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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設計的北京大學校徽 資料圖片

詩無達詁，象有多義。

文學家魯迅在平面設計方面頗有建樹，如國徽、校徽、書刊封面和房屋改造圖等。因為并非專門設計師，除國徽在呈報上級機關時有一份說明外，其余或者沒有撰寫說明，或者撰寫而沒有留存，因而，其設計意圖和象征意義，就給后人留下了解釋的空間和爭論的余地。北京大學校徽即其一例。

最近一個時期，魯迅設計北大校徽引發了學界和大眾的關注，成為熱點話題，這對魯迅傳播來說當然是有益的。而我近期的兩項工作恰好與魯迅設計北大校徽有些關聯，不妨略加探討。

我們正在編輯《魯迅手稿全集》，收錄現存所有魯迅手稿、手跡，其中有一部分是魯迅手繪圖案，有貓頭鷹、蜜蜂、國徽等，北大校徽圖案自然也在收錄之列。但魯迅的設計草圖已不存世，所以全集只能收入黑白復印件。其間，有專家提出見過最早的白底藍字的北大校徽，曾在魯迅博物館展出，可對實物照相或掃描制版。可惜的是，魯迅博物館的這枚北大校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丟失，所以一時竟無從對證。不過，這種魯迅設計原圖與現在面貌的差異也正說明：在北大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校徽的圖案和顏色發生過變化，如增加英文校名、文字顏色由黑變紅等。但魯迅設計的篆書“北大”二字圖案始終未變，而且總是處于徽章的核心位置。

因魯迅博物館所藏北大校徽丟失的話題引起一定反響，博物館一位退休職工、也是《魯迅手稿全集》編委會專家之一葉淑穗同志在2021年5月18日的《北京晚報》上發表了《尋“徽”三十余載：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原件丟失始末》一文，回憶了遺失細節。那是1985年4月18日，魯迅博物館在接待外賓講解時，發現展廳陳列柜中的校徽丟失。文章發表后，北京師范大學一位教授家屬致電《北京晚報》編輯部，告知其家中有一枚這樣的校徽。在《北京晚報》編輯陪同下，校徽持有者高繼輝先生來到魯迅博物館，出示校徽請專家鑒定。這枚徽章白底黑字，背面印有編號744，系持有者的岳父屈震寰所有。屈震寰是河北定縣人，1906年生，1925年入北大預科，1926—1928年離校參加北伐和南昌起義，1929—1932年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學習并畢業。鑒定完成后，家屬決定將其捐贈給魯迅博物館。這里可以提前做一個預告，觀眾在今年下半年改造完成的魯迅博物館魯迅生平陳列中，將看到這枚校徽——盡管這并不是魯迅設計后的第一批制品。魯迅設計校徽時期的北京大學，每年招收學生很少，因此，第一批校徽恐怕已不存世了。

此外，還有一個契機。今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在演繹新文化運動諸先賢故事時，設計了一個吸引人的情節，就是魯迅設計北大校徽。劇中是這樣表現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是口頭邀請魯迅擔任北大兼職教授，隨后請魯迅改天去他家中商議另一件事——可見第二件事相當重大。隔天，魯迅如約而至，兩人進行了下面的對話：

蔡元培：我要請你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為北大設計校徽。

魯迅：那您有沒有具體的想法和要求？

蔡元培：我沒有具體的要求。你豫才的想法，就是我蔡元培的想法。

魯迅：蔡公您高抬我了。

蔡元培：不，我從來不奉承人的，我認為在當下中國，看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你周樹人是一個。我相信你為北大設計的校徽，北大的學子會世世代代佩戴下去，永不褪色。

魯迅扮演者的身形和姿態，如站立和抽煙姿勢，跟目前看到的魯迅照片都頗相像，可見演員是做過一番功課的。但這段對話卻有些可斟酌之處。其一，聘任講師和設計校徽兩件事并非發生在同一時期，魯迅被聘為北大講師（按能力來說當然應該是教授，但北大規定在政府任職的官員不能兼職教授），是在五四運動之后，具體說是在1920年周作人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后，國文系計劃開設小說史課，主任馬幼漁本來請周作人主講，周作人也應承下來，但隨即覺得自己不合適，而魯迅在搜集古代小說史料方面成績很多，于是推薦魯迅代替自己。這樣決定后，應該由國文系負責人擬好聘書，由蔡元培校長簽章發出——當然，如果這期間蔡元培和魯迅見過面，蔡元培當然也可以說一句歡迎你來任課的客氣話。而設計校徽是發生在兩年多前的1917年。

其二，即便將兩件事捏合在一起，也完全可以一起說，而不必為了有意突出設計校徽而讓魯迅去蔡元培家中面商。須知他們見面一次并不容易，魯迅在教育部上班，蔡元培雖然擔任過教育總長，但當時已經任職北大，所以他們日常聯系以通信為主。劇中這么安排，時間和人物身份都不相合。按照劇中的敘述時間，如果魯迅接受了到北京大學任職的邀約，那就是蔡元培領導下的兼職教員，設計校徽可以說是應盡義務。所以，我想，蔡元培以書信的形式邀請同鄉和老部下魯迅設計校徽更合情理，也更鄭重其事。

其三，劇中人物談話的語氣和稱呼不合文化習俗，而且也不統一。魯迅稱呼蔡元培“蔡公”是可以的，當然，稱蔡先生最好；蔡元培稱呼魯迅“豫才”是合適的，不應該直呼其名。蔡元培稱贊魯迅的話也存在時間錯亂問題，因為魯迅那時還沒有正式走上文壇，發表的文字很少，蔡元培看到的也許只有《擬播布美術意見書》和幾篇翻譯的日本學者論述兒童教育的論文（在教育部的雜志上刊登），那些表達他深刻見識、犀利文筆的小說和隨感錄等要一年以后才發表，所以蔡元培稱贊魯迅“看問題最尖銳、最深刻”，多少有點兒“先見之明”。當然，他們是同鄉，又是同事，見面次數較多，相知較深，這么評價也說得通。但蔡元培贊揚魯迅藝術設計水平的用語也有可商，因為設計是創造性工作，理念和意象是專屬的，不好說“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至于劇中蔡元培說他相信北大學子會喜歡校徽，并且會世世代代佩戴等贊美話，已經獲得時間的證明：百年之后，校徽圖案仍在使用，說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后見之明”。

京師大學堂創立于1898年，1912年5月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蔡元培1916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學校還沒有校徽和旌旗。蔡元培正是在考慮設計制作校徽時，想起魯迅，遂寫信委托此事。現在坊間也流傳一段蔡元培當年給魯迅信中的話：“余想請先生為北京大學設計一枚校徽，也不必多復雜，只需將先生一向倡導的美育理念融會貫通即可。”不知所據為何，而且也不像蔡元培的口吻，甚至將信件雙方的身份完全顛倒了。大力倡導美育理念的是蔡元培，魯迅是擁護者和實踐者，曾被蔡元培安排在教育部主辦的夏期美術講習班上講授《美術概論》。在日常交往中，蔡元培得知魯迅收藏古代美術品，曾經寫信給魯迅交流心得，還向魯迅借閱過拓片。所以從兩人實際交往來看，蔡元培看重的是魯迅的藝術鑒賞力和對中國古代美術的研究成績。

魯迅接受蔡元培的委托并完成任務。他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擬大學徽章。”信中可能向蔡元培說明了自己的設計思路，可惜該信不存。

《覺醒年代》播出后，觀眾爭論的焦點是如何理解魯迅設計圖案的象征意義，圖案設計妙在何處。綜合過去人們對校徽意義的解釋，大概有三說：一是“三人成眾”，二是“民族脊梁”，三是“師生關系”。

“三人成眾”說，指的是校徽上“北大”二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形，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形，有如一個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眾”意象。

“民族脊梁”說，認為魯迅用“北大”兩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希望北大學生成為國家民族復興的脊梁。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北大同仁拿到魯迅的設計圖案，激動不已，交口稱贊，即持此說。

我本人傾向第三種解釋：“師生關系”說。我在《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一書的“字縫”一節中這樣寫道：“校徽由篆文‘北大’二字組成三個人形，‘大’字可作為老師的象征，彎著兩腿，吃力然而堅定地支撐著肩膀上的兩個學生。這個圖案，作為北大校徽的基本元素，一直沿用至今。”我當時還嘗試模仿魯迅的口吻給蔡校長寫信，對校徽圖案的象征意義做一點解釋，但寫了一半，覺得不妥，遂按下不表。

大學應以教師為主體，教師決定學校的水平和發展方向。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學校長后，著力于改造學校的風氣，施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組建高水平的教師隊伍。魯迅是教育部官員，當然了解學校的運行模式；他還擔任過中學的教務長和校長，深知管理學校和教書育人的辛苦，因此將老師放在畫面的中心位置。

至于校徽的藝術來源，一般解釋說：篆書“北大”二字由三個人字圖形組成，徽章形似瓦當，具有鮮明的中華傳統文化特色。我同意這種釋義。

總之，校徽的象征意義是多方面的，以上幾種解說都有道理，都有參考價值。但當拍攝電視劇或創作其他文藝作品時，勢必要在這些意義中進行選擇。看了有關魯迅設計北大校徽的議論，我不揣淺陋，把自己的解說再次申述，并且找出當時試寫而未完成的魯迅給蔡元培的信，補足文意，供關心魯迅研究及未來創作電影、電視劇的朋友們參考：

鶴庼先生左右

大學徽章草成，隨函呈覽。徽章設計，樹人愧乏其才。民元國務院令教育部設計國徽，部令稻孫、季巿及樹人承擔。稻孫精于繪事，故國徽圖案，實賴稻孫之力，季巿與樹人襄助而已。大學徽章，樹人原以為較易，感念 先生盛意，貿然答應，然一著手，頗覺躊躇。延宕多日，迄無靈感。今日偶檢寒齋所藏秦漢瓦當集摹本，忽悟不妨取瓦當形狀，雖與他國學校徽章之盾形不同，卻具本國藝術特性。內中“北大”二字以篆體書寫，亦與瓦當形狀契合。大學者，碩儒老師之所在也。北大為我國最高學府，應招納名師雋才且善待之。然今之北大暮氣甚深，官氣亦重。 先生長校后施行之改革，屢有窒礙，足見改革之不得不行。樹人以大學應以教師為中心及重心，因將徽章中象形教師之“大”字置于中央。雖然，師之責重矣哉！樹人昔日求學，激于義憤，參與抗爭，責三矢于牛入，擠木瓜于武林，頗快意一時。不料自任教員以至監督，編寫講義，勸導諸生，經理校務，左右支絀，方知為師之難。因使“大”字略呈彎曲，以狀其艱辛。而“北”字表征學生立于教師之肩，意頗顯明，觀者當能會心。總之，瓦當表全校同心，文字喻師生協力，期望北大學術精進，事業圓成。圖案簡陋，意思淺薄，臨封逡巡，不勝惶恐之至。專此，敬請

道安。

晚周樹人 謹上

八月七日

（作者：黃喬生，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常務副館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