后，經歷數個寒冬酷暑的辛勤寫作，終于鑄就那部80多萬字的傳世之作《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下卷，分別出版于1941、1949年），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學術地位。

理論特色、時代立場、個性化審美趣味，共同鑄就了一座文學史上的豐碑

關于《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學術地位，陳尚君這樣高度評價：“博大深沉的劉著，正好為民國時期的文學史撰寫，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也為發軔于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史史學走向成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將時鐘撥回20世紀初，自“文學史”概念引進以來，思考如何將西方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傳統相結合成為一代學人的努力——自1904年首部國人撰寫的文學史著作問世到劉大杰開始寫作的20世紀30年代，林林總總的文學史版本已多達80多部。為什么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能夠從中脫穎而出，并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看來，這部著作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其“理論上的特色”： “在劉大杰先生之前，還不曾有人仔細和深入地研究過西方的文學史理論，并將之恰當地運用于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其次是鮮明的時代立場： “在劉先生看來，中國古代文學中蘊藏著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東西，這是它最可珍貴的內容。”最后是劉著的“個性化特征”： “《中國文學發展史》正是各種文學史著作中最能顯示個人學術風格和個人審美趣味的一種。不僅語言富麗，敘述生動，富于感染力，書中的議論也每帶有激情。可以說，史家的理性與詩人的感性在此書中是共存的。” （駱玉明，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復旦版）感言》）

晚年劉大杰曾談起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幾本著作：泰納的《藝術哲學》和《英國文學史》，朗宋的《文學史方法論》，佛里契的《藝術社會學》和《歐洲文學發展史》，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但對這些理論的應用不是生搬硬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把這些理論組織成為自己的體系，來說明中國文學的發展”。受西方的進化論和社會學影響，他認為既然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那么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也必然是進化的。探討造成每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的“政治狀態、社會生活、學術思想以及其它種種環境與當代文學所發生的聯系和影響”，是他所認為的文學史家的任務。可見，在劉大杰那里，文學史寫作不是對文學史實的簡單時序羅列，不是主次不分的材料堆砌，而在于“求因明變”，尋找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這樣的文學史觀超越了他之前的文學史撰寫者，也為后來者確立了研究范式。

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在劉大杰的文學史書寫中，張揚個性、崇尚情感的現代意識是貫穿其中的鮮明紅線，也是他審視歷代文學思潮的標尺——他看到了魏晉文學在文學史上繼往開來的意義，在《魏晉思想論》中，他高度評價魏晉人身上那洋溢著的“熱烈的個人的浪漫主義的精神”，對于這個“浪漫主義”的內涵，他進一步指出： “魏晉時代，無論是學術研究上，文藝的創作上，人生的倫理道德上，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和自由。”在他看來，魏晉以來的浪漫主義為后來的唯美主義埋下了種子，因而他不顧傳統觀念的偏見，充分肯定唯美主義文學的進步作用；到了盛唐時代，他高度評價李白是“當代浪漫生活、浪漫思想、浪漫文學的總代表”；而晚明公安竟陵派文學的浪漫精神，在他看來是“與五四時代的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在他的筆下，一部文學史，就是人類情感與思想發展的歷史。

在劉大杰的文學史書寫中，他作為作家的個性與才情也顯露無疑，他生動活潑的筆法，讓他在評述那些偉大作家時，能夠將他們的經歷和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他筆下的屈原，是“一個多疑善感的殉情者，缺少道家的曠達，墨家的刻苦，和孔、孟的行為哲學的奮斗精神，加以他少年得志，一旦遭受著重大的打擊，就不容易自拔，于是牢騷郁積，發泄于詩歌，而成為千古文人了”；他筆下的李白，“是天才、浪子、道人、豪俠、隱士、酒徒、色鬼、革命家。這一切的特性，都集合地在他的詩歌里表現出來。他的腦中有無限的理想，但任何理想都不能使他滿足，他追求無限的超越，追求最不平凡的存在”；而他筆下的杜甫，“不是屈原式的殉情主義者”，“也不能在虛無空渺的神仙世界找著快樂”，“因此，他能用他的理智，去細細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旁人的苦樂”……

但是，作為詩人的感性和熱情沒有湮沒作為史家的理性與冷靜，“寫文學史的人，切勿以自我為中心，切勿給與自我的情感以絕對的價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過我的信仰”，朗宋的這段話，劉大杰在寫史的過程中時時刻刻銘記于心。他說： “在文學史上的敘述上，你必得拋棄自己的好惡偏見，依著已成的事實，加以說明。那些作家與作品，無論你如何厭惡，是如何僵化，他們在當時能那么興隆的發展起來，自必有他發展的根源環境，存在的理由和價值。文學史的編著者，便要用冷靜的客觀的頭腦，敘述這些環境、理由和價值。”他將文學看作是“一種有機體的生命”，有其生老盛衰的規律，因而即便是在他看來“簡樸無華、干枯無味”的《周頌》、在現代人看來“僵化了的缺乏感情的死文字”的漢賦，他都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給予了公允的評價。

這種客觀但又不失感性的寫法，仿佛讓讀者真正進入了他所研究的文學家的時代，站在了他們的視角。這也鑄就了《中國文學發展史》這座文學史上的豐碑，正如陳尚君的評價， “它是本世紀最具才華和文采、最客觀冷靜、體系完整而又具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文學史著作之一”。駱玉明也認為， “此書不僅影響了后來多種同類型著作的撰寫，其自身也一直沒有完全被替代、沒有停止過在高校教學及普通讀者中的流行。總之，要論影響的廣泛與持久，至今還沒有一種文學史能夠超過它”。

聽他講課是藝術的享受，“學生們都怕下課，希望他講得越長越好”

上海解放后，劉大杰來到復旦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學教研組組長、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職。這是劉大杰人生中最后的也是停靠最久的“驛站”——他在復旦工作長達29年，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其間，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是他學術工作的“主旋律”，他多次主講“中國文學史”，還作過“唐代詩歌”和“紅樓夢”的專題講座。在復旦中文系，劉大杰的才氣是有口皆碑的。若是放在今天，他一定是當之無愧的“網紅教授”，淵博的學識、出口成章的文采，讓他的課總是場場爆滿，深受學生歡迎。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中杰的記憶里， “讀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種審美的愉悅，聽大杰先生講課，更是一種藝術的享受……講建安文學，他從世積亂離的時代背景，講到慷慨多氣的文風，一直講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傾倒，劉楨又如何以平視而獲罪。講課時，他能隨口背出很多詩句，引用又恰到好處，令人折服。他講《紅樓夢》，也能隨口背誦很多東西，就連黑山村莊頭烏進孝上繳賈府的貨物清單，他都能背誦如流”。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歡章也曾這樣回憶： “聽大杰先生講課，同學們都形成了一個心理習慣，就是怕下課，希望他講得越長越好，以致他的課總是上到下一節課的老師已經等在教室門口才不得不打住。”50年代中期他受邀到北京大學作《紅樓夢》的專題講座，聽眾極為踴躍，連窗臺上都坐滿了人。學生們都說，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生動的學術報告。

1957年，劉大杰因腸癌動了手術，元氣大傷，以“斷腸人”自嘲。但他仍然堅持著書立說，出版的著作有《〈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 《中國古代的大詩人》等，譯作有屠格涅夫的《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并在各類報刊上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如《魯迅的舊詩》 《杜甫的道路》 《古典文學巨著〈紅樓夢〉》 《〈儒林外史〉與諷刺文學》《關于曹操詩歌中的人道主義》《論陳子昂的文學精神》 《黃庭堅的文學批評》等。其中， “他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問題》一文，在國內最先針對把整個中國文學史歸納為‘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公式提出質疑，在學術界引起過廣泛的關注，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反響”。 （陳允吉， 《劉大杰傳略》）

中國古代文學的專題探索之外，劉大杰同樣精進著自己的文學史研究。作為一位與時俱進的文學史家，他一直在試圖學習先進的理論方法、尋找更為合理的理論范式來解釋中國文學史。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當進化論史觀變得不合時宜，劉大杰開始反省自己先前的學術思想，力求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加上“看到了一些從前沒有看到過的史料”，這就有了之后他對舊著的反復修改和補充。1957年，劉大杰出版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第一次修訂本，但在當時左傾思潮影響下，這部著作不僅沒有得到承認，反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劉大杰仍在政治夾縫中堅守著自己的研究立場，上述提及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問題》一文便是發表于這一時期。1962年， 《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次修訂本出版，相比初版，這兩次修訂使得全書的結構更加完整、材料更加豐富，如1957年版本就增補了之前忽略的“司馬遷與史傳文學”的重要章節，再如增幅最大的清代文學部分，從初版的5萬字增至1957年版的8萬多字、1962年版的20多萬字，得到了顯著的擴充。盡管初版中劉大杰最顯才華個性的評論在后來的修訂中已改為嚴謹規范的敘述，但在許多學者看來，與這前后多種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相比，劉大杰的版本仍然是最富個性的。1983年，教育部將《中國文學發展史》1962版本重印，作為全國高等學院文科教材。

因為《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巨大影響力，晚年的劉大杰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賞識。1965年，劉大杰在復旦大學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和鼓勵，后來二人保持通信，“今存于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的生前最后一封信，就是與劉先生談李白、李商隱詩歌的”。（陳尚君，《二十世紀最有才氣的中國文學史家——記劉大杰先生》）“文革”中，劉大杰對《中國文學發展史》進行了最后一次修訂，作為特殊政治時期的產物，這一版本并不成功，“不僅受到了許多朋友嚴肅的批評，也使他自己在臨終時感到十分痛苦和遺憾。”（陳允吉，《劉大杰傳略》）

1977年，劉大杰因病逝世，享年73歲。縱觀劉大杰的一生，他的學術道路是極不平坦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傾注畢生心血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但他為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史研究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仍為后人所銘記——他的為人為學，常為復旦中文系的老先生們談起，化作一段段學術佳話在校園里流傳；他的著作，被當作教材在復旦的課堂上使用，至今潤物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