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有批評家說過兩類人適合“當作家”，一類是水手，一類是農民。這當然是種比喻的性質，他的意思是：給我們帶來顛簸性的奇幻感的故事能吸引到我們，它是小說的，這樣的“水手式”的寫作、面向我們所未知的世界和未知的生活的寫作是藝術的一種需求；而對本地掌故了如指掌、能夠揭示生活生命的真面目，引發省思的“農民式”寫作同樣是小說的，它對我們習焉不察的日常提出警告，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生活中的問題和可能——這樣的寫作，它是對藝術需求的另一滿足。如果我們擴展——或者說置換一下，依然采取“水手”和“農民”的比喻：我覺得我們的傳統現實主義更多地會充當對本地掌故了如指掌、幫助我們認知生活的“農民”，而先鋒小說則更多地具有建造一個陌生化世界、一種更具隱喻性的非日常世界的“水手”性質。傳統現實主義更多地負載“勘世”，是對現實生活可能性、現實生命可能性的審視、挖掘和追問；而先鋒小說則更多地負載“創世”，它可能會建立一個虛構和想象的新世界，并讓虛構感滲透于整個寫作中：無論是情景、話語，還是故事人物的呼吸。

具有“創世”性的先鋒小說，它的整體建筑或許建筑于想象之上、虛構之上，一種具有哲理性的思考之上，通向這座建筑的路徑并不是“已知”和“熟悉”，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生活提供，而是“陌生”。

“藝術‘模仿’死亡而不是生活，也就是說，藝術模仿那個生活沒有為其提供任何概念的王國……死亡向來是一首‘天真’之歌，而不是‘經驗’之歌。”約瑟夫·布羅茨基曾尖銳地談到。這句話當然同時具有它的片面性和深刻性，我覺得，將它用在“創世”感強的先鋒小說上，大抵是合適的。

二

“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意思并不是棄絕經驗，不是，而是說，我們的每一篇新的寫作都不應僅是舊經驗的集合，而是一個新面對，它要創造的，是一種未有的新可能。就像是只能死一次的死亡一樣，在這篇新的寫作中的所有“完成”，都應是新穎的、獨特的甚至是“災變”的，因此它必然地就具有某種初試的“天真”——所謂先鋒，其本意不正是如此嗎？

我們的創作，其本意不也正是如此嗎？如果我們寬泛一點兒理解文學，那，所有的有價值的、有建樹的文學，其本意不也正是如此嗎？

盡管我們知道這世上“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但面對即將寫下的新文本，我們依然要致力于新提供，致力于新創和冒險，致力于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嶄新，開創一條新路。“事實上，衡量天才的真正標準在于他所創造的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屬于他的——這個世界在他之前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文學中是如此）……”（納博科夫，《俄羅斯文學講稿》）

如同鎳幣的兩面：我想我們也必須承認，“經驗”其實同樣值得重視，它對我們完成那個我們所創造的“虛構世界”同樣具有著價值。只是，我們的新寫作必須要保障它是新的，它可能需要使用新的材料完成新的建筑，它是一種“未知”，我們在面對一篇新作的時候首先要面對的是它的未知性——唯有如此，所謂的創作才會有創造感，我們才不會在對他者和自我的重復中迷失，成為渺小的后來者。我們對于某些作品的倦怠，有時未必是它的寫作手法和故事結構有多大的問題，主要的是因為“新意的闕如”：它未能給我們提供新質，至少是新意不夠。這樣的文字實在太多了。

三

無論是殘雪的《獅王》還是王嘯峰的《告訐者》，它們建筑的根基都是非現實的再造世界，盡管其中不乏透露的現實的折光。

恍若夢境。兩篇小說都有或重或輕、或濃或淡的夢境感，其中的區別不過是王嘯峰會強調“局部加重”，而殘雪則讓這種感覺構成籠罩，將整個故事籠罩于“夢境中”。這樣的小說，并不是以“我們的共有經歷”和“我們的共有感受”來打動我們，而是憑借“不像”：從一開始它就提示它的閱讀者“這可能不是真的”——因為不像，我們不會過度地將它們看成是他人經歷的他者故事，而是會更多地將自我審視放進去，將對它的寓言性品啜放進去。

我們知道，這種具有夢境感的、從一開始就顯現了虛構性質的小說，往往是借助一個故事（或多個故事），寓言性地將我們引入對“我們生活”某一側面的深入思考中，它往往更看重對“何以如此”的思忖。

殘雪的《獅王》是天真的，它不是來自經驗而是“想象一種可能”，考察隊員阿瑤因為對于獅王的一次近距離觀察而愛上了這只獅子，故事由這份想象的、即使作家使用魔法也無法使之落實的愛情而開始，這，成為整個小說的第一支點。殘雪的《獅王》是天真的，它幾乎沒對我們的諸多疑問譬如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是亞洲還是非洲，考察隊的來路和項目，阿瑤和尤烏之前的關系等等問題做出回答，而是采取一種“自明”的方式將故事安置下來：它如此。它就是如此的存在，阿瑤對獅王的愛也真實不虛。我承認，殘雪在《獅王》的寫作中所呈現的天真獲得了我的信任，我放棄了對它“可能性”和“預先邏輯”的現實對應而選擇沿著她所做的提供一路前行。

王嘯峰的《告訐者》也是天真的，雖然他在小說中建構了多重的時空和未完成的旅程來沖淡這份“天真”感，雖然，他一次次地拎起“我”和“父親”的日常發生仿佛他要唱出的就是“經驗之歌”。不，其實不是，本質上不是：現實經驗在《告訐者》那里似乎可以看成是“安德魯森松”（小說中提到的）那樣的致幻劑，他更試圖完成、需要完成的，則是幻境，是“某一個夢里，我正在研究另一些夢”。

四

提及中國先鋒文學，殘雪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存在，而且是一個堅固的、從未有過妥協性調整的獨特存在。甚至可以說，殘雪是那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她從不謀求世俗意義上的“勝利”，而是有些固執地推動，即使這塊巨石會以不斷的、注定的重復落回到山腳。在這點上，我想我必須表達對她堅守的敬意。

《獅王》是殘雪寫作中“堅固”的繼續體現，在它那里有著殘雪的專屬風格和專屬面貌，它依然是清晰的、特別的。建筑無來由、但一旦建立就成為“真實”的幻境是殘雪文本的一大標識，她要讓每一個人物、每一種境遇都伸向寓言和幻覺，她的小說往往是“幻境的叢林”，然而故事的每一步都有強大的牽引力，作用于閱讀者的神經末梢；故事的簡潔和線性也是她文本的標識之一，她的小說同卡夫卡的小說在這點上有著某種共通的類似，在這樣的小說中我們可能讀不到來自政治學或社會學的某些概念，它的里面往往沒有金錢或金錢的力量，沒有商業貿易，沒有財產和所有者或階級斗爭，也沒有人際之爭、道德之爭和觀念之爭，有的卻是：孤獨的個人與這個世界的普遍困境，以及這個困境的種種給予。在《獅王》中，殘雪帶我們見識的依然是這一困境和它的不同側影，這一次，我們和阿瑤共同面對空曠的、危險的獅子領地，面對“如果他來了她就要奔向他這是一定的否則還能怎樣”的必然選擇，面對一個不被愛的人的選擇和這個選擇所帶給自己的……“否則還能怎樣？”這，其實是個好問題。

如果說，殘雪在小說中建構出來的“幻境”還是經典主義的延脈的話，那王嘯峰的《告訐者》所建構的則是一種新穎的、多少具有流行性樣貌的“幻境”，在某些網絡小說或像《盜夢空間》這類電影中可讀到的那種“幻境”——然而王嘯峰的“多重折疊”和迂回反復則賦予了更多的新意和雄厚的意味，讓它變得厚重而多歧。“我”在《告訐者》中踏上的是一個似乎沒有終點的旅程，P市作為“多重隱秘”的象征則永遠不會抵達……P市，在王嘯峰的書寫中是多重性的象征，它象征終點、“痊愈”、有海和商場的地方、欲望和孕育、安身之城，以及……它似乎是被等待的“戈多”，又似乎是不可說的秘境。在這一旅程中，種種神秘在上演，種種的記憶也在恢復，種種的被篡改的記憶也一次次被篡改、抹去——不知道為什么，在閱讀王嘯峰的《告訐者》的過程中我有兩次出神，聯想到唐納德·巴塞爾姆的《我看見父親哭泣時的情景》，盡管它們那么不像。

五

我不能確然地說出它們的寓言性指向，無論是面對殘雪的《獅王》還是王嘯峰的《告訐者》——盡管我一次次試圖用確然的方式將它們確然地“翻譯”出來，我不能夠，而它們讓我省思和著迷的恰恰是這個我不能夠，它們的豐富和魅力所在也恰恰在于這個我不能夠。

小說提供的是可能和思忖，而不是標準答案。

唯一性的標準答案對于小說而言才是可疑的，它會破壞掉小說內部豐富的神經末梢，我想我和我們都要警惕，“藝術闡釋的散發物也在毒害我們的感受力”。像殘雪的《獅王》以及王嘯峰的《告訐者》，它們所希望訴諸的，恰恰是我們敏銳的感受力，讓我們感覺已經抓住但朝向手掌中看過去時突然又溜走的部分。在這點上，它們試圖與我們的“確然”形成博弈——在這點上，它們是成功的。